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久？”
“五分钟吧？也许更久。”
从开头一直到现在，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巴雷有记不清楚的事情。
“有很多人同你在排队等车吗？”
“没有很多，有一些。我没注意。”
“电车每十分钟就来一班。车开了之后，也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欧洲旅馆。就算是步行吧！以你的步伐，十分钟也就够了。我们的人在途中也都做过计算。如果你到达的时间比预定的超过十分钟，就算是不正常。但是根据亨西格夫妇的说法，你一直到十五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才到达他们旅馆的房间。这么长的时间和我们所计算的有着一大段的差距，巴雷。这段差距就好像是在时间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一样。你可以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补满这个空白时段吗？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去狂欢痛饮一番才回旅馆。你真的是去喝酒了吗？你身上携带的是价值不菲的商品啊！我倒以为你会想要尽快地把它给卸下来呢！”
巴雷开始变得步步为营，而布莱迪也已看出来了，因为他那友善的南方式笑容堆出了一种新的鼓励。这种鼓励的表情好像是在对他说：“你给我老实一点！”
至于奈德，他正坐得笔直，两脚平放在地上，目光动也不动地直视着巴雷为难的脸上。
只有克莱福和史凯顿似乎已经发过誓，不会在脸上摆出任何表情。
“你那时在做什么，巴雷？”布莱迪再问。
“我在闲逛。”巴雷说，他是不惯于扯谎的人。
“带着歌德的笔记本？那本他把生命都交付在上面的笔记本？闲逛？你找了这么一个万分紧要的下午去闲逛了五十分钟，巴雷。你去哪儿闲逛去了？”
“我沿着那条河走。那条我们曾经到过的河流。派迪告诉我要从容不迫。他要我不要匆匆忙忙地走回旅馆，而要以一种很轻松的步伐走。”
“是真的。”奈德低声说道，“这些是我通过莫斯科情报站给他的指示。”
“走五十分钟？”布莱迪无视于奈德的插入，还是坚持问道。
“我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我走路时没有看表。如果你要轻松，你就得真正的轻松。”
“当时你的裤管里藏着一个录音机和一个电池包，你的手提袋中装了一本可能是无价之宝的情报笔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难道不会想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吗？”
巴雷被激怒了，但是在奈德的眼神督示之下，他硬是忍着心中的怒气。
“你刚才没听我说吗？”他不礼貌地说，“我刚才不是告诉你，派迪要我从容不迫。他们在伦敦为我开的一连串课程里，就是这么训练我的，要从容不迫。如果你身上带着东西的话，千万不要赶。你最好能够故意地走慢一些。”
巴雷的话还没有说完，勇敢的奈德又说话了：“我们的确是这么教他的。”
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是看着巴雷。
布莱迪也看着巴雷。“所以你就从那个电车站开始逛起，朝着在斯莫尔尼研究院的共产党总部逛了过去，更别提其他几座像共青团之类共产党的神庙了，而却带着歌德的笔记本在你的袋子内？你为什么这么做，巴雷？你不必告诉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鬼话。我是不吃这一套的，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自取灭亡。”
“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你他妈的，布莱迪！我在从容地走，我要告诉你多少次？”
就在他爆发出怒火时，巴雷也让我想起了让他现在无法脱身的，与其说是他自己的谎言，倒不如说是他那进退维谷的困境。他的恳求当中有太多的诚实，他那无助的眼神中也有着太多的孤独。而布莱迪又何尝不知？就是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在面对巴雷沮丧的表情时，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样子，反而有点儿像是要帮助他似的。
“巴雷，你是知道的，坐在这儿的有许多人都会想要找到一个理由把这段空白给填补起来。”布莱迪说，“他们会猜想你是坐在某人的办公室里或是车里，另一个人拿着照相机把歌德的笔记本拍下来，或是对你下达命令。你有没有做过这一类的事情？我想，如果你有的话，你应该乘着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就乘现在，不要再拖。”
