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调查结束，那布洛迪·威尔森就没有必要留在博德鲁姆了。

慢慢来，事情还没结束呢—次日上午9点整，我来到博德鲁姆的警察总局时这么告诉自己。

写那封信的警察，就是建议我在这个时间过去跟她碰面。

“你应该可以搭下午离开博德鲁姆的班机，毫无困难，”她在信中写着，“我会跟你简报案情发展，应该不会花超过二十分钟。”

进了警察局，柜台找来一个年轻警察帮我带路，他不可能超过十六岁，一身制服烫得笔挺，脚上的靴子擦得亮晶晶。除了海军陆战队的仪队之外，我从没见过谁的靴子这么亮。他带着我往建筑后方走，上了一层阶梯，楼上是密密麻麻的刑警办公室。在一道走廊的尽头，我们进入一个房间，里头有两张办公桌，还可以看到邻接房子的庭院。那栋以石灰水粉刷过的房子快倒塌了，墙上的灰泥剥落，屋顶散布着破瓷砖，但无所谓。光靠庭院里的两棵老缅栀树，整个看起来还是很美。

只有一张办公桌有人用。那是一名年轻女子，一头蓬乱的深色头发，显然是个秘书，她一边耳朵凑在电话听筒上，一边在计算机上打字，那台计算机旧得大概是内置了黑白电子游戏的古董。

那名秘书身上的一切都很过火—她的手势、她紧身衬衫里绷得很紧的乳房、她化的妆、她穿着铅笔裙的臀部。让人怀疑她的情绪也会很夸张。我等着她讲完电话，忽然想到，在很多方面，她象征了现代土耳其的种种矛盾—她很年轻，置身于一个执着于过往的文化中；她是个不怕羞的女性，却身在一个男性主宰的社会；她漠视宗教、一身西方打扮，但这个国家的目光却老是转向东方的伊斯兰。

而且，当然，对于这个非常保守的国家而言，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矛盾：毒品。在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运毒路线上，土耳其已经成为最关键的枢纽。这条现代丝路把鸦片（半精炼的海洛因）和高质量的大麻脂，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运到西欧，跨过国界到黎巴嫩，或是穿越高加索山脉到俄罗斯。如果毒品只是另一种现代商品（就像石油，经由跨国输油管运送），那么土耳其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交流道。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克里斯托·尼可莱德—我曾下令在圣托里尼处决掉的那个希腊大毒枭。在追踪他的过程中，我曾经从美国缉毒局那边得知帕特罗·尼可莱德和其他六个主要贩毒集团，都跟土耳其有很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土耳其的这个区域。而且，尽管某些优秀的土耳其官员勇敢查缉，但这个国家贪腐太严重了，利润又实在太惊人了。

眼看那个秘书一时之间没有挂掉电话的迹象，我就拉了把椅子坐下，开始思索着帕特罗和他的阿尔巴尼亚打手。当初我一平安回到美国，就逐渐淡忘掉这个人，但我必须承认，很讽刺的是，在眼前这个巨大危机的压力下，我又被拖回了这个他极其熟悉的地区。我很好奇他人在哪里—希望还关在他位于帖撒罗尼迦那十二英尺高围墙内的大宅里，照料他的薰衣草，哀悼他失去的儿子。

我没往下多想，事后回顾真是大错特错，但此时那个女人终于挂掉电话，朝我露出她那个有点过火的微笑，又拉直她的衬衫，以防万一我之前没注意到她最自豪的两个资产，然后问我是不是布洛迪·威尔森。

我点点头，她跟我说她的上司会迟到十五分钟。“她每天早上都带小家伙去附近的公园玩。她的车子才刚发动，就又熄火了。是意大利的—我指的是那辆汽车—所以根本就是一块废物。”

从这句话，我推断她的男朋友一定是意大利人。另外她大部分的英文似乎是从美国流行歌、暑假档票房大片、在网络上聊天时断续学到的。

“‘小家伙’？”我问。

“她儿子。”

“她先生也是警察吗？这一行常常是这样。”我其实不在乎，只是找话聊—你知道，故作轻松。

“不是，她离婚了。”

“她儿子几岁？”

“小家伙六岁了。”她显然很喜欢讲“小家伙”；我想这个字眼让她觉得自己跟其他美国访客一样时髦。

“那真辛苦啊，当个单亲妈妈，要带个六岁的儿子。”

她耸耸肩—我怀疑她可能没这么想过。然后忽然间，灾难就冒出来要跟我握手了。“你有小孩吧，威尔森先生？”

“不，没有小家伙。”我说，心不在焉且不经意地说了实话—至少是有关我的实话，但正好跟我的掩护身份相反。我立刻发现自己讲错了，想着要把话收回，但又放弃了这个愚蠢的想法。无论如何，我还是设法保持一副酷样。

“现在没跟我住了，”我微笑着继续说，“我离婚了，所以我知道一个女人带小孩有多辛苦—我前妻老是提醒我。”

她笑了，没注意到任何异常。救得好，我心想，但我的手心已经开始冒汗，而且在心里头扇了自己脑袋一记，告诉自己醒醒吧。“那是你上司吗？”我问，想改变话题，指着另一张办公桌上的照片。

