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很明显，即使那些劫机者犯了很多错，但他们还是比我们厉害—要是有任何人怀疑，那么我的管区有三千件凶杀案可以证明这一点。等我们回到格林威治镇，我发现一个想法开始成形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仔细思索着这个想法，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去纽约大学，点亮我的蜡烛。”

他说，在一个面对着华盛顿广场的大办公室里，他跟那些大学主管解释他想要办一个活动，在专业领域内将会像是在瑞士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一样有名—这个每年一度的活动，是针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调查人员，有一系列的演讲、研讨会和大师班。让专业人员可以讨论新的想法，介绍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他说这个论坛的活动，将会由最顶尖的专家主持，跨越各个领域和所属单位。

“当时我指着窗外，”布瑞德利告诉我，“指着世贸双塔曾经耸立的地方。‘那样的人会再回来，’我说，‘下回他们会更厉害、更聪明、更强大。所以我们也得更强才行—我们所有调查人员必须有个清楚的目标：下回我们要击败他们。’”

“那个房间里有十一个人，我猜想我已经说服了其中三个，于是我说出了那个轮椅男的故事，提醒他们说，他们是最接近世贸中心原址的大学—他们有个特殊的责任。如果不在这里举行，还能在哪里？

“到最后，他们有一半都很羞愧，少数几个还含着眼泪，最后大家投票一致通过。或许明年，我会去竞选市长。”他想笑，但笑不出来。

他说这个世界调查论坛的种种安排，将会比他预期的更好，然后他急速念出一堆答应授课或参加的专家名字。

我点点头，真心觉得佩服。他说：“是啊，大人物全都到齐了，”然后他看着我，“只缺一个。”

他没给我回答的机会。“你的书影响很大，”他继续说，“你住在这里，可能还不晓得，但最顶尖的教授们很少不—”

“这就是你跑来巴黎的原因吗，”我说，“来找我回去参加会议？”

“一部分是。当然了，我终于解出裘得·盖瑞特的身份之谜，但现在我想提供你一个贡献的机会。我知道我们不能说出你真实的身份，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说你是盖瑞特的长期研究员—就像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医生，曾经协助他—”

“闭嘴，”我说—这种话他大概很不习惯听到。我瞪着桌子，然后抬起眼睛时，我声音很小，确保只有他听得到。

“现在，”我说，“我得打破我以往专业上的所有规则—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的真相。这大概是你头一次听到我们这一行的人说这种事，所以仔细听好。

“你能查到我，真的很了不起。如果我那本书要出新版，一定会把你的这个成就写进去，真的非常出色。”

他轻轻耸了下肩—我想是受宠若惊，非常引以为荣，但又谦虚得不愿意表达出来。

“你查到很多名字，揭开了很多掩饰的说法，但你没查出我替我们国家所做过的任何事，对吧？”

“没错，”布瑞德利回答，“我不确定我想查。我想，既然事情这么保密，那就最好不要去碰。”

“这点你想得没错。所以我来告诉你吧。我逮捕过很多人，逮捕不了的就杀了。其中还有三次，我先逮捕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杀了。”

“耶稣啊，”他轻声说，“我们的国家会做这种事？”

“我想凶案组警探和法官都对这种事有个罪名，对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类行动会对一个人的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年纪愈来愈大的时候。有件事我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人能指控我歧视。我在工作上一视同仁—我干掉过天主教徒、阿拉伯人、新教徒、无神论者，还至少有几个犹太人。唯一缺的好像就是拜火教徒。相信我。如果任务需要，就算他们是拜火教徒，我也照样会把他们干掉。麻烦的是，我伤害过的很多人—大部分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并不会遵守你我所谓的基督徒原则，布瑞德利先生。尤其是，如果他们被打了左脸，可不会想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人打。你知道塞尔维亚人吗，他们到现在还在为他们1389年输掉的那场战役生气。有些人说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更糟。对那种人来说，追杀我几十年，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了解，我为什么跑来巴黎，在这里隐姓埋名定居。我一直想当个普通人。对我来说，今天晚上不完全算是好消息，所以我不会去主持什么专题研讨会，我要逃命去了。”

我站起来，伸出一手。“再见，布瑞德利先生。”

他握了，这回没有挽留我的意思。中庭现在没什么人，我离开时，布瑞德利独自坐在烛火之间，孤单的身影看起来很凄凉。

“祝你好运，”我回头说，“那个研讨会的想法很棒，我们的国家很需要的。”我转身要继续往外走—结果面对着一个女人。

她微笑：“从我丈夫脸上的表情看，我想你的答案是不。”那是玛西，布瑞德利刚刚跟她通电话时，一定跟她说了我们在这里。

“没错，”我说，“我不能参与—他知道为什么。”

“不过，谢谢你肯给他时间。”她的反应很平静，“听他讲了这么久。”

她的声音里没有憎恨也没有愤怒—她唯一关心的，似乎就是她丈夫的身心健康。我立刻就喜欢她了。

布瑞德利转头没看着我们，而是设法想吸引侍者的注意，请他拿账单来。

“你知道，班对你欣赏得不得了。”玛西说，“我想他没告诉你，但他看了那本书三次，只是为了其中的乐趣。他老说，他真希望他做过一半你所写的事情。”

一时之间，我对布瑞德利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个顶尖的调查人员，认为自己从没机会在够大的战场上施展才华。抱着这种专业上的遗憾有多么难受，我比大部分人更明白。然后，一如往常，我又想起那两个小女孩，还有我多年前在莫斯科所做过的事情。

我想得入神，玛西不得不碰碰我的手臂，才把我拉出记忆的迷宫，然后我看到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们纽约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机会，打个电话给他—我的意思不是现在，是以后。”她看到我不太情愿的模样，露出微笑，“过个几年也没关系。”

但我还是没伸手接。“他是个好人，”她认真地说，“我所认识最好的人。比大部分人能想象的还要好。你如果能打个电话，对他意义很重大的。”

我当然知道自己不会打，但不接下这张名片好像太伤人了，也毫无必要，于是我点点头。我把名片放进口袋里时，布瑞德利又回头朝我们看过来，隔着安静的中庭，他和玛西彼此凝视了一会儿。

在那猝不及防的片刻，他们两人都没意识到我在旁观，但我看到他们卸下种种心防。两人再也不是身在巴黎，不是在一家五星级饭店；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正在世贸北楼垮下来之前和之后的状态—彼此深爱。他们不年轻了，那当然不是一时痴迷，我很高兴看到，在一个充满欺瞒的世界里，还有这样的爱。或许这一晚并没有完全毁掉。

那个片刻过去，玛西的目光又回到我身上，我说了再见，走进高高的门，在中庭侍者总管所站的讲台旁暂停。他跟我还算熟，我谢了他的招待后，要求他派点心推车再去那桌一趟，然后给了他两百欧元支付账单。

我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付钱。只是愚蠢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