“我没什么好说的。”
“你不说？”
“根本没有你所说的事情。”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在你闲逛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事情？”
“歌德。出版他的笔记本。他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会把圣殿都给拆了的。”
“什么圣殿，你能不能不要谈这么多不着边际的东西？”
“卡佳，还有孩子。如果他被抓的话，他会把他们也牵连在内。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利这么做。我拿这件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你就一面闲逛，一面在想办法了？”
也许巴雷真的闲逛过，也许他没有。他已紧闭口风了。
“要是你先把那本笔记本交给他们，然后再去解决那些道德上的问题，岂不是更好吗？有那样东西在你的手提袋里冒着烟，而你居然还能清楚地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惊讶。我并不要求你一定得用非常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就算我们用不合逻辑的方式来推演吧！我觉得你这么做，你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认为你做了什么，而你自己也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我买了一顶帽子。”
“什么样的帽子？”
“一顶皮帽子，给女人戴的。”
“给谁买的？”
“给寇德小姐买的。”
“是你的女朋友吗？”
“她是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的女管家。”奈德还没等巴雷回答就替他回答了。
“你在哪儿买的？”
“在那个电车站和那一栋旅馆之间买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是在一处店里。”
“就只买了这一样？”
“就只买了帽子。一顶帽子。”
“买帽子花了你多少时间？”
“我要排队等。”
“你排队排了多久？”
“我不知道。”
“你还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做。我就买了一顶帽子。”
“你在骗人，巴雷。虽然你扯的谎并不算是什么大谎，但毫无疑问你是在扯谎。你还做了些什么？”
“我打了电话给她。”
“给寇德小姐？”
“给卡佳。”
“从哪里打的？”
“从一个邮局。”
“哪一个邮局？”
奈德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额，好像是要挡住阳光一样。但是暴风雨已经来了，窗外的海和天都变黑了。
“不知道。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在一个坚固的阳台底下的电话亭里打的。”
“你是打到她的办公室还是打到她家里找她？”
“办公室。那时还是上班时间。我打到她的办公室找她。”
“为什么在你随身携带的录音带中我们没听到这一段？”
“我把它关了。”
“你打这个电话的用意何在？”
“我想弄清楚她是否平安无事。”
“你是如何进行的？”
“我先跟她打了一声招呼，她也跟我打了招呼。我说我在列宁格勒，我见到了我的联络人，生意谈得很顺利。任何人听了都会以为我在谈亨西格，而卡佳会知道我谈的是歌德。”
“你这么讲听起来就有道理多了。”布莱迪带着一种释怀的笑容说道。
“我接着又说，那么，我们就在下一次莫斯科书展再见面了，请你自己多保重。她说她会的。然后我就跟她道别了。”
“你还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告诉她把我给她的那本简·奥斯丁的书毁了吧！我说那本书的版本不对。我会再带几本新的来给她。”
“你为什么告诉她这些？”
“在简·奥斯丁的书里内文中印有我们要歌德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重复印在他不肯从我手中拿去的那一本平装书里。我当时给她那本书是希望，如果我找不到歌德的话，她可以把那些问题交给他。那个东西在她身边，对她是很危险的。既然他也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就不希望她再拿着那些问题。”
房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听到海风吹着百叶窗嘎嘎作响。
“你和卡佳在电话里一共谈了多久，巴雷？”
“我不知道。”
