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的几行文字，没有刊登照片。
没准这家伙真的想靠这个来出名，如果把画的照片刊登在一本专业美术杂志上，岂不正中他的下怀？
馆长助理多了个心眼。
这本杂志是由Ｓ美术馆、市美术家协会、中国画院、艺术学院油画系等几家单位联合办的，相当专业，在Ｓ美术馆里随手可取，是赠阅的，登这条启示也是免费的，陈馆长没有表示异议。
启示如石沉大海，毫无反馈。
这幅无名氏画作在Ｓ美术馆的地下室库房里，整整摆了一个多礼拜，没有人来认领。
这天下午，陈馆长在电话里跟他那位四十一枝花的太太吵了一架，起因是陈太太的独生女儿，陈太太有个念高中的女儿，今年十七岁，因为母亲再嫁，陈馆长成了她的继父，对这位骄娇二气的大小姐，除了她的身材，陈馆长没有一个地方看得顺眼。
最近，大小姐从雅虎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美国男朋友，不光在网上聊，还要发短信，打国际长途，放着IP卡不用，大概嫌输入卡号和密码太麻烦，直接用家里电话打，让平时节省惯了的陈馆长十分肉痛。当他用比较婉转的方式向太太提出时，却遭到陈太太的白眼：
娶了新太太，白得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家有鲜花两朵，换了别的男人，高兴都来不及，肯定加倍呵护，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你倒好，连一点电话费都斤斤计较，没出息。
如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陈馆长肯定会提醒她，网络上骗人的东西太多了，谨慎点。而现在，陈馆长巴不得那个美国佬是《沉默的羔羊》里汉尼拔那样的食人魔，把这位大小姐拐骗到美国去作盘中餐，或者是国际贩卖人口组织的头目，把她卖到拉斯维加斯赌城去跳脱衣舞，总之不要再看见她。
撂下电话，怀着一肚子的怨气，陈馆长坐电梯来到地下室的库房。
咦？我到库房来干什么？
陈馆长自己都有点纳闷，大概是气昏了头吧。
既来之则安之，陈馆长在库房里转了一圈，检查一下工作，这儿有中央空调，温度与湿度常年维持在一个惬意的范围里，利于画作的保存。
“那是什么？”陈馆长指着角落里一幅被牛皮纸包裹得好好的画。
库房管理员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就是那幅多余的画呀！”
“多余的”，这个词倒是言简意赅。
陈馆长站在离画仅一米远的地方，忽然，一个念头不可抑制地涌上来——
既然是多余的，干吗不把它据为己有？
陈馆长承认，这种念头以前从来没有过，仅仅是那一瞬间，当他离画一步之遥的时候，忽然从脑海里冒出来的。
后来，陈馆长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是它给我的心理暗示，或者说，这是它发出的一道指令，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h3>8</h3>
身为一馆之长，陈子期有数种办法，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幅画从库房里弄出去。
三天后，这幅画就挂在了陈馆长家中的书房。
书房布置得有些不伦不类，写字桌、背椅和书橱是欧式的，没有摆沙发，摆了一张红木茶几、两张红木椅子，西面墙上挂着一幅书法，四个苍劲的大字“难得糊涂”。这当然不是郑板桥的真迹，是陈馆长自己写的。东面墙上挂起了一幅油画，书法正对着油画，颇有东西方文化对峙的含意。
此时此刻，陈馆长捧着紫砂茶壶，品着龙井，欣赏着这幅油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满足，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只不过白捡了一幅画，又不是名家之作，值得这么兴奋？
给画中人戴上口罩，遮挡她的面部表情，实在是败笔，但又不得不承认，口罩的出现让人产生一种窥视欲，很想看看口罩后面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
与其叫《窗台上的Zoe》，不如叫《戴口罩的Zoe》更贴切些……
陈馆长只是想想而已，他不会擅自改动一幅画的名称，作为美术馆的馆长，他懂得尊重知识产权。
陈馆长写了一块小牌，贴在画下方的墙上：
“布料油画 《窗台上的Zoe》
作 者 不详
创作年代不详
收藏者 陈子期 ”
他仔细研究了画，这名女医生胸前的铭牌上写着“主治医师 Zoe”，确定她的英文名字叫Zoe。为了加深理解，陈馆长查阅了《新英汉词典》所附英美常见姓名表，共收录二千四百条。在Ｚ一栏里只有九条：
Zane（赞恩）、Zangwill（赞格威尔）、Zelda（泽尔达）、Ziegler（齐格勒）、Zimmerman（齐默尔曼）、Zimmern（齐默恩）、Zinsser（津泽）、Zoe（佐伊）
二十六个字母，二千四百个姓名，用Z打头的只有少得可怜的九个，看来用Ｚ作姓名开头的英美人很少。
