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躺在完工缝纫手的房间里，在地板上，在那些原住民女人为她们从圣巴拉斯涌进来的表亲姑姨叔伯所准备的一堆毯子上。他们的头顶上挂着成排等待缝扣眼的定制西装。天光是仅有的照明，城市的灯火辉煌使光线转成粉红色。仅有的声音是西班牙大道的车流声，以及玛塔在他耳边如猫的低语。他们衣着整齐，她破碎的脸埋在他脖子边。她颤抖着，潘戴尔也是。他们合而为一，一具冰冷恐怖的尸体。他们是空房子里的小孩。

“他们说你逃税漏税。”她说，“我告诉他们，你付了税。‘我记账，’我说，‘所以我清楚这事。’”她停下来，怕他可能想说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们说你没缴员工的保险费。我说：‘我负责保险，保险费都缴了。’他们说我不该问问题，他们有我的档案，我不该认为因为我被打过一次，就已经免疫了。”她挪动头，靠着他。“我没问任何问题。他们说我卧室墙上挂着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照片，他们会记在我的档案里。他们说我又和激进学生混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这是真的。他们说你是间谍，说迈基也是间谍。他们说他酗酒只是手段，用来遮掩他是间谍的事实。他们疯了。”

她说完了，但潘戴尔花了些时间才意会，因此也迟了一会儿才转向她，用双手抚着她贴在他胸口的脸颊，让他俩的面孔合而为一。

“他们有说是哪一种间谍吗？”

“还有其他种类的间谍吗？”

“真实的那种。”

电话在响。

电话在他们头顶上响。在潘戴尔的一生里，电话很少是这么响起的。这部电话放在一个常让他联想起内脏的装置上，但他记起那些原住民妇女靠电话为生，对着电话欣喜若狂，潸然泪下，紧紧抓着话筒，倾听丈夫、爱人、父亲、酋长、子女、工头和无数面对无解问题的亲戚的每一句话。电话响了一会儿之后——若依他个人的独断判定，电话已响了一辈子，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只响了四声——他注意到玛塔已不在怀里，站了起来，整装扣衬衫，准备接电话。她想知道他是接呢，还是不接。如果电话来得不是时候，她总会问这个问题。突然，他涌起一股顽强的脾气，也站了起来，结果他们又贴得很近，和躺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我在这里，而你不在。”他对着她耳朵说，语气坚决。

没有诡计，没有装模作样：只有他发自内心的保护之情。犹如小心提防似的，他让自己站在玛塔与电话之间，粉红色的天光在头顶闪耀——蒙眬中有点点星光——电话不停地响，他凝神思索，想摸清它的目的。要先考虑最恶劣的威胁，欧斯纳德在他们的训练课程上提过。所以他思量再三，最恶劣的威胁似乎就是欧斯纳德自己，所以他想是欧斯纳德。接着他想起大熊，然后他想到警察。最后，因为一直惦记着她，所以他想到露伊莎。

但是露伊莎并不是威胁。她是他很早以前所创造的受害者，她母亲、父亲，以及布瑞斯维特、班尼叔叔、慈惠姐妹会，以及所有创造他成为今天这个他的人全是帮凶。与其说她对他造成威胁，不如说她让他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有错误。他如此小心翼翼营造，却依然误入歧途，这就是个错误：我们不该营造关系，但如果不能这样做，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最后潘戴尔实在没有什么人可想了，只好接电话。但他拿起听筒时，玛塔也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指节贴在唇上，露出牙齿，轻轻、迅捷、放心地咬啮。她的姿态让他有些激动。他把话筒贴在耳边，挺直身子，用粗率、清晰，当然还带有戏谑语气的西班牙语开口说话，显示他内心犹有挣扎，并非永远顺时应势。

“这里是潘戴尔与布瑞斯维特！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如果他下意识里想故作幽默风趣以去除入侵者的敌意，那么很遗憾，并没有成功，因为射击已然开始。他的话还没说完，第一发声音已经到他身边：一声声有规律、从容不迫、逐渐升高的爆炸声，伴随着阵阵轻微的机关枪、手榴弹，以及跳弹短暂的胜利呼声。有那么一两秒钟，潘戴尔以为侵略行动又重新展开了；只是这一次，他已允诺在科利罗区陪玛塔，这也是她亲吻他手的原因。接着，在开火的枪弹声里，理所当然地出现受害者的呜咽，在暂时利用的庇护掩体里回荡。控诉，抗议，咒骂，索求，夹杂着惊恐与愤怒，哀求上帝的宽恕补偿。但慢慢的，所有的声音变成一个，声音属于安娜，迈基·阿布瑞萨斯的情人，玛塔的童年好友，巴拿马惟一能容忍他，在他喝多了乱七八糟东西呕吐时替他清洗、听他谈天说地的女人。从潘戴尔认出安娜声音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她要说的是什么事。只是和所有善说故事的人一样，她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待最后。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把电话交给玛塔，一直自己聆听的原因。他要自己的身体承受鞭挞，不要她受苦，不要像上次“钉耙”不准他制止他们毁坏她的脸。