“你打这个电话花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是在柜台付钱的。两个多卢布吧！我谈那个书展谈了很多，她也是一样。我想听她讲话。”
这一次轮到布莱迪沉默了。
“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还在讲话，生活就是正常的。她很好。”
布莱迪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所以你们谈得不多。”然后就开始把他所有的物品装进了他爷爷那一代才会用的公文包里。
“的确，”巴雷同意道，“只是随便聊聊而已。”
“就像同事之间的聊法，”布莱迪暗示道，一边啪的一声，把他的公文包给合了起来。“谢谢你，巴雷。我佩服你。”
我们换到那一大间客厅里，布莱迪坐在我们中间，巴雷被支开了。
“把他摆在一边，克莱福。”布莱迪带着很有礼貌的口气建议道，“他很古怪，他是累赘，并且他自己的想法也太多了些。蓝鸟造成的风浪已经大到你不能想像的地步。全国各地严阵以待，空军的将领们正在警戒当中。国防部说有他在，我们所有的军事储备都可能付之一炬。五角大楼骂情报单位在推销赝品。你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此人甩掉，另换一个专业人员去代替他的工作，我们派一个人给你们。”
“蓝鸟是不会和专业人士打交道的。”奈德说道。从他的声调里，我已经听得出他心里压抑已久的愤怒已到了爆发的边缘。
史凯顿开口说话了。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话。他讲话极其粗鲁，令人为之侧目。
“去他的蓝鸟！”他说，“蓝鸟没资格发号施令！他根本就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作奸犯科的人，并且，谁知道他还是他妈的什么东西？把他捆起来丢到火里去，告诉他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他交给他们自己的人，而且把那个女孩也一起出卖。”
“如果歌德是个好孩子，他一定会拿到奖金的，我保证。”布莱迪说，“一百万不成问题。一千万更好。如果你吓一吓他，再给他足够的甜头吃，也许这个尼安德塔人会上道的。罗素、克莱福、哈瑞、奈德，再见了。”
他开始朝着门走去，史凯顿在他身旁亦步亦趋。
但是奈德并没跟他道别。他既没有提高声量，也没有敲桌子，但他也没有把那沸腾的怒火给强行压抑住。
“布莱迪！”
“你有话想说，奈德？”
“蓝鸟是威逼不得的。他们没有办法让他屈服，你也不行。‘恐吓’在我们做计划的时候也许很好听，但是万万不能拿到实际的作业中使用。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听一听他的录音带。蓝鸟一直想做一个殉道者。一个人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殉道，你有什么方法能威胁他？”
“听你这么讲，我应该拿他怎么办，奈德？”
“巴雷有没有骗你？”
“没有故意耍什么花招骗我。”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这个案子也是个单纯的案子。你单纯地回想一下，就在你东想西想的时候，蓝鸟还是维持他原先的方向不变。并且，他选择了巴雷做他的赛跑伙伴。巴雷是我们惟一的机会。”
“他爱上了那个女孩子，”布莱迪说，“他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是个累赘。”
“他爱过成百个女孩子了。每遇到一个女孩，他都会向人家求婚。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巴雷想得太多，是你的那些手下想得太多。”
布莱迪谈得兴起。他感兴趣的不是他自己原先的判断，而是奈德的。
“我什么案子都处理过，你也一样，”奈德继续说道，“有些案子难得单纯，即使是案子结了也不单纯。但是这件案子从起头就很单纯。而且，如果说有人让它不单纯，那就是我们自己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以这么热切的态度讲过话。薛里顿也没有；因为他干情报工作干得太久了，都变得麻木了。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克莱福才会觉得他应该站出来为大家打打圆场了。“是的，我们从这件案子里可拿出许多东西来讨论的，布莱迪、罗素，我们得好好地讨论讨论。也许还有一种中庸之道，我宁愿相信有。我们为什么不调查一下？先把这暂时撇开，另找个时间再好好尽情地讨论一下呢？”
但是没有人动。布莱迪听了克莱福的陈腔滥调，还是站在原地，动都不动一下。我突然发现在他的身躯里散发着一种说不出的仁慈，就像是一个藏身在面具之后的真人一样。