在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Ｚ是最后一个，偏偏这个Zoe又排在所有姓氏中的最后一个，真是有趣。
在陈馆长的印象中，有一个用Z打头的姓名非常著名，就是大名鼎鼎的zolo（佐罗），但被排除在这个姓名表之外，大概因为佐罗是拉丁美洲的姓名。
滋溜一口，紫砂壶里的龙井茶被吸光了，陈馆长放下茶壶，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这幅无名氏画作出现在Ｓ美术馆里，肯定有人把它带进来。
陈馆长想的就是“这个人”。
他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幅画悄悄地进入Ｓ美术馆，又悄悄地离开，摆在我家的书房，这样的结果，一定出乎“这个人”的意料吧？
会不会正是他所期望的？
只有当画离开了美术馆，进入一个家庭，才会发挥它的作用……
陈馆长绽开了笑容，他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揭开“这个人”的神秘面纱。
Ｓ美术馆修缮的时候，安装了先进的电视监控系统，所有的展区都在廿四小时监控之下。“这个人”挂画的过程，肯定被拍摄了下来。
陈馆长来到位于Ｓ美术馆六楼的监控室，找到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播放二楼Ｃ展区那几天的录像。
摄像头安装在天花板上，居高临下，虽然画面是黑白的，Ｃ展区的状况仍然看得清清楚楚。Ｍ先生画展的展期为三周，整整二十一天，之前的二十天，这个挂画的位置一直空着，显然它是最后一天才出现的，调查范围一下缩小了，陈馆长把最后那天的录像用快进格式播放了一遍，怪事出现了。
中午时分，画面忽然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干扰，屏幕上除了一片雪花，什么也没有，一分钟后，干扰消失了，画面恢复了，那幅无名氏画作就赫然出现在那个空地方。
面对陈馆长的质询，保安部的负责人挠了半天头，承认中午是保安管理中最松懈的时段，大家都去吃午饭，保安大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Ｓ美术馆里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中午正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
按规定，必须有人坐在监控屏幕前，但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形同虚设，这也难怪，Ｓ美术馆毕竟不是博物馆，陈列的都是现代画，不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新馆落成以来三年多，从未发生过失窃案，所以大家都放松了警惕。
看来“这个人”对美术馆的保安程序了如指掌，才会趁虚而入。从这一点来讲，即使不是馆内工作人员，也有内线。
但是，那个干扰又是怎么回事？
陈馆长来到二楼Ｃ展区，这儿已经恢复了常年展的陈列品，二楼的Ａ、Ｂ展区，是几幅水彩画，Ｃ、Ｄ展区，则是一组金山农民画，在挂无名画的位置上，挂着一幅叫《二嘠子卖驴》的农民画。
陈馆长抬起头，朝天花板上的摄像头看了看，镜头外面有一个乌黑的圆形玻璃罩，普通的观众即使抬起头来，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
陈馆长推理出“这个人”的作案过程：他一定使用了某种仪器，对天花板上的摄像头释放出干扰电波，请注意，他所站的位置必须在镜头的拍摄范围之外，以免被摄入画面，然后“这个人”迅速来到Ｃ展区的这个位置，把画挂起来，转身溜之大吉，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一分钟。
有如此敏捷的身手，“这个人”可以去偷故宫了。
“这可真是……”陈馆长嘟哝了一句：
“活见鬼。”
<h3>9</h3>
陈馆长决定不再追查这件事情。
这幅画已经属于自己了，明智的做法是让所有人尽快遗忘此事，最好忘得一干二净，永远别再提起。等到哪一天，有人发现它不翼而飞，如果他不识相，提出报警，陈馆长就会严厉地训斥他：本来就是多余的东西，没了就没了吧！
这幅无名氏画作搬进书房的时候，陈太太只是朝它看了两眼，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
丈夫的书房，陈太太一般不进去，陈太太的宝贝女儿读的是寄宿制高中，周六与周日才回家，继父的书房，她从不进去，因为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她的眼球，包括对继父本人。她曾亲耳听见卧室里传来那种气喘如牛的声音，这是继父在蹂躏母亲，让她感到恶心。
钟点工通常下午两点半来，打扫房间，烧好晚饭，洗了碗再走，一般要到晚上七点。
这天上午，陈馆长在上班的时候突感眼睛不适，有一种强烈的异物感，好象眼里进了东西，对着镜子看了半天，没有找到什么，连一根小小的眼睫毛都没有，但强烈的异物感几乎让他睁不开眼睛，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一瓶治结膜炎的斑马牌眼药水，离开医院，陈馆长回到就近的家中，想休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再去美术馆。
