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恕手持听筒，怅然若失。这人很可能就是凶手锁定的下一个目标，他（她）能主动打电话来，说明已经意识到危险在靠近，也说明他（她）对自身的取死之道还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她）极有可能知道凶手是谁，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绝与警方合作。世上还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呢？
<blockquote>
8
2001年8月7日。暴雨。
楚原市同泽医院。
</blockquote>
当案情陷入僵持阶段时，却传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江华大学的保卫处长徐剑鸣在命案现场巡检时遇袭受伤，而且是枪伤。
又是一个风雨飘摇夜。雨冰冷，风凄清，夜色漆黑如墨。
徐剑鸣被枪击中左臂后，虽然流血不止、剧痛难忍，所幸意识还清醒，行动还算敏捷，他用右手捏紧伤处，跑到马路上相对明亮的地方，拦一辆出租车赶往最近的同泽医院，并在车上把自己受伤的情况向沈恕通报。
才上床睡下的沈恕被电话铃声吵醒，闻讯后也感觉吃惊，不知徐剑鸣遇袭与连环命案是否有关，来不及多想，立刻通知重案队的在家刑警立刻赶往枪击现场，由管巍临时负责。按照规定，所有涉枪案都必须上报，他又分别致电市局科技处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请求支援。
沈恕穿好衣服，冲到楼下启动汽车，把油门踩到底，一路向徐剑鸣所在的医院疾驰而去。此时已近凌晨一时，风雨交加，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他只用了十来分钟就赶到医院。
手术还在进行中。不过据诊断医生许名宇介绍，徐剑鸣受伤不重，左臂肌肉有贯通伤，没伤到骨头，未见弹头，不确定是否为枪伤，因上臂动脉被击穿，造成大量失血，但没有生命危险。沈恕长出一口气，最近命案频发，他的神经已经绷得过紧，如果再出现一起涉枪命案，恐怕要应接不暇了。许名宇把一沓照片交到沈恕手里，这是按照沈恕要求而拍摄的徐剑鸣伤口照片。摄影者是警方设在医院的特情人员，所拍照片中规中矩，接近专业标准。
我接到指令后也急三火四地往医院赶。局里没给我配车，偏又是天气恶劣的深夜，连出租车都见不到一辆，等我狼狈不堪地来到医院时，发现我师父陈广、刑侦局长高大维和沈恕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没心思理我，正围着手术医生在询问徐剑鸣的手术情况。
“已经接好血管，也缝合了伤口，输血后病人大有起色。幸好他自救能力非常强，如果再晚到十分钟，情况就很难说了。”医生这样介绍。沈恕忙问：“现在可以向病人问几个问题吗？”医生皱起眉头，稍作思考后说：“手术实施的是局部麻醉，病人神智清醒，精神也还算好，不过又惊吓又受伤，加上失血过多，身体很虚弱，你们尽量简短，拣最重要的问题问几个好了。”
徐剑鸣真称得上硬汉子，从中枪、自救到局部麻醉手术，居然始终没陷入昏迷，也没有痛苦呻吟或咒骂凶手，就那么平静地躺在病床上，除去脸色苍白，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沈恕坐在靠近他床头的椅子上，说：“有惊无险。”徐剑鸣还在输血，不能活动，咧着嘴苦笑。
徐剑鸣讲述了他遭遇枪袭的经过。因他就住在江华大学院内，自从发生两起命案后，每逢雨夜，只要他有空闲，就会到铁皮墙内的那片荒地去转转。他并不奢望用这样守株待兔的方式能够捉到凶手，只要让凶手有所顾忌，或者幸运的话，能够及时阻止一条无辜的生命惨遭杀害。昨晚近午夜时分，雨越下越大，被狂风裹挟的雨珠劈劈啪啪地打在窗框上，令他心烦意乱、无法入睡，终于披上雨衣，走近铁皮墙去察看。借着路灯昏暗的光亮，见墙内并没有异样，他已经准备回去。就在这时，凭着多年军旅生涯中锻炼出的预知危险的直觉，他感到身后有人在窥视，他在明处，敌在暗处，他的整个身体都暴露在路灯的光晕笼罩下。危急中他来不及细想，凭着本能飞快地向铁皮墙边跃过去。与此同时，沉闷的枪声响起，左上臂火辣辣地疼，他知道是中弹了。他右手捏紧伤口，阻止汩汩流出的鲜血，努力保持头脑清醒，倚在铁皮墙上一动不动。这时他已经置身于路灯光线之外，相信枪手也看不见他，而且有铁皮墙作掩护，处境相对安全。
风声雨声掩盖了两人的呼吸声，相持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于徐剑鸣却像黑夜一样漫长。他浑身已被汗水湿透，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无形的压力压得他几乎喘不上气来。也许凶手承受的压力更甚于他，竟然先沉不住气，徐剑鸣依稀见到一个全身裹在雨衣里的身影在路灯下闪过，攸忽不见，极轻微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那身影中等身材，徐剑鸣不仅没看清其面目五官，甚至连是男是女都说不清。待确信那人已走远后，徐剑鸣才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马路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医院。
沈恕听过徐剑鸣的叙述，手心沁出冷汗。他知道当时徐剑鸣的处境有多危险，假如他在相持过程中心理素质稍差，此时很可能已经饮弹身亡。这个枪手是谁？和连环杀手是不是同一个人？他（她）又怎么知道徐剑鸣会在夜里出现在铁皮墙内？难道是连环杀手准备作案时恰巧被徐剑鸣撞见，才开枪伤人？又或者徐剑鸣的防范措施使得凶手的连环杀戮受阻，迁怒于他？
