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你说的那样，这起案件的确让人无法理解。”我答道。

“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吗？”他困惑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急切的情绪。

“倘若诺柏真是你所认识的那样，那么这件事实在是说不通。”

“的确如此。”他只平淡地回应道，看得出，我的回答令他失望不已。

沉默了一阵儿之后，他突然又开口道：“请恕我多嘴，可我还是想问一问，你们是否已有摆脱眼下困难局面的办法了？诺柏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结果。”

“这是人之常情，我当然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可我不得不告诉你，我并不比你知道得更多。而像桑戴克那样的人，要是你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朱丽叶和你的态度一样。可我觉得，你们总该从实验室的显微镜和照片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吧？”

“昨晚，在我和你婶婶还有吉伯尔小姐跟着桑戴克进到实验室之前，我也从未去过那里；有一位实验助理在那里负责一切的工作。而我敢打赌，他对案情的了解就和排字工人对自己的排版工作的了解一样。桑戴克是个独行侠，除非他自己愿意摊牌，否则谁也别想知道他手里拿的是什么牌。”

他默默地掂量着我这些话的分量，而我则在一旁为自己“大智若愚”的智慧感到满意，可很快我又深深地陷入了自责中，为我自己过于明显的做戏成分感到担心。

“唉，”他感叹道，“只能用‘悲惨’一词来形容我叔叔目前的遭遇。原本他自己就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现在真是雪上加霜。”

“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什么烦恼吗？”我好奇地问道。

“难道你不知道吗？是我多嘴了。但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在财务上出了点状况。”

“是真的吗？”我对此不太敢相信。

“当然了，而且情况很糟，但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挽回败局的。你也知道，投资嘛，总会有风险的。他在矿产上投了一大笔款子。尽管在这一行里，他已经算是‘轻车熟路’了，不过也不尽然。总的来说，事情越来越糟，无论如何他是捞不回老本了：不是被套牢在那里，就是损失掉很多钱，无论哪一样都够他受的了。这起钻石疑案无疑是火上浇油。虽然他不需要负道德上的责任，然而他能摆脱掉法律上的责任吗？尽管律师是这么认为的，可我们心里还是没底。哦，对了，他们的债权人会议将在明天举行。”

“你认为他们会持什么态度？”

“照目前的状况看，他们很可能会放过他；可假如他要为那起钻石失窃案负法律责任的话，恐怕就像那些大户的投机商们所言，从此要‘受苦受难’喽。”

“那些钻石一定价值不菲吧？”

“是啊，值两三万英镑呢。”

我惊得打起一声呼哨——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真不知道桑戴克对这事的严重性有没有底。不知不觉，违警法庭已经在我们眼前。

“我猜他们一定已经先进去了，”华科说道，“四条腿的总要比两条腿的跑得快。”

我们的猜想得到了一位警员的证实，他将我们带到法庭入口处。一路走来，总有一些闲人在我们的身边晃来晃去。穿过一条走廊，我们来到律师席，刚刚坐定，法官就宣布开庭了。

刚开始时，法庭上的气氛十分沉闷而无情，即便被告是清白的，恐怕也要被这种气氛逼到自首的地步——严密的法网已将他罩住，无情的司法机器也为他开启。

站在被告席上的正是处于保释期的诺柏，控告他的诉状正在他头顶上念着，主席法官则面无表情地握着手中的笔。控方的法律顾问宣读案情摘要的过程十分枯燥，如同房屋中介在介绍房子一样。最终进行到了“无罪”抗辩这一环节。约翰.霍比是第一位出庭证人，我好奇地望向证人席。

一位体形高大、正派体面的年老男子出现在证人席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霍比先生。但是他显得十分激动，说话很急切，偶尔还会神经质地颤抖。他的表现正与被告的冷静沉稳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情绪紧张，但交代的证词还是比较有条理性的，人们能从他的描述中了解案发的经过。总的来说，和我从鲁克先生那儿听来的情况差不多，而且更加强调疑犯的驯良品质。

