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劳德，等一会儿。你见到比尔了吗？有紧急的事找他。”

接着从同一方向发出来托比·伊斯特哈斯的中欧腔：“马上得找他，劳德，我们已经发出了紧急通知。”

他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条拥挤的走廊。劳德大约领先三步，正要回答时，吉勒姆已到了门口，向里一看，只见布兰德趴在办公桌上，他已脱了上衣，手中抓着一张纸，胳肢窝尽是汗渍。小个子的托比·伊斯特哈斯像个侍者领班似的弯腰站在他旁边，他一头银发，下巴突出，是个腰板挺直、短小精悍的大使。他伸出一只手，指着那张纸，仿佛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布兰德突然看见劳德走过的时候，他们显然正在一起阅读一份文件。

“我刚才还见到了比尔·海顿，”劳德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别人的问话重复一遍，听起来更加得体，“我想比尔应该快来了。我们刚才还在走廊上见到他，还和他说了几句话。”

布兰德的眼光慢慢地转到吉勒姆的身上就停止不动了，这种冰冷的打量使人不舒服地想到海顿的眼光。“哈啰，彼得。”他说。听到这话，小托比伸直了身子，眼光也直盯着吉勒姆，褐色平静的眼神就像一只猎犬。

“嗨，”吉勒姆说，“怎么啦？”

他们的招呼不仅是冷冰冰的，而且是充满敌意的。吉勒姆曾经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瑞士一起从事一件非常惊险的活动，共度三个月的患难，在这三个月中，托比没露过一次笑容，因此他的白眼并不使吉勒姆感到奇怪。但是罗埃·布兰德是史迈利提拔的人，是个热心肠，容易冲动，一头红发，身材魁梧，且是个淳朴的知识分子，他心目中最惬意的事，便是晚上在肯特镇附近的酒店里谈论维特根斯坦18。他曾做过十年的共产党文人，在东欧的学术圈子里活动，现在像吉勒姆一样转入内勤了，这甚至成了一种束缚。他平时见到人的作风是满脸堆笑，拍拍肩膀，喷你一脸昨天晚上的啤酒味，可是今天却不然。

“没怎么，彼得老兄，”罗埃说，勉强装出一副为时已晚的笑容来，“没想到会见到你，就此而已。我们这一层没有外人进来，已经习惯了。”

“比尔来了。”劳德说，为他的预测马上得到证实而感到很高兴。吉勒姆注意到海顿进来的时候，在一道光线的照映下，脸颊上有一种很奇怪的颜色。颧骨上面泛起一片红，颜色很深，是许多微血管组成的。吉勒姆神经紧张之下感到这使海顿有了一些格雷19的样子。

他与劳德·斯屈克兰的会见前后达一小时又二十分钟。吉勒姆有意拖得这么长，他一边和他谈话，一边心里老是惦记着布兰德和伊斯特哈斯，不知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好吧，我现在该到道尔芬那里去请她批准了，”他最后说，“她对瑞士银行的看法，我们都是知道的。”管理组办公室与财务组距离两扇门。“我把这条留在这里。”他把会客条丢在劳德的办公桌上。

狄安娜·道尔芬的屋子里有一股刚刚喷过芳香剂的味道。她的手提包放在保险箱顶上一份《金融时报》的旁边。她是圆场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没有人娶的待嫁小姐之一。他厌烦地说，是呀，活动计划已送到伦敦站去了。是呀，他也明白，随便收送赃钱现在已不时兴了。

“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结果。”她说，这意思是说她要去请示坐在隔壁的菲尔·波特奥斯。

“那我就去告诉劳德。”吉勒姆说完就走了出去。

动手吧，他心里想。

在男厕所里，他在洗手台前等了三十秒钟，看着镜子里的门，竖起耳朵听着。整层楼意外沉寂。他心里说，动手吧，你有些老了，快动手吧。他穿过走廊，大胆地走进值班室，砰地关上门，然后向四周一看。他估计他有十分钟时间，他也估计砰地关上门在那一片沉寂中比悄悄地关上门更不会引起注意。快动手。