“人家雇用我们，不是要我们去发挥博爱精神的，奈德。他们把我们这些个鬼放到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在入行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他笑着说，“我想如果我们这一行还要做到正直的话，你就会以副局长克莱福的身份来主持这个节目了。”
克莱福听到这句话，脸上虽显得不悦，但还是勉强赔着笑随布莱迪走到他的吉普车旁。
有一阵子我想这个房间里只剩下我、奈德和薛里顿。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我们的工人蓝迪挡在门口，脸上一副惊讶不已的表情。“是布莱迪吗？”他问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个做事卖力的布莱迪？”
“那是葛利泰·嘉宝，”薛里顿说，“拜托！蓝迪，请你走开。”
在薛里顿的手下把巴雷带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多为他放一些那种使人心情稳定的音乐，陪他在海边散步；然后再开一开他的玩笑，为他画一张列宁格勒的地图，用心记下他为寇德小姐买下山貂皮帽子的那个商店位置和付账的钱；以及，如果有收据的话，收据到哪里去了？还有，巴雷到底有没有向盖特维的海关申报那顶帽子，还有他打那个电话的邮局地点。
我应该向你描述一下我和奈德整个晚上都看着巴雷，想找出一个可以让他从沉默中走出来的方法，但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巴雷从同意接受审讯开始，就变得落落寡欢。他已经变成一个孤身的清教徒，他要前往何处？从哪里出发？为了谁呢？
然后，第二天早晨，在那儿的人皆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精彩日子。我想它一定是星期四。那天，从罗根来的新飞机带来了我们的莫夫和史丹利。飞机准时到达，他们也正好赶上他们所喜欢的早餐。早餐中我们吃薄饼、培根和纯枫糖浆。
蓝迪的厨房早就对他们的口味摸得一清二楚了。
这两人既粗鲁，又带着泥巴味，一脸的横肉，配上一双大手掌。他们到达的时候，看起来真像一对杂耍演员，戴着黑色的软呢帽，抓着一个推销员用的手提箱。无论是吃饭，或是吃完之后坐在撞球室新漆的红色地板上，这两人的手提箱也片刻不离身。
他们的职业让他们的表情都僵硬了，但他们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最喜欢的那一种典型——他们直爽、忠诚、服从命令，像个单纯的步兵有工作要做且要养家糊口，对国家别无二心。
莫夫的头发剪得像老鼠毛一样短。史丹利的两腿呈外八字，上衣的领子上戴着一个忠诚的标志。
“你可能是耶稣基督，布朗先生，你也可能是一位月赚一千五百元的打字员。”就在我们围站在巴雷的船屋里合起来哄他的时候，薛里顿就这么对他说。他又说：“不管它是巫毒，是炼丹术，是碟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邪术，如果你不能通过它的考验，那你就死定了。”
接着说话的是克莱福。克莱福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如果他够光明正大、心胸坦荡，那他有什么好担心的？”他说，“那是他们官方保存机密法案的看法。”
“奈德怎么说？”巴雷问道。
奈德的眼神和回答里都带着我所不能忘怀的挫折感。布莱迪对巴雷的审讯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心，也动摇了他手下人的信心。
“那是你的选择机会，”他无奈地说着，就好像他是对自己说的一样，“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是个非常糟的选择机会。”
巴雷像以前一样转向了我。他的眼神就像我当时问他愿不愿意接受美国人的审问时一样。
“哈瑞，我该怎么办？”
他为什么总是要我给他意见？那是不公平的。我希望我看起来和奈德一样的不舒服。不过，虽然我的确如此，还是得强打精神故作轻松地耸耸肩膀，说道：“你要不然就幽他们一默，再不然就跟他们走，否则你就告诉他们去死吧！到底要怎样做，完全看你自己。”我给他的回答和我第一次回答他时如出一辙。
我就是凭这点才当上律师的。
巴雷又沉默了。他先是游移不定，继而萌生退意。他转眼望着窗外，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希望他们不至于抓着我逼供。”他说。
他站起来，轻轻甩了一下手腕，松松肩膀。而我们这些在一旁围绕着他的人都彼此相视，偷偷地互相点头致意，因为我们的主人终于应允了。
莫夫和史丹利在执行任务时都有刽子手一般灵敏的身手。不管那张椅子是他们自己拿的，还是这个岛上的主人为他们预备的，那张左扶手像扇子一样的直背木椅就像是一张宝座。莫夫灵巧地把它接上那个电插座，而史丹利则像是祖父教训孙子一样地对巴雷讲话。
