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儿也不是你度假的地方呀！”他答道。

他想，她明白他的意思。她明白，但不知道她自己明白。她感觉出某种不祥之兆，而且内心多少有点确认了。但是，她多半不愿意承认有什么不对劲。

那个英美共享的状况室，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在维多利亚街见不得人的地下室了。如今，它摇身一变，搬到葛若斯芬诺广场外一座刚建好的摩天大楼楼顶的阁楼里，对外自称是国际调停组织团。办公室外有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派驻的彪形大汉把守着，室内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肃穆气氛。一大群衣着整洁的年轻男女穿梭其间，一直不停地在安全电话中和兰利通话、传递文件、在安静无声的键盘上打着字，或注视着墙上那个苏俄司里原先摆放时钟的位置上的一排电视监视器，不耐烦地等待着。

那个平台有两层高。奈德和薛里顿肩并肩地坐在封闭的控制室上面，而他们下方，一群手下各自做着他们自己的分内工作。布拉克和艾玛在一边，鲍勃、庄尼和他们的一伙人则在另一边和中间的走道上，但他们现在正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他们的脸上也都有着同样服从而果断的表情，一同看着那排电视荧光屏闪动的画面。当经过自动译码的信号进来时，荧光屏就会出现股票交易所在报价时那种不停滚动和闪烁的画面。

正当荧光屏突然一片空白，接着又闪动起密码“BLACKJACK”的时候，薛里顿说：“卡车在码头上很安全。”

卡车的本身就是一个渗透的奇迹。

这是我们自己的卡车！在莫斯科！我们！用英语来说，这叫货车，但是为了要尊重美国人的所有权，我们就说它是卡车。在我们取得并部署它的背后，费了很多的工夫和行动。这是一辆卡马士车，颜色暗灰，体积相当庞大，有一排字母“SOVTRANSAVTO”涂写在脏污的车身上。这辆卡车是连同它的司机一同被征募的。征募这辆车的是情报局派驻慕尼黑的庞大工作站。这辆卡车经常从西德运送奢侈品给莫斯科少数几个权贵人士，他们有渠道可将这些货品供应给一个特殊配给站。下至西方的昂贵皮鞋，上至西方轿车的零件，都曾经装在这辆卡车的肚子里运送到莫斯科。就是在这么一次行动中，它被征募了。司机是一位苏联人所称的“长程炮手”。他们蛮可怜的，虽受雇于国家，但常衣不蔽体，食不饱腹。他们到了西方，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幸，既无医药，也无意外的保险可资救济。即使是在严冬，他们也只能群集在货仓里打着哆嗦，然后草草吃过一顿晚餐之后，就在毫无舒适可言的车厢里轮流睡上一觉。不过，他们还是可以借在西方国家里碰到的机会，在苏联境内大大地捞上一笔属于自己的财富。

现在，就是为了这么一笔极为优厚的报酬，这位特别的“长程炮手”已经同意将他的卡车“借”给一位在莫斯科的“西方商人”。这位赛伊手下的商人，又把车借给了赛伊。赛伊则在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巧手提式监视和监听系统。这辆卡车办完事后，经由中间人送回到它合法的驾驶人手中以前，这些设备会撤除一空。

这件事可以说是空前的。现在，在莫斯科，我们有了自己的机动安全室。

奈德首先发现了这个主意设想不周全的地方。因为那些“长程炮手”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工作。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克格勃为了方便控制，把彼此水火不兼容的两个人故意凑成一对，让这两人经常向上级报告对方的行踪。但是就在奈德询问是否可以阅读行动档案的时候，他反而遭到他自己所珍视的安全法规的拒绝。

但是兰利这个最新的指挥总部到底还是说话了，而奈德又再一次尝到对这个组织无法左右的滋味。从现在开始在莫斯科录下的谈话录音，都要掺入任意乱码，然后再以一千倍于平常所听到的录音带速度，以数字脉冲波传送过来。不过，兰利的那些魔术师们保证，当这些脉冲波被接收站接收，自行恢复原来的声音之后，你是绝对不可能想到它在传送的过程中经过这么繁复的手续。