一如往常，安娜的独白路繁径多，潘戴尔需要一张地图才能走得通。

“那甚至不是我父亲的房子。我父亲之所以心不甘情不愿地借给我，是因为我撒谎，我告诉他，我会和我的女性朋友艾丝特拉到那里去，没有其他人。艾丝特拉、我，还有玛塔上同一所修女学校，那是个谎言，当然房子也不是迈基的，而是属于一个烟火工厂领班，叫奈格拉·维耶加。巴拿马所有节庆的烟火都是在瓜拉瑞做的，但那是瓜拉瑞自己的节庆。我父亲是那个领班的朋友，还是他结婚时的伴郎，那个领班说，我去阿鲁巴度蜜月的时候，来参加节庆，住我的房子吧。可是我父亲不喜欢烟火，所以他说我可以找人代替他，只要别是混蛋迈基就好了。所以我撒谎，我说我不会带迈基，而是带我的朋友艾丝特拉，她是我在修女学校的朋友，现在是戴维市一个木材商的情人。在瓜拉瑞的五天里，你可以看斗牛、舞蹈和烟火，精彩得不得了，在巴拿马其他地方，甚至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可是我没带艾丝特拉，我带了迈基，而且迈基真的需要我。他既害怕，又沮丧，却还快乐得不得了。他说警察全是笨蛋，威胁他，叫他英国间谍，就像诺列加时代一样，全是因为他在牛津醉醺醺过了好几个学期，还放话要在巴拿马开英国俱乐部的缘故。”

安娜开始放声大笑，潘戴尔只能靠着无比的耐心拼凑出故事的梗概，但是要旨非常清楚，就是说她从没见过迈基同时这么兴奋又沮丧，一会儿落泪，一会儿狂笑。老天在上，是谁把他搞成这样？又是老天在上，她要怎么告诉她父亲？谁要去清理墙壁、天花板？谢天谢地，地板铺了瓷砖，不是木头地板，至少他还体贴地在厨房动手，保守估计，重新粉刷要花上千块钱，而且她父亲是位严谨的天主教徒，对自杀和异端颇有定见。好吧，他是喝了酒，但谁不是呢？节庆期间，除了喝酒跳舞上床看烟火，你还能做什么呢？她是在看烟火时听到背后砰一声，不知他打哪儿弄来的。他身边从来不带手枪，虽然他老说要把自己的脑袋轰掉。一定是在警察来找他，指控他是大间谍，提醒他上次蹲大牢的遭遇，还保证要让他再尝一回之后买的。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个漂亮的小男生，那些老囚犯也不会来找麻烦了。她就只是尖叫，大笑，埋着头，闭上眼睛，直到她转身想看看是谁丢了炸弹还是什么的，才看见那一团混乱。有些溅在她的新衣服上，而迈基自己，倒卧在地板上。

潘戴尔一直苦思，这具被轰烂的尸体是不是仰天躺着。他的朋友，他的牢友，巴拿马缄默反抗运动永远的领袖当选人。

他挂上话筒，侵略行动停止，受害者也不再怨声连连。只有肃清工作还持续进行。他已写下瓜拉瑞的地址，用口袋里那支2H铅笔。线条细硬，但清晰易辨。接着他担心玛塔的钱，然后想起扣着扣子的裤子右后口袋里，塞着一叠欧斯纳德的五十元钞票。他交给她，她也收下，但她很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安娜。”他说，“迈基自杀了。”

但她当然知道。她把脸贴在他的脸上，和他用同一只耳朵听电话，从一开始就认出她朋友的声音。如果不是因为潘戴尔和迈基的深厚友谊，她老早就从他手里抢走电话了。

“不是你的错。”她激昂地说。她重复说了好几遍，想把这句话塞进他厚重的头颅里。

“不管你有没有骂他，他都会动手的，你听见没？他不需要借口。他每天都在自杀。听我说。”

“我在听，我在听。”

但他没说：是，是我的错，因为似乎无关紧要。

然后她开始发抖，像疟疾患者；如果潘戴尔没抱住她，她就会像迈基一样倒卧在地板上。

“我要你明天到迈阿密去，”他说，记起拉菲·多明哥对他提过的一家饭店，“住进大湾饭店。饭店在椰林，他们有很棒的自助午餐。”愚蠢地补上一句。退路，欧斯纳德教过他的，“如果你住不进去，就问总管看你可不可以用那个地址收信。他们是好人。提拉菲的名字。”

“不是你的错。”她又说了一遍，开始落泪，“他们在牢里把他打得太惨了。他是个孩子。你可以打大人，不可以打小孩。他很胖，他的皮肤很敏感。”

“我知道，”潘戴尔表示赞同，“我们都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彼此折磨，没有人应该。”

但是他的注意力已在那排等待完工的西装上巡行，因为其中最大也最醒目的一套，就是迈基多配一条裤子的犬牙纹羊驼呢西装。他说会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的那一套。