一连串问题在沈恕的脑海里闪现，千头万绪，纷乱如麻。他问徐剑鸣：“你每逢雨夜就到发生命案的荒地去巡视，这件事有谁知道？会不会是你的仇人想对付你，事先埋伏在那里？”徐剑鸣摇摇头说：“我琢磨着不像。虽然干我们这行的，平时得罪的人不少，但保卫处不像重案队，没办过什么大案子，处理的都是些小偷小摸，说什么也不信他们有开枪杀人的胆子。那块地平时没人去，我巡逻的事也没跟别人说过，所以多半是那个连环杀手干的。”
了解过案发经过，沈恕又嘱咐徐剑鸣安心养伤，就退到外面去。将两人对话向刑侦局长高大维转述一遍，又把徐剑鸣伤口的照片交给陈广，希望他能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当时就站在陈广身边，伸手想接过照片，陈广瞪我一眼，径直把照片塞进手提包，说：“这是涉枪案，由我来做鉴定好了。”他是师父兼领导，既然这么说，我自然只有遵命的份。
这时管巍从枪案现场打来电话汇报，未找到弹壳，或者是掉落到某个不易发现的地方，或者是被枪手捡走了。因大雨直到现在还没有停，现场未留存任何痕迹。此外也调出了江华大学保卫处监控室的录像资料，视频中只能模模糊糊地辨识出徐剑鸣的身影，为时几秒钟，并没有第二个人的影像资料。刑侦局长高大维是暴烈性子，听罢汇报一拳砸到墙上，恨恨地说：“又是没有一点线索，这案子像闷葫芦似的，可把人憋闷死了。”也难怪高大维着急，枪击案没有线索，就不能和连环凶杀案并案侦查，重案队原本就人手紧张，如果再分散警力，更加捉襟见肘。
两起案子在程序上虽不能并在一起，但沈恕心里清楚，这两起案子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破获一件，另一件也相当于同时告破。枪击案凶手摆明了是专为徐剑鸣而来，不仅准备充分，而且策划周密，对徐剑鸣的行踪和作案现场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这从他雨夜伏击、作案后不忘捡回弹头、以及有效地避过摄像头就可以看出来。
徐剑鸣的伤口已经处理过，我和陈广再留在医院也帮不上忙，就相继离开，陈广临走前拍拍口袋，说：“好在医院及时拍摄了枪案受害人的伤口照片，回去后我尽快出具一份伤情鉴定报告，不过缺少了创管检验环节，可能会影响鉴定结果的准确度。”
<blockquote>
9
2001年8月19日。晴。
楚原市公安局。
</blockquote>
徐剑鸣受的是皮肉外伤，虽然失血过多，好在他年轻体健，恢复得很快，没几天就出院了。沈恕叮嘱他要千万小心，谨防凶手再次袭击，尽量减少外出，不可单独行动，徐剑鸣都一一答应。
陈广在徐剑鸣受伤的第二天就出具了检验报告，大意如下：徐剑鸣左上臂伤创有明显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虽系根据伤者照片检验，未见到射创管，仍可确认伤创系由枪击造成。射入口呈椭圆形，擦伤轮不明显，无皮下烟晕侵蚀现象，没有皮肤撕裂。由以上特征，可判断凶器为滑膛枪，射击距离在十米内。
所谓滑膛枪，是指枪管内膛壁没有膛线的枪支，主要为民用枪，包括猎枪、信号枪及其他自制枪。也就是说，陈广认为伤害徐剑鸣的是民用枪，这就使得调查范围相对扩大，因为民用枪的管理不够完善，而自制枪和改装枪在民间也很常见。鉴于此前划定的案犯具有从军从警或保镖经历，所以不排除其具备自制枪支的能力。
虽然枪案中无人死亡，受害人徐剑鸣仅受轻伤，但涉枪案历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刑侦局长高大维勒令下辖派出所刑侦所长，在辖区内不遗余力地盘查民间枪支，包括有持枪、售枪、制枪前科的重点人员，以及有制枪能力的潜在嫌疑人，全部要调查走访。并发动警方的线人和特情，凡举报非法持枪并经警方证实者，均予以丰厚奖励。
当然，这种地毯似的排查，能否见效还需要一些运气，如果嫌疑人压根不曾露出破绽，或者从未在“道”上混过，通过外界举报发现线索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而楚原晚报的嫌疑对象自从上次打过一个电话后，从此销声匿迹。所幸，连环凶案的杀手也一直未再次作案。
日夜轮转，时光流逝，眼看雨季就要过去，大家都略松一口气——凶手傲慢而偏执，绝不会轻易变更他的死亡签名，雨季之后，他再次作案恐怕要等来年。虽然办案压力不会就此减轻，至少时间会更宽裕些，不必像现在这样，与看不见的对手疲于奔命似地赛跑。
一个天色阴沉的午后，科技处长云海涛派我整理近段时间的法医鉴定档案，并从中挑选出几个典型案例，以供他进京开会使用。市局科技处及下属分局报上来的法医鉴定报告都锁在资料室里，每个月的报告就有近百份，绝大多数是打架斗殴、磕碰剐蹭、食物中毒之类，命案的鉴定报告只占一小部分，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在翻检过程中忽然想起自己参与的连环凶杀案及徐剑鸣遭枪击案的法医鉴定报告。当然尚未侦破的案件是不能带到会议上去宣读的，刑事侦查只重结果不看过程，而结果只有破与不破两种，至于你耗费多少心血、历经多少波折、使用什么手段，只要案子不破，没人听你啰嗦这些。不过我对徐剑鸣遭枪击案有些好奇，因为此前陈广独自经手，一直没让我看到徐剑鸣所受枪伤的照片。我抱着向前辈取经的心态，从档案中把这起案子的鉴定报告抽出来。
厚厚的一沓照片，约二十几张，从不同角度纪录射入口、射出口和局部焦痕特写，除去无法分析射创管外，几乎与现场检验伤者无异。我翻阅一遍照片后，突然像遭到重重的当头一棒，脑海里霎时间一片懵懂，半晌才缓过神来，怎么会这样？我把二十几张照片又从头检视，对着白炽灯翻来覆去地看了十来遍，然后摊开陈广的检验报告，逐字逐句地阅读。确认无误后，我愣怔良久，颓然坐倒在地上，心中像是有一座雄伟华丽的大厦轰然倒塌，徒留遍地狼藉与苍凉。我一遍又一遍地默念，怎么会这样？怎么竟然会这样？