接下来一位是西德尔先生，他是苏格兰场指纹科的人。他的证词引起了我的关注。他举出那张经由霍比先生指认、带有血指印的纸片，以及他取自疑犯左拇指的指纹。以此来证实两者完全吻合。

“因而你就此判定，霍比先生在保险柜里发现的那张纸片上的指纹即是疑犯左拇指留下来的吗？”法官面无表情地问道，不掺杂丝毫的情感因素。

“是的。”

“那么是否有误断的可能？”

“法官大人，我确定不会有这种可能，这就是事实。”

法官朝向安萨塔这边，以询问的目光看着他。安萨塔随即站起身说道：“法官大人，我们申请辩护延期。”

随后，法官以他惯常的公事公办的态度宣布这起案件将在中央刑事法庭进行审判。在押期间，不得保释疑犯。于是诺柏被带离法庭，法官继续处理下一个案子。

法庭特别恩准，允许诺柏乘坐马车前往监狱，而不必挤在肮脏的囚车里，这样一来，他的这些好友还能够送送他。

“这段日子很难熬，诺柏。”等只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一向冷峻的桑戴克突然关切起诺柏来，“但一定要坚持住，保持乐观的心态。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总有一天，我会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的——这话我只对你说，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

诺柏伸出手与这位患难与共的朋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强忍着几近崩溃的情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恢复理性的桑戴克察觉到了这一点，连忙把他的手交给我，匆匆告别后转身离去。

“我原以为能为这可怜的人减少些无谓的痛苦，特别是使他不用再忍受牢狱的耻辱。”在我们走回街上的时候，桑戴克懊恼地说道。

“被指控并不意味着遭受耻辱。”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这话丝毫没有说服力。“每个人都可能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无罪的。”

“别再自欺欺人了，里维斯。你我都很清楚，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他说道，“尽管法律面前，未定罪的人都应视为无罪，可法律又是如何对待这样一个可怜人的？你也听到了法官把我们的朋友叫做什么，而出了法庭，他或许又会称他为霍比先生呢！我想你也很清楚，对诺柏这样的人，赫维监狱可不是个什么好去处。狱卒会对他趾高气扬，还要穿上那种别着号码牌的外衣——只是一个号码，而不是名字。整天被关在一个小方洞里，任何人经过时，都可以从门上的小洞窥看他在干什么。而所吃的食物则盛在一个锡盆里，配上汤匙送进去。有时候，他不得不和混杂着社会垃圾的囚犯们一起在操场上跑步；倘若将来真的有一天被判无罪，他当然会获得人身自由；可对于他在那里面所遭受的伤害和耻辱，以及因拘留而蒙受的损失，都不会得到任何的补偿。”

“但我觉得，在他的人生中，这都是无法避免的。”我表示道。

“可免不可免，都不重要。”他严肃地说道，“我要说的是，法律条款上的假定无罪根本就是放屁；从被起诉者被逮捕的那一刻起，他所获得的待遇就与罪犯无异。好了，我们这一话题的讨论到此为止，再磨蹭的话，我去医院就要迟到了。”他抬手招呼一辆马车。

“你准备做什么？”在将要上马车之际，他突然问我。

“先填饱肚子，然后再去吉伯尔小姐那儿，向她说明这件事情。”

“很好。但要有分寸。这对她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刚才在法庭上，我实在太激动了，差一点儿就把一些事情抖出来，幸好还有些理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案子最终会送审，到时候我们再还以对方颜色。”

当桑戴克的马车淹没于喧嚣的街道之后，我按原道返回违警法庭，询问探监的相关规定。在法庭门口，我碰巧遇到了那位苏格兰场的证人，于是顺便向他打听相关的一些信息。做完这件事情后，我咕咕叫的肚子使我想到了一家温馨的法国餐厅，于是便去了苏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