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岸边的方向，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他在干吗？他找到什么了？他是谁？”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桨，任小艇随波漂荡。他背靠梯子坐着，头佝偻着低垂在宽阔的肩膀之间。他已抽完香烟，又点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迈利看见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见了粉笔记号。就在同一个视线上，离他非常近，弯弯曲曲地浮现在他满是雾气的眼镜片里。他必须低下头，透过镜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笔记号，锐利鲜明，黄色的。一条线，小心地画在栏杆的铁锈上，一步之遥处，垂着一条以水手绳结系住的钓鱼绳。老人望着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围观的群众也望着他，但他别无选择。他拉起钓鱼绳，非常重。他稳稳地拉着，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绳索变成了肠线，他继续拉着肠线。肠线突然变得非常紧。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拉着。岸上的人满怀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们兴味盎然。老人的头后仰，在鸭舌帽的阴影里望着他。突然，噗通一声，钓获的东西跃出水面，围观的群众响起一阵猥亵的笑声：一只旧运动鞋，绿色的，仍然系着鞋带，勾着鞋的是一个大鱼钩，大得足以拖起一条鲨鱼。笑声慢慢平息。史迈利解下球鞋。然后，他仿佛还有其他事要处理似的，摇摇晃晃地回到舱房，离开众人的视线，任门半敞着迎进些许光线。
但他手上还拿着那只运动鞋。
一个防水布包缝在鞋趾里。他拉了出来。那是一个香烟袋，顶端缝合，折叠数次。莫斯科规则，他木然地想，始终都是莫斯科规则。我还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遗物？他怀疑。就算我们重视的都是平凡之辈。他打开缝线，烟袋里是另一个折叠起来的东西。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胶护套。藏在护套里的秘密，是一团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纸板。史迈利打开来。那是半张风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张阴沉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风景画，半幢荷尔斯泰因城堡凝望着灰暗的阳光。边缘呈锯齿状，是刻意撕成两半。背面没写字，没地址，没邮票。只是半张单调、未付邮寄的明信片；但他们为着这个东西拷打他，然后杀了他，却从头到尾没找着这个东西，或这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把这张明信片与它的包装，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侧。史迈利一言不发缓缓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营地民众越来越多。
“喝醉了？”老人问，“睡沉了？”
史迈利踏进小艇，在老人划离时，再次回头望着“伊莎朵拉”。他看着破碎的舷窗，想着船舱里的一片狼藉，那纸一般薄的船板，让他可以听见岸上杂沓的足音。他想像着那场打斗以及莱比锡的尖叫声，直入云霄，回荡在整个营区。他想像着，沉默的群众就站在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未发一声，也未伸援手。
“有一场派对。”老人把小艇系在防护堤时，漫不经心地说，“很多音乐，歌声。他们警告我们说，那并不大声。”他打了个结。“也许他们吵架了，又怎么样？很多人都吵架。他们很吵，播放爵士乐，又怎么样？我们就是爱听音乐的人！”