“布朗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该对我们产生敌意。我们希望你不致因与我们这些审问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为难。我们做审问工作，就像是机器一样，绝对是大公无私而不存任何偏见的。请你把夹克脱掉，不必把袖子卷上去或是把衬衫纽扣解开，先生，谢谢你。非常容易，是不是？现在请放松。”
就在这时候，莫夫拿了一个大夫量血压用的袖套围在巴雷的左臂上扣紧，一直到巴雷的手肘动脉显现出来。之后，他让空气充到这个袖套里，直到表上的指针指着五十毫克为止。这时候史丹利以拳击赛助手的专注，绕着巴雷的胸膛装了一个直径一英寸的橡皮管子。他很小心地避开了巴雷的乳头，以免擦伤它们。然后又横过巴雷的腹部装了第二根管子，两个指套套在巴雷的左手中间两只手指上。这个指套里有一个电极，专门测试巴雷的汗腺，以及通了电的皮肤反应和皮肤的温度变化。这种皮肤上的温度变化，就不是受测者（假设他还有良心的话）所能控制的了。这些程序，史丹利在事前都已经对我一一说明过了。我对这件事情要求知道得非常详细，就像一个人在他的亲人动手术以前，希望对手术的过程要知道的那么详细。哈瑞，有些测谎器的操控人员喜欢在受测者的大脑上加装一条带子，就像是为他做大脑摄影一样，但史丹利不会这么做。有些测谎人员喜欢对受测者大吼大叫，但史丹利不会。史丹利知道许多受测人，即使本身无罪，也会在测试者咄咄逼人的言辞及态度下变得心虚而有不当的反应。
“布朗先生，我们要求你千万别乱动，不管快或慢，都不可以。”莫夫说，“只要你一动，我们就很有可能在波形上受到很大的干扰。这么一来，我们就需要重新再做一次测试，重新再问一次相同的问题。谢谢你。首先，我们想要先建立一个标准。所谓标准，指的就是音量的大小。也可以说是物理反应的强弱。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地震仪，你是地球，震动由你发出。谢谢你。你的回答只能是‘是的’或‘不是’。请你务必诚实地回答。我们每问完八个问题，就会停一下，这时候我们会将你的袖套放松，避免让你觉得不舒服。袖套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但是不要开玩笑，也不要有任何过分的言辞。你的名字是不是布朗？”
“不是。”
“你除了这个名字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是的。”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乘飞机到此地的吗，布朗先生？”
“是的。”
“你是坐船到此的吗，布朗先生？”
“不是。”
“你到目前为止都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了吗，布朗先生？”
“是的。”
“以下的所有问题你都预备诚实作答吗，布朗先生？”
“是的。”
“谢谢你。”莫夫脸上带着微笑。而史丹利把袖套中的空气放掉。“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叫做非相关性的问题。你结婚了吗？”
“目前没有。”
“有小孩吗？”
“有两个。”
“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男一女。”
“很好。好了吗？”他又开始向袖套里打气，“现在我们要问相关的问题了。请你放轻松。这样很好。非常好。”
在那只打开的手提箱里的分光谱上，四支针笔分别在绘图纸上写出四条淡紫色的线条，仪表中四支黑色的指针也不断地点着头。莫夫预备了一堆问题，坐在巴雷身边的一张小桌子旁。即使连罗素·薛里顿也对这些由兰利审讯小组所挑选出来的问题一无所知。它们仿佛汇聚成一股神秘的力量，放在那个箱子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以任何的贿赂得以一窥究竟。
莫夫用他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说着。我相信莫夫会对他自己那种毫不徇私偏袒的声音感到分外骄傲。询问就要开始了，莫夫是主控者。
“我故意从事一项阴谋，提供不实的消息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单位。是的，我是这么做的。不是，我没有这么做。”
“不是。”
“我的动机是要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是或不是？”
“不是。”
“我是和苏联的情报单位共同串通欺诈。”
“不是。”
“我对于代表世界共产主义的任务感到骄傲。”
“不是。”
“我与尼基·蓝道勾结。”
“不是。”
“尼基·蓝道是我的情人。”
“不是。”
“他过去是我的情人。”
“不是。”
“我是同性恋者。”
“不是。”
又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史丹利再一次将袖套放了气。“感觉如何，布朗先生？没有太大的痛苦吧？”