整整一天一夜，我都魂不守舍，脑海里颠颠倒倒地，尽是那二十几张照片和检验报告上醒目的黑体字：凶器为滑膛枪。我该怎么办？一个刚毕业入行的新人，去质疑一位业界权威？顶头上司？我行吗？敢吗？无论错与对，我都将是输家，给自己掘了一座狂妄自大、不尊师重道、目无领导的坟墓。在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谁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可是，装作视而不见，任凭真相被扭曲，我的良心又怎能过得去？每一份职业都有它的道德操守，法医的操守就是挖掘真相、保存真相、呈现真相。一个真相，关系的是冤屈的昭雪、生命的存亡；一个真相，足以改变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整个人生。
这是我从警以来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困扰，至今仍能忆起当时那份纠结和犹疑的心情。我性格中有两个最大的弱点，一是举轻若重，把一点小事看得比天还大，做什么事都前思后想，力求完美无缺；二是优柔寡断，很难也很少自己做重要决定。现在，我却必须快刀斩乱麻地作出抉择。
终于，我走进了沈恕的办公室，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像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
沈恕的表情很平静，没表现出惊讶和意外，非常仔细地浏览我复制的徐剑鸣枪伤照片及陈广所做的鉴定报告，并认真倾听我对徐剑鸣枪伤的鉴定结论：“徐剑鸣所受枪伤为贯通枪弹创，未伤及骨骼和筋络，在肌肉部位形成射入口、射创管和射出口。枪口印痕明显大于猎枪枪管内径，入弹口有手枪子弹造成的灰色环，皮下和射创管起端的周围组织有熏黑、干焦和颗粒附着，弹头造成完整的射创管，射出口的创缘外翻，呈星芒状，附有出血的皮下脂肪组织。这些都是膛线枪口创的特征。所以射伤徐剑鸣的凶器不是猎枪，而是军用或警用手枪，更准确地说，从凶手的射击距离和受害人的受伤程度判断，我认为凶器是一把现在已经淘汰的驳壳枪。”
我说完后，沈恕足有半分钟时间没作声，看得出他正在思考。他是这样聪明的人，不仅听到了我的结论，也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在遭遇人生重大难题时，竟然会避开主管领导而向他阐明真相。凭我们的接触时间和对彼此的了解，原本不足以建立起这样的高度信任。终于，沈恕开口说：“你对自己的结论有几分把握？”“百分之百的把握。”我有些怯懦，却非常笃定，说完这句话，不等他表态，我转身就走，心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了沈恕，是是非非，由他去裁决和处理。
快走到门口时，沈恕忽然说：“你为什么找我来说这件事？你在怀疑你师父，是不是？”他的声音很低，却像是炸雷般在我耳边响起，我的手搭在门把手上，愣了半天，不知该接话还是什么也不顾，径直逃出门去。
最终我还是转过身来，面向沈恕，激动得满脸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声音低沉却十分急促地说：“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我的意思是，以他的学问水准和丰富的鉴定经验，绝对不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翻阅过他从前的枪伤检验报告，非常专业，有些甚至堪称法医领域的经典之作。可是，这份报告，这一份，更像是有意犯错，意图要掩盖什么。”我一口气吐出心中纠缠的困惑和疑虑，随着眼泪一起流淌。
沈恕点点头，说：“谢谢你，淑心，谢谢你的诚实和勇敢，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为了查案需要，也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以后的事都交给我处理，你不要再向第三个人提起。”我表示同意，事实上我也只能同意，一个刚入行的小法医，要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作对，我想我是疯了。沈恕主动把责任揽过去，我求之不得。
<blockquote>
10
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晚报社。
</blockquote>
在重案队的持续不懈努力下，一片混沌的黑暗终于被撕开一条条细微的裂口，有些许光亮透了进来。虽然那光亮遥远、飘忽、不可捉摸，却毕竟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楚原晚报的社长秦书琪打电话来，汇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晚报的首席记者陶英在近期表现反常，迟到早退明显增多，上班时心不在焉，写的稿子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当然他以前的业务水平也不怎么样，不过最近更加大失水准，编辑们怨声不断，已经有几个人向秦书琪反应过了。秦书琪起初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陶英是报社的元老，自由散漫惯了，大家都惹不起，能躲就躲。可是陶英却主动来找秦书琪，旁敲侧击地非要打听连环杀人案的细节和侦破进展。秦书琪虽然官僚，这点警觉性还是有的，察觉到陶英的种种可疑之处，就和重案队通了气。
管巍记录了秦书琪反应的情况，向沈恕汇报。沈恕当下决定说：“这个陶英的态度和表现都很可疑，他现在处于情绪波动时期，再争取一步，就能把他拉过来。我们这就去楚原晚报走一趟，当面和他谈谈。老管，你帮我查一查陶英的背景，越详细越好。楚原晚报那里，我带于银宝去就好了。”
