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到底是准备向他——从巴雷这位目前为止只需在他身上花上一顿昂贵的午餐（通常还是他自掏腰包呢），就可以说服他做些亏本生意的人——买些什么？

就在他走向他们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到头来是会被撕成碎片的！

有什么是那些俄国佬自己无法取得，而需要他来提供给他们的？我们所说的是通过种种的严刑、种种最卑劣的折磨、种种的痛苦。即使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会有回报，这回报也是地狱一般的糟糕。俄国人也许会改善他们给世人的观感，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会在一夜之间就放弃了行之千年，赖以维系国家生存的歹毒伎俩。

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答案，就是那份“购物清单”。巴雷可以大胆地要求俄国佬，除非他已经获得所需要的保证，他是不会从他的主人那儿拿到那份“购物清单”。如果他白白去拿那份清单而无任何保障，这后半辈子都会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他们相信了他。他们明日如果不按照他所定的游戏规则来玩的话，则断然不可能拿到那一份“购物清单”的，并且因为两方面的情报人员害怕自我牺牲就和害怕爱情一样的厉害，于是克格勃的那些温柔的圣人们就宁愿和巴雷内心中他们所了解的那一部分打交道，而不愿意去骚扰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一部分。

他们知道他有那种拒绝他们、对他们说“不”的能力。他大可以对他们说：“不，我不会去拿那份‘购物清单’。不，我不会走进伊格的公寓，除非你们向我做出最神圣、最庄严的保证。”

他一开口讲话，他们就知道，知道他有这个能力。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面对着这样一个人，显得有点儿尴尬。

而巴雷呢？就像他在晚餐时告诉过亨西格和维克娄的一样，他从没有碰到过一位一言九鼎的俄国人，能够给他一个庄严、神圣的保证，并且永不反悔的。当然，他谈的并不是政治，而是商业。

这么说来，他到底希求什么回报呢？巴雷到底要用他卖出去的情报交换些什么回来呢？

卡佳。

马特维。

那对双胞胎。

这个条件不坏。用捉摸不定的说法来交换有血有肉的人。

而他自己呢？什么都不求。为了那些他立意要保护的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改变他的初衷，折损他的意志。

我们越来越清楚，巴雷已经完全豁出去了，签了一份他这一生少有的第一流合约。如果蓝鸟是一个无法挽救的人，那么卡佳和她的孩子们，无论从什么方面来看，都已经得救了。她还在十月出版公司上班，在各种应酬酒会中，也偶尔会见到她。在公司或在家，她都可以自由地接听电话。那对双胞胎仍然照常上学，并且哼唱那些傻瓜歌曲。马特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和蔼可亲。

就因此，一个新的理论又出炉了。“俄方正在进行一个内部的隐瞒计划。”消息如是说，“他们不愿意让蓝鸟揭发有关苏联政府无能的消息张扬出去。”

所以，箭头又转了方向，而蓝鸟的资料就又被视为是真实的资料。但是，这种光景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士对此种说法颇不以为然，大声反驳：“他们就是要我们这样想。”

但是巴雷的交易并没有失效。卡佳并没有失去她的特权、她的红卡、她的公寓、她的工作，甚至，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之后，她仍然美艳如昔。最初，我们这方面人员所做的报告上的确将她描述成一个面色苍白、貌似寡居的妇人。她蓬头垢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情况已经非常明显，没有人曾经答应过巴雷，让她免于受到邀请，将她和已过世的蓝鸟的关系自动报告出来。

但是，在潜藏了一段时期之后，她又活跃起来，到处都有人看到她。

那么，巴雷自己呢？

余波荡漾了一阵，接着就平静无波了。最后终于归为沉寂。

正式的辞职信，盖的是里斯本的邮戳，在书展结束之后几天寄到了他那几个姑妈的手中。信中历历可见巴雷早先的风格，什么对出版界有着一份忧虑啦！这个产业已经超出了它所应该成长的地步啦！所以他最好趁早在还有几年好日子可过的时候，转而去做别的行业等等的话。

至于他目前的计划呢？他建议“让他自由自在一会儿”，并且到各个不寻常的地方去游历游历。所以，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他已经不在苏联了。

似乎是很清楚了，但谁又知道呢？

最后，连他自己也这么说。在梅日旅馆有办事处的巴瑞·马丁旅行社的女职员也是这么说的，说斯科特·布莱尔先生已经决定不飞往伦敦，而飞往里斯本。是全苏版权协会的一名信差替他买的机票。她重填了一张机票，并且为他登记了在星期一早上十一时二十分起飞，中途停留布拉格，下午二时三十分到达里斯本的直飞班机。