“差得远呢！老兄，对我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
但是我注意到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并没有看他。我们若不是在看地板，就是在看我们的手，要不然就是看窗外那棵在风中摇摆的树。现在轮到史丹利问了。他的语调听起来觉得舒坦多了，但还是一样没有抑扬顿挫。
“我和卡佳·奥拉娃那个女人以及她的爱人勾结。”
“不是。”
“我所称作歌德的那个人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一员。”
“不是。”
“他给我的那些资料是由苏联情报机构提供的。”
“不是。”
“我是被人家设下的性陷阱给陷害了。”
“不是。”
“我是被敲诈了。”
“不是。”
“我是身不由己。”
“是的。”
“是苏联人使我身不由己吗？”
“不是。”
“如果我不跟苏联人合作，他们会让我破产。”
“不是。”
又一次暂停。第三回合了，又轮到了莫夫。
“我说我从列宁格勒打电话给卡佳·奥拉娃，其实我并没有打。”
“不是。”
“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的时候我是卡佳·奥拉娃的情人。”
“不是。”
“有人拿我和卡佳·奥拉娃的关系来勒索我。”
“不是。”
“我在这次询问中，到目前为止所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
“我是美国的敌人。”
“不是。”
“我的目的是要暗中破坏美国的军备。”
“你介不介意由我来控制那玩意儿，老兄？”
“停！”莫夫说，于是在手提箱旁边的史丹利就依命停了下来，同时莫夫拿了一支铅笔在绘图纸上作了记号，“不要破坏我们已经建立起的规则，布朗先生，以前有人为了甩掉一个不好的问题，就用了这一招。”
第四回合了，又轮到史丹利。问题一个接一个地从他口中道出。看情势，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到黄河是不会死心的。巴雷的“不是”的口气里有一种死气沉沉的韵律，也有一种近乎讥讽的消极。他仍然维持着他们为他安排的坐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一动不动地坐得这么久过。
他们又休息了，但巴雷并没有松懈下来。他的一动不动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他的下巴抬了起来，双眼紧闭，面上明显地带着笑容。只有上帝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有的时候，他还没有等问题问完，就脱口说出“不是”。但有时他又拖延许久一声不吭，结果那两个人，一个从他的指针，另一个从他的文件上，不约而同地往上看。在我看来，这两个施刑的人似乎都有同样的焦虑，他们担心他们也许把眼前的这个人逼得太过分了。一直到巴雷口中终于还是说出了，一个既不算大声，也不算小声的“不是”，他们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放了下来。
他这样的坚忍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凡事都说不是。他为什么坐在那里，像一个年纪老迈的人预备接受岁月给他的羞辱，忍气吞声地说着“不是”？这种忍气吞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不是，是的，不是，一直到午餐时分他们才把他松绑带离那台机器。
不过，我想在我脑袋里的另一部分，我知道答案，只是我无法将它形诸笔墨罢了：他的本体已经不知去向了。
间谍的工作，就是等待。
我们等了三天，你可以从我灰白的头发中计算出我当时等了多少小时。我们那时已经照着资历的高低分开。薛里顿和鲍勃一起；克莱福和兰利的人一起；奈德和他的手下继续留在岛上，我则继续与他们一起留下来待命，尽管我所等待的还是一个谜团。我从那时起就开始讨厌那个小岛，而且，我想奈德和巴雷也同我一样。巴雷又变得心不在焉，并且也暂时失去了幽默感。某些事已碰触到他的自尊。
所以，我们就只有等了。我们心烦意乱地下棋，但很少有把一整盘棋下完的。我们也听听蓝迪讲他自己的游艇，听电话，听鸟叫和听海涛的拍岸声。