家里没有人，陈太太回浦东了，要晚上才回来。她父母住在浦东的三林塘，靠近2010年世博会的会址，2002年上海赢得世博会的主办权后，周边房价立刻飙升。
陈太太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把音响开得很响，结果满屋子都是“小城故事多……美酒加咖啡……问君何日归……”，要么在家里摆牌局，几个牌搭子都是师奶，她们抽烟，弄得乌烟瘴气，害得有支气管炎的陈馆长只能躲在书房里，打开窗户通风，眼不见为净。
这种时候，陈馆长就想起了他的前妻，她从不打牌，也不抽烟，只会做家务，不要佣人。虽然没有现任太太那股风骚，但很实惠，就象一根抽了几十年的烟斗，既顺手又顺口。
怨谁呢？是我自己把烟斗扔掉，改抽大麻的。
陈馆长躺在客厅沙发上，点了眼药水，异物感有明显的减轻，眼睛舒服多了。
家里静悄悄的，能听见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滴答声。
难得这么安静，如果能这样安安静静离开人世，倒也不错……
陈馆长闭着眼睛在想。
他睁开眼睛，朝墙上的钟看了一眼，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午饭还没吃，没觉得饿。
陈馆长把眼睛重新闭上，想打个盹，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很微弱，象一件衣服掉在地上，轻轻的扑一声。
过了片刻，这种声音又来了一次。这回陈馆长听清楚了，声音来自书房。
陈馆长从沙发上坐起来，抽了一张纸巾擦去眼角的残余药液，走进了书房。
书房里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异常，陈馆长朝地上看了一眼，目光就被直勾勾地锁定了。
地上扔着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都是浅蓝色的，陈馆长对这套衣服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不过他发现，上衣胸口佩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主治医师 Zoe”
陈馆长慢慢抬起头，目光往上移，墙上挂着那幅《窗台上的Zoe》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陈馆长的眉头渐渐合拢，拧成一个大大的结，就象一个“？”挂在脸上。
是我的眼睛有问题……还是我的幻觉？
<h3>10</h3>
下午四点多，象往常一样，S美术馆已经停止售票，馆里还有一些逗留的观众，他们或驻足观望，或拍照留念，或坐在展区里的固定椅上，安安心心欣赏自己喜欢的作品，一切都很正常。
将近五点的时候，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事后，这天轮休的美术馆工作人员无不后悔，应该来上班。
这一幕发生在美术馆底层的右大厅，第一位目击者是在A展区一名来自美国的女观众，她用双手捂嘴，发出“Oh my gad”的惊呼，很快，旁边一名上海女子跟着惊叫起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赤身裸体跑进来，脚上穿着一双黑皮鞋，嘴里唱着一首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奔……”
一边唱着，象只没头苍蝇，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女性观众无不惊叫着躲闪。
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引来了工作人员和保安，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这个男人的赤身裸体，还因为这个人竟然就是Ｓ美术馆的馆长陈子期。
当陈馆长离开右大厅，朝左大厅奔去的时候，呆了半天的保安终于缓过神来，一拥而上，把陈馆长摁翻在地，有人脱下自己的衣服要给他穿上，陈馆长非但不要，还拼命挣扎，试图冲出重围，继续这场裸奔，无奈之下，有人解下皮带，把他手脚捆起来，终于将他制服。
大厅里乱成了一锅粥，此时，馆长助理正在办公室里策划着下班后的约会，约会对象是美术馆接待部的小波，她是公认的馆花。保安部的大奔也在追她，身为馆长助理，自己的优势显而易见。
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来电的是保安部的负责人，馆长助理只听了前几句，就意识到今晚的约会泡汤了。
馆长助理匆匆来到会议室，推门一看，啼笑皆非，不知谁用一条毛毯将陈馆长整个裹了起来，外面用绳索五花大绑，乍一看，象一只台湾肉粽。