陶英年约五十岁左右，矮胖，皮肤白而腻，与他的性别和年龄都不相称。他对穿衣不怎么讲究，松垮肥大的黑西装配一双泛黄的白球鞋，头发乱蓬蓬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拘小节、生活没有规律的人。沈恕和于银宝通过楚原晚报总编室约谈他，他俩就在一间小会议室的沙发上坐等。
陶英见到两张陌生面孔，立即警觉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找我有什么事？”
沈恕向他表明身份，陶英的脸马上撂下来，劈头盖脸地说：“你们是不是阴魂不散地缠上我了，再重申一遍，我对你们的事既不感兴趣，也毫不知情，你们已经破坏了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请你们不要再来无故骚扰我。”陶英甩下几句狠话，转身就向外走。
沈恕在后面唤醒他说：“雨季就要过去，从凶手的作案习惯来看，他很可能在近期还要再杀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极有可能是楚原晚报的员工，无论这人和你有没有关系，我都希望你能积极和警方合作，避免他惨遭杀害。”
已经冲到会议室门口的陶英迟疑着停下来，看上去他对凶手将继续作案还是很在乎的，但他的语气依然生硬：“我对你们说的这个人一无所知，怎么能帮到你？”
沈恕诚恳地说：“配合调查，就是在帮我们，也是在帮助下一个受害人。请相信警方的办案能力和信心。”然后又像哲人似的加上一句：“该来的终究要面对，躲是躲不掉的。”
陶英在门前犹豫了约一分钟，走回来坐在两名警察对面：“说说吧，你们想问什么？”
沈恕直截了当地说：“据我所知，你在楚原日报工作期间做过一段娱乐记者，一定知道话剧导演苏南的名字。”
陶英皱眉说：“对不起，从没听说过什么苏南苏北。能上楚原日报娱乐版面的，除去关系户，就是大明星，像苏南这种小角色，我们从来不关注。”
沈恕见他才有些心理活动，却一听到苏南的名字就急忙撇清关系，知道他们背后隐藏的秘密一定非同小可。但他也清楚，与陶英沟通绝不能操之过急。一来陶英不是犯罪嫌疑人，不能对他使用刑侦、审问等严苛的手段；二来陶英不同于警方日常打交道的各路对手，他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个性又有些刚愎自用，这样的人往往认死理，外人很难敲开他的心门。
但无论什么样的人，对自己的身家性命总不能漠不关心，沈恕只能抓住这个要害进攻，他顺着陶英的话头说：“不认识就好，不然的话有些东西还真没法拿给你看，他死得很惨，很可怜。”说着话取出苏南尸体的照片，故意犹豫一下，然后递到陶英眼前。
陶英像被蜜蜂蛰了一样，下意识地往后躲：“这是什么？”沈恕说：“是苏南遗体的照片，想请你帮助辨认一下，对这人有没有印象？”陶英仰起头，目光在天花板上逡巡，说：“不看，我不认识他。”沈恕见他一味敷衍，把手里的照片重重往桌子上一拍，声音严厉地说：“陶英，我们既然找上你，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现在是公安机关依法对你进行问话，你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可以申请传唤证，把你请到重案队里去。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陶英虽然难缠，对刑警毕竟还是有些害怕的，见沈恕的脸色铁青，像是动了真气，也就乖觉起来，想随便说几句话应付过去，把他们打发走。于是从桌上拾起照片，作出认真辨识的样子。他的眼睛近视，却又不肯戴眼镜矫正，只好把照片捧到眼前细看，猛地看清照片上那具千疮百孔的尸体，吓得全身汗毛都竖立起来，尖叫一声，把照片摔到桌上，后退两步，恶狠狠地向沈恕质问：“姓沈的，你什么意思？”
沈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脸上却做出无辜的表情，把手摊开说：“没什么别的意思，再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陶英还没从惊吓中缓过劲来，咬咬牙说：“姓沈的，算你有种，老子再说一次，不认识什么他妈的苏南苏北，以后别再来烦我。”话音未落，扭头就走。沈恕还在后面继续用话点醒他：“哎，陶记者，话还没说完，怎么就走了？这凶手下手一次比一次更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陶英这次没再停留，砰地把门摔开，径直走出去。
于银宝见陶英头也不回，“哎”了一声，就想追上去。沈恕拦住他说：“不用，让他去，等着他主动来找我们。”于银宝半信半疑地说：“他那么顽固，怎么可能改变主意？”沈恕说：“如果这样都不能让他开口，那他是铁了心死硬到底，谁也拿他没办法。”
回到队里，管巍已经把陶英的背景资料整理好，放在沈恕的办公桌上。管巍的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在作风严谨的重案队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资料显示，陶英，现年五十二岁，祖籍安徽，出生于楚原，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楚原日报社工作。已婚，妻祖嘉任职省人事厅，育有一女，取名陶顺子，现为江华大学二年级学生。陶英任记者多年，社会关系广泛，但尚且不能确认他与两名被害人有联系。这份背景资料似乎包含着许多信息，却又没有可供追查的实质内容，与目前掌握的许多线索一样，若即若离，让人无从入手。
<blockquote>
11
2001年8月21日。小雨。
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
</blockquote>
