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在二战时期的经历，可以写出一本厚厚的纪实文学，其中主要的功绩，都是针对日本法西斯，是捅向日军大本营心脏的一把尖刀。可以这么说：在二战时期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均有他郑耀先活跃的身影。在佐尔格还未向苏联发出“日军不会进攻远东”的情报之前，郑耀先就料定小日本要吱什么尿了；在中西功还未断定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确切时间时，郑耀先就提醒国共双方：1941年12月7日，美国人恐怕要倒霉了……

郑耀先搜集情报是靠精准的分析，他甚至能从对手的只言片语中，找出自己想要的答案。比方说：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根据中日双方战略物资的消耗对比，推算出日本最紧缺的战略物资是什么，然后又根据日本最紧缺的战略物资，推算出日军不可能进攻苏联，其主要战略目标，极有可能是盛产石油、橡胶的美国殖民地——东南亚。至于何时与美国开战，那就更简单了：以日本现有战略物资的储备及消耗，动手时间肯定不会拖太久，最迟不会超过1941年底，同时，日本要打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肯定要选在舰队比较集中，美军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算来算去，12月7日那个星期日，就是最理想的日期。遗憾的是，美国当局并未相信郑耀先及其他战略情报员的分析，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情报局将他列入“危险分子”的名单。

但是，如此一位出类拔萃的情报精英，现在却活得人不象人鬼不象鬼，每天在期盼和痛苦中煎熬着自己的下半生。

“这郑耀先太不像话了！”老钱接到晓武通知后，专程赶赴山城，当面向陈国华发起牢骚，“他整这一出儿跟谁商量过？这不明摆着给我找麻烦么？”

“消消气，别上火……”

“我消得了吗？”老钱气得直转圈，“自打出北京，我这火儿就没消停过，你说说，我活到这岁数，跟谁操过那份心？”

“可事情已经出来了，你还能把他怎样？枪毙他？呵呵！那你不是成全了他？”

“得给他个教训，否则他还真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你还别说，他到底姓啥谁也不知道。我算看明白了：这个老郑，不简单，他想问题的方式神鬼莫测呀！”

“不行！我要马上见到他！这个混蛋，气死我啦！”

“你呀！还是别见了，既然他不打招呼就办出这种事，说明他对你也失望了。”

“他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

“这还用问吗？”陈国华摇摇头，话语中流露出淡淡的苦涩，“他现在最大的心病，就是想活得象个人，可这些你老钱能替他办到么？即便是能办……可你能给他办么？”

“依你的意思，我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喽？”

“我没那么说。”

“可你就是这个意思！老周啊！这不是我人格有问题，全世界你打听打听，对待象他这样的情报员，哪家情报机构不是这规矩？”

“也许你说得没错，不过人都是有思想的，而老郑这个人，往往想得又比别人多。”

“想得多也不行！个人利益绝对不能高于集体利益！”

陈国华叼着香烟，默默无语。他知道自己无权去说服老钱，也不可能再跟老钱说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经过反右斗争后，再让一些中国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恐怕要比登天还难。

事实证明：郑耀先果然不想见老钱。他不管你从哪儿来，也不考虑自己是不是被专政对象，只要觉得没必要，宁肯装病也绝不抛投露面。结果弄得老钱是趁兴而来败兴而去，两个人这暂短的交情，算是出现了裂痕。

1958年4月初，郑耀先和韩冰的处理意见被批复下来：发回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这个名词对于郑耀先来说，是个非常新鲜的新生事物，它不同于刑事犯，也不由法院来判决，而是社会主义国家针对某些特殊人群，实施的一种特有的专政手段。“劳动改造”到底能改变什么，郑耀先不清楚，韩冰也不知道，但二人凭借那绝顶聪明的脑袋，不约而同推算出自己的命运将是苦不堪言。

“这还不抵给我判个几年呢……”临行前，郑耀先私下对韩冰说道，“就我这腿脚，这身板，还能干个什么活儿？”

“干活那是抬举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劳动者啦？”一声幽叹，韩冰的神色凄凄惨惨，“改造，你还是从‘改造’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吧……”

“那我们不是惨啦？”

又是一声长叹，韩冰抹抹脸，恨恨说道：“命啊！这可真是命啊！自从遇见你，我这日子就没怎么好过！”

“这不能怪我，谁叫你没事连做梦都盼着抓我？”

“废话！你是贼我是兵，能不抓你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哼哼！我照样不会客气！”

“那你就慢慢抓吧！哼！榆木脑袋！”

俩个人时常会发生点小磨擦，但磨擦也是一种交流，这并不妨碍双方对未来命运的共同探索。

在马晓武刻意安排下，回到农场的两个人，一开始并未象其他右派那样参加重体力劳动，而是在食堂继续从事着切葱剥蒜工作。不同的是，大师傅老李再见到这二人时，多了个下意识转身动作。同事之间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已是不可能了，地位和阶级立场的对立，无形当中在众人之间树立起一堵厚厚的柏林墙。