面对馆长助理的大声询问，陈馆长充耳不闻，比起裸奔时的亢奋状态，显得安静多了，满脸的轻松，嘴里居然还吹着口哨，旋律是民歌《好一朵茉莉花》。看起来，这次的裸奔非但不丢人，而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让他彻底解脱了。
疯了，馆长大人一定是疯了。
堂堂的Ｓ美术馆馆长，拥有的各种头衔足以覆盖一张名片，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就这样废了。
“给他老婆打电话吧。”馆长助理喃喃道。
我还没见过他老婆呢，正好一睹芳容。
<h3>11</h3>
上海市精神疾病防治中心出具的诊断书上这样写着：
陈子期，男，58岁，患精神分裂症。
拿到诊断书的第二天，陈太太就委托律师向居住地的虹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要求法院准予自己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
通常，离婚是去民政局办的，只要夫妻双方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民政局就会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给夫妻俩每人发一张蓝色的离婚证书，并收回红色的结婚证书。走出民政局，两个人就自由了。
正在疯人院接受治疗的陈馆长，是不可能去民政局主动要求离婚了，万一在民政局里来个裸奔，那可要闹笑话了，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法院。
丈夫患精神分裂症，维持这样的婚姻，无疑是痛苦的，我们要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在审案讨论会上，主审的女法官这样发言。
当然，我们也要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生病是天灾，不是他自身的过错，没人愿意得精神分裂症。
陈馆长与前妻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十岁，小儿子廿五岁，都已经独立了，女法官同他们进行了一次沟通，兄弟俩都表示愿意做父亲的监护人，承担今后的生活开销，为父亲养老送终。
其间，女法官还去了一次疯人院，想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想看看这位堂堂的Ｓ美术馆馆长究竟病到什么程度。
洁白的病房里，十分整洁，要不是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真看不出它跟医院里的普通病房有什么区别。这儿条件不错，四人一间，陈馆长坐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埋头做着一件繁琐的事情。
据男护士说，这是他新近染上的一个怪癖：数阴毛。
123、124、125、126……
女法官只在门口稍作张望，就落荒而逃。
离婚很快进入了操作程序，但有一件事比较棘手，恐怕全世界的离婚都要面临这个麻烦，就是财产的分割。
对住宅、汽车、存款、股票和债券这一部分财产，两个儿子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同意按“婚后财产”对半分割。分歧产生在陈馆长的那些收藏品上，其中大部分在中国银行的保险柜里，小部分摆放在家中。对于保险柜内究竟藏了多少东西，兄弟俩并不十分清楚，但知道父亲收藏的精华部分都在里面。兄弟俩坚持要把父亲的所有收藏品算作“婚前财产”，就是说它们不属于陈太太，她没有权力支配它们，陈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花重金请来一名擅长打这类抢钱官司的强盗律师，准备誓死捍卫。
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女法官先对陈太太做思想工作。
首先，你丈夫不是判刑坐牢，而是有病，医院刚下了诊断，你就迫不及待提出离婚，等于变相的抛弃，我们人民法院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完全可以驳回你的离婚申请，但是，考虑到你还年轻，你又是女性等诸多因素，可以判你们离婚，因此在财产分割上，你应该作些让步。
其次，你丈夫与前妻生的两个儿子，都表示愿意当父亲的监护人，为父亲养老送终，陈馆长今年才58岁，没准还能活个二十年，虽说有养老保险，但也是一笔相当庞大的费用。
说到底，把自己身上的包袱甩给了人家，总要破点财、意思意思吧？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天底下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
女法官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聪明的陈太太当然不会敬酒不吃吃罚酒，否则判决结果会明显倾向于兄弟俩，那样就得不偿失了。