下面要说的这件事，是我在此案破获五年后才听沈恕说起的。那时随着人事更迭，社会变迁，当时的保密情节已经过期，社会敏感度已降低。只是沈恕连我这名一直参与侦办此案的内部人员都要长时间隐瞒，可见他处理原则性问题时，说是六亲不认也不算过分。
这件事把科技处副处长、楚原市法医界权威陈广卷了进来。沈恕在听过我关于徐剑鸣所受枪伤的鉴定报告后，并未轻信，而是派管巍马上赶去省公安厅物证检验中心，出具徐剑鸣的枪伤照片和他主治医生的诊断纪录，请求鉴定，以听取第三方意见。公安厅很快给出结论，与我的检验报告完全一致。
沈恕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由于陈广的行政职务比他还高，他有必要先向上级汇报。这是一件尴尬事，因为陈广是刑侦局长高大维的爱将，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而高大维又是沈恕绕不开的主管领导。应该怎样汇报？说陈广工作不慎、业务不精，把驳壳枪枪伤误判为猎枪枪伤？可陈广的业务精湛是公认的，是在千百次战役中磨炼出来的，怎能因一次失误——甚至还不能断定是失误，就彻底否定一个人？做刑警的，谁又不曾走过弯路？如果因在办案中犯错就对某人上手段，局里还能有几个人是清白的？
沈恕思忖良久，决定弱化矛盾，在向高大维汇报时，轻描淡写地说省公安厅对徐剑鸣所受枪伤持有不同意见，建议在办案中，针对民用枪和军用手枪同时展开调查。近段时间重案频发，高大维有些应接不暇，并未过多思考沈恕的汇报中有不合情理之处，就批示了同意。
沈恕是否对陈广上了手段，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沈恕会把这个秘密带到骨灰盒里去。总之，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上或不上手段都是犯错。上手段，是僭越，不按组织程序办事，搞内部分裂；不上手段，是麻痹大意，工作态度草率，不认真负责。事情就是这样，翻过来掉过去都是理，只有掌握权力，才能掌握真理。
查枪行动低调展开。
楚原市的驳壳枪数量原本就不多，在1978年后全面淘汰，集中回收销毁。目前仅军事博物馆还存有两把，但没有子弹。有据可查的流落民间的驳壳枪，是在1974年前后，有来历不明的红卫兵冲击解放军驻楚原某部后，一名解放军连长配备的编号为7885的驳壳枪丢失。相信是有红卫兵趁乱私藏枪支。但年代久远，事过境迁，再想回头查找闹事的红卫兵，希望十分渺茫。
这支枪在销声匿迹二十几年后重新出现，持枪者是否仍为当年偷藏枪支的红卫兵？还是已经易手？自从驳壳枪被淘汰后，楚原市一直不曾有驳壳枪伤人的记录，也就是说，二十几年里，这把枪一直静静地躺在某个地方，持枪者胆大妄为又细心隐忍，甘冒奇险却不肯把它丢掉。它于多年后再次被使用，目的是消灭徐剑鸣。有一种解释是徐剑鸣每逢雨夜就到案发现场巡逻的行动已经威胁到凶手的安全，也破坏了凶手的连环杀戮行为，而凶手并没有其他办法干掉徐剑鸣，只好铤而走险，启用了沉寂多年的驳壳枪。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吗？
重案队与丢枪的解放军某部取得联系，当年服役的军人目前大多已转业到地方工作，有退休的，也有过世的。所幸失枪的连长耿连富还可以联络上，他就居住在楚原市复兴路莲花小区，去年才从民政局综合科长的位子上退休。提起失枪事件，头发已经灰白的耿连富心中犹有余恨，愤愤地说：“当年那群红卫兵，无法无天，进屋就砸，见东西就抢，战士们又不能当真和他们动手，上面也有命令，不能伤了他们，否则大帽子往你头上一扣，说你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意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谁也承受不起，只好任由他们胡来。整个部队大院被他们砸得七零八落。我是气急了，骂了他们两句，就被一群人围着打，武装带、木棍，都是他们的武器，在混乱中，我的头上被重重敲了一棍子，就晕过去，醒来后，本来挎在腰上的佩枪不见了，一定是被那帮小兔崽子顺手牵羊给捞了去。为这事，我被部队勒令提前转业了。”
沈恕说：“攻击你的红卫兵身上都佩戴有袖标吧？就看不出他们的来历？”
耿连富摇摇头，说：“从袖标上看不出来，那时候物质缺乏，东西金贵，袖标都混着戴，有人干脆就戴一块红布。围攻我的有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看年纪都二十出头，不像是中学生，倒像是大学生。事后有人说，认出其中的两名红卫兵是楚原大学的学生。那时候红卫兵们的帮派多，也没人认真去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帮派名字。”
提到丢失的那把驳壳枪，耿连富仍心疼不已：“那是我给军区首长做警卫员时，首长送给我的纪念品，我当成心肝宝贝似的，却被人不明不白地抢走，现在居然还拿它去杀人，真是糟践了那把枪。”
虽然找到耿连富，坐实了驳壳枪的来历，但案情仍然一团混沌，并未因此得以推进。当年偷枪的红卫兵，算起来如今已经是年约五十岁的中年人，人海茫茫，无任何线索可循，又能到哪里去寻找？
<blockquote>
12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blockquote>
我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丢给沈恕，自己的日子却并未因此而更好过。
陈广依然是一副不动声色、城府深沉的模样，每天照常上下班，做事一丝不苟，查案兢兢业业，看上去对我质疑徐剑鸣枪伤鉴定一事毫不知情，也未受到任何影响。又或者他真是无辜的？在阴沟里翻船的事并不少见，要允许任何人，包括权威人士，犯低级错误。枪案原本就很少遇到，陈广虽做了二十几年法医，相信他办过的枪杀案也屈指可数。何况，他是从外科医生的岗位上转做法医，不比我是正统的学院派，他有些薄弱环节，也在情理中。