“等待”这个词是用特别高亢的声调讲出来的。间谍的工作，就是要等待。不过，“声音”这个词替代它了。间谍的工作，就是要听。

奈德和薛里顿戴上了耳机。克莱福和我在他们背后的空椅子上坐了下来，同时戴上了耳机。

卡佳若有所思地坐在床上。她看着电话，希望它不要再响了。

在我们都不报自己姓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报出你的姓名？她在心里问他。

你为什么要报出我的名字？

是卡佳吗？你好吗？我是伊格。我只是告诉你我还没有从他那儿收到任何消息。

那么，既然没有事倩，你又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

老时间，老地点，好吗？没问题。就像以往一样。

在我告诉你我会在约定时间到医院去以后，你为什么一再重复没有必要重复的事情呢？

到那个时候，他就会知道自己的情况如何，他会知道他能搭哪班飞机，以及大大小小的一切事项。然后，你就可以不必再忧虑，好不好？你那位出版商如何？他现身的时候是否一切无恙？

“伊格，我不知道你讲的出版商是哪一位。”

就在他还没来得及再问更多的时候，她挂断电话了。

我实在是没心肝，她告诉自己。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朋友聚在一起是很平常的事。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从平常对你不太讲话的泛泛之交，晋升到自命为老友，对你关怀有加，那也只表示他们对你的一种诚意而已，这其中是不会有什么坏心眼的，即使六个月以前叶可夫才说过伊格是无可救药的——“伊格做事的方式，我实在是不屑一顾。”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了伊格，他就对她这么讲，“伊格实在太喜欢问问题了。”

但是，现在伊格扮演着叶可夫最亲近的朋友，并且奋不顾身地为他承担起最危险的工作。他所做的，是无代价的。“如果你有信要交给叶可夫，你只要给我就可以了。我已经建立起一条通往那个疗养院的良好管道。我认识一个人，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那儿一次。”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这么告诉了她。

“疗养院？”她惊讶得大声叫了出来，“那么，他现在人在何处？那个疗养院又在何方？”

此语一出，伊格的表情就像他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一样，因为他皱着眉头，看起来很不舒服地辩白说：这是国家机密！属于我们的而且是国家的机密！而我们竟藐视这个国家机密！

我对他不公平，她心中想着。我现在变得疑神疑鬼的。我怀疑伊格，甚至也怀疑巴雷。

巴雷，她又皱眉头了。他没有资格批评叶可夫所表露的爱意。他以为他是什么人，这个纠缠不休又爱冷嘲热讽的西方人？才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认为可以在马特维和我的孩子面前扮演上帝了吗？

我再也不会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严格教养的人了，她严厉地警戒着自己。

我可以爱一个宗教狂，我也可以爱一个异教徒，但我就是不能爱一个英国人。

她把那台小收音机打了开来，转到短波的波段。此时，她已戴上了耳机以免吵到那对双胞眙。但是，当她收听到一些来自各国不同的宣传广播时——这儿是美国之音，这儿是德国之声，这儿是自由之声，以色列之声，还有上帝才知道的什么之声，每一个声音都是这么的亲切，这么的超然，这么的让她神往——一阵怒火攻心且夹杂着惶恐淹没了她。我是俄国人！她几乎要回敬他们了。即使现在我活在悲剧的阴影下，我还是会梦想一个世界，一个比你们的世界还好的世界！

但是，这是个什么样的悲剧呢？

电话响了。她抓住了话筒，但却是纳沙扬打来的。他这几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打电话来是要和她查对一下明天的计划。

“噢！我想私底下问你一下，你是否真希望明天到‘十月’的摊位去，如果你要去的话，我们就得起个早。如果你必须要送你的孩子去学校或是什么的，我可以通知叶里沙夫叶塔·亚别克塞叶夫娜先去代替你。这么做并不麻烦，只是你必须及早告诉我。”

“你太好心了！纳沙场。但是上个星期，我几乎整个星期都在忙着书展的事，所以我自然希望能去参加明早的开幕典礼。马特维会送孩子们去学校的。”