“他们是警察。”一个女人在岸上的群众中喊道，“当警察来执行勤务时，市民就有义务要闭紧嘴巴。”
“带我去看他的车。”史迈利要求。
他们群起而动，没有人带头。老人走在史迈利身边，半是监护，半是保卫，让他自己有种滑稽的仪态。孩子们到处奔跑，但都与老人保持距离。那辆福斯汽车停放在矮树丛里，和“伊莎朵拉”的船舱一样狼藉不堪。车顶的衬里被撕成碎片，座位都被翻起扯裂。轮胎已不见踪影，但史迈利猜这是事后才发生的。营地的群众虔敬地围在车旁，仿佛那是他们的展示品一般。有人想要烧了车子，但火没烘起来。
“他是个无赖。”老人解释道，“他们全是。看看他们，波兰佬，罪犯，次等人。”
史迈利的欧宝还停在原处，在小径尽头，靠近垃圾箱的地方，两个穿着很相似的金发男孩站在行李厢上，用锤子敲打车盖。走近前去，可以看见他们额上的头发随着手中的动作而跳跃。他们穿着牛仔裤和装饰着爱情雏菊的黑色靴子。
“告诉他们，不要再敲我的车。”史迈利对老人说。
营地的人跟随着他们，但保持了一段距离。他可以听见他们踏出的鬼鬼祟祟的脚步声，活像难民大军。他走到自己的车边，手中握着钥匙，那两个男孩依旧弓起背，使足全力地敲打。他环绕车身加以检视，发现他们就只有把行李厢的盖子敲得松脱开来，然后拆下来，再在地面敲平，像一片未经加工的铁片。他查看轮胎，但似乎没什么损伤。他不知道还要查看什么。然后，他看见他们用绳子把垃圾箱绑在前保险杠上。他保持冷静，扯着绳子想要拉断，但绳子牢不可摧。他改用牙齿咬，但徒劳无功。老人借他一把小刀，他切断绳子，仍然对那两个拿锤子的男孩保持冷静态度。营地的人围成半圆形，抱着孩子，准备道别。史迈利坐进车里，老人大叹一口气，用力关上车门。史迈利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当他转动钥匙时，其中一个男孩有气无力地滚上发动机盖，像是摩托车表演中的模特儿，另一个则礼貌地拍打窗户。
史迈利摇下窗户。
“你们要干吗？”史迈利问。
男孩伸出手掌。“修理。”他解释说，“你的行李厢关不紧。时间费加材料费再加上管理费用。停车费。”他指着他的大拇指指甲。“我的同事割伤了手。那可能会很严重。”
史迈利看着那男孩的脸，看不到任何他所能理解的人类本性。
“你们什么都没修，你们只有破坏。叫你的朋友离开这辆车。”
两个男孩彼此商量，似乎有所争论。他们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神志清醒，缓缓地互相推搡着肩膀，做着与他们的言辞完全不相符的夸张手势。他们谈论大自然，谈论政治，如果不是车上的那个男孩站起身来借以渲染论点的话，他们柏拉图式的对话可能会无休无止。那个男孩站起身时，还折下一支雨刷，宛如摘取花朵，递给老人。史迈利开车上路，从后视镜中，他看见一圈以老人为中心的面孔瞪着他看。没有人挥手道别。
尽管车子像救火车般叮当作响。他还是毫不迟疑地往前开，衡量着眼下的形势，他猜想他们还动了其他手脚，他所没有察觉的手脚。以前他曾离开德国，他曾非法地进出，也曾因被通缉而逃亡，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德国，仿佛重返到蛮荒世界。他无从得知，水畔营地是否有人打电话通知警察？他想那应该已然发生。那艘船已被撬开，秘密都已揭露。那些袖手旁观的人，现在都争相抢着当好市民。他以前就已领教过了。
他进入一个海滨小镇，行李厢——或者应该说是曾经是行李厢的东西——仍在其背后哐啷作响。也或许是排气管，毁于我在开进营地时撞上的那个大坑洞。一个火热、不合时节的太阳，取代了清晨的浓雾。没有树木。炫目迷离的耀眼光芒环绕着他。时间还很早，空荡荡的马车犹等待着第一批游客的到来。沙滩挖成弹坑的模样，那是夏日的阳光膜拜客用来躲避海风用的。他可以听见车子行进的声音在彩绘的店面间轻声回荡，而阳光似乎让回音变得更加大声。因为车子发出的嘈杂噪声，他所经之处，人人都抬头张望。
“他们会记住这辆车。”他想。即使水畔营地没人记得车号，粉碎的行李厢也会让他无所遁逃。他转进大街。太阳真的非常明亮。“一个男人来过，警察先生。”他们会对警方巡逻员说，“今天早上，警察先生。他说是那人的一个朋友。他到船里查看，然后开车走了。他没问我们什么，警察先生。他很镇静。他钓起了一只鞋，警察先生。想像一下——一只鞋！”