并且，有人用了那张机票。是一个高个儿的男人，一语不发，看样子即或不是巴雷，亦不远矣。他的身高和全苏版权协会大厅里的那个人也很相似，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追查了他。我们一路追查到底，最后查到他在里斯本的女管家提娜。是，是！提娜告诉米利都，她接到他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说他遇到一位女性朋友，他们预备一起去度假！

听到这个消息，米利都大为松了一口气，因为他在暗中庆幸巴雷终究没有回到他的窝去。

之后几个月，巴雷后来的行踪渐渐有了一点蛛丝马迹，但随即又失去消息。

一位西德的走私药贩在拘留期间听到有一位符合巴雷特征的人被关在基辅附近的一所监狱里接受审讯。那位德国人说，他是位可人儿，很受监狱里囚犯们的喜欢。他很自由，甚至连守卫都对他报以嫉妒的笑容。

有两位勇敢的法国监视人员夫妇回家之后，报告他们在苏联斯摩棱斯克和一辆轿车相撞时，曾经受助于一位“友好的高个儿英国人”。当时没有人受伤。那人身长八尺，棕色的头发一团邋遢，但很有礼貌，笑声很大，身旁有几位粗壮的俄国人伺候着。

接着，快接近圣诞节的某一天，就在奈德正式把苏俄司移交给别人之后不久，一则来自哈瓦那的电讯中提到一位提供消息的古巴人。电报的大意是说在明斯克附近的监狱中有一位英国人因为特殊的理由而遭到拘留。他经常唱歌。

唱歌？这边回了一个闪急的讯号回问：唱什么歌？

哈瓦那来电了。他唱书包嘴。23那位提供情报的古巴人是一位爵士乐迷，就像巴雷一样。

还有，巴雷致奈德的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至今，这封信的去处仍然是一个谜团，因为那封信从未真正地入过档。并且在蓝鸟案子正式的记载中，并没有这封信的记录。我想，奈德是把信藏起来了。他太珍惜，所以不愿意把信归档。

这么说来，这篇故事也应该告终了，或者，这篇故事根本就没有结尾。在知道巴雷这件事的人所下的判断里，他必会成为莫斯科黑暗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里有令人不齿的变节者、间谍、被交易来的人、不被信任的人带着他们可怜的老婆和惊恐的幼儿，分享他们逐渐减少论及的西方乐事和西方回忆。

几年以后，他应该会在一个既意外又故意的场合被人看到。那个场合也许会是一个聚会什么的，一位幸运的英国记者很神秘地出现在那个场合。而且，如果时未移，势未迁，他会弄一些反情报来揶揄人，或者受命把一些胡椒粉泼在以前那些主子的眼睛里。

就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派迪的继任者突然来了一封快电，于是胶着日久的状况一下子又明朗开来。电报上说曾经有人见过一位高个儿、棕色头发的英国男士，不但见过，而且还听过，在旧城里一家新开张的俱乐部里吹奏萨克斯。那是在他失踪一年之后的事了。

克莱福从他的床上被人拉了起来，伦敦和兰利之间的电报飞快地传递着。外交部应邀表示意见。外交部照做了，立刻有了定论：不是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你们的。他们似乎觉得俄国人比我们还有本事让巴雷保持沉默。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有的是叫人屈服的手段。

第二天，第二封电报进来了。这一次是由那位胖胖的米利都从里斯本发来的。那一位米利都很不情愿地与之保持联系的提娜，也就是巴雷的管家，已经接到指示，把房子打扫整洁，迎接主人归来。

但是他是用什么方法指示你的，米利都问道。

他打电话给我。巴雷先生也曾经打电话给她啊！

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你这个笨女人？

提娜既没有问，巴雷也没有说。她有什么理由问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随时都会来里斯本的话。

米利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吓呆了。吓呆的还不止他一个人。我们通知了美国人，但兰利却像失去了记忆。他们几乎是这么问我们的：巴雷是什么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这种情报机构会对那些出卖机密的人做出严重报复的。嗯，有时候他们的确言出必行——虽然极少有对像巴雷这种等级的人施以报复。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听就明白，没有人——至少是兰利所有的人员——会希望把一位他们极欲忘怀的人重新塑造成一座灯塔。于是他们同意，最好还是收买他——而且不要让美国人插手此事。

我提心吊胆地爬上了那座扶梯。我已经婉谢了布拉克的保护和米利都虚情假意的协助。这座扶梯又黑又陡，对我不怀好意，而且静得让人心里发毛。时间虽然还不到傍晚，但我们知道他在屋子里。我按了按门铃，但是没听见铃响，所以就用手关节敲了敲门。那是一扇矮门，门上嵌着厚厚的板子。它让我想起了那座小岛上的船屋。我听到屋内有人走动的声音，于是就立即退后了一步。虽然至今我不晓得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一种动物的自卫本能吧！他会不会很凶？或者会不会生气？或者会不会热情洋溢？他会不会把我推下楼梯？或者伸出手臂拥抱我？我那时手上提着一个公文箱，我记得把它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要保护自己一样。虽然我已经摆好了这个架势，但是天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会打架的人。我闻到了新鲜的油漆味。门上没有窥孔，铁制的横木上泛着红光。除非他把门打开，否则他是无法知道门外站着什么人。我听到一个门栓滑动的声音，然后，门就往里开了。