老李不再犯病了，可他那双眼睛瞥向郑耀先时，依然有些古怪。晓武来农场也不象以往那么频繁了，这到不是说他嫌弃郑耀先的身份，主要是工作和家庭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压力。五七年的反右以及丈夫频繁的“失踪”，令小李身心受到了极大的重创，她的精神总是处于压抑和紧张状态，甚至在正常工作中，也频频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因此，考虑到小李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和市公安局的合作关系，检察院领导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将她调离原工作岗位，从事一些简单的文职工作。

五七年是新中国的一道分水岭，五七年之前和之后的人际关系，将从单纯逐渐过渡到复杂化。如果说反右斗争只是让中国人放弃讲真话的最低道德标准，那么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则将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美德彻底践踏。

有人说，反右斗争是为随后而来的“大跃进”作铺垫的，伟人的魅力就在于：他可以将战略目光放在常人所看不到的位置上。通过反右运动阉割掉中国人骨子里那坚持真理的血性，便为后来通过“浮夸”和放“卫星”制造个人业绩，奠定了顺理成章的舆论基础。

当农场广播里传来“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的时候，郑耀先正在洗白菜，听到这消息，他只是微微一笑，随即无奈地摇摇头。一个小时后，正在洗白菜的郑耀先，听到广播里“河北省XX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时，忍不住张口骂了句：“呸！河北人真他妈无耻！”

一旁的韩冰冷冷瞥他一眼，而厨房大师傅老李，则一溜烟逃之夭夭。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小麦亩产一千斤这是个很普通的数字，但是在刚刚建国还不到十年，经济文化及生产力极度落后的中国，出现亩产小麦12万斤，那就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了。而且这种奇怪想象并非只发生在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整个中国，每天都在被这种奇怪想象所充斥包围着。河北省徐水县就是因为亩产12万斤这颗奇怪“卫星”，而享誉了全国。

“让你看笑话了吧？”撂下菜刀，韩冰不悦地问道。

“这也叫人话？”一指广播，郑耀先愤愤说道，“我就算再没种过地，也知道亩产出不来12万，你说这河北人也太能颠倒是非了吧？嗯！以后和河北人相处，我得小心点，免得被人家卖了，还得帮着数钱。”

“出了这种事情，让你看共产党的笑话了吧？”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一个资产阶级右派还能有什么意思？”

“不对呀！我觉得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不明显把我往国民党那边推吗？”

“噢？难道你不是国民党？”

“我只是当过几天国民党兵，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挨着。”

“噢……那我理解错了，对不起啊！”

“哎我说，你说话阴阳怪气，到底什么意思？”

冲门外看了看，韩冰低声埋怨道：“你是不是有病啊？都混到这份上了，怎么说话还不把个门？非让人家把你弄死才舒心？”

“弄死我？好啊！那我还得说声谢谢。反正不管怎样，让我不说实话，那还不如杀了我！”

韩冰死死盯着他，半天未曾言语。

“看我干嘛？我长得又不好看。”

“没人欣赏你那张脸，”摇摇头，韩冰为之一叹，“你果真不象郑老六，至少他办事比你圆滑。”

“这话从你嘴里出来可真难！”

“难么？”凄然一笑，“其实有时候我也很佩服你，本应是共产党员该说的话，却偏偏叫你给说了。”

“唉……有什么办法？谁让咱忧国忧民来着？”

“噢？没看出来。”

“我不瞒你，照此下去，老百姓的日子会很难过。”

“怎么说？”

“亩产12万斤，也就是说，一亩地的产量能达到正常的200亩。哼哼！现在好了，老百姓种一亩地要交200亩的公粮，你叫他们拿什么交？倾家荡产都不够哇！若再赶上几个不顾百姓死活，媚上欺下的混账官员，那就会疯狂收购粮食制造个人业绩，将老百姓彻底逼上绝路。”

“结果农民是越种越穷，对国家也是越欠越多，到后来能不能填饱肚子都成问题。”韩冰也是忧心忡忡。她在战争时期广泛接触过农民，知道农民最需要什么，现如今这些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分明是在动摇国本。

“不出两年，老百姓恐怕要挨饿了。现在这是人祸，一旦再有个天灾，恐怕就要大量死人了，唉！这全国性灾难的后果，绝不亚于再打一次抗日战争……”

从直觉上，韩冰认为这周志乾绝对不是在危言耸听，不过处于好奇，她忍不住又追问一句：“你怎么知道要挨饿？”

“一个星期前，我们吃的菜里还有土豆，可是现在土豆没有了不说，就连白菜也是越来越少……”

“噢……”她点点头，突然间随着一个冷颤，又忍不住打量起面前这奇丑无比的男人，过了许久，她逐字逐句厉声问道，“心思这么缜密，还说你不是郑耀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