只要他不重启比赛，他们就仍活着。只要他再也不点下鼠标，半空中的球就是半空中的飞机，永远不会达成使命。他盯着它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屏幕上的图像变得模糊，本垒板前的人只剩一团污迹，球是一片随意的雪花，不合时令。
在河边，斯科特把手放进水里，任由水流拉扯他的手腕。他记得早晨眺望窗外时，看到道格把他的包都装上了皮卡车。他在叫嚷着斯科特无法辨认的话，然后他砰地摔上驾驶室的门，碎石四溅地开出车道。
发生什么事了？他永远离开了吗？
周边响起噪声。开始是工业的嗡鸣声—或许是远处的链锯，要不就是州际公路上的卡车（只不过附近没有州际公路）—斯科特没去注意，他在看着男孩挖泥滩，男孩掏出板岩和石英的圆片。他从远处开始，边找边往回走，先是用眼睛观察泥泞，然后再用手指去掏。
链锯声越来越响，开始变成低音贝斯的隆隆声。有东西过来了。斯科特站起来，开始觉察到有风，树木都在向西倾倒，叶片在闪烁，好像掌声。远处，男孩停下手上的事，也抬起头来。在那一刻，一声侏罗纪恐龙似的咆哮震慑住他们，直升机压低，在他们身后的树木上空。斯科特条件反射性地缩头，男孩开始跑。
直升机在艳阳里向下俯冲，像只猛禽，触到远处的河堤，回旋时开始慢下来。它是亮黑色的，像一只螯甲虫。JJ全速冲回来，脸上是恐惧的表情。斯科特不假思索地抱起他，钻进树林。他穿着休闲鞋跑起来，穿过低矮的灌木，在白杨和榆树间曲折行进，毒葛擦碰着他的袖口。他又一次是个求生的大力士，一台救援机器。男孩的手臂环抱他的脖子，腿缠在他的腰上。他的脸朝后看，眼睛圆睁，下巴抵在斯科特的肩膀上。他的膝盖磕碰着斯科特的侧身。
他们回到家后，斯科特见到直升机停在后院里。埃莉诺已经来到外面的前廊上，一只手抚在头上，试图不让头发吹到脸上。
飞行员关闭引擎，旋翼渐渐慢下来。
斯科特把男孩交给埃莉诺。
“发生什么事了？”她说。
“你该把他带进去，”斯科特告诉她，然后转身看到格斯·富兰克林和探员奥布莱恩钻出直升机。他们朝他走来。奥布莱恩匆忙弯腰，手放在头上。格斯笔直地走着—确信自己比螺旋桨矮。
引擎的转速变慢，安静下来。格斯伸出手。
“不好意思，场面搞得这么大，”他说，“但鉴于消息泄露得太多，我想我们应该赶在新闻被爆料前联系上你。”
斯科特和他握手。
“你记得奥布莱恩探员吧。”格斯说。
奥布莱恩往草地里吐了口唾沫。
“是啊，”他说，“他肯定记得。”
“他不是被调离了吗？”斯科特说。
格斯眯起眼看着太阳。
“我们这么说吧，有些新情况把FBI引到了调查的第一线。”
斯科特看起来很困惑。奥布莱恩拍拍他的手臂。
“我们进去吧。”
他们坐在厨房里。埃莉诺在电视上放一集《帽子里的猫》，转移男孩的注意力（看太多电视了，她心想，我给他看太多电视了），然后坐在座椅的边沿，他一有动静就跳起来。
“好吧，”奥布莱恩说，“我来唱黑脸吧。”
斯科特看着格斯，耸了耸肩，表示什么也做不了。潜水员今天早上找回了驾驶舱门，用激光切断铰链，让它漂浮到水面。测试显示，那些小孔的确是弹孔。这触发了调查权威在程序上的变动，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言辞十分明确地通知格斯，他应该尽可能配合FBI，为他们提供操作便利。哦，顺便提一句，他得让奥布莱恩归队。显然，高官们深信，奥布莱恩不是泄露机密的人。还有，原来他正在受训，是要做大事的—格斯的联络人解释说—所以他们要把他放回案件调查组。
十分钟后，奥布莱恩走进飞机库，带着一个12人的小组，要求开一次“战情报告会”。格斯觉得抗拒也没有意义—他天生是个实用主义者，尽管在个人情感上，他不喜欢这个人。他告诉奥布莱恩，他们找回了所有剩余的尸体，除了吉尔·巴鲁克，也就是贝特曼的保镖。就好像他要么被远远地抛离其他人，要么就在坠机后的几天时间里漂出了机身。如果幸运的话，他的尸体会被冲到某个地方，就像艾玛和莎拉的尸体一样。或者，很有可能就这么不见了。
格斯看到的问题如下：
1.谁开的枪？明显的嫌疑人就是安保人员吉尔·巴鲁克，已知持械的唯一乘客。但鉴于所有乘客和机组成员在登机前都没有经过安检，他们都是潜在的开枪者。
2.为什么会开枪？是开枪者为了劫机，企图强行进入驾驶舱内吗？还是只想让飞机坠毁？还是开枪者是为了避免坠机，才企图进入驾驶舱？是反派，还是英雄？这是个问题。
3.机长为什么在主舱里，而不是在驾驶舱里？如果劫机情节成立，他是人质吗？他出来是为了平息事态吗？但如果是那种情况……
4.为什么副驾驶员没有发出求救信号？
说到副驾驶员，潜水员发现查理·布施被牢牢地绑在驾驶舱的副驾驶座位上，手仍紧握驾驶杆。其中一颗子弹打进了他身后的地板，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在飞机入水之前进入驾驶舱。格斯告诉探员，布施的尸检报告会在那天下午出来。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的是什么。在格斯的心里，最好的结局就是，这个年轻人突发了中风或者心脏病。最糟的情况，好吧，最糟的情况就是这是一起蓄意的集体屠杀行为。
