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三天，就像是一架撞毁了的飞机残骸，正进行事后审慎的检查，希望能发现出技术上的失误。不过，说实在的，能够发掘出来的，实在少之又少。

经过了在机场的一阵发泄之后，巴雷已经逐渐恢复过来。他在车子行进途中经常自顾自地发笑，并且以他那种习惯性的羞怯看着沿路他所熟悉的路标。他也打了好一阵子的喷嚏。

奈德已经决定让巴雷先在武士桥的那间房子里过一夜，再放他回自己的公寓。我们一进屋子，巴雷就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扔到客厅，把手环绕在寇德小姐的脖子上，对她宣布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诚实无伪，并且奉上一顶维克娄或任何人在事后都不记得他在何时购买的山猫皮帽子。

就在这时候，我偷偷地告退而出。克莱福要我到十二楼，去与他面对面地做一个他所谓的“重要会谈”。不过，很显然地，他想做的，只不过是想从我这儿套出一些情报而已。斯科特·布莱尔紧张吗？他有没有失常？他怎么样了，帕尔弗莱？庄尼在那儿听着，很少发言，据他说，鲍勃已经被兰利召回去开会磋商。我只把所见的告诉他，没有删减情节，当然也不会加油添醋。他们两人在听我讲巴雷落泪之后，都不免大吃一惊。

“你的意思是说他想再回去？”克莱福说。

就在同一天晚上，奈德单独与巴雷共进晚餐。不过，这还谈不上作汇报。

这是一段失魂落魄的时期，录音带中，巴雷的音调比正常高了一个音符。我和他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正谈着歌德，但是态度是故作客观的。

歌德已经老了，已经不复当年的活力了。

歌德真的是只惊弓之鸟。

歌德似乎已经戒掉喝酒的习惯。他随时随地都会兴奋。“你应该看一看他的手。哈瑞，他把手放在地图上的时候，抖得很厉害。”

我听他这么一讲，心里就想：你也该看一看你自己的手。你大概不知道你在机场喝香槟的时候，手抖得有多么厉害。

他在那天晚上只提到卡佳一次，还是故意用一种不经意态度提起的。我想，他大概是要让我们知道他可以不带情感就如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一样。这倒不是说他狡猾，其实如果我们没教过他，他也不会做得出。现在我们是他情感依系所在，他害怕若失去我们，他将落得无所依靠。

他说，卡佳担心她的孩子远胜过担心她自己。他说这话的时候，又是故意装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态度。他认为大部分的母亲都有相同的表现。不过，另一方面来讲，她的孩子象征了她想要拯救的世界。因此，就某种意义上来讲，她所做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崇高母爱，你同意吗，奈德？

奈德点头了。没有一件事是比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更叫人为难的了，巴雷，他说。

但她真是个好女人，巴雷坚持道，一派施恩者的模样，就他近来的个人风格来说，似乎态度太坚决了点。但是如果你喜欢你的女人有像圣女贞德一样的道德勇气，那么卡佳就是你所要的女人。她不但有勇气，还很漂亮，这些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懂得他在说些什么，就知道他实在有些欠缺含蓄。

由于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们都已拿过她的照片来欣赏，所以就只好装着相信他的话。

十一点，巴雷一边抱怨着时差，一边就打起瞌睡来了。我们站在大厅里目送他爬上楼梯去睡觉。

“不管怎么说，那是个好东西，是不是？”他靠着楼梯的栏杆上，透过他小而圆的眼镜对着我们露齿而笑，“我是说他交给我的那本新笔记本。你们不都看了吗？”

“那些研究人员此刻正在挑灯夜战，不眠不休地赶着读它呢！”奈德回答道。其实，那些人此刻正像猫狗抢食物一般地抢着看，只是他很难启齿罢了。

“专家都是上了瘾的人。”巴雷说，又笑了一笑。

但他还是站在原地摇晃着，好像是在寻找另一个适当的出口。

“必须有人在那个麦克风上下下工夫了，奈德。它们架在我的背上，把我的背弄得一块青一块紫的。你若预备再送一个笨蛋去，最好能挑背厚一点的，顺便问一下，鲍勃叔叔在哪儿？”

“他到处留情去了。”奈德说，“现在，他可有事忙了。他希望最近能见你一面。”

“他是不是去找沃尔特了？”