我自己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般，每天上班时都惴惴不安，害怕见到陈广，更怕和他说话。可他是我师父，又是顶头上司，不可能避得开。好在他并不心存芥蒂，对我的态度一如既往，不特别热情，也不特别冷淡。外出办案时一般都会叫上我同去，指导时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平静使我有些恍惚，甚至有些内疚，开始对自己的做法产生疑问。也许我当初应该采取更折衷的做法，不该轻易对他存有怀疑，我太年轻，经验不够丰富，做事不够成熟冷静……
沈恕按兵不动，我指望不上他，必须独自面对。这是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我二十几年的人生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我猜想陈广不可能不知道我质疑他的事，他在楚原市经营多年，根基很深，用心编织了一面庞大的关系网，从省公安厅到区县公安局，都有他的铁杆兄弟，有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会马上知道，何况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他还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不动声色，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确实一片公心，光风霁月，做错了事就勇于担责，所以问心无愧；第二种可能是他确实像我怀疑的那样，有意做出错误的枪伤鉴定结果，误导重案队的侦破方向，隐瞒事实真相，如果是这样，性质就非常严重了，他可能是凶手的同谋，也可能他本人就是凶手，任何最坏的可能都要预料到，他的平静也许是爆发的前奏。
命运开了一个蹊跷的玩笑，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上司、导师，竟然成为被我怀疑的对象，我进退维谷，无所适从。
一件小事迫使我从消极防守转为主动进攻。那天上午，到陈广的办公室送一份材料，从始至终都陪着笑脸，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耽一分钟，放下材料后就急匆匆地往门外走。陈广忽然在我身后问：“淑心，你来市局报到以前，有没有参与过枪案的鉴定工作？”声调很平和，却像平空响起的炸雷一样，震得我心旌摇曳。我愣愣地慢慢转过身面对他，见他还在低头看材料，根本没留意我的反应，似乎那只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随口问话。
我故作镇静，感觉喉咙火辣辣的，咽下一口唾沫，才说：“没……没有啊，您怎么想起问这个来的？”声音不争气地低沉嘶哑，一听就知道心里发虚。
陈广却没有察觉出异样，仍头也不抬地说：“没事，随便问问，你出去吧。”
我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心脏还在狂跳不已。陈广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在这敏感时机没头没脑地这样说，绝不是随便问问。他是在表达不满？提醒？警告？挑衅？打压？
这是怎么了？明明有问题的是他，就算他是清白的，就凭他混淆军用枪和民用枪的创口，他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给他个处分是轻的。我心虚什么？
我不能继续静观事态发展，这只会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我必须反击。当年丢枪的解放军连长耿连富不是肯定说嫌疑人是一名红卫兵吗？那红卫兵到现在约五十岁上下，刚好和陈广的年龄吻合。而且重案队给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做出的画像，如有从军或从警经历、接受过搏击训练、经济地位良好、有至少一台可靠的交通工具，都与陈广非常相像。陈广虽然是文职警察，却一向喜欢舞枪弄棒，时不时地就会去警察训练基地开几枪，或活动活动拳脚，身体素质非常好。只是年龄上和描画的凶手有些差距，但这并不能排除他的嫌疑，也许重案队的画像有所偏差，也是难免的。
说不定两名被害人正是陈广偷枪事件的知情者，才惨遭横祸。想到这里，我不禁身上一阵阵发冷。让悄无声息的沈恕见鬼去吧，我要自己查明真相。
我偷偷从电脑中调出陈广的简历。目前各级政府实施政务公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的简历都张贴在内部网站上供员工浏览。陈广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于楚原医学院病理系，学生党员。耿连富丢枪那天是1975年4月30日，而当时陈广还在大学读书，只要找到了解他的老师和同学，相信一定会发现些蛛丝马迹。
所幸我在楚原市土生土长，东拉西扯的有不少社会关系。在求亲告友地折腾了两天后，联系上一位楚原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据说当年曾给陈广代过课，也愿意和我聊一聊陈广在读书期间的为人处事。我未向他坦白身份，编造说我是市公安局党组成员，因有人对陈广的提拔问题表示异议，所以需要深入了解他在入党初期的表现。这个借口很拙劣，但对于这位经历过那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讲出身的荒唐年代的退休教授来说，却已经足够了。