所有零散碎片都被做了标记，封入袋子，现在都在这里了，正在分门别类。好消息是黑匣子和数据记录仪都找回来了。坏消息是，其中的一样或者两样东西都在坠毁的过程中损坏。技术人员会夜以继日地修复数据的蛛丝马迹。一天下来，格斯告诉他—不包括天气的意外转变—机身应该已经浮上来，正在运往飞机库的路上。
奥布莱恩听着格斯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召集来直升机。
现在，在厨房里，奥布莱恩探员像煞有介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他拿出一支钢笔，拧开笔盖，把它放在便笺本的旁边。格斯能感觉到斯科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在询问着什么，但他一直在关注奥布莱恩，就好像在示意斯科特—你现在应该看他。
他们已经同意不在电话上讨论案件，不把任何事写在纸面上，直到他们找出奥布莱恩的备忘录是如何泄露的。从现在起，所有的谈话都会当面进行。这就是现代科技的悖论，其人之道可以还治其人之身。
“你也知道，”奥布莱恩说，“我们找到了飞机，太太。我恐怕要告诉你，是的，我们已经正式找回你姐姐、姐夫和你侄女的尸体。”
埃莉诺点点头。她感觉自己像一具被留在太阳下暴晒的骨架。她想到男孩，他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她的男孩，她要对他说什么，或者应该对他说什么。她想到今天早上道格的最后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伯勒斯先生，”奥布莱恩转向斯科特说，“你需要告诉我你对这趟航班所记得的一切。”
“为什么？”
“因为我命令你。”
“斯科特。”格斯说。
“不，”奥布莱恩打断他，“我们对这家伙已经仁至义尽了。”
他转向斯科特。
“为什么飞行的过程中，飞行员会在驾驶舱的外面？”
斯科特摇摇头。
“我不记得了。”
“你说过，你在飞机坠毁前听到撞击声。我们问你觉得是不是机械声。你说你觉得不是，你现在觉得是什么？”
斯科特看着他，一边在思考。
“我不知道。飞机倾斜了，我撞到头。那个—那其实不是记忆。”
奥布莱恩审视他。
“驾驶舱门上有六个弹孔。”
“什么？”埃莉诺说，她的脸失去了血色。
这句话让斯科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弹孔？他们在说什么？
“你见过枪吗？”奥布莱恩问斯科特。
“没有。”
“你记得贝特曼的保镖吗？吉尔·巴鲁克？”
“是门口的那个大块头。他没有—我不—”
斯科特失语了，头脑飞转。
“你一直没见过他掏枪？”奥布莱恩问。
斯科特拷问自己的大脑。有人打穿了驾驶舱门。他试图去理解那句话。飞机倾斜，人们尖叫，有人打穿了门，飞机就要掉下来。机长在驾驶舱外，有人打穿了门试图进去。
还是先有人掏枪，然后飞行员—不对，是副驾驶员—让飞机俯冲。为了什么呢？让他失去平衡？不管怎样，他们是在说这不是机械故障，也不是人为过失，这是更糟的情况。
斯科特的五脏六腑里一阵恶心，就好像现在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曾离死亡那么近。然后下一个想法来袭时，他又是一波头晕目眩。如果这不是意外，那就意味着，有人试图杀他。那么这件事就不是宿命了，他和男孩是一场袭击的受害者。
“我上了飞机，”他说，“找到座位坐下。她给我拿来红酒，是艾玛。我没有—我说，不用，谢谢，然后要了水。莎拉—银行家的妻子—在我耳边聊她带着女儿去惠特尼双年展的事。电视上在播比赛，是棒球赛。两个男人—戴维和银行家—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欢呼。我的包在我的腿上，她想拿走—就是那个空乘—但我坚持抱着。我们滑行时，我开始—我开始翻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找点事做，我神经有些紧张。”
“什么东西让你紧张？”奥布莱恩问。
斯科特想了想。
“这趟旅行对我意义重大。而且飞机—我得跑步去赶飞机—我觉得有一点混乱。那些曾经那么重要的事，现在看起来全都没有意义了，与艺术代理人见面，拜访画廊。全部的幻灯片都在我的包里，在跑完步以后，我只想确认一下它们还在，没什么理由。”
他看着自己的手。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眺望机翼。每样东西都雾蒙蒙的，然后突然间明朗了，或者是我们升到了迷雾的上空。当时刚刚入夜，我望向美琪，她笑了一下。瑞秋在她身后的座位上，正在听音乐，男孩盖着毯子熟睡。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她或许喜欢有一幅女儿的素描，我说的是美琪，于是我拿出便笺簿，开始给女孩画素描。9岁的女孩，戴着耳机，在眺望窗外。”
