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说的？”克莱福说话的语气中带着使人厌恶的怀疑。

“是在场的某个人，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我们何妨假设凡事都重要。”克莱福说。

巴雷又装着他的苏俄腔调说话，听起来黏黏的，又有压迫感。“‘好！巴雷，就算你说的都对，又是由谁来主持这些在人性里的试验？’我就说：‘由你们。’他们听了都非常惊讶地问：‘为何是我们？’我回答说，‘因为一旦有剧烈的变动，俄国人要比西方人容易承受。他们的领导阶层人数少，又有一群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中，你很难登高一呼，就让众人听你的。他们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很满意，我也一样。’”

甚至连他对民主的伟大价值所采取的如此直接而又丝毫不留颜面的攻击，也没有使温和而忍让的鲍勃动怒：“巴雷，我想，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了一条船的人，但我认为你讲的话里面还是有一些道理的。”

“但你有没有建议过他们，什么是应该做的？”克莱福还是不死心，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说也只有乌托邦了。我对他们说二十年前我们视为白日梦的事，今天已经是我们惟一的希望，而不管我们谈的是裁减军备，还是生态，还只是人类的存亡。戈尔巴乔夫了解这点，但西方国家不希望他能了解。我希望西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起来高声疾呼。我又说西方必须要先建立一个榜样，而不是等人家去立好榜样让他们去依循。要让这一座山崩塌下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如此片面的裁减军备！”克莱福说着，两手鼓掌然后交握在一块儿，“妙啊！说得好啊！”不过他这个“好”，真正意思是“不好”。

但是鲍勃对这话却是非常感兴趣。“你对这个题目涉猎不深，却能如此高谈阔论？”他问道，“巴雷，你真有两把刷子！我会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吸收知识的速度能有你那么快，我就会非常引以为傲了。”

也许他口中的“真有两把刷子”的真正意思是“太了不起了”，但巴雷听了并没有为其所动。

“你把我们原先对你的看法都给改变了，不过，那位名叫歌德的人有没有什么举动？”克莱福问道。

“没什么举动，另外那人加进来聊，歌德没有。”

“但是他在一旁听着？睁大眼睛听吧！我可以想像得到。”

“我们那时是在重新规划这整个世界。我们把雅尔塔会议又重新开了一遍。除歌德以外，大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个不停。他既没吃，也没有讲话。因为他没有和我们一起聊，所以我就不断地想刺激他讲。而他的反应只是脸色越来越苍白，喝得越来越多而已。最后，我不再尝试了。”

“歌德从未讲过话。”巴雷继续以那种神秘的自我批判的语气说着。整个下午只见歌德一语不发地听着，眼睛像是在凝视一个看不见的水晶球。他也会笑，虽然不一定是周围有任何可笑的事情发生了他才笑。他也会在别人喝着酒时，到饮料桌前去拿另一杯伏特加酒，再走回来，然后就在别人小干一杯的时候，他却三口两口就把手中的酒给喝光了，他是那种能以沉静来影响别人的人。跟这种人相处，你到头来就会想他到底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快死了呢，还是有了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当列斯丹诺夫带大伙儿进到内室听立体音响所放的考特·贝西的演唱时，歌德也顺从地尾随进来。就在巴雷已经不再对歌德存有任何奢望之后，歌德却开口讲话了。

很少开口问问题的奈德，这会儿插进来问道：“其他的人对他的态度怎样？”

“他们很尊敬他。他是他们的福神。他们会说：‘我们来听听歌德怎么说。’此时他会推一推他的眼镜，并且举杯向他们敬酒。除了他自己，大家都在笑。”

“女人们也笑吗？”

“每个人都笑。他们对他很是顺从，几乎已经到了凡事礼让的地步。他们说：‘伟大的歌德来了。’”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他住在何处，在何处工作？”

“他们说他工作的地方不许人喝酒。因此，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的饮酒假。他们一直不断地为他的饮酒假而喝酒庆祝。他是某人的哥哥，大概是塔马拉的吧？我不知道。也许是表哥也说不定，我没有认真去弄清楚。”

“你认不认为他们在保护着他？”克莱福问道。

巴雷停了下来，一言不发。他停顿的时候，与别人都不一样。他很少持续专注于眼前事物，他的心思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撇下我们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知他的心会不会再回来。

“是的。”巴雷突然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的声音给吓着了，“是的，是的，他们的确是在保护他，一点儿也不错。他们都是他的忠实拥护者。”

“保护他什么？”