教授姓钱，名学礼，精瘦，满头银发，穿衣干净利索，只是跛了一条腿，走路有些不方便。提起陈广，钱学礼教授连连摇头，脸上流露出惋惜的表情，说：“这个学生很聪明，又肯下苦功夫钻研，是成大器的材料。”我顺着他的话说：“是啊，他现在是市里的法医界权威，在专业领域很有建树。”钱学礼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说完。人生在世，道德人品第一，事业才华第二，如果道德有亏，这人的才能对社会不仅无补，反而有害。陈广这辈子，被他自己的小聪明害了，投机取巧、玩弄权术，现在看上去貌似他的社会地位不低，其实从长远来看，他的损失远远大于所获取的。”
我故意引他的话说：“怎么局里的人对他的印象恰好相反呢？我们收集上来的民意调查结果，普遍认为陈广作风朴实，待人真诚，工作认真负责。”钱学礼说：“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你们都被蒙蔽了。陈广这个人善于伪装，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出他的人品好坏。当年他读书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道德学业双优的好学生呢？可是运动一来，他立刻就完全变了个人，六亲不认，打起人来无比凶狠，我的这条腿就是被他打瘸的。”钱学礼伸出他稍短一截的右腿，说：“当年陈广是我的得意门生，谁知道他会亲手把我掀翻在地，用木棒在我小腿上连续击打十几下，造成胫骨粉碎性骨折。”钱学礼忆起过往那惨无人道的场面，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
我的心里一颤，想象着深沉阴郁的陈广出手打人的凶狠模样，对他就是连环杀人案凶手的怀疑又加深了几分。我说：“可是陈广打人总需要一些理由吧？”钱学礼苦笑说：“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我是臭老九，他是造反派，他打我天经地义，就这么简单。当时学校里的红卫兵派系很多，什么天派、地派，红旗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陈广好像是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更多的我也说不上来。当时我对他们的造反行为很反感，对那些乱七八糟的荒唐名头半点也不关心。”
我追问说：“钱伯伯，你再回忆一下，1975年4月，有一批红卫兵冲击了解放军驻楚原部队，陈广有没有参与在其中？”钱学礼微蹙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那段时间我关在牛棚里，腿也断了，几乎与世隔绝，对外界的动静什么也不清楚。”我不甘心，又问：“那么，您认不认识当年和陈广关系密切的人，我再去找找看。”钱学礼摇头说：“不认识，陈广这人没有朋友，你看他表面上和谁关系都不错，但是细追究起来，他一个好朋友也没有，谁也猜不透他。”
我有些失望，老人家只提供了些泛泛的信息，却没有可供深入追查的线索。眼看再聊下去他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只好胡乱说几句感谢的话，向他告辞。老人腿脚不便，没有向外送，当我快走到门口时，他却忽然说：“你不是公安局党组的，你是查案的，陈广是不是摊上事了？”
我一怔，尴尬地转过身面向他：“您，您……这是怎么说呢？”钱学礼的嘴角上扬，透出一丝笑意：“小姑娘，你当我老了，不中用了，就随便哄我，你老实说，陈广到底摊上什么事了？”
我的脑海里在继续圆谎和如实交代之间斗争了几秒钟，就走过去，坐在钱学礼对面，把连环凶杀案、徐剑鸣遭遇枪击、陈广的误导鉴定以及我的真实来意一五一十地向他和盘托出。听罢这惊心动魄的案情，老人的一双看透世情的眼里竟泪花莹莹，长叹一声说：“竟然死了这么多人，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唉，世界上的事，果然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诚恳地对老人说：“事情过去这么久，当年的知情人已经很难找到，重案队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又无法对陈广展开调查，所以我恳求钱伯伯，如果您还知道什么情况，请一定要告诉我，让凶手不再逍遥法外。”
真是无巧不巧，就在老人开口前，我的电话响了，竟然是陈广打来的。我的心猛地一下揪紧，这些天陈广打给我的电话明显比以前多，他究竟在干什么？监视我？我向钱学礼递个眼色，示意他别出声，接起来电话。他的声音还是不咸不淡的：“在哪里？小王庄有一起伤人案，赶快回局里，和我去现场。”挂断电话，我无奈地向钱学礼摊摊手，表示我要走了。钱学礼的右手一扬，亮出一枚又长又宽的古铜色钥匙，说：“拿去吧，也许这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我不解地接过钥匙，说：“这是什么？”钱学礼的目光黯淡下来，脸上出现古稀老人才有的疲惫和厌倦的神情，缓缓说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我曾经有个名叫古若诚的学生，比陈广高一届，‘文革’时是红旗战斗队的队长，和陈广算是亲密战友了，也曾参与过对我的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分配到市社科院工作，研究方向是本省和本市的历史。他思想成熟后，痛定思痛，对‘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忏悔和深刻反思，写了满满四大本日记，不过受形势所限，这些日记从没有公开发表过。他在七年前因病去世，临死前把这些日记交给我保存，说我们师生之间的恩义和仇怨，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风风雨雨，都在这几本日记里了。我并没有翻阅过那本日记，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悲剧不该由哪个具体的人来承担罪责，古若诚淹没在革命造反的洪流里，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日记都留在我家空置的老房子里，如果不是你来找我，我几乎已经忘了。”