我们之间的对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们对话。到底我们的心里是想谁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么拐弯抹角的方式说话？如果我对一个英国人说话的时候都能像是对我的爱人一样，为什么我不能用一种正常的方式对一位亚美尼亚人，又同时是我的同事讲话呢？

他打电话来了，她立刻就知道自己等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他的电话，因为笑容已经在她的脸上了。他不像伊格，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或是她的。

“和我一起私奔吧！”他说。

“今晚？”

“马都上了鞍，三天的食物也都准备好了。”

“但你是否清醒到可以私奔的地步呢？”

“你一定很惊讶，我可是清醒得很呢！”停了一下，“这并不是为了要考验什么，但实在是无事可做。我一定是老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很清醒，而且很亲近。

“但是，那个书展又怎么办呢？你是不是预备弃它于不顾，就像上次有声图书展一样？”

“去他的什么鬼书展。我们如果要私奔，就得趁书展之前，否则我们永远也别想私奔。一等到书展结束，我们就会累得走不动了。近来如何？”

“噢，我对你实在是火极了。我的家人都被你给惯坏了。现在他们问的，只是你什么时候会再来，带着烟草和蜡笔来。”

停顿了一下。他开玩笑的时候，通常是不会这么周到的。

“这就是我惯常做的。我把人惯坏了，然后就在他们落入了魔法之后，我就不再对他们有任何感觉了。”

“什么！”她叫道，叫声中含着深深的惊讶，“巴雷！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重复我的一位前妻的智慧之语，只此而已。她说我只有冲动而无感情，而我也不该穿着粗呢大衣在伦敦街上行走。若有人把这些话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会相信她讲的是实话。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没再穿过粗呢大衣。”

“巴雷！那个女的——巴雷，她说的话真是既残忍又不负责任。我不该乱批评她，但她全错了。我很清楚她一定是很生气才会这么说，但她错了。”

“她是错了，是不是？那么，我该有什么样的感觉？请告诉我。”

她突然大声笑了出来。到了此时，她才了解到她一点儿也没有防备地就掉进他所设的陷阱里去了。

“巴雷，你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了。”

“只因为我什么也感觉不出来？”

“有一样。你会感觉到如何保护别人。我们那天都注意到了，并且很感激你！”

“还有呢？”

“还有，你有幽默感，我可以这么说。你很颓废，很自然，因为你是个西方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有幽默感，所以才受人尊敬。”

“你那儿有没有什么剩饭剩菜的？”

“你是说你觉得饿了？”

“我要过来吃。”

“现在？”

“现在。”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都已经上床了，而且现在也已经快半夜了。”

“明天呢？”

“巴雷，这太荒谬了吧！我们的书展就要开始了，我们两个人都有十来份的请帖呢！”

“什么时候？”

一阵美好的沉默凝固了时空。

“你可以在大约七点半的时候来。”

“我可能会提早到。”

之后许久，他们两人都没有讲话。但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变成了同枕共眠的两个人，耳靠着耳。当他挂断的时候，萦绕在她耳旁的不是他的笑话和他的自我嘲讽，而是他似乎无法从声音中除去的诚挚态度——她几乎要说是庄严了。

他正唱着歌。

脑袋里外都在唱歌。他的内心，甚至他的全身，都在唱歌。

现在是书展的前夕。他正在那阴森森的梅日旅馆灰色卧房里唱歌。哼唱着《天佑此房间》，唱歌的姿态是像马哈利亚·杰克逊19那种一看就认得出来的姿态，手舞足蹈地绕着房间打转。他瞥见他的身影映在那个硕大的电视屏幕上，那是这个房间里惟一一件值得夸赞的东西。

清醒。

非常的清醒。

巴雷·布莱尔。

独自一个人。

他什么酒也没喝。在他接受询问任务的安全卡车内，虽然汗如雨下，像一匹赛马一样，但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当他向派迪与赛伊描述今天的情况时，脸上洋溢着甜美、无忧的表情。