又是一阵沉寂。

“也许是保护他不用为他自己解释。我那时候没这么想，但我现在是这么认为。是的，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为他自己解释？你能否提一个不是杜撰的理由？”克莱福问道，他的用意，已经很明显是要再度激怒巴雷。

但是巴雷并未被惹火。“我从不杜撰。”他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他的心思又飞走了。“他是极具权威的，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又回过神说。

“那是什么意思？”

“是那种沉默，像是在滔滔雄辩。但即使你竭尽所能倾听，也只能听到他的脑子里在滴答滴答地转着。”

“但是却没有人告诉你说他是天才或是什么的？”

“没有人告诉我，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

巴雷看了看奈德，看到他点点头，表示他了解了。行家一伸手，就知道对方的底细如何。奈德有一种本事，在你还在琢磨着话中意思的时候，他早已把你从头到尾给摸透了。

鲍勃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人抓着你的手，向你解释说为什么歌德会嗜酒成癖？”

巴雷发出了一声近乎放肆的笑声。他这一声大笑，听起来委实有点儿恐怖。

“我的老天！你在苏联喝酒，是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没有一个俄国人能担得起自己清醒时可能会制造出的问题！”

他又陷于沉默，再次蒙上愁苦的阴影。他皱紧了眉头，低声自语，不知在祈求着什么。也许他大概是在祈求神明惩罚他自己吧！之后，他突然从这种冥想中一跃而出。“我在半夜的时候被人晃醒。”他笑着说道，“‘老天啊！我在哪里？’我转头一看，这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折叠椅上，身上还盖着一床红色的毯子。起先，我还想自己是到了美国，是睡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挂有蚊帐的阳台上。我想不起为什么自己只在皮里德尔基诺吃了一顿午餐之后就跑到美国来了。然后我就记起了他们已经停止和我谈话，而我也已经谈腻了。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他们也都喝醉了，而且他们也厌倦了在喝醉时讲外国话，所以，我就抱着一瓶威士忌到阳台上休息。有人丢了一床毯子到我身上，免得我被露水冻着。当时，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我想我一定是被月亮给唤醒的。之后，我就听到这个男子的声音。他非常地清醒，英语说得毫无瑕疵。我那时心中想：老天！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新的客人来。‘有些事情是必经的劫难呀！巴雷先生。但有些事情比非忍受不可更为不幸！’他说。他是引用了我在午餐时所讲的话。这些话是摘自我以和平为题，足以震撼天下的演讲。我环顾了四周，看到这位九尺高、留着胡子的‘秃鹰’在我上方盘旋，手里抓着一瓶伏特加，被风吹动的头发轻拂着他的脸颊。他蹲了下来，膝盖靠在耳朵的附近，倒了酒在杯子里。‘哈啰！歌德。’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死，看到你在这儿真好。’”

巴雷方才获得的自由，此刻又再被关入监牢。他的脸又蒙上一层阴霾。

“然后，他又念了一段我在午餐时所讲的长篇大论：‘所有的牺牲者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我笑了，但是笑得并不长。我觉得发窘，觉得反胃。我觉得有人在监视我。这个人整个午餐时间都坐在那儿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十小时之后，突然他却像录音机一样把我所说的话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在我听来，心里真不是滋味。

“‘你是什么人，歌德。’我说，‘你不喝酒，不听人讲话的时候，是以什么为生的？’

“‘我不是正人君子。’他说，‘我专门发表下流的理论。’

“‘能够认识一个作家总是好的。’我说，‘你最近都在写些什么？’

“‘什么都写，’他说，‘历史、喜剧、谎话、爱情。’说着说着，他就谈到他所写的东西上面。那些东西都是摆在太阳底下就会融化的奶油，因为它们没有一致的观点。不过我倒注意到，他说起话来，一点也不像作家，他太害羞了。他会嘲笑他自己，而且就我所知，他也嘲笑我。我不是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是说他这么做，听起来实在没多大意思。”

又一次，我们看着巴雷的侧面，等着他魂游四海归来。是我们紧张，还是他在紧张？他举杯喝了一口，转了转头，口中不知道在说“不好”还是“他妈的”。这不但连我们这些人听不懂，恐怕连那个麦克风都无法录进去。我们听见他的椅子咯啦咯啦地响，好像湿了的柴火一般。在录音带上听起来，像是他在发动武装攻击一样。

“然后，他又对我说：‘噢！巴雷先生，你是一位出版商。你要不要问我是从哪里得来的那些灵感的？’我听他这么讲，心里就想：出版商是不会问这个问题的，老兄，但你心里到底要对我说些什么呢？‘好！歌德，你从哪里获得你的灵感的？’‘巴雷先生，我的灵感来自于——第一……’他开始数起来了。”