“哈啰，哈瑞。”他对我说。

因此，我就说：“哈啰，巴雷。”这时我是穿着一身轻而薄的暗色西装，蓝色的成分比灰色的要多。我说完这句话后，就站在那儿等着他对我笑。

他瘦了，不过也更硬朗，更挺拔，因此，看起来也就非常的高，比我要高一个头。你是一个沉着的旅人，当时我一边等着，一边这样想。早年，汉娜就曾经这么说过，说我们两个都得要学着做一个这样的人。他以前那种不在乎的举动已经不见踪影。小空间给他的约束力已经显出了效果。他的容貌整洁，身上穿着牛仔裤和褪了色的板球衬衫，衬衫的袖口卷到了肘部。手臂上有点点的白色油漆，前额上也有一抹。我看见他的身后有一个梯子。梯子靠在一面涂了半白的墙壁上。房间中央放着堆叠起来的书和唱片，一块防尘布盖在上面。

“进来下一盘棋好吗，哈瑞？”他问道，脸上仍然没有微笑。

“我只想和你谈谈。”我说，我的语气就像是和汉娜说话，或是和任何一个我想向他提出权宜办法的人说话一样。

“是正式的谈话？”

“嗯。”

他打量着我，就好像他从来没有看过我这号人物一样。他的态度诚恳，并且是用他自己的时间。他好像是有很充分的时间——依我想，非常充裕的时间。他用他的时间来打量着我，就好像一个人打量着他在监狱里的室友，或是一个在一般礼仪派不上用场的世界中的审问人员。

不过，他的目光中既无回避之意，亦无羞赧之情。没有自大，更没有权谋。他的表现与上述的情形完全相反，倒似乎已经是永远设定在那个他以前偶尔漂移到的遥远地方。

“如果你认为还可以的话，我这里还有些冰的便宜酒。”他说着，后退了一下身，看着我步入屋内，然后他把门给关上，栓子拴好。

但他还是没有笑。他的情绪如何？对我来说，真是一团迷雾。我觉察得出来，除非他愿意告诉我，否则我别想从他那儿打探出什么，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我所能够了解他的，仅限于我所能够掌握的；其余的，对我来讲，是个无穷无尽的未知数。

椅子上也有防尘罩，但是他把罩子都给拉掉，并且叠了起来，好像叠他的床单。据我多年的观察，凡是从牢狱中出来的人，要经过许多年的时间才能挥得掉他们身上的那点傲人之气。

“你们要什么？”他一边问道，一边从细颈瓶里为我们各倒了一杯酒。

“他们希望我能够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说，“请你解开一些谜题，给些保证，并且付给你一些报酬。”我原本想说的话，这会儿都说不出口了。“不管是我们能帮得上忙的，还是你所需要的，”我说，“总之，为了将来，也为了现在，我们可以达成一些协议的。”

“我要的所有保证，都已经得到了，谢谢。”他挺有礼貌地说，说到那个让他颇感兴趣的字眼时，他的语调似乎提高了一点。“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行事的。我已经答应过他们把嘴巴闭起来。”他最后还是笑了。“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劝告，哈瑞。我已经成了一个保持长距离的情人了，像你一样。”

“我去了莫斯科，”我很努力地把话锋转到要谈的话题上，“我去了那些地方。看到了那些人。是用我的本名去的。”

“是什么？”他以同样的礼貌问道，“你的本名。什么名字？”

“帕尔弗莱。”我说着，刻意把那个“德”给略掉了。

他笑了，像是带着同情，也像是带着认同。

“本单位送我去莫斯科找你。是非正式的，但就像正式的一样。我问那些俄国人有没有看到你，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我们觉得该是找出你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们看看有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

我应该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并且确定他们有没有遵守规定。在莫斯科没有人存心兴风作浪，也没有消息糊里糊涂地走漏，或是搞出新闻噱头。

“我已经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你们了。”他说。

“你的意思是说写给维克娄、亨西格和大家的信？”

“是的。”

“嗯，我们知道如果你写过些什么信的话，那些信也都是在胁迫之下写的。看看那个可怜的歌德写的信。”

“胡说！”他说，“我写的信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

我想把话点得更明白一些，也把靠在我身旁的公文箱拉得更近了些。

“就我们而言，你表现得非常正直。”说着，我就从公文箱中抽出一个卷宗，把它放在膝盖上打了开来，“大家在受到胁迫的时候都会招供，你也不例外。我们对你所做的事非常感激，并且知道你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在业务上或是就个人而言，有多么大。我们认为你应该得到完全的补偿。不过，我们给你的补偿是有条件的。补偿的金额可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他是从哪里学会用这种眼光来看我的？这么镇定？他自己似乎是泰然自若，但却把紧张传染给别人。