他记得女孩脸上的表情，一个陷入沉思的孩子，但她眼中有样东西—一种悲伤—暗示着她某天会变成的女人模样。那天她跟着母亲来到谷仓，来看他的作品时，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长腿长发。
“我们上升时遇到几次颠簸，”他说，“足以晃动杯子，但飞机其实相当平稳，似乎没有人担心。起飞时，保全人员和空乘坐在前面，坐在你们所谓的折叠座椅上，但安全指示灯一灭后，他马上就站起来了。”
“做什么？”
“不做什么，就站着。”
“没有猫腻？”
“没有猫腻。”
“而你在画画。”
“对。”
“然后呢？”
斯科特摇摇头。他记得铅笔滚下地板，他追过去，但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飞机上的障眼法就是，地板永远是平的，飞机的平角欺骗了你的头脑，让你以为自己或坐或站，与世界呈90度直角。但之后你望向窗外，发现自己在盯着地面。
飞机倾斜，铅笔掉下去。他解开安全带去追铅笔，它滚过地板，像一个下坡的球。然后他也滑动起来，他的头撞上了什么东西。
斯科特看着格斯。
“我不知道。”
格斯看着奥布莱恩。
“我有一个问题，”格斯说，“不是关于坠机的，是关于你的作品。”
“好。”
“那个女人是谁？”
斯科特看着他。
“女人？”
“我注意到所有的画里都有一个女人，而且依我看都是同一个女人。她是谁？”
斯科特呼了口气。他看看埃莉诺，她也在看着他。她会怎么想？几天前，她的人生还是一条直线，而现在她一身的负担。
“我有一个妹妹，”斯科特说，“她淹死了。她当时16岁。我和几个孩子在密歇根湖里夜游，就是—愚蠢的孩子。”
“对不起。”
“嗯。”
斯科特真希望自己能说几句深刻的话，可是没有。
后来，男孩睡着后，斯科特从厨房里叫格斯。
“今天那样可以吗？”他问。
“帮了大忙，谢谢你。”
“帮上什么忙了？”斯科特想知道。
“细节啊。谁坐在哪里，人们都在做什么。”
斯科特坐在桌旁。有一刻，在直升机离开后，埃莉诺与斯科特留下独处时，两个人似乎都明白，他们是陌生人。过去24小时的幻觉—以为这栋房子是他们可以藏身的气泡—破灭了。她是个已婚女人，而他是个—什么？是救起她外甥的人。他们其实对彼此了解多少？他要留多久？她希望他留下来吗？他希望吗？
然后他们之间生起一种尴尬。埃莉诺开始做饭时，斯科特告诉她，他不饿，他需要散个步来清理头脑。
他在外面一直待到天黑，漫无目的地回到河边，看着河水随着日落从蓝色变成黑色，然后月亮出来了。
他曾经以为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男人，现在却离得更远了。
“嗯，”格斯在电话里告诉他，“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飞行记录仪损坏了，但没有损毁，需要想办法取得数据。我现在有一支六人小组在工作，两个州的州长每隔五分钟就打电话来要我更新进度。”
“那个我帮不了你，我打开一管颜料都困难。”
“不。我只是—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有权利知道。让别人见鬼去吧。”
“我会告诉埃莉诺的。”
“男孩怎么样？”
“他—不讲话。其实，他似乎喜欢我在这里，或许有治疗作用。埃莉诺真的很坚强。”
“她丈夫呢？”
“他今天早上带着行李离开了。”
长时间的停顿。
“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不需要我告诉你。”格斯说。
斯科特点点头。
“什么时候开始，看起来怎么样比实际上怎么样更重要了？”他问。
“从2012年开始，我想，”格斯说，“尤其是你在城里的藏身处曝光之后，变成了多大的新闻啊—那个女继承人。我说的是找个地方躲几天，不是让你跟人同居上小报。”
斯科特揉揉眼睛。
“什么也没发生。我是说，没错，她脱了衣服爬上我的床，但我没有—”
“我们现在不是在聊有没有发生，”格斯说，“我们在聊的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早上，斯科特听到埃莉诺在楼下的厨房里。他发现她在炉灶旁做早餐。男孩在地板上爬，到各个房间串门。斯科特默默无言地挨着他坐在地板上，拿起一辆水泥车。他们玩了一会儿，把橡胶轮胎放在木地板上滚。然后，男孩从袋子里拿了一颗小熊软糖给斯科特，他接过来。
屋外，世界在继续运转。屋里，他们经历日常生活的动态，假装一切如常。
<h2>
艾玛 · 莱特纳</h2>
1990年7月11日—2015年8月23日
这是划定界限，坚持原则的问题。你对客户微笑，给他们端茶倒水。你因他们的笑话发笑，与他们闲聊。你也同他们调情，你是他们的幻想对象，就像飞机一样。男人们坐上豪华飞机，同时用三个手机打电话时，挂着百万美元微笑的美丽女孩让他们感觉像个国王。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给出你的电话号码。你绝对不能在厨房里吻一个互联网界的百万富翁，也不能与篮球明星在私人卧室里上床；你绝不能和亿万富翁去别的地方，即使那个地方是摩纳哥的城堡。你是一名空乘，一个服务行业的专业人员，不是妓女。你必须有规矩，有界限，因为在富人的土地上，你很容易迷路。