他带了照相机，但光线太差。挂着纱窗帘的窗户外面是个全是黑烟囱的院子。他即使带了一个亮一些的灯泡来也不敢用。因此他只能凭他的记忆。自从领导换人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白天这个地方以前是情绪低落的女职员的洗手间，从廉价香水的气味来看，现在仍旧是如此。一面墙前有个卧榻，夜里马马虎虎充作床用，旁边是个急救箱，上面的红十字已剥落了，还有一台旧电视机。铁柜仍在原处，一边是电话总机台，一边是锁起来的电话，他就直接朝铁柜走过去。这是个旧铁柜，用开罐器就可以打开。他却带着凿子和一两件轻金属工具。这时他想起来开锁号码是31—22—11，他就试了一下，倒着四下，顺着三下，倒着两下，再顺着，锁就开了。拨盘已经拨惯了，转动很自然。他打开门的时候，底层扬起了一阵尘土，卷成一团，在地面飘过，慢慢地向黑暗的窗户升去。在此同时，他听到了像是从笛子吹出来的一个声音，很可能是外面街上汽车停下来的声音，也可能是文件手推车的轮子在漆布地板上发出的声音。但是在当时听来，却像卡米拉练笛子时的那种音符，拉得很长，使人听了难受。她高兴时就练笛子。有时在午夜，有时在清晨，不分晨昏。她一点也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她简直是没有神经的一样。他还记得她第一夜就问：“你睡床上哪一边？我的衣服放哪里？”他在这些事情上素以作风优雅自赏，但是卡米拉却大大咧咧的，技巧本来已是一种妥协，是跟现实的妥协，她还会说是脱离现实的逃避。那么好吧，就把我从这个险境中救出去吧。

值班记事簿订成厚册，放在最高一层，书脊上贴着日期，看上去像家庭账簿。他把四月份的一本拿下来，查看了内封里的名单，心里在想，院子对面的影印室里会不会有人看到他，如果看到会不会放在心上？他开始查看一条条的记载，找十日和十一日之间的那一夜，伦敦站和塔尔就是在那时交换电报的。香港时间早九小时，史迈利指出：塔尔的电报和伦敦的第一个回电都是下班后发的。

走廊里突然传来了一阵谈话声，刹那间他甚至觉得可以听出阿勒莱恩的苏格兰边界土腔在说一句并不好笑的笑话，但是现在瞎想已没有用了。他反正已预备好了借口，自己也有一半相信。如果被逮住了，就完全相信。如果沙拉特的审查人员拷问他，他还有个退路，他出门总是预备好退路的。但是他还是吓坏了。说话声远去了，潘西·阿勒莱恩的鬼影也一起远了。他的胸膛上都是汗珠。有个女人走过，嘴里哼着歌剧《毛发》中的一个曲调。他心里想，要是比尔听到，他会宰了你，比尔最恨有人嘴里哼着歌。“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穷小子？”

接着使他感到好玩的是，他真的听到了比尔生气的咆哮声，不知从多远的地方传来：“别哼了。哪个笨蛋在哼？”

快动手。你一停下来，就无法再开始：有一种特别的怯场使你忘了台词，一走了之，使你一碰到东西手指就哆嗦，让你胃开始翻搅。快动手。他把四月份的一册放了回去，随便又拿了四册，是二月份、六月份、九月份、十月份的。他很快地翻了一遍，找可以比较的地方，然后又放回架子去。他蹲了下来，求上帝赶快让扬起来的尘土落下来，可是它似乎没完没了。为什么没有人对此有意见？多人共用一个地方就总是这样：没有人负责，没有人放在心上。他找夜班警卫的值勤登记本。他在最底下的一层找到了，夹在茶叶包和炼乳罐之间，放在信封式的卷宗夹里。警卫填写好以后，在你值班的十二小时之内送来给你两次，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六点，请你签名证明正确无误——天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夜班工作人员四散在大楼里，各处都有——然后把第三联保存起来，放在柜子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洪水”20以前的手续，看来现在也是如此。

有一层架子上全是尘土和茶叶包。他想，有多久没有人自己泡茶了？

他再一次查看四月十日到十一日之间的那个夜里。他的衬衫湿得黏在背上。我怎么啦？天呀，我这身体不行了。他前后翻来翻去，两次，三次，然后把柜门关上。他等了一会儿，仔细听着，担心地最后看了一眼地上扬起的尘土，然后大胆地走过走廊，安全地回到对面男厕所里。在走过去的时候，他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译码机、电话铃、一个女人在说“那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原来就在我手里”，还有那神秘的管乐声，但不再像半夜卡米拉的吹笛了。下次我让她来干这活，他这么恶狠狠地想。毫不妥协，面对面，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在男厕所，他发现斯巴克·卡斯帕和尼克·德·西尔斯基站在洗手台前，面对着镜中的对方在低声说话，他们两人是为海顿的苏联间谍网跑腿的，加入已很多年了，大家干脆管他们叫俄国人。他们一见吉勒姆就不说话了。