照片里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穿戴着头巾和连身工作服，爬在一把梯子上，正在帮一栋小房子的侧墙刷石灰水。那一定是在博德鲁姆的旧港口附近—隔壁一栋很大的建筑物上有英文和土耳其文“古尔父子造船厂”的字样。

“是啊，”那个秘书说，走到我旁边，“那是两年前，她刚搬来的时候。”我更仔细看—她是个美丽的女人，三十来岁，还带着点异国情调：高高的颧骨和大大的杏仁眼。

“她很迷人。”我说。

“谢谢。”后方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大家都说是遗传我母亲。”

我转身，当然了，是那位警察。她把手提袋和手机放下，转向那个秘书。“麻烦回你座位去，海鲁妮莎。”

海鲁妮莎立刻照办。那个警察包了头巾，塞在一件及膝的高领外套里。外套里穿了一件长袖衬衫，下身的阔腿裤底下是一双高跟鞋。每件衣服的质料都很好，而且很时髦，但除了双手和脸之外，没有露出半寸肌肤。这是土耳其的另一面—保守、伊斯兰、对西方及其价值深怀疑虑。

“我是蕾拉·库马利。”她说。她没伸手要跟我握，不必是侦探也看得出她不喜欢我。或许因为我是踩入她辖区的调查员，或许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大概两者皆是。显然地，在土耳其，两方面都有你就出局了。

“真可惜你大老远跑来，却没有什么收获，”她说，坐在她的办公桌后头，“就像我在信里说过的，那位年轻先生的死亡显然是一桩意外。”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案子？”我问。

“今天。案件的档案中午之前就会送到我的上司那边。如果一切都没问题，接着就会送到安卡拉的总局去，由那边结案、封存。这是例行的正式手续。”

“那恐怕得延后了，”我说，“在定案之前，我必须把整个调查确认一遍。”我通常不会这么唐突，但我不能放走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必须争取一些时间。

她想掩饰，反正她立刻就生气了—我从她那对杏仁眼看得出来。她瞪着我的双眼，想逼我主动让步，但我被更厉害的男人瞪过。

“我想没有任何延后的必要，”最后她终于说，“就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可以花二十分钟帮你温习。大概还不用。这个案子就是这么清楚明白。”

她打开一个档案柜，拿出一沓档案，找到一张“法国屋”后头草坪的照片，摔在桌上。

“这是他掉下去的地方。”她说，指着一片垂直悬崖往下一百英尺的落差。

那片崩塌的危崖前，唯一的屏障就是一道包围着整个私有岬角的双道木条护栏，一直延伸到岬角顶点一座漂亮的观景凉亭。

“在观景凉亭北边四米，他要不是爬上护栏，就是跨过去，”她说。“我们知道确切的地点，因为我们的一个鉴识小组在碎木片上发现了一条棉线，是来自他所穿的斜纹棉布裤。”

她的英语近乎完美，但她讲“鉴识小组”的口气有点太强调了—显然她还一肚子火，想让我知道他们这里可不是什么蛮荒地区，他们办案子很彻底且现代化。我正要问问题，但她抢先开口。

“你要求从头确认一遍，那我就帮你确认完吧。那位美国青年死于晚上9点36分。我们会知道是因为他的手机放在口袋里，他摔到岩石上的时候，手机的时间就停止了。在这之前六分钟，一道大型磷光烟火在岬角上空爆开，烟火表演从此开始。我想你不会晓得，但星期六晚上是—”

“胜利日。”我用土耳其语说。

她很惊讶。“恭喜你，”她回答，“或许你不像大部分贵国人士那么无知。”

我决定不计较—因为没意义。她的态度的确让人受不了，但我还有更麻烦的问题要处理。

“被害人道奇先生之前一直待在大宅的书房里，喝酒，还有嗑药—毒物学报告上证实了这点—然后那个磷光烟火施放，夜间的烟火秀开始了。

“于是他抓起一副双筒望远镜—我们在护栏内侧发现了—走到草坪上去看烟火。”

那副望远镜触动了我脑袋里的警铃—我的雷达告诉我这不对劲—但眼前没时间仔细思考：我想先专心听她说，因为她讲的速度飞快。

“为了能有更好的视野，他要吗就是站在护栏上，或者爬过去。药物和酒精搞得他迷糊了，对这里又不熟，或许还被持续的烟火亮光弄得有点昏头，于是在崩坏的崖边脚下一滑，没法站稳，就掉下去了。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威尔森探员？”

我点点头。

“我们用一个跟他同样身高、体重的假人重建了现场。他掉下去一点八秒钟后，撞到了长在峭壁上的一丛灌木。你可以看到那些断裂的树枝，而且我们在枝叶间找到了几绺他的头发。另外一点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他坠落的轨迹完全符合一个人失足的状况。

“这里是测试的报告。”她把一小沓技术性的图表推到我面前。

“我们认为他曾经想抓住树枝—他一只手上有擦伤—但他还是一直往下掉，最后撞到一百零四英尺以下的岩石。那是十层楼的高度。除了其他伤之外，最致命的是他的脊椎有两处断裂，所以是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