25岁的艾玛已经去过七大洲。她为鸥翼公司工作，见过电影明星和酋长。她与米克·贾格尔和科比·布莱恩特飞过。有一晚，在一趟横跨全国的飞行之后—洛杉矶国际机场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坎耶·维斯特追她追到停机坪上，试图给她一条钻石手链。当然，她没有接受。艾玛早就对这种追求宠辱不惊。老得可以做她祖父的男人向她暗示老一套，只要她与他们在尼斯，或者瑞士的格斯塔德，或者罗马共进晚餐，她想要什么都可以。她有时在想，是高度的关系，是坠机的死亡可能。但实际上是有钱人的嚣张，以及富人需要拥有他们见到的一切。真相是，艾玛对她的客户来说，和一部宾利、一套公寓大楼或者一包口香糖无异。
对于女性乘客，即客户的妻子或者客户本身而言，艾玛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个警示。她代表着一种古老范式：穿锥形文胸的美丽女人在烟雾缭绕的俱乐部里满足权势男人的秘密需要。一名艺妓，一个花花公子兔女郎。她可以是偷你丈夫的人，或者，更糟的是，她是镜子里的映象，提醒她们自己是如何通往阔太之路的。艾玛感觉自己穿过客舱时，她们的眼神落在她的身上。她承受着戴超大墨镜的女人的毒舌攻击，她们退回饮品，告诉她下次要更仔细一点儿。她可以把一张餐巾纸折成天鹅的形状，能调出一杯完美的螺丝锥子鸡尾酒。她知道哪种酒配牛尾浓汤，哪种酒配鹿肉菜饭，她能做心肺复苏术，受过紧急气管切开术的训练。她不只有外表，还有技能，但对这些女人来说根本不重要。
在大一点儿的喷气飞机上，会有三到五个女孩工作。在小飞机上，只有艾玛。她穿着蓝色短裙套装，分发饮品，演示塞斯纳奖状Bravo飞机或者霍克喷射机900XP的安全设备。
出口在这里；安全带是这样用的；这是氧气面罩，你的座椅可以用作漂浮装置。
她自己的人生在停航时间中度过，即飞行航段之间的几个小时、几天。旅行公司在多数主要国际大都市留有公寓，这比为机组人员订酒店房间要便宜。缺乏特色的现代公寓，有镶花地板和瑞士橱柜，每栋公寓都设计得彼此相似—同样的家具，同样的装置—用公司手册上的话来说，是“为了缓解时差的影响”。但对艾玛来说，空间的一致性具有反作用，增强了她的错置感。她经常深更半夜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公司任何一栋安全屋的占用率通常徘徊在十个人左右。这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德国飞行员和六个南非人，两两睡在一间房里。就像模特经纪公司的公寓，全是漂亮姑娘，只不过她们的一个房间里可能有两个46岁的飞行员在睡梦中放屁。
艾玛开始工作时21岁，她是空军飞行员和家庭主妇的女儿。她在大学里学的是金融，但为纽约一家大投行工作六个月后，她决定自己去旅行。当时奢侈品经济正在爆发，航空公司、游艇公司和私人度假村都非常渴求有吸引力、能干、言行谨慎的双语人才，能马上上班最好。
事实上，她喜爱飞机。她最早的记忆之一（也是最好的）就是和爸爸一起，坐在塞斯纳飞机的驾驶舱里。艾玛当时最多6岁，她记得透过椭圆小窗看到云朵，高耸的白色形状被她的头脑转换成小狗和大熊。甚至等他们回家后，艾玛还告诉母亲说，爸爸带她去看天上的动物园了。
她记得那一天的父亲，从仰角看去，有方下巴的他像神一样，理着平头，戴着飞行墨镜。迈克尔·亚伦·莱特纳，26岁，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胳膊像打结的绳子。她的生命中不会有哪个男人，会像她的父亲一样男人味十足，牙齿锋利，目光如铁，有种中西部人的机智。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以在10分钟内砍出一捆柴火，而且从来不系安全带。她有一次见过他一拳打倒一个男人，雷击般的动作，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那个男人瘫倒在地上时，她的父亲已经扬长而去。
那是在圣地亚哥城外的加油站。后来，艾玛得知那个人在她母亲去卫生间时，对她说了一些下流的话。她的父亲当时正在加油，看到他们有言语往来，就朝那个男人走去，讲了几句话。艾玛不记得父亲是否提高了音调，似乎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男子气概的撞胸和警告性的推搡。她的父亲说了句什么，男人接着回了句什么。然后就是一记拳头，从臀部发力，飞快地一拳击中对方下巴，然后她的父亲已经走回汽车，男人向后倾斜，颓然倒地，就像一棵树。她爸爸从油箱里拎出喷嘴，把它放回支架上，把油箱盖拧回原位。