他朝火车站的方向开，遵循标志，寻找可以把车停放一整天的地方。车站是宏伟的红砖建筑，他猜可能是盖于战前。他开过车站，在左边找到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一排遮阴的绿树迤逦蜿蜒，有些车上都已覆满树叶。一部机器收走他的钱，并给他一张票粘贴在挡风玻璃上。他倒车到一排的中央，让一道泥堤尽量遮住行李厢。走下车，异常炎热的太阳像火辣的巴掌打在他脸上。一丝风都没有。锁上车，把钥匙藏在排气管里，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何要这样做，只觉得对租车公司很是歉意。他捡起树叶和沙土，把前面的车牌几乎全盖住。一个小时之内，在这圣卢克的夏日里，停车场会停满上百辆车。
他注意到大街上的一家男装店。他只买了一件亚麻外套，没别的，因为买整套服装的人会被记得。他没穿上新外套，而是放进塑料提袋里。在一条开满服饰店的斜街上，他买了一顶草帽。在一家文具店里，他买了这个地区的假日地图，以及汉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低萨克森地区的火车时刻表。他也没戴上帽子，而是像外套一样将其放进提袋里。出乎意料的炎热让他汗流浃背。炎热令他沮丧；这和酷暑天下雪一样荒谬可笑。他走进电话亭，再次翻找电话号码簿。汉堡没有克劳斯·柯列兹奇玛，但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电话号码簿里有一个柯列兹奇玛，住在一个史迈利从没听过的地方。他查了手上的地图，找到了一个相同地名的小镇，位于通往汉堡的主要铁路线上。这让他非常高兴。
史迈利保持平静，心无杂念，再次精细地盘算。找到那辆车之后，警方会很快就找上汉堡的那家租车公司。从租车公司取得他的名字和外型描述之后，就会立即在机场和其他边界地区严加戒备。柯列兹奇玛是夜猫子，睡得很晚。他住的小镇搭普通列车要一个小时。
他回到火车站。车站大厅是华格纳幻境似的哥特式宫廷，有着拱形屋顶与巨大的彩绘玻璃窗，阳光穿透玻璃，在陶砖地板上映照出丝丝缕缕的斑斓色彩。他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说他姓“史坦法斯特”，名字缩写为“J”，这是他从伦敦那个俱乐部取出的护照中其中一本的名字。第一班飞往伦敦的班机是下午六点，但只剩头等舱有空位。他预订了一个头等舱的座位，并且说，他在抵达机场之后，会办理经济舱机票的升级。电话另一端的女郎说：“那么，请提前一个半小时办理登机手续。”史迈利答应——他想让对方印象深刻——但是表明史坦法斯特先生很糟糕地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联络。从她的声调听起来，不像有手握电报的安全官站在她背后，贴着她耳朵低声指示，但他猜几个小时之内，史坦法斯特先生的订位消息就会触动许多警铃，因为租欧宝车的，正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回到大厅，走进缤纷的光影里。大厅有两个售票柜台和两条排队的人龙。在第一个柜台，一个聪慧的女郎替他服务。他买了一张到汉堡的二等单程车票，但购买的过程颇费些劲，犹疑不定，又异常紧张。在终于买好之后，他又坚持一定要写下离站和抵达的时间，还向她借了一支原珠笔和一张便条纸。
在男厕里，他先从自莱比锡船上拿到的那半张风景明信片开始，把衣袋里的东西换过来，再换上亚麻外套与草帽，接着走到第二个柜台，非常镇静地买了一张普通车票，到柯列兹奇玛所住的小镇。在买票的过程中，躲在草帽宽阔帽檐下的他，完全不看售票员，只专注在自己所买的票与所找的零钱上。离开之前，他采取了最后一道防范措施。他打了一通拨错号码的电话给柯列兹奇玛先生，他太太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不该这么早打电话给任何人，但他也印证了电话无误。他最后做的是把塑料提袋折叠放进口袋里。
小城林木苍翠，清幽雅致，草地宽广，每一幢房舍的领域都精心划分。无论这里的乡村生活是否已因城郊人士大举入侵而遭破坏，在明亮的阳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非常美丽。八号在右手边，是一幢坚固的两层楼建筑，有着倾斜的斯堪的那维亚屋顶，双车库，和多种种得过密的小树。花园里有一张刻花塑料座的摇椅，和一个浪漫风格的新鱼池。但整幢房子最引人注目之处，也是柯列兹奇玛先生最引以为豪的，是铺着艳红色瓷砖的内院里的露天游泳池。史迈利就在那里发现了他，一家和乐，在这个不像秋天的日子里，与几个邻居即兴欢聚。柯列兹奇玛先生穿着短裤，正在准备烤肉，当史迈利打开大门的门闩时，他停下手边的动作，抬头四望，看看是谁来了。但史迈利身上的新草帽与亚麻外套令他困惑，因此他叫妻子来应门。