即使和维克娄一起到罗西亚酒店出席那场法国出版商的盛会，虽然是满怀自信地去，他还是什么酒都没喝。

就算是陪着亨西格去国际酒店赴那个瑞典出版商的邀宴，他在神采更加焕发之余，虽然为了不让萨巴提尼因为他不喝酒而惊讶过度，因此拿了一杯在手中，但最后他还是一口都没喝，就把它给放在一个花瓶后面。所以，他仍然是什么酒都没喝。

然后，又是和亨西格参加乌克兰的双日出版公司酒会。在那里，他像北极星一样的光芒四射，但还只是抓了一杯矿泉水，外加一片柠檬，让它漂浮在上面，像是金汤尼酒。

因此，他还是什么酒也没喝。这并非出自什么高尚胸怀，也不是改过向善。

他并没有签下宣誓书，也没有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他不喝酒，完全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东西糟蹋了他心中凝聚的喜悦感，以及那种少有的、对于本身所面对的危险的清楚感受；以及，对他来说是同样重要的，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都已经胸有成竹；而且，纵使没有任何事故发生，他也能够坦然面对。因为，如今在他心中的这种万全把握，已经给了他莫大的勇气。

我已经成了大伙的一员，知道如果船在半夜着火了的话，什么事应该先做，什么事应该后做，或是什么也不去做，他心里想着。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一旦有变，他当视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以及撇下何事——或践踏而过，或任其自生自灭。

他把内心做了一次大扫除。扫除的对象包括那些琐碎的事，也包括了意义重大的课题。巴雷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由最近的反省当中，他体会到那些重大的课题正逐渐压过那些琐碎之事。

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透彻，甚至连自己都深感惊讶。他审视了一遍之后，又再审视了一番，然后转一转身，再哼了两首曲子。他回到刚才所想的地方，清楚地知道他没有忽略过任何细节。

没有忽略他的语调中一显即逝的不定感，也没有忽略那掠过她幽黑的眼窝里怀疑的阴影。

没有忽略歌德以他极为工整的笔迹取代了他往昔那种潦草的写法。

没有忽略歌德那用尽心机对苏俄官僚和伏特加酒的嘲讽。

没有忽略歌德打从心底对自己待她的方式发出了悲哀的忏悔。二十年来，他随兴所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待她，包括把她当做自己用完即扔的送信人。

也没有忽略歌德对她的随便许诺，只要她现在还留在这场游戏当中，他将会对她有所报答，而实际上歌德已经对将来不存任何希望。他所迫切追求的，只是现在，正如他说过的：“只有现在！”

但是，从这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理论的理论中，巴雷的心思一下子就毫不费力地转到了他知觉的深处：就歌德的观念及他所成就的事来说，歌德是对的。并且，在他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歌德是站在一个腐败、一个让他生不逢时的方程式这一边；而巴雷呢？却身不由己地站在这个方程式的另一边。

如果巴雷有权利做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歌德的路来走，也不愿选择奈德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此刻他已选择做一个在两种极端都迫切需要他的中间地带公民。

从皮里德尔基诺遇到歌德开始，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印证这一点。旧有的主义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啜泣中结束。那种高调已遁逃至那些老狐狸的地下密室里，而那些人在曲终人散后仍兀自舞蹈着。

至于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巴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在于哪一个英国才是他所要服务的。他对这个至高无上帝国最后的梦想已经幻灭。那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已经让他望而生厌。他宁可被它践踏，也不愿与它一起迈步向前。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的一个英国——一个更美好的英国，是存在他内心中的那一个。

他躺在床上，等着恐惧来擒服他，但是它没有来。反倒是，他发现自己在下着一种斗智的棋。这是因为下棋是一种和几率有关系的游戏，而现在的他，似乎最好在安静中盘算自己所拥有的几率，而不是在屋顶行将坍塌之际才去尝试与分类整理有多少几率。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大决战的话，就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该抢救的可就多了。

所以，巴雷就开始思考了。也因为要思考，巴雷就开始以冷静的心来做准备。奈德如果至今还在操控着全局，也会要他这么做的。

他一直思考到了清晨，才打了一个盹儿。醒来之后，他又继续思考。就在他高高兴兴地步行下去吃早餐想找些展览的乐趣时，他已经满脑子在想些傻子们所形容为“无法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