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迈利耐心地等待那点金子，因为像康妮这样年纪的人，你能给她的东西只有时间。

她解释道，斯坦莱当时是在海牙执行暗杀使命时叛逃的。他原本是职业杀手，他被派到荷兰去暗杀一个俄国流亡者，因为那人让中心不安。结果，他却决定投案自首。康妮轻蔑地说：“他上了一个女人的当。荷兰人对他施了美人计，他闭着眼睛一头栽了进去。”

中心为了训练他进行这项使命，在派他出国之前，把他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一个训练营学习“黑色艺术”：破坏和灭音枪杀。荷兰人搞到他以后，一知此事，极为吃惊，因此把审问集中在这个焦点上。他们把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要他绘出氰化物子弹和中心最喜欢用的其他可怕武器的图样。但是在沙拉特训练所，审问组对这些东西早已熟悉，因此在审问时集中注意于训练营本身，这个训练营是新设的一个，外界知之不详。她解释说：“像一个百万富翁开设的。”他们画了训练营的地形草图，这个地方有好几百英亩的森林湖泊。他们把斯坦莱所能记得的所有房子都画了进去：洗衣房、餐厅、教堂、练靶场，一点不漏。斯坦莱到过那里好几次，记得的不少。后来斯坦莱停下来不说了，因此他们以为快要完了。谁知他拿起一支铅笔在西北角又画了五座房子，外面围上双层铁丝网，还放了警犬。斯坦莱说，这些房子是前几个月新盖的。要走一条不对外开放的路才能到那里，他是与他的教官米洛斯在外出散步时，从一个小山顶上看到的。据米洛斯说（康妮话中有话地说他是斯坦莱的“朋友”），卡拉为了要训练军官从事秘密活动，最近办了一个专门学校，就设在这里。

“就是这样，亲爱的，这就是我们弄到的东西。”康妮大声说，“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听到谣传说，卡拉要在莫斯科中心内部创建他自己的一支私人军队，但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大权。我们知道，他在全世界到处都有情报员，很自然地，他很担心，他年纪越来越老，地位越来越高，要靠自己一个人是无法应付的。我们知道，像其他人一样，他把他们都当做自己的私产，不肯把他们交给派在目标国的合法常驻站。他当然不会这样做，你知道他最恨常驻站：人员过多，保密不严。这和他不喜欢保守派一样，他叫他们地面虫。这话不假。现在他有了大权，他就要想办法，凡是真正的男子汉都会这样。于是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她惟恐史迈利忘记了这个日期又重复一遍。

结果当然没有发生什么。“仍旧是老规矩：因循蹉跎，忙着别的工作。等待发生什么新动向。”她这么等待了三年，终于发生了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助理军事武官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科马罗夫少校，从日本防卫厅一个高级官员那里收受六卷底片的最高机密被当场抓住的事。科马罗夫是她第二个童话中的主角，他不是个叛逃者，而是一个佩戴着炮兵军官肩章的军人。

“还有勋章，亲爱的！各式各样的勋章！”

科马罗夫得马上离开东京，走得这么匆忙，结果把他的狗反锁在屋子里了，后来竟然饿死，这是康妮绝对不能原谅他的一件事。科马罗夫的日本特务当然也遭到了应有的审问，巧的是，圆场竟能够从东京买到了一份报告。

“咦，乔治，我记起来了，这次交易就是你安排的！”

史迈利表示这很有可能，还做了一个鬼脸，其实却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日本防卫厅的那个官员是只地鼠。他是在战前日本侵略满洲前，被一个看来与共产国际有关系、名叫马丁·勃兰特的德国记者搜罗过去的。据康妮说，勃兰特就是卡拉在三十年代用的一个名字。科马罗夫本人从来不是大使馆内正式东京常驻站的人员，他是单枪匹马，只有一个跑腿的，自己和卡拉单线联系，他们在战时并肩作过战。他在到东京之前，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新设的学校里受过特殊训练，这是卡拉为了训练他精选的学员而办的学校。康妮说：“结论就是，科马罗夫是我们卡拉训练学校的第一个毕业生，可惜成绩并不怎么突出。他后来被枪毙了，那个可怜虫。”她又补充一句，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还把声音放低一些，“他们从来不用绞刑，太性急了，这些可怕的人！”

康妮说，那时，她觉得可以加紧脚步了。她知道该找什么线索，她把卡拉的档案翻了一遍。她在白厅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跟陆军方面对付莫斯科的人一起检查了苏联军队的任命名单，寻找伪装的成员，最后从一批嫌疑对象中确定了三个人，她估计是卡拉新训练出来的。这三个人都是军人，都和卡拉本人相识，都比他年轻十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名字据她说是巴尔丁、斯托科夫斯基、维多洛夫，都是上校。

一听到第三个名字，史迈利脸上露出了倦容，他的眼光特别迟钝起来，好像是在竭力打消困意似的。

“这三个人后来怎样呢？”他问道。

“巴尔丁改名索科洛夫，又改名鲁萨科夫，参加了苏联驻纽约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当地常驻站没有公开来往，没有参加日常的情报活动，不盯人，不招人，规规矩矩地在做掩护他的工作。据我所知，现在仍在那里。”

“斯托科夫斯基呢？”

“转入不法活动，在巴黎以法籍罗马尼亚人格罗德斯库的身份开了一个照相馆。在波恩开了一个分店，据说是负责指挥边境那边卡拉在西德的一个谍报来源。”

“第三个呢？维多洛夫？”

“销声匿迹，毫无踪影。”

“哦。”史迈利说，他似乎更困倦了。

“受过训练以后，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当然也可能死了。自然的原因，很容易忘记掉。”

“是的，的确是那样，”史迈利表示同意，“太容易了。”

他从多年间谍生活中学会了这门艺术：前一半脑子听别人讲话，后一半脑子把一些主要事实一一陈列在自己前面，看一看它们有没有历史的关联。现在这个历史的关联通过塔尔到了伊琳娜，又通过伊琳娜到了她那个可怜的叫做兔子的情夫。说他可怜是因为他不仅为这个名字感到得意，而且也因能为一个叫做格里戈尔·维多洛夫的上校服务而感到得意。那位上校“在大使馆工作用的假名是波里雅科夫”。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像童年往事的一部分，他永远不会忘记的。

“有没有照片，康妮？”他闷闷不乐地问，“你有没有弄到什么体形上的特征？”

“在联合国的巴尔丁，当然有。斯托科夫斯基，也许有。我们有一张他当兵时的在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但是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那么那个销声匿迹的维多洛夫呢？”好像是在说个随便什么名字一样，“也没有什么漂亮的照片吧？”史迈利说，一边走到屋子那头去拿酒瓶。

“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康妮若有所思地微笑道，“在斯大林格勒英勇作战。可惜我们从来没有弄到他的照片。他们说就他最行。”她又精神一振，“不过别人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五幢房子，两年训练——亲爱的，经过这么多年，这加起来，不应该只有三个毕业生吧！”

史迈利轻轻叹口气有点失望，好像是说，讲了这半天故事，没有什么东西使他这费力的搜寻有什么进展，格里戈尔·维多洛夫上校身上更不用说了。因此他建议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个人，苏联驻伦敦大使馆的阿力克赛·亚力山德罗维奇·波里雅科夫，也就是康妮喜欢叫他阿力克斯·波里雅科夫的那个人，确定一下他在卡拉阴谋计划中的地位以及当初为什么不允许她进一步调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