艾玛的脸贴在窗户上，她看着母亲从卫生间出来，看到她瞥见丧失意识的陌生人后放慢脚步，脸上的表情很困惑。她的父亲喊她，然后为妻子拉开车门，之后才坐进驾驶座。
艾玛跪在后座上，盯着后窗，一直在等警察出现。他的父亲现在是别的什么了，不只是一个爸爸。他是她的骑士，她的保护者，当他们在私人跑道上滑行时，艾玛会闭上眼睛想象那一刻，一言不合，那个男人就倒下了。她会高高地飞进对流层，飞进太空的幽暗深处，失去重力地滑入一个完美的回忆中。
然后机长就会关闭“扣紧安全带”的标识，艾玛会迅速回到现实。她是个有工作在身的25岁女人。她站起来，整平裙子上的皱褶，挤出职业性的笑容，准备好在持续的财富诱惑游戏中扮演她的角色。这项工作不难。准备起飞时有一张检查表，开始最后降落时，有另一张检查表。她在飞行中分发救生衣，补充鸡尾酒。有时如果航程很短，而膳食由四道以上的菜组成时，飞机会在跑道上停留一小时，留出时间上甜点和咖啡。就高档私人旅行而言，旅程本身就是终点。然后，等你的客人全部下机后，还有餐具要清理存放。但真正的脏活儿都留给本地人做，艾玛和其他人从舷梯下机，溜进他们自己的时髦轿车里。
艾玛·莱特纳在停航时间里生活，但正是停航让她觉得最沉闷。不只因为奢侈的工作环境让她难以回到日常生活，不只因为有城市轿车送她上下班，或者飞机如瑞士手表般精确和贵气。不是简单地因为夜以继日地被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围绕，虽然那些男男女女会提醒你是他们的仆人。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感觉自己像俱乐部中的一分子（如果你像艾玛那么美丽的话）。因为在今日，美貌是了不起的平衡器，是一张后台通行证。
对艾玛来说，现在难以回到西村那套与其他两个女孩合租的小公寓，因为她突然间意识到，所有那些旅行的时间里，她一直是别人生活里的偷渡客，一个在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演员。她是皇家卫队，是贞洁的小妾，一次专心地劳役几个星期。最终，她制定指引职业生活的规矩和界限也变成了她私人生活的支柱。她发现自己变得越发寂寞：一个受人观看的对象，但永远不会被触摸。
8月21日，周五，她搭乘利尔喷气60XR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伦敦。主舱里是她和切尔西·诺基斯特，一个大牙缝的芬兰金发女郎。客人是德国石油公司的高管，穿着一丝不苟，礼貌得无以复加。他们在格林尼治时间下午六点降落在伦敦范堡罗机场，回避了希斯罗机场和盖特维克机场所有的拖沓和官僚程序。身着大衣的高管们手机不离耳朵，走下外部阶梯，坐进一部等在停机坪上的加长轿车。轿车后面停的是一辆黑色SUV，在等待接机组人员进城。公司的伦敦公寓在南肯辛顿区，离海德公园只有几步路。艾玛在那里住过十几次了，她知道她想要哪张床，知道自己能躲进附近的哪些酒吧和餐厅，叫上一杯红酒或者点一杯咖啡，打开一本书，开始充电。
法兰克福航程上的飞行员斯坦福·史密斯是个前英国空军中尉，现在50出头。副驾驶员彼得·加斯腾是个36岁的比利时老烟枪，不屈不挠地以良好的幽默感与所有女孩搭讪；很讽刺，这反而让他看起来没有威信。他在鸥翼的机组成员中名声在外，如果你需要“销魂丸”或者可卡因的话，就该去找他。如果你在紧急关头需要找到没问题的尿液应付公司的药物检测，你就给他打电话。
A4公路上一直拥堵。切尔西挨着艾玛坐在凯迪拉克的中排，她在玩iPhone，安排并修改晚上的社交议程。她27岁，是个派对女孩，音乐人。
“不，你住嘴。”她咯咯笑着说。
“我是在告诉你，”斯坦福在后排发表言论，“你要把裤子卷起来，不能折起来。”
“呸，”彼得说，“堆叠衣服时表面应该平整。”
和所有以旅游为生的人一样，斯坦福和彼得都相信自己是打包艺术的专家。这个话题是全世界机组成员中不变的分歧来源。有时差异是文化上的—德国人相信，鞋子必须存放在袖子里；荷兰人异常地喜欢西装袋。老手经常在几杯酒下肚之后，随机测试新丁，审问他们如何为可能的出行制定合适的打包策略—隆冬从百慕大飞到莫斯科过一夜。8月在香港短暂停留两天。用多大的行李箱？什么牌子的？一件厚外套还是叠穿？物品放进行李箱的顺序才是关键。艾玛对这个话题意兴阑珊。她觉得自己往行李箱里放什么东西是私事。为了脱离这个话题，她会故作端庄地微笑，宣布说她裸睡，从来不穿内裤—这是谎话。这个姑娘穿法兰绒睡衣睡觉，旅行时，她把它单独卷好，用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封装起来—但这一策略通常很有用，会把话题从打包转移到裸体上来。这时艾玛就会借口走开，由其他人顺着话头聊到自然的结论上—也就是讨论性。
但今晚艾玛累了。她刚结束两趟连续飞行—带着一个鼎鼎大名的导演和著名女影星从洛杉矶到柏林参加电影首映式，之后机组成员马上加油，又飞去法兰克福接石油公司的高官。她在第一段旅程中睡了几个小时，但现在加上时区变化，并且她知道自己需要至少再保持清醒四个小时，艾玛发现自己忍住一个哈欠。