钱学礼交给我的，是老房子的钥匙。日记就藏在老房子的储物间里。
这时陈广的电话又打进来，催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连声说：“快到了，快到了。”给钱学礼鞠了个躬，退出门外，叫一台出租车，一溜烟地向市公安局赶去。
在小王庄办完案子，已经是下午六点来钟。我惦记着那几本日记，看看天色还亮，饭也顾不上吃，就急匆匆地按照钱学礼给我的地址寻到他家的老房子去。
这是座落在市郊的一套老式平房，房前有一座四方的小小院落。红砖青瓦，门窗都刷有嫩绿色的漆，如果放在以前，也许还算雅致，现在由于荒置已久，院子里杂草丛生，墙面和门窗上斑斑驳驳，布满风雨侵蚀的痕迹。这时已届黄昏，院落四周芳草萋萋，人迹罕至，我心里不禁油然生出孤独苍凉的感觉。
推开虚掩的院门，拨开没到小腿的杂草，有一条弯曲的鹅卵石小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房门，头顶有离群的大雁在咿啊而鸣，微凉的风掠过面颊，把我的头发吹得一绺绺地向后飞扬。我壮起胆子，快步走向房门，见硕大的铁锁已锈迹斑斑，显然许久不曾动过，不知这把钥匙还能否打开。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左右转动两下，那锁居然”咔哒”一声弹开来。我心中一阵狂喜，取下锁，轻轻向里推动房门，滞涩的门轴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音，一股陈腐的味道扑鼻而来。房内久无人居，早已断了电，我拧亮事先准备好的照明灯，打量下室内的环境，稍犹豫了一下，揭开真相的决心战胜了怯意，我义无反顾地向钱学礼指示的方位走过去。
储物间位于平房的西北角，只有五平米大小，一道窄窄的门已破旧不堪，歪歪扭扭地勉强站立。我的手才搭在上面，门就迎面向我倒下来，呛人的灰尘四散飞扬。我忙向后退两步，门身平展展地拍在地上。除去照明灯的光线覆盖的范围，四周漆黑一团，门板发出的响声震得我心中狂跳不已。我手抚胸口，平息自己惊慌不安的情绪。这时，静寂中忽然响起嗒的一声，像是两个物体撞击的声音，虽然轻微，却历历可闻。我吓出一身冷汗，忙用照明灯向声音来处照去，静悄悄的并没有异样。我努力说服自己不要疑神疑鬼，深吸一口气，借助照明灯的光亮打量储物间里的陈列。
狭小的储物间里堆放得杂乱不堪，纸箱、包裹、旧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钱学礼描述的那个印花纸箱被压在一大包旧衣服下面。我屏住呼吸，不顾浓重的灰尘，一手持灯，一手把一团团的旧衣服挪开。这时身后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人的不均匀的呼吸。我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转过头大喝一声：“谁？”声音被恐惧扭曲得尖锐刺耳。对面悄无声息。
我警觉地一步步向声音来处走过去，用照明灯划着圈，以扩大视野范围。寂寞的老屋里，灰扑扑的墙壁、乌涂涂的地面、乱糟糟的陈设，除去我，并没有第二个活物。也许是老鼠？我这样安慰自己。
又折回去，打开印花纸箱，取出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四个绒面日记本，翻开已微微泛黄的扉页，赫然写着“古若诚日记”五个正楷字。我长舒一口气，终于拿到了，也许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尘封在这里。我把日记本塞回牛皮纸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脖颈右下方有沉重的压迫感突兀袭来，我脑海里一阵晕眩，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廓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这废弃的房屋，荒凉的所在，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呼吸，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blockquote>
13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blockquote>
就在我东奔西走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对方又沉默一会，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时是下午四时许，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让死者闭眼》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十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陈广先和他打哈哈：“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