“即使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奈德说。他一说完，我们都笑了。

就在当晚，我接到了我太太玛格丽特的一个电话。她说她在巴辛斯托克收到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她认为这张罚单罚得不公平。

“那是我的地方。我已经打停车信号，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男人开着一辆崭新的捷豹车，白色的，一头油亮的黑发——”

我很不聪明地笑了，并且告诉她说开着捷豹车、头发乌黑发亮的小伙子也不可能在停车的尺度上有额外的权利。但幽默向来就不是玛格丽特的专长。

第二天清晨，星期天，克莱福又要求我到场。首先他盘问我前一晚的事情，然后要我对庄尼说清楚一件事情：巴雷到底算不算是我们局里正式的一员，而如果是的话，是否因加入我们而抛弃过某些权利——譬如说，万一与我们发生争执的话，他的合法陈情权利。我说得有些模棱两可，令他们十分恼火。但是基本上，我的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已经放弃了这些权利。或者，说得更确实一点，不管他在法律上有没有如此权利，我们都可以骗他作此想法。

也许我早先没有说清楚，庄尼是哈佛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所以兰利没有必要送一堆法律顾问给我们。

下午，巴雷一刻也没安静下来。于是，我们就趁着晴朗的天气，开车到了处女头那地方，在泰晤士河畔的拖船路上散步。我们返回时，我想可以说巴雷已经作完了报告：对于我们那些分析专家都已经有十足把握的事情，以及他在行动中的遭遇，都被我们以技术上的方法一一查明了。事实上，能够让他报告的，实在是所剩无几了。

巴雷是不是受到我们的忧虑所影响呢？我们尽可能地装愉快，但是我不得不怀疑那种会要人命的沉滞气氛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也许，他自己本身就陷在一片迷惑的漩涡和泄气的沮丧里，而我们也就跟着他掉了进去。

星期天晚上，我们一起在武士桥吃晚餐。巴雷的态度显得既温和又安静，使奈德认为（其实换了我，也会这么以为）大可以放心送他回汉普斯德了。

他是住在维多利亚街靠东希斯路的一栋公寓里。我们在那儿设的监听岗哨就在这栋公寓的正下方，由一对年轻的夫妇负责。这一户中原先的住户已经被我们暂时转移到别处去。十一点左右，那对夫妇向我们报告，说巴雷独自在屋里走动。他们听得见他走动的声音，但是看不见他，因为奈德已撤离监视器。他们说，他一直不断地对自己讲话。当他拆开邮件的时候，我们清楚地从监视器上听到一连串愤慨和诅咒。

奈德对他的这种表现始终无动于衷。他已经读过巴雷所有的信件，知道其中并没有什么好费心去防范的内容。

清晨一点钟，巴雷打了电话给他在格雷丹的女儿安西雅。

“ig是什么东西？”

“是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里面没有厕所。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坐‘泰坦尼克号’横越大西洋，你会怎么样？”

“只能走一半吧。莫斯科怎么样？”

“如果你拿袋鼠和羊交配，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在问你莫斯科到底怎么样？”

“像一件毛背心。你那位讨厌的丈夫近况如何？”

“他现在睡了，但是睡得不好。你带到里斯本的那个俏佳人怎么样了？”

“已经雨过天晴了。”

“我想她是蛮认真的。”

“她是，我不是。”

巴雷接着又打了电话给两个女人，第一个是他的前妻，他仍然对她保有探望的权利，第二位我们手边并没有资料。这两位女人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即使有心，也没有能力给他任何慰藉，因为她们此刻都躺在自己的男人怀中呢！

在一点四十分的时候，这对夫妇报告，巴雷卧房的灯光熄了。奈德总算是放心地去睡了，但是我在自己的公寓中，却了无睡意。我的脑袋中充满了对汉娜的回忆，巴雷在武士桥给我的印象亦掺杂其中。我想起了他谈及卡佳和她那两个孩子时的惺惺作态。我把它拿来和我不断否定对汉娜的爱作比较，我又回到了当年，当我对她的爱已经影响到我前程的那些岁月。汉娜看起来嘴角有些下垂，我每隔五分钟，就会看到她天真无邪的样子。她的丈夫如今是否带着她婆娑起舞？想到这儿，我笑了。我推测，他喜欢拥着她团团转，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应该带着巴雷那种超脱的口吻才对。说实在的，在我心中，那团秘密的火种已经燃烧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第二天早晨，巴雷回到他的公司上班，但是他也同意，如果我们有需要他澄清某些疑点的时候，他会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去武士桥的那栋房子与我们碰面。这种安排，听起来好像是太过疏于看住巴雷了，其实不然，因为奈德现在正与十二楼那些人处于严重的争执中，很可能一到晚上，他要是还不让步，就得面对那些官僚全力的攻击。