“哦不，”切尔西抓住她了，说，“我们今晚要出去，法哈德都安排好了。”
法哈德是切尔西在伦敦的男人，一个时尚设计师，穿高帮鞋不系鞋带，配紧身西服。艾玛不讨厌他，除了上次她在伦敦时，他试图撮合她和曼彻斯特一个衣衫褴褛的艺术家，那个人的手不老实。
艾玛点点头，用她的水瓶喝水。明天这个时候，她会在一架去纽约的包机上，然后迅速飞一趟玛莎文雅岛，之后就回到珍街的家中放一周长假。在城里，她计划睡上48小时，然后坐下来好好想想，她到底在怎么糟蹋自己的人生。她的母亲计划来城里住上三晚，马上要见到母亲，艾玛很兴奋。太久没见了，艾玛感觉需要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大锅芝士通心粉。她原本计划上一个生日在圣地亚哥度过，但一趟包机的工作提供给她两倍的工资，她就接受了，在圣彼得堡度过了25岁生日，屁股都冻掉了。
她想，从现在开始，她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家人，爱。她无法承受最后变成一个终生献身于这项事业的寡妇，化太浓的妆，做隆胸手术。她的年纪已经够大了，时间不等人。
7点刚过，他们在公司的洋房门口停下，薄暮的伦敦天空是浓郁的午夜蓝色。预报明天有雨，但现在是完美的夏日天气。
“看来今晚只有另外一个机组的成员，”斯坦福说，他们下车时他把行程表装进口袋里，“芝加哥分部的。”
艾玛感觉有种阵痛—是担心，还是惧怕？—但切尔西掐了一下她的胳膊，阵痛几乎马上就消失了。
“快点儿洗个澡，然后喝杯伏特加，我们就出门。”她说。
他们发现芝加哥航班的副驾驶员卡弗·埃利斯在屋里，还有两个空乘在跟着六十年代的法国流行歌曲跳舞。卡弗是个30来岁的黑人，肌肉发达，他穿卡其裤和白色无袖背心，见到她时微微一笑。艾玛和卡弗飞过几次，她喜欢他。他无忧无虑的，一直用专业的态度待她。见到他，切尔西发出猫一样的咕噜声，她对黑人情有独钟。艾玛不熟悉那两个空乘，一个金发的美国姑娘和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姑娘，西班牙姑娘裹着一条毛巾。
“现在能开派对了。”法兰克福的机组蜂拥而入时，卡弗说。
大家彼此拥抱和握手。厨房的餐台上有一瓶肖邦伏特加，还有一箱鲜榨橙汁。你能从客厅的窗户看到海德公园的树顶。立体音响中播放的歌是鼓与贝斯的低音循环，风骚而富有感染力。
卡弗拉起艾玛的手，她让自己被他旋转。切尔西踢掉高跟鞋，撅起屁股，她的手举向天花板。她们跳了一会儿，任由音乐的能量和本能欲望的搏动控制她们。她们感觉曼妙，腰部的凹陷位置达到最佳状态。在欧洲现代城市里快乐地活着是多么美妙啊！
艾玛第一个洗澡，她闭起眼睛站在滚烫的水流下面。像往常一样，她的骨头里有那种感觉，觉得自己还在移动，还在以每小时600千米的速度疾驰太空。她无意识地开始在充满水汽的玻璃隔间里哼起歌来。
地球上的人们，你们听得到吗？
那个神奇的夜晚，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她用毛巾擦干身体，她的盥洗袋挂在水池边的钩子上。这是空军空运司令部效率的实证，按区域编排—头发、牙齿、皮肤、指甲。她赤裸地站着，用拉长而平稳的手法梳头，然后涂上香体剂。她做保湿工作，先是脚，然后是腿和手臂。这是她让自己踏实的方法，提醒自己她是真的，不只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物体。
有人在急速敲门，切尔西手里拿着大玻璃杯钻进浴室。
她对艾玛说：“我真恨你这么瘦。”
她把杯子递给艾玛，用两只手捏自己想象中腰上的肥肉。杯子半满，是加冰伏特加，漂着一片青柠。艾玛抿了一口，然后又一口。她感觉伏特加穿过她的身体，由内向外让她暖和起来。
切尔西从她的短裙口袋里拿出一个玻璃纸薄膜，在大理石台面上剪下一条可卡因，以专业高效的手法忙活起来。
“女士优先。”她说，递给艾玛一条卷起的美钞。
艾玛不太热衷于可卡因—她更喜欢药丸—但如果她今晚想走出门口的话，她需要来点提神剂。她弯下腰，把纸钞卷凑近鼻子。
“不能吸完，你这个没礼貌的小荡妇。”切尔西说，打了艾玛裸露的屁股一巴掌。
艾玛直起身来，擦擦她的鼻子。和往常一样，毒品进入她的血流时，她的脑袋里确实会有“咔嗒”一声，大脑里的某种感官被开启了。
切尔西拿过艾玛的发梳，开始梳起头来。
“今晚会很疯狂的，”她说，“相信我。”
艾玛用毛巾裹住自己，感受着皮肤上的每根棉线。
“我不能保证会留到很晚。”她说。
“你要是敢先回家，我就趁你睡觉时把你闷死。”切尔西说，“或者更狠。”
艾玛拉起她的盥洗袋。她一口喝完剩下的伏特加。她想象她的父亲穿着肮脏的白T恤，永远凝固在26岁。他以慢动作朝她走来，他的身后是一个更壮硕的男人，倒地。
“尽管试试，”她告诉切尔西，“我睡觉时带刀片的。”
切尔西笑了。
“那才是我的姑娘，”她说，“现在我们出去，被人好好地干一场。”
走出浴室时，艾玛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后来她会记起，她如何反胃，时间似乎都慢了下来。