陈太太同意让步，只取丈夫收藏品的三分之一。
女法官回过头来，又去做兄弟俩的思想工作。
你们父亲在结婚前，没有进行婚前财产公证，因此，他的收藏品也可以算作婚后财产，作为妻子，拥有一半的支配权。
兄弟俩最终同意了，获取三分之二的支配权。
然而，陈馆长的收藏品五花八门，为了显示公平，法院委托一家拍卖行，对陈馆长的收藏品逐一估价，以下是清单，分几大类。
钱币类：清奉天省铜元局铸造的“宝奉”十文铜元四枚，清晚期袁世凯头像金币一枚，清光绪年铸造大清银币两枚。
古玩类：清晚期白铜錾刻博古纹水烟壶一把，清光绪年紫砂瓜壶一把，用犀牛角制成的清乾隆年吉祥杯一件，象牙雕刻关公持刀像一尊，明朝永乐年银佛一尊。
邮票类：文革邮票十余套，五、六十年代的纪念、特种邮票数十套，面值三分银、五分银的清朝海关大龙邮票各一枚。
字画类：程十发的山水画两幅，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字的折扇一把，吴昌硕的人物山水立轴一件，任伯年的《走马图》一幅，林凤眠的仕女图与花鸟画各一幅，现代油画《窗台上的Zoe》一幅，作者不详。
其中，吴昌硕与林凤眠的画估价最高，都在人民币二十万元以上，任伯年的《走马图》估价也有十四万元，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存世很多，但袁世凯头像的金币就凤毛麟角了，估价十八万元。
与这些身价不菲的宝贝挤在一起，那幅《窗台上的Zoe》显得可怜巴巴，估价仅人民币一千五百元，是最低的。凭心而论，这点钱只够买一只十万像素的拍照手机，现在能买一幅原创油画，够便宜了。但由于是无名氏所作，估价师绝不看好它，甚至带着一点疑惑：
堂堂美术馆的馆长，怎么会收藏这种作品？
对此，兄弟俩和陈太太都没有感到意外，在他们眼里，那幅画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h3>12</h3>
Ｓ美术馆的馆长进了疯人院，此事虽然对外界保密，但在圈内，早就传得满城风雨，甚至谣言满天飞，有的说陈馆长的发疯是因为老婆红杏出墙，给老公戴绿帽子，这天下班回家撞见老婆在床上跟别的男人乱搞，让他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有的说陈馆长枯木逢春，爱上了一名曾在美术馆实习当讲解员的女大学生，这场老少恋让陈馆长产生了极度的自卑，因而发疯。更有甚者言之凿凿说，某月某日晚曾在一间PUB亲眼看见陈馆长衣着怪异，跟一名GAY举止亲热，相互抚摸，当时还以为认错了人。也有的说，其实陈馆长很早就有暴露癖，每次上洗手间，他小便的样子总有点怪怪，当时迫于他的淫威，不敢声张，现在总算放下思想包袱，勇敢地说出来。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有人哗众取宠，也有人天生对领导怀有一种不满情绪，如今陈馆长关在疯人院里，也许下半辈子都出不来了，不骂白不骂。
陈馆长在疯人院里，医疗费加食宿费每月高达三、四千元，医疗保险是不可能全额负担的，好在，馆长助理一次次跑美术馆的上级主管部门——市文化局，据理力争，历数陈馆长为Ｓ美术馆作出的贡献，他的发疯是工作压力太大，精神不堪重负所致，决非什么戴绿帽子、老少恋、同性恋之类的一派胡言。
局党委两次开会讨论，最终决定，从每年市文化局下拨给Ｓ美术馆的预算里专门划出一块，用来报销医疗保险无法支付的那部分，名曰“特事特办”。
馆长助理的表现，得到了局领导的普遍认同。
这个年轻人不错嘛，老陈跟他非亲非故，人家干吗要为老陈一次次来回奔波？还不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尊重嘛！不象其他人，人一走茶就凉，老陈病倒了，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真是人心险恶。
局领导层的平均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老陈的遭遇让他们想到了自己，虽然不至于象老陈那样去裸奔，但仕途凶险莫测，谁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在前面等着自己。
不久，新的任命下来了，馆长助理被任命为代理馆长。
这就意味着，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明年他将被任命为新一任Ｓ美术馆馆长。
这项任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本来，Ｓ美术馆的李副馆长对这个职位自以为是三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
“这小子……”李副馆长恨恨地咒骂，“出了奇招呀！”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次李副馆长犯了决策上的失误，陈馆长有暴露癖的说法就是从他嘴里溜出来的。
看来只能等待奇迹的出现了，那就是——
新任的代理馆长也来一次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