巴雷此时也张开了他那长手指头，开始数了起来，话中的俄国口音几乎轻到让人察觉不出来。又一次，我被他那缜密的音乐性记忆力所震撼。他对字句的记忆力，似乎还不及他对音乐的强。那些在充满了乱七八糟的礼堂里演奏的音乐，只要进了他的耳朵，恐怕就再也褪不了色了。

“‘我的灵感是来自于——第一，从三十年代柏林咖啡馆中用的那种纸桌巾而来。’然后他喝了一大杯伏特加酒，同时深深吸了一口夜间的空气，‘第二，从那些比我更有天才的竞争对手。第三，从各国军人和政客们脑子里所存在的卑劣幻想而来。第四，从那些被纳粹强迫征召，后来又被解放的科学家而来。第五，从那些伟大的俄国人而来，这些人都是对民主怀抱着极大的期望，但也因此受尽各方的摧残却仍至死不渝的人。第六，从一个偶然踏进我心扉里的杰出的西方知识分子。’很显然的，他指的就是我。因为他说了这话之后，眼睛就死瞪着我，看我作何反应。他像一个早熟的孩子，直直地瞪着我。他的目光中传递出一股股像生命般重大的信息。然后，刹那间他又变了，变得多疑起来。俄国人都是这样。‘你在午餐时的确表演得很精彩。你是如何说服列斯丹诺夫邀请你的？’这句话分明就是一种冷嘲热讽，意味着我不相信你。

“‘我从没有要说服他，’我说，‘这是他的想法。你又要安什么罪名在我身上？’

“‘任何想法都不是专属某个人的，’他说，‘你把它放在他的脑子里，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做得很有技巧，恭喜你了。’

“之后，他不再对我冷嘲热讽，他突然死力抓住我的肩膀，好像他就快要淹死了似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病了还是失去了平衡。那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觉得他可能是要吐了。我试着要去帮助他，但又不知如何着手。他浑身热得像地狱一样，并且不停地冒汗。他的汗水滴到我身上，头发已全湿。然后，他的声音又直灌入我的耳朵，他站得太近了！我往后退了一下，但他又跟了上来。

“‘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他口中说道，‘你已经说到我的心坎儿里去了。请你向我保证，你不是一个英国间谍，我就答应你一件事。’”

“他的话句句正确。”巴雷似乎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而我也记得他讲过的每一个字。”

巴雷说到“记得”这个词的时候，就好像是在受一种折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这么常想到汉娜的原因吧！

“可怜的帕尔弗莱！”有一次，她以一种近乎残忍的语气嘲笑我，一边在镜前审视着她光溜溜的身子，一边啜饮着伏特加酒：心里准是盘算着要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去。“你既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又怎能忘得掉我这么一位女子呢？”

巴雷是不是对每个人都有这种影响力，能在言谈举止之间就触动别人的中枢神经，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激起了共鸣？说实在的，我很怀疑。不过，也许歌德就是这么地受了他的感召了吧！

底下的这一段是从未经增删、涂改或注解的。为了保持原样，我将录音带的内容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做成笔录。这段记录关系到以后所有故事的发展，我们称它为“里斯本接触”。当大西洋两岸的炼金术士和神学家你来我往地展开谈判、彼此各不相让的时候，一场精彩的好戏就此开演：

“‘我不是什么间谍，歌德，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从未担任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是。也许是你那行，可不是我的。我们来谈谈下棋怎么样？你喜欢下棋吗？我们来谈谈下棋好了。’

“他似乎没听见我在说话。‘你不是美国人？你也不是谁的间谍，甚至不是我们的？’

“‘歌德，说实在的，我已经有点烦了。我不是谁的间谍。我是我！我们现在要么就谈下棋，要么就请你另找话题，好吗？’我想我这么讲就能让他闭嘴吧！但他还是没有。他说他精通棋艺，在下棋的时候，若是一方心生一计，而没被对方看穿，或对方的注意力已经松懈，那么你就会赢。下棋时理论就是实际，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你会碰上一种这样的状况：一位棋手会对另一位棋手产生一种非常怪异的幻想，甚至有时他会自己创造一位他所需要的敌人。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然后，他不再谈棋了，他用俄国人喝醉酒时的那种说话方式来谈他自己。他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只为了讲话给我听。他又说他像浮士德一样，生就两个灵魂，而这也就是他们管他叫歌德的原因。他母亲以前是个画家，但是她画她眼中所见之物，因此，很自然的，官方既不允许她办展览，也不允许她买颜料，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任何东西都属国家机密。同时，即使你画的是想像作品，那也是国家的机密。即使这种所谓的机密根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它还是国家机密。而且，如果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它就更是最需要保守的机密。他说他的父亲在劳改营里待了十二年，最后死于心力交瘁。他说他父亲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殉道者。受害人已经够糟了，圣人更糟。他说，但殉道者根本就是生不如死。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但我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而且当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告诉我他父亲是坐过什么十二年牢才死的，我即使再不同意，也不预备和他争了。