“我从他那里拿走了刀，”那个男人说，“你以为我会怎么做？我还拧断了他胳膊的三个地方。该死的牙买加人。”
艾玛慌了，转身想躲回浴室，但切尔西在她身后，她们撞到了头。
“哎哟！”切尔西大声地说。
客厅里，每个人都抬起头来。他们看到切尔西和艾玛（裹着白毛巾）在跳奇怪的舞，艾玛在做最后的挣扎，企图消失。然后查理·布施站起来，张开双臂朝她走去。
“嘿，小美人儿，”他说，“惊喜吧。”
艾玛走投无路，转过身来。可卡因在她体内起作用了，世界变得战战兢兢，高低不平。
“查理，查理。”她说，试图让声音愉快起来。
他亲了她的脸颊，他的手扶在她的肩膀上。
“重了几磅，是吧？”他说，“吃太多甜品了。”
她一阵反胃。他咧嘴一笑。
“开玩笑的，”他说，“你看起来美极了。她看起来很棒没错吧？”
“她裹着毛巾，”卡弗察觉到艾玛的不适，说，“看起来当然很棒。”
“你说呢，宝贝儿？”查理说，“想跑回房里穿上性感的衣服吗？我听说我们今晚有大计划，是大计划。”
艾玛强颜欢笑，跌跌撞撞地回房。伏特加让她的双腿感觉像是纸做的。她关上门，用背抵住，心跳到嗓子眼儿里，站了很久。
她已经有六个月没见过查理。六个月没有他的电话和信息。他就像一只追踪气味的大猎犬。艾玛已经更换电话号码，封锁他的邮件，在脸书上对他取消了关注。她无视信息，无视同事的闲言碎语，无视他如何背着她说她的坏话，他怎么和其他女孩在床上，并叫出她的名字。她的朋友劝她去向公司提出投诉，但艾玛害怕。她依稀记得，查理是某个大人物的外甥。况且她知道，爱哭的孩子会被赶走。
她一直做得很好，她想。她立下了规矩，并且坚守规矩，她是挺胸抬头做人的女孩。查理是她的一次错误，其实这不是她的错。谁都觉得他有吸引力，她也无法控制。他又高又帅，有种流氓的痞气，是一个有绿色眸子的情种，让艾玛想起她的父亲。当然，仅此而已。查理与她父亲在同样的空间工作，是同样类型男人的化身，强壮、沉默的独行侠，是个好男人。但这是个妄想。真相是，查理与她的父亲完全两样。在他身上，好男人的那一套只是装模作样。她父亲是自信，查理则是自大。她父亲是侠义正直，查理则是高高在上，自命不凡。他追求她，用情感共鸣和温暖来引诱她，然后莫名其妙的，他就变成了化身博士，当众贬损她，说她很蠢，很胖，说她是个荡妇。
一开始她把这一变化当成是自己的错。显然，他在对什么做出反应。或许因为她胖了几磅，或许因为她和那位沙特王子调情了。但之后，当他的举止愈演愈烈后—以一场骇人的卧室窒息达到顶点—她意识到，查理是个疯子。他所有的猜忌与恶意都是他双向情感障碍坏的一面。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场天灾，于是艾玛做了任何理智的人面对天灾时都会做的事情，她跑了。
现在她迅速穿衣，套上她最不讨喜的衣服。她用毛巾抹掉脸上的妆容，摘下隐形眼镜，戴上在布鲁克林区买的猫眼眼镜。她的第一本能说，她不舒服要留在家里，但她知道查理会怎么做。他会提出留下照顾她，艾玛最无法应付的就是与他独处。
有人在砸卧室的门，艾玛一跃而起。
“快点儿，小淫妇，”切尔西在叫嚷，“法哈德在等着呢。”
艾玛抓起外套。她会紧紧贴着其他人，黏着切尔西和卡弗，和漂亮的西班牙女孩套近乎。她会如胶似漆地黏着他们，然后找准时机，她就溜号。她会回到公寓，快速抓起东西，用假名入住酒店。如果他有任何举措，她明天就给公司打电话，提出正式投诉。
“来了。”她嚷嚷着，一边在仓促打包。她会把行李箱放在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十秒钟，进来出去，她能做到的。反正她也想改变人生。这就是她的机会。打开门时，她发现自己的脉搏几乎已经回归正常。然后她看到查理站在大门旁边，X光射线般的眼睛透着笑意。
“好了，”艾玛说，“我能出门了。”
<h2>
背叛</h2>
早晨熙熙攘攘，人流和车辆以不断改变的模式在第六大道上移动。每一个身体、每一辆汽车、每一辆单车都是一个水分子，如果不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分子一直在持续收缩的通道里抢占空间的话，大家本来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走直线。结果现在就像整个大海要勉强穿过一根消防水喉。这是一片耳机的海洋，身体都跟着自己的节奏移动。穿跑鞋的上班女郎忙忙碌碌地发消息，她们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出租车司机一半的心思在看路，一半的心思在翻看从遥远国土发来的信息。
道格站在ALC大楼的入口外面，在抽最后一根烟。他在过去两天里睡了三个小时。如果对他的胡须做个气味检测，你能得出波本威士忌、“免下车”芝士汉堡以及布鲁克林陈贮啤酒缭绕泥煤味的蛛丝马迹。他的嘴唇已经开裂，神经突触向四周发散的反应速度太快。他是一部复仇机器，他已经说服自己真相是主观的，一个被冤枉的男人有权利而不是道义，来拨乱反正。