处在这种状况，我们个个心浮气躁。而我们对这一孤岛和它烟雾弥漫的天空、暴风雨，以及对一片一片的田园美景所产生的好奇感，益发使得我们更加地心浮气躁。岛上起了大雾，浓雾笼罩住我们，使我们起了一阵莫名的恐惧，担心自己永远都离不开这个小岛。雾散了，但我们仍然待在那儿。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应该会把距离拉得更近才对，但这两个男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王国里去了，奈德退到他的房间，巴雷则走到室外。雨像葡萄弹一样地打在这个小岛上，我只能透过窗户看着巴雷穿着他厚厚的雨衣，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悬崖峭壁的边缘。那一副举步维艰的样子，就像是和他的鞋子摔跤一样。有一次，我还看见他在海滩和那位名叫艾德加的守卫人员打板球玩。天晴的片刻时光，他会拿出一顶从船尾里的一个五斗柜挖掘出来的航海帽来炫耀。他戴上它的时候，脸上故意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以一种不可一世的眼神睥睨着脚下的土地。有一天，艾德加带着一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捡来的老黄狗出来溜达，他们让那条狗在他们中间跑过来又跑过去。还有一天，在外海有一个赛船会，一大群白色的游艇排列成环形，像一排牙齿。巴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望着它们，似乎是被这狂欢的盛会给强烈地吸引住了。而艾德加则站在一旁看着巴雷。
我想，他又在想着他的“汉娜”了。他在等待着，等待着生命给他一个能让他作选择的时刻。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都用这种方式来作决定的。
我对这个岛的最后一个印象有如梦幻般的失真。我曾在电话里头，和克莱福说过两次话，这两次的对谈事实上足以使他暂时耳鸣目眩。有一次他想知道“你的朋友们是如何支撑得住的？”我回答他说：从奈德那儿我知道他已经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另一次他对我说他需要知道我到底替巴雷做了什么补偿计划，包括支付津贴给他的公司等等，以及这笔钱是从我们的预算支出，还是从另外一笔额外的预算中支出。在我这儿有一些记录，能够使他开窍。
这一天临近中午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刚刚才到，放在日光浴室的桌子上。我正低头读报时，听到蓝迪大声喊警卫去找奈德接电话。就在我转身时，看见奈德自己从花园的那一边走了进来，越过大厅，走向通话室。我瞥了他一眼，瞬即又将目光移向上方。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我看见巴雷。巴雷站在那儿，侧面对着我，一动也不动。他站的那个地方有几个老旧的书架。那天早上，他终于说服蓝迪把这个上了锁的书架打开，好让他浏览一番。那个平台边就是那一扇半圆形的窗户，也就是那扇往下俯视可以看到绣球花，再往远处眺望就可以看到海的窗户。
他伫立在那儿，一只手上拿着一本书，眼睛却瞪着大西洋。他的双脚分开，另一手高举，就像平常一样，高举到他的头部附近，好像是要挡住什么人挥过来的一拳似的。他一定已经听到四周发生的一切——蓝迪的喊声，接着奈德匆匆穿过大厅的脚步声，以及通话室的门砰地关上的声音。楼梯平台的地板被震了一下，接着就是重重的脚步声踏进那个楼梯间，好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地让人觉得刺耳。不久，奈德从通话室中急速走了出来，走了几步就突然停住了。
“哈瑞！巴雷在哪里？”
“在这儿。”巴雷斜倚着楼梯栏杆支柱平静地说道。
“你已经过关了！”奈德喜悦得像个孩子似的叫道，“他们要我向你道歉。我和鲍勃、克莱福，还有海格帝都通过话。歌德是他们这几年以来所办过的最重要的案子。正式的案子。他们百分之一百地喜欢他。他们不会再三心二意了。你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仪器都给打败了。”奈德那时已经对巴雷心不在焉的样子司空见惯了，因此，就算是巴雷听了他的话，面部一无表情，他也不再觉得奇怪了。他的眼神仍然瞪视着大西洋。他是不是看见了一艘小船进了水呢？说实在的，这种情形，只要你在缅因州的海滩待久了，你随时都看得见的，一片帆，一段船身，现在又是一个落入海中的人露出水面的头和手，但旋即又沉了下去，就再也不见他浮出水面了。你继续在那儿守望，如果你守望的时间够久，你就可以看到一堆饥饿的鸟群在那儿盘旋，找寻着猎物。
但是奈德除了兴奋以外，还有一份感伤。这在他是很少见的，即职业化的他竟卸除警戒心，流露出内在那个未加粉饰的本性。
“你要再回莫斯科去，巴雷！这下子让你称心如意了，对不对？再去探个究竟？”
巴雷终于还是觉察到他伤了奈德的心。巴雷半转过身子，好让奈德能够看到他的笑容。“是的，老兄，我当然称心如意啰！”
就在他们讲得高兴的同时，轮到我去通话室报到了。蓝迪招呼我进去。
“是你吗，帕尔弗莱？”
是我。
“这件案子现在由兰利接管。”克莱福在电话里对我说。他的语气，就像这也是一个天大的消息似的。“他们把它定作‘全部配备’的等级，帕尔弗莱。这在他们来讲，是最高的等级了。”他若无其事地加上了最后这一句。