“我问他的真实姓名。他说他没有真名字，他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取的。他又说在任何高尚的社会里，大家残害无知的人，但在苏联却完全相反，因此他们残杀他的父亲，因为他不像他的母亲，他拒绝因为心碎而死。他说他要对我做这个应许。他说他爱英国人。英国人是欧洲的精神领袖，是努力不懈的人群，是欧洲伟大理想的统合者。他说英国人了解说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苏联，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行动了，因此下至升斗小民，上至居高位者，无不以空言代替行动、代替真理。现在连这种空言都无人愿意听，原因是大家既然知道无法改变现状，便也就懒得再去理会。否则，知道如何改变现状而又妄图改变者，可能连工作都不保；而不知如何改变者，也就只好永远安于现状了。他又说苏联之所以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欧洲的样子，但最后却注定变成美国样子，而美国人以物质的逻辑毒害了全世界。他们认为如果我的邻居有一辆车子，我就必须要有两辆。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把枪，我就必须要有两把。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枚炸弹，我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并且越多越好，至于这些炸弹能不能击中目标，则还是其次的问题。所以，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想像我的邻居会有多少把枪，并且再把数字加倍，这样，我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制造我想制造的东西。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真是个奇迹，他一口气讲到这儿，居然没人插嘴，甚至连沃尔特也吭都不吭一声。巴雷停止说话，大家也都三缄其口。房间内静得连椅子的吱吱声都听不到。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歌德。任何事情都比我被问是不是英国的间谍要来得好。之后，他开始谈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和神秘学家比居林。”

“是佩切林！”沃尔特终于忍不住失声怪叫了起来。

“对！是佩切林。”巴雷点头说道，“佛拉迪米尔·佩切林11。佩切林要为人类牺牲他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倒在他脚前。他问我听说过他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佩切林去爱尔兰当修道士。但是歌德无法这么做。因为一则他无法拿到签证，二则他也不喜欢上帝。佩切林喜欢上帝，但他不喜欢科学，因为科学没把人的灵魂放在眼里。我问他多大年纪，我问的是歌德，不是佩切林。他现在看起来像是只有七岁，但又似即将步入一百岁。他说他离死比生更近，他说他已五十，但又像才刚出娘胎不久。”

沃尔特又插了进来，但这一次比较温和，像是在教堂里的人，不像他平常失声怪叫的样子。“你有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问却不问，反单挑他的年龄问，有何理由？此刻问他多大年纪，又有什么重要性？”

“一来是他令人不安，二来他除了皱眉头以外，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

“而他说的是科学，不是物理，是吗？”

“是科学。然后他就开始背诵佩切林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翻译，先讲俄语，再讲英语。‘……憎恨自己的国家、渴望它毁灭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只有它毁灭了，全人类才有复兴的一丝曙光。’我也许不是说得一字不漏，但也八九不离十了。他说佩切林了解一个人在爱他的国家之同时亦有可能憎恶其制度，佩切林疯狂地爱着英国，歌德也是一样。他们爱英国是正义、真理、自由之国度。佩切林认为出卖自己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你所出卖的是你所憎恶的，并且为你所爱的去奋战。现在，假设佩切林已经拥有了苏联的极大机密，他会怎么办？非常明显的，他会把这份秘密给英国人。

“我这时再也受不了他了。我觉得极不自在，他却又靠了过来。脸贴着我的脸，吐着气，咬着牙，活像是一部蒸汽机。他的心脏都快迸出他的胸膛了。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碟子一样。‘你喝了什么东西？’我说，‘可的松？’

“‘你知道你在午餐的时候还说了些什么吗？’他说。

“‘没说什么。’我说，‘我不在那边。有两个家伙先批评我。’他还是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你说，今天一个人要有英雄的思想，方能做一个正人君子。’