但是就在这时候，巴雷却失踪了。

根据监视巴雷的人捎回来的报告，巴雷约在四点四十三分的时候离开了他在诺福克的办公室，比我们预计的要早了一点。他带着他的萨克斯管一块儿离去。维克娄当时正在阿伯克洛比暨布莱尔公司后面的房间里打一份莫斯科之行的报告，对他的离去毫不知情。但是布拉克的手下，两个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跟着巴雷向西沿着河滨大道走去。当巴雷改变心意，他们也跟他一起穿过了苏荷区，到了一处版权代理常光顾的酒吧。他在那儿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又带着他的萨克斯管，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这两个小伙子中有一个当时与他距离接近到可以听清楚他叫那位司机载他去武士桥。这名干员通知了布拉克，布拉克又打了电话给当时已经等在武士桥的奈德说：“等着，你的客人已经出发了。”我当时在别的地方，正打着别的仗。

就这么样，巴雷失踪了。除了那两个人忘记把那辆出租车的号码记下来以外，谁也不能怪。这两人一时的疏忽，让他们全体在事后付出很大的代价。那个时候正是交通高峰时刻，要从河滨大道到武士桥可能要开上一个世纪之久。一直到七点半，奈德才放弃了等待，并且忧心忡忡地走回他的苏俄司。

九点钟，当大家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时，奈德很不情愿地宣布司内进入紧急状况。当然，就范围来讲，那些美国人并不包括在内。奈德像平常一样冷静。也许，在潜意识中，他为了要处理这突如其来的危机而显得格外镇定，因为布拉克说他在事后就开始打理一些准备工作。他并没有通知克莱福，但是他后来向我解释，在目前这种如临大敌的恶劣气氛中通知克莱福，无异于发了一张会唱歌的电报给兰利。

奈德先开车到布鲁斯伯里，在那儿，本单位那些专司窃听的同仁在罗素广场下面拥有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地下室。他从车库里调了一部车，一路开得飞快。当班的监听人员中，为首的是玛丽，她年约四十，一天到晚吃个不停。她脸色红润，至今尚是小姑独处。她的嗜好，就我们所知，除了吃，也就只有那些她听得见却永远也摸不着的声音了。奈德交给她一堆与巴雷有来往的人名单，这些名单都是以前沃尔特从窃听和监视报告中截取出来的。玛丽能够立即把他们网罗到吗？

玛丽当然不可能。“奈德，曲解规定是一回事，而要我做一打不法的窃听又是另一回事，你难道不知道吗？”

奈德本该表示那几个窃听对象已经是在总部现有的许可范围之内，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在皮姆利柯街打电话找我。我那时刚忙了一天，正预备开一瓶葡萄酒作安慰。我所住的地方是一栋狭小拥挤的公寓，我把窗户打开好把油烟味放出去。我还记得，为了跟他谈话，我还特地把那扇窗户给关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窃听的许可状是由内政大臣签发，他若不在，则由他的代理人签发。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伎俩可以规避这项限制，因为他也赋予法律顾问一个特权，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动用，不过需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书面报告。我胡乱地开了授权状，并且在上面签了名，又把瓦斯关掉（我那时候还在炒菜），然后就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二十分钟之后，我就把那份授权书交在玛丽手中了。不到一个小时，与巴雷有联络的人就全被网罗到了。

当我做完这些之后心里怎么想呢？我想巴雷已经自杀了吗？不，我不这么想，他热爱生命，不到最后关头他绝不会认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

“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在我们道别的时候，她面带不悦地问我。

“我的天！不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呢？”

她摇了摇头，避不作答，但我想我知道她在巴雷身上察觉出些什么。她感觉出他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行踪。

我们兼程赶回了苏俄司，奈德在车上使用了汽车电话，命令布拉克列出所有的俱乐部、音乐演奏厅以及在伦敦地区所有今晚可能演奏爵士乐的酒吧名单。他为了这件事，会尽他所能地召集所有他能够召集到的监视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