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困惑地看着我，正要争辩，觉得我真的搞错了，但我一再重复说，不让他有机会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这里，在休息室，”我说，“还记得吗？当时很安静，旁边没有其他人。”

突然间他眼睛一亮，恍然大悟了。“啊是了，”他说，“当然了，没错—那顿晚餐是前天晚上的事。”

“你总算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聊天，你跟我解释希腊人。我们聊了很久。”

“啊，没错，谈了好久。那些该死的希腊人—谈到他们，什么事都不可能简单。”

“是啊。你跟我讲了好多事情，好多历史。我们去睡觉时，都已经10点多了。”

“大概还更晚，我记得应该是11点。”他非常热心地说。

“嗯，我想你记得比较准。”我说。

我们再度看着彼此，我知道自己对他的直觉没有错。我的秘密很安全了。

他指着我手里的护照，压低声音。“你要赶紧离开，不再回来吗？”他问。

“不，不是的，”我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保加利亚了—说我提到过要去找到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

我跟他道别，走出前门到车库去。我打开后行李厢，拿出里面铺的橡皮垫，找到了通往右后轮轮弧内侧的地方。那个追踪器就用几条磁铁固定在轮弧内侧，我拿出来，贴在路旁一根停车标志柱的下侧。

如果运气好，就不会有任何路过行人看到这个追踪器，而土耳其的监看人员会以为我的车还停在路边。

我上了车，开向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