“‘这话不是我先说的，’我说，‘我所说的话都不是我第一个说的，而是听来的。现在，请你忘掉我说的话，回到你的同胞那儿去吧！’他对我说的话置若罔闻，却又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细得像女人，但力气却像钢铁。‘请你答应我，如果我有勇气做英雄的思考，你起码得做一个正人君子。’

“‘好了！’我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了，去拿点儿东西来吃吧！他们还剩一点汤，我闻到了。你要喝汤吗？汤？’

“这时，我虽然不能说他是在哭，但他满脸都已经湿了，白皙的皮肤被痛苦的汗水所湿透。他紧抓着我的手，就好像我是他的神父一样。‘答应我！’他说。

“‘但是我又能答应你些什么，你总得对我说清楚啊？’

“‘答应我你会做个绅士。’

“‘我不是绅士，我是个出版商。’

“他听到我这么说，就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笑。他笑得很大声，笑声里还夹杂着莫名其妙的啧啧声。‘你不能想像我从你的拒绝中获得了多大的信心。’他说。

“他说到这儿，我就站了起来，慢慢地、轻轻地，尽量不惊动他。但他又抓住了我。

“‘我每天都犯科学上的罪，’他说，‘我把犁头当做宝剑。我误导我的上司，也误导了你的。我一直不停地扯谎。我每天都在不断地摧残我里面的人性。请你听我说。’

“‘我必须要走了，歌德仁兄。我旅馆里的那些女客房经理都一定在熬夜等我回去呢！放开我，好不好！你会把我的手给弄断的。’

“‘抱紧我。’说着，就把我往他怀中一拉，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一个肥胖的大男孩一般，而他却是如此瘦弱。他须发全湿，身体却在燃烧。

“‘答应我！’他说。

“‘我答应！答应！’我边说边用力想抽出身来。

“‘好吧！’我说，‘如果你能成为英雄，我就做一个正人君子。就此一言为定，好吗？现在，请让我走，行行好吧！’

“‘你答应了？’他说。

“‘我答应了！’我一面说着，一面把他给推开。”

沃尔特又在叫了。我们事先对他的警告以及奈德、克莱福或我自己对他的严厉眼色，都无法让他再沉默不言。“但是，你相信他吗，巴雷？他有没有骗你？他早已摸清你的底子，请问你作何感想？”

又是一阵沉默。一阵更长的沉默。终于，他开口了。“他是喝醉了。我这一辈子里，也许有两次像他一样醉，就说是三次好了。他整天都在喝那玩意儿，而且一直不停地喝，像灌开水似的喝。但他说出来的话倒是清清楚楚。我相信他。他不是那种你不愿意去相信的人。”

沃尔特又在怒吼了。

“那么，你相信他什么？你想他在跟你谈些什么？你认为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他老是在跟你闲扯淡，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却只字不提。他说对他的上司，也对你的上司扯谎。他表面上是在谈棋，但事实上谈的又不是棋，他到底在聊些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加油添醋？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我知道为什么了！你是只驼鸟，爱把头埋在沙中。‘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想知道。’你就是这样。”

带子里的下一个声音是巴雷一边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一边诅咒着自己：“该死！该死！该死！”他喃喃自语，不停地说着。接着，就是克莱福的声音。如果有那么一天，该由克莱福来宣布宇宙毁灭时，他也会用这种要死不活的声调的。

“我很抱歉，但我们需要你的大力帮忙。”他说。

很讽刺地，这次我居然会相信克莱福是真的抱有歉意。他是个技术人员，和活人打交道颇觉不自在，现在他就像是一个现代化学校里的土气间谍。他相信事实才是惟一可以采信的资料，任何悖离此项原则的人皆为他所不齿。他除了对自己的飞黄腾达和他那部有一道刮痕就不能开出车库的银色奔驰车有兴趣之外，如果还有什么热衷之事，那一定就是有武器和有权势的美国人了，要是克莱福能发挥才智，“蓝鸟”就必定是个已被破解的密码，或是一枚人造卫星或中央情报机构委员会，那么巴雷也用不着出世了。

而奈德却刚好相反，反而因此而更想冒险。他先天的气质和后天的训练就是要做一名情报人员的头子和统御众人的领袖。间谍的侦察工作就是他必备的本事，也是他所热衷的，他不喜欢搞情报界的内部争斗，而宁愿把那些交给克莱福。就好像他把分析的事情都交给沃尔特一样。就他所从事的工作来说，他是一位果断的艺术家，而这也是所有与人性打交道的人所必须要有的特质。对于克莱福而言，人性只不过是一个乏味的名词，因此，他也就安之若素地接受现代主义者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