我把那些条件读给他听。这些条件正好和蓝道的条件相反。他必须留在英国境外，并且只有获得我们的允许，才可入境。最后，还要求他在六种不同的情况下要永远保持沉默。最后，我们带有一大笔钱让他签收——如果他同意，而且也只有在他同意永永远远闭嘴的条件之下，他才可以获得这笔金钱。

出乎我意料，在我念完之后，他并没有签。他听我从头到尾念这篇宣言时，早就已经不耐烦了，一只手就把我那支非常重要的笔给拨了开去。

“先告诉我，你们把沃尔特怎么了？我买了一顶帽子给他。是老虎纹的茶壶盖样式的帽子。”

“如果你能把帽子寄来给我，我保证他能够收得到。”我说。

他从我的口气里似乎觉察出一点什么，面带忧戚地对我笑了笑，“可怜的沃尔特，他们对他施展了手脚，嗯？”

“我们在各自的行业里可说是少年得志。”我说。但因为无法直视他的目光，所以就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想必你也听说了，你的姑妈们已经把书店卖给陆普书局了。”

他笑了——不是他旧时的那种狂放不羁的笑，真的，而是一种身为自由人的笑。“那个老魔鬼，居然连那个‘神圣不可侵犯者’都骗了！算他了得！”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他看得很淡泊，似乎是真为它能找到这样的归宿感到高兴。就像所有干我们这行的人一样，我很害怕，怕那些能人之所能的人。但我也能够在他的安息中分享他的快乐。他似乎已经练就了凡事忍耐的功夫了。

她会来的，他眼睛凝视着远方的码头，告诉我。他们答应过，有一天，她会来的。

并不是立刻，时间还不是由巴雷掌控，而是由他们掌握。但是她会来，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他说。这些一向官僚惯了的俄国佬脑子里，会对他生出什么样虚情假意的怜悯呢？但是他对他们的承诺却坚信不疑，虽然不会很快，但是终究是会发生的。他们已经答应过他了。

“他们不会食言的。”他向我保证。面对着这种信任，就算我有一千个理由反驳他，也变得难以启口了。但是，真正让我不能反驳他的，却是另一件事——又是汉娜。我觉得她在央求我在生活中保持她的人性，虽然她的已经被我给毁了。“你认为你不会改变，所以别人也就都不会改变。”有一次，她对我这么说，“你只有从噩梦中清醒的时候才会觉得安全。”

我提议带他出去吃饭，但他对我的话似乎充耳不闻。他站在那长形的窗前，看着码头上的灯光。而我就站在他背后。他摆出我们初次在里斯本询问他时相同的姿势。拿着眼镜的，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姿势，和在那个岛上奈德告诉他他已经赢了的时候相同的姿势，不过要挺一些。他又是在对我说话吗？我知道他是。他说，他会看到从列宁格勒来的那艘船，卡佳带着两个子女匆忙走下舷梯迎向他。他会和马特维叔叔坐在他窗户底下公园里的树阴下——那个在他成为男子汉以前的昔日，曾与奈德、沃尔特并肩而坐的树阴下——听着卡佳为他翻译马特维那些坚韧不拔的英雄故事。他满心相信那些。那是在我宁愿选择充满了无尽猜疑与不信的安全堡垒，也不愿行走在那危险的爱情路途时，埋藏在心底里的希望。

我终于还是劝动了他和我一同共进晚餐，并且很愉快地让我付账。但是我从他那儿什么也买不到。他什么也不肯签，什么也不接受，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隐瞒。他什么也不欠我们的，并且，他不带一丝怒气地说，希望我们都下地狱吧！

但是他平静得出奇。他并不尖刻，很能为我的感受着想，即使他太礼貌，礼貌得不愿意探询我心里到底有何感受。我却也从未告诉他汉娜的事，而且我知道永远也不可能，因为那个新的巴雷不会再有耐心听我翻出陈年的老账。

此外，他似乎要把他的故事当做一件礼物送给我，好让我回去的时候可以对上级交差。他带我回到他的公寓，坚持我该来杯睡前酒，又说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接着，他就开始说了。他说给我听，也说给他自己听。他说了又说。告诉了我一个现在在这儿努力地想要告诉你们的故事——从他的那一面，也从我们的这一方来说。他一直讲，讲到天色发白。在我清晨五点钟离去之时，他还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那面墙都漆完了才去睡觉。有许多东西得准备，他向我解释。毯子、窗帘、书架。

“明天会更好的，哈瑞。”他带我走出玄关的时候，对我保证，“告诉他们。”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