比尔·康宁汉的制作人克里斯塔·布鲁尔在大堂里迎接他，几乎朝他跑来。她其实还推开了一个拿邮差包的黑人，她的眼睛锁定在道格脚步拖拉的身姿上。
“嗨，道格，”她说，微笑的样子像个人质谈判专家，受训不能中断目光交流，“我是克里斯塔·布鲁尔，我们通过电话。”
“比尔呢？”道格紧张地问，在另做他想。他的脑海里有一幅事情发展的画面，但现在出乎他的意料。
她笑了。
“在楼上，他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道格皱起眉头，但她拉住他的手臂，领他通过安检，踏上一部正在等待的电梯。当时正值早上的高峰时刻，他们和另外十来个人挤作一团，全部去往不同的楼层，要过不同的人生。
十分钟后，道格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正对着边框都是亮灯的三面镜子。一个戴着很多手链的女人在给他梳头，往他的额头上抹粉底，给他拍定妆粉。
“你这周末有安排吗？”她问他。
道格摇摇头。他的妻子刚把他赶出家门。头12个小时，他喝个烂醉；之后的6个小时，他睡在自己的皮卡车里。他感觉自己就像《浴血金沙》4里的亨弗莱·鲍嘉，有同样疯狂的失落感（如此贴切）。不是关于钱，这是原则问题。埃莉诺是他的妻子，男孩是他们的小孩。还有，1.03亿美元（加上房地产的4000万）是很多钱。没错，他的世界观已经转变，沉溺在自己现在是个有钱人的想法中。但是，不，他不认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绝对会让他们的生活容易一些。他可以完成餐厅的装修，没有问题，而且总归能写完那本小说。他们可以为小孩提供托儿所，或许还能修好克罗顿村的房子，供周末度假使用，而他们搬到上东区的洋房去住。单是贝特曼家的卡布奇诺咖啡机就值得搬家了。是的，他知道这样很肤浅—但整个回归简单的手工潮流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就是要确保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要深思熟虑，完美无瑕？每一餐饭的每一口，每一天的每一步，从我们的麻制靠枕到手工单车都要深奥得像一则心印5。
我们是工业化的敌人，是大众市场的终结者，不再提倡“服务100亿人”。现在提倡做饭一次只做一人份，鸡蛋是自家母鸡孵出来的，苏打水是自家二氧化碳水箱炮制的，这才是革命。回归土壤、织布机，归园田居。然而奋斗太过艰难，每个人都得撕咬着杀进某种未来，要克服年轻的障碍，还要证明自我而不能半途迷失。钱会有帮助，钱能消除担忧，消除风险。尤其是现在有个孩子，那多艰难啊—比如说，你其实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承担那么大的责任，现在却要撇开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小屁孩的一些微小而荒谬的需要，他甚至不会自己擦屁股。
他坐在椅子里，开始流汗。化妆师女士用吸油纸擦他的额头。
“要不就脱掉外套吧。”她提议说。
但道格在想着斯科特，想着他家里的那条毒蛇。那个该死的家伙如何开车过来，就好像那个地方是他家一样，就好像因为他和孩子有某种联结，他就莫名其妙地接到邀请，可以搬进来一样。道格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赶出自己的家门？是，没错，他喝到下半夜才回家，或许他有一点生气，又大喊大叫，但那毕竟是他的家，而且她是他的女人。我们活在什么样的颠倒世界啊，某个过气画家竟然可以比男主人更有权利待在那个家里？所以他把这一切都讲给埃莉诺听，命令她一出太阳就让那个家伙打包走人。他告诉她，她是他的妻子，他爱她，他们有美好的关系，这段关系值得被保护、被珍惜，尤其现在他们为人父母了，对吧？他是一位父亲了。
埃莉诺听着，只是听着，坐着一动不动，没有发脾气。她看起来没有害怕，也没有愤怒—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只是听着他咆哮，在卧室里跺脚，然后—等他撒完气后—她告诉他，她想离婚，他应该去睡沙发了。
克里斯塔笑眯眯地回来。他们准备好迎接他了，她说。比尔已经准备就绪，道格能过来上节目实在太勇敢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很感激像道格这样的人，愿意讲出事情的真相，即使真相难以启齿。道格点点头，简而言之，这就是他。他就是普通人，有尊严，勤勤恳恳，一个不抱怨、不要求的人，但期待世界不要亏待他。他期待做一天的工作，就能赚一天的钱。期待自己打造的人生、自己建立的家庭，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庭。是他自己拼来的，谁都不该把它们从他手上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