柯列兹奇玛太太手上端着香槟杯，走下小径。她穿着粉红色的泳装，肩上的粉红色透明披肩在背后飘荡。
“现在又是谁？谁带来惊喜？”她用开玩笑的声音不断问着。她很可能是在对着她的小狗说话。
她在他面前停下来。她晒得黝黑，身材高挑，和她丈夫一样，体格健美。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因为她戴了一副加了白色塑料框的黑色眼镜，以保护鼻子免于晒伤。
“柯列兹奇玛家正在欢聚，”他仍未自我介绍，因此她不太安心地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先生？我们可以提供你什么服务吗？”
“我必须和你丈夫谈谈。”史迈利说，这是他自买车票之后首次开口，他的声音显得稀薄而不自然。
“但克劳斯白天不谈生意。”她坚定地说，仍然面带微笑，“白天，我们家里是不准谈论商业利润的。我应该给他铐上手铐，向你保证日落之后他就会是你的囚犯吗？”
她的泳装是两件式的，露出平坦丰润的腹部，因涂满乳液而油光闪烁。腰间系了一条金链子，似乎是返璞归真的进一步征兆。脚上踏着一双鞋跟非常高的金色凉鞋。
“请告诉你丈夫，不是关于生意的事。”史迈利说，“是关于友谊。”
柯列兹奇玛太太啜了一口香槟，拿下黑眼镜，宛如在化装舞会中介绍自己一般。她有个狮子鼻。脸孔虽然亲切，却比她的身体老得多。
“但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有友谊可言？”她追问，不再确定自己该摆出迷人或严厉的姿态。
但此时，柯列兹奇玛先生本人已随后走下小径，在他们面前停下脚步，目光从妻子身上转向史迈利，然后又瞪着史迈利看。或许是史迈利不自然的面容与神态，以及呆滞的凝视目光，让柯列兹奇玛先生惊觉到他的来意。
“去看着炉上的食物吧。”他草率地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伸出手臂，引领史迈利进到客厅。客厅里有着黄铜烛台，以及一扇映满仙人掌丛林的观景窗。
“奥图·莱比锡死了。”门一关上，史迈利就直截了当地说，“在水畔营地，两个人杀了他。”
柯列兹奇玛先生睁大眼睛；他毫不以为耻地转身背对史迈利，双手掩住脸。
“你录了音。”史迈利完全无视于他的动作，“我给你看过那张照片，而你还替他保管了录音带。从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背影，看不出他是否听见。“昨天晚上，你自己对我提到这件事。”史迈利仍以卫兵似的声调继续说，“你说，他们谈论上帝和世界。你说，奥图笑得像个刽子手，同时说三种语言，唱歌，说笑话。你替奥图拍照片，但你也替他录下了谈话的内容。我猜，你也替他收了那封伦敦寄来的信，现在还在你手中。”
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科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候。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洛普机场。从卡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扰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
但还有另一个卡拉，一个有着人心，有着伟大爱情的卡拉，一个因人性而有瑕疵的卡拉。如果他为了掩藏弱点而采取条件交换的手段，我绝不能裹足不前。
伸手到座位上方的置物柜拿他的草帽时，他突然想起自己曾经的豪言壮语，预言卡拉的终将败亡。“不，”在当时回答一个恰似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时说，“不，卡拉并不是刀枪不入。因为他是个狂热的人。有一天，如果我还和他有纠葛的话，他的不知节制将导致他的灭亡。”匆忙冲向排班的出租车时，他想起自己的这一段话是对一个名叫彼得·吉勒姆的人说的。此刻，这个人的影像恰好映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