“哈啰。你们两人，真是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他们都是金头发的矮胖子，比真正的俄国人还像俄国人。他等他们走了以后，才洗去手指上的尘土，又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劳德·斯屈克兰的办公室里。

“我的天，那个道尔芬说话真是没完没了。”他漫不经心地说。

“她很能干。我们这里几乎少不了她。极其能干，我可以向你保证。”劳德说。他在签会客单之前仔细地看了一下表，然后把吉勒姆带到电梯前面。伊斯特哈斯正在栅栏旁，跟那个态度不客气的年轻警卫讲话。

“你回布里克斯顿吗，彼得？”他的说话口气随便，表情仍旧莫测高深。

“怎么？”

“我车在外面。我可以顺道‘开’你去，我们在那边有事。”

开你去！小托比什么话都说不好，但他都会说。在瑞士的时候，吉勒姆听他说过法语，有德国口音，他的德语又有斯拉夫口音，他的英语尽是小毛病和元音错误。

“没事，托比，我想回家去。晚安。”

“直接回家？我可以开你去，没别的。”

“谢谢，我还得去买些东西。给那些教子教女。”

“是啊。”托比说，好像他没有教子教女似的，小下巴缩了进去，感到很失望。

他究竟要干什么？吉勒姆心里又想。小托比、大罗埃，这两个人为什么瞪我白眼？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文件，还是因为吃到了什么东西？

他到了街上以后，漫步走上查令十字街，浏览书店的橱窗，同时查看人行道的两侧。天气变冷了，开始起风了，路人匆匆忙忙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都有一种期待的神情。他的情绪高了起来。他觉得迄今为止，他都生活在过去之中。现在是再度赶上潮流的时候了。在兹温默书店里，他翻看了一本图文书，名叫《历代乐器》，他想起卡米拉要到她的笛子老师桑德博士那里去上课，很晚才能回家。他又往回走，一直走到福尔斯书店，一路眼光扫去，把排队等公共汽车的人群一一都瞧在眼里。史迈利说过，要当做身在国外一样。吉勒姆一想到值班室的事和罗埃·布兰德的怀疑眼光，就觉得这样做不难理解。还有比尔·海顿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起了疑心？不，比尔另属一类。吉勒姆这样得出结论，无法抗拒对海顿的一片忠心。首先是，比尔绝不参与不是他自己首创的事情。放在比尔旁边，其他两个不过是侏儒而已。

在苏荷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开到滑铁卢车站。到了滑铁卢车站后，他又到一个肮脏的公用电话亭拨了萨里区米切姆街的一个号码，给特别分局以前的督察长孟德尔，这是他和史迈利不再做谍报工作时认识的。孟德尔来接电话时，吉勒姆说要和詹尼讲话，孟德尔马上回答没有詹尼这个人。吉勒姆说了声对不起，就挂了电话。接着他拨了报时专线，假装与那自动报时器愉快地交谈，因为有个老太太在外面等他把话讲完。他心里想，现在他总该到了。他于是挂了电话，又拨了米切姆街的另外一个号码，那是孟德尔住的那条街上的公用电话。

“我是威尔。”吉勒姆说。

“我是阿瑟，”孟德尔高兴地说，“你好。”他是个古怪、吊儿郎当的人，目光敏锐，神色警觉，吉勒姆可以想像他打电话的样子，拿着一支铅笔随时准备在警察笔记本上记下谈话。

“我先把重点告诉你，以防万一我被汽车撞死。”

“你说得对，威尔，”孟德尔安慰道，“还是小心点好。”

他慢慢地把要说的话说了，用的是他们商量好的学术用语，以防万一有人偶然窃听到：考试、学生、弄丢的报告等。他一停下来就听到对方的轻轻书写声。他想像孟德尔在慢慢工整地书写，等他写完一句，他才继续说下一句。

“我从店里拿来了那几张好照片，”孟德尔把记下来的话核对一遍后，又说，“效果很好，没有一张漏掉。”

“谢谢你，我很高兴。”

但是孟德尔已把电话挂了。

吉勒姆心里想，对地鼠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地道又长又黑。他为外面的老太太打开门时，注意到听筒已放回到电话机上，都是斑斑汗渍。他想了一下他给孟德尔传的话，又想到了罗埃·布兰德和托比·伊斯特哈斯在门廊上向他投过来的眼光，心里不禁很焦急，不知史迈利现在在哪里，不知他是不是放在心上。他回到伊顿公寓，很需要卡米拉，但又有点怕自己要她的原因。真的是他的年纪已经突然与他作对了？他这一辈子第一次违反了自己的荣誉观，做出了犯罪的勾当。他感到了卑污，甚至憎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