“噢，好。恭喜你了。”我边带着不能相信的语调说着，边把话筒拿开点。克莱福那拉长了的声调继续从话筒中倾泻而来，像是一个无人能关住的水龙头。“我想请你立即起草一份协议文件，帕尔弗莱，准备一份全套的协议书，协议书的内容涵盖一般性的偶发事件。我们已经让他们完全听命于我们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在立意上强硬点。既要强硬又要公平。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非常现实的，帕尔弗莱，都是些顽固分子。”
他的话还没讲完呢！巴雷的津贴及安家费改由兰利支付，当做他们整个行动管制的保证金。兰利对于处理消息来源有同等权力，而在意见不一致时享有一票决定权。
“他们正在预备一份完整的‘购物清单’，帕尔弗莱，真是一个大满贯。他们要把这份清单呈给美国的国务院、国防部和科学机构。他们会讨论最关键性的问题，好让蓝鸟回答。他们知道他们要冒的是什么样的险，但他们坚持要去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他们很清楚。他们有这个胆子。”
又是那种公式化的急速语气，克莱福终于有生意可做了。“在伟大的攻守均势上，帕尔弗莱，真空里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傲慢地向我解释。我非常清楚，他现在对我说的话，是引自一个小时以前人家才对他说过的话。“问题在于细微处的调整，每一个问题的重要性，都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答案。他们完全了解。他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要准备一份彻底的问卷问他，这是对情报来源最高的评价。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做这种事了。这件事已打破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惯例。最起码，在最近几年，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奈德知道这件事吗？”我好不容易插嘴进去，问他道。
“他不可能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现在所谈的，是最高等级的战略机密。”
“我的意思是说，他知道你已把他的人当做礼物送给他们了吗？”
“我要你立刻到兰利来，和他们在此地的法律人员一同拟出协议书的内容。蓝迪会为你安排护照的，帕尔弗莱。”
“他知道吗？”我再一次问道。
克莱福这会儿在电话那端闷声不响了。这当儿，任何人都猜得出他在想些什么。
“奈德回到伦敦时自然会知道最新消息，谢谢你。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我希望你什么也别说。他们会尊重苏俄司所扮演的角色。薛里顿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方面，这重关系会扩大，也许还会成为永久性的关系，奈德会对这一点心存感激的。”
任何地方都不会比伦敦更要为这则消息欢欣鼓舞了。与未来结合，几星期后《书讯》在其为莫斯科书展的预告宣传中如此宣布，盛传已久的位于河滨大道诺福克街的“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与麻省波士顿波多马克公司之结合已成真！企业家杰克·亨西格终于和“阿布”公司的巴雷·斯科特·布莱尔达成协议，另组新公司“波多马克暨布莱尔”公司，预备积极开发东欧市场。“这是明日的橱窗。”信心十足的亨西格如是说。
莫斯科书展，他们来了！
在新闻快报上的照片中，巴雷和杰克·亨西格在一盆鲜花两端彼此握着手。这帧照片是本单位的摄影人员在武士桥那一栋安全房舍里照的。鲜花是由寇德小姐预备的。
我从岛上回来的第二天就和汉娜见了一面。她看起来挺拔而容光焕发。每当我有一阵子不见她的时候，她就会有这种神采。那一天是星期四，所以她就把十四岁的儿子盖尔带到哈雷街后面的一家冒牌顾问诊所去。我从来对盖尔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也许是因为我知道在我把她送回德瑞克不久之后，他妈妈就怀了他的缘故吧！我们坐在经常去的那家自助餐店喝着有腐臭味儿的茶，一边等他从顾问诊所里出来。她抽着烟，我很讨厌她抽烟。但我要她，她也知道。
“你去美国的什么地方？”她问，好像这件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我不知道。是一座岛。遍地都是海鸟，天气糟透了。”
“我敢打赌那些鸟儿不是真正的海鸟。”
“它们是。那儿到处都是。”
我在她那紧张的眼神里看得出她也要我。
“无论如何，我得带盖尔回家了。”就在我们已充分了解对方心思之后，她对我说。
“让他坐出租车回去。”我建议她道。
这下子，我们的意见又背道而驰了，这一次相聚也就因而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