“我和你一起去，”她说，“我可以帮你忙。我会照顾安娜。”

他摇摇头。用力地摇。他抓住她的手臂，又摇摇头。我背叛了他，你没有。我把他塑造成领袖，虽然你叫我别这么做。他想开口说出这些话，但他的脸一定已经说了，因为她抽开身，挣扎着离开他，仿佛不愿见到眼前的事。

“玛塔，你在听吗？听我说，别再这样瞪我。”

“好。”她说。

“谢谢那些学生和所有的事，”他不放弃，“谢谢所有的一切。谢谢，我很抱歉。”

“你需要手枪。”她说，递还给他一百元。

他们站在那里，钞票在两人手里来来去去。他们的世界走到尽头了。

“不必谢我。”她对他说，用的是坚定、追忆的口吻，“我爱你，其他事情都无关紧要，就算是迈基也一样。”

似乎已经想清楚了，因为她的身体放松下来，爱意又回到她眼底。

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间，在英国大使馆，巴拿马市马贝拉区卡列路53号，成员扩增的卜强小组紧急召开的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虽然置身欧斯纳德位于东翼这间阴郁、无风、无窗的小房间里，法兰瑟斯卡·迪恩不断提醒自己，世界的常规并未改变，房间外面的时间和里面一样，不管我们是不是正以最冷静最合理的方式，密谋策划武装与援助名为“缄默反抗运动”的极机密巴拿马统治阶级异议分子，鼓动与号召好战学生，推翻巴拿马合法政府，设置临时管理委员会，把运河从东—南阴谋的掌控中夺回来。

秘密会议里的男人已改变了状态，身为在场惟一的女人，法兰仔细观察挤在这张过小桌子旁的脸，思索着。变化就在肩膀，看他们的肩膀如何僵硬紧缩在脖子旁。变化就在他们下巴旁的肌肉，在快速转动、贪得无厌的眼睛旁那圈肮脏的阴影里。我是一屋子白人里惟一的黑人。她的眼睛迅速掠过欧斯纳德身上，却视而不见。她记起第三家赌场的一个女发牌员的脸：所以你是他的女人啰，那张脸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亲爱的。你的男人和我干的勾当，你连在你最龌龊的梦里都想像不到。

秘密会议里的男人把你当成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回来的女人，她这么想。不论他们对你做了什么，他们都期望你认为他们是完美的。我应该站在他们农场的门阶上。我应该穿件白色的长款洋装，怀里抱着他们的孩子，挥手送他们上战场。我应该说：哈啰，我是法兰，我是你们胜利归来之后的优胜奖品。秘密会议里的男人急躁不安有罪恶感，在低垂的白色灯光下无所遁形。还有一个怪异的灰色铁柜，站在组装玩具似的架子上，它嗡嗡作响，像个站在梯子上的油漆匠，哼着不成调的歌，防范隔墙有耳偷听我们说话。秘密会议里的男人散发出一种不同的气味。他们是发情的男人。

法兰和他们一样兴奋，虽然她的兴奋让她显得很可疑，而那些男人们的兴奋却让他们勃起，直指向更为恶狠的上帝，即使此刻的上帝是蓄胡子的梅洛斯先生。他像个紧张兮兮独自用餐的人，窝在离法兰最远的桌子那一端，一直用他饱满的苏格兰腔叫出席的人“各位闲生”——就好像法兰只有今天晚上被提拔晋升到男士天地似的。他无法相信，各位闲生，他说，他已经二十个小时没合眼了！然而他断言自己还可以再撑二十个小时。

“我没有办法完全说明，各位闲生，女王陛下政府最高层所进行的这项行动，对于国家，呃，以及地缘政治，多么具有重要性。”他再三向他们保证，一面讨论着几个小问题，例如达黎安雨林适不适合用来藏匿数千把半自动来复枪，或者我们应该考虑更接近家与办公室中间点的地方？男人们在这些话里陶醉着，把这一切全吞下肚，因为这些话虽然骇人，却是秘密的，所以也就没什么骇人的地方了。刮掉他那蠢兮兮的苏格兰小胡子吧，她建议他们，赶他走吧，剥掉他的裤子，让他在开往白蒂雅的公交车上全部再说一遍，然后看你们同不同意其中任何一句话。

可是他们没赶他出去，也没脱他裤子。他们相信他，敬佩他，溺爱他。比方说，看看马尔毕吧！她的马尔毕——她邪气、有趣、好卖弄学问、聪明、已婚、不快乐的大使，在出租车上不安全，在回廊里不安全，一个击败所有怀疑论者的终极怀疑论者。他让她思考，然而他还是大叫老天哪，她真是漂亮！就在她跳进他的游泳池时：马尔毕，像个百依百顺的学童坐在梅洛斯右手边，假意傻笑，堆出甜言蜜语的鼓励，颀长弯曲的头不断前点后仰，活像小酒馆那些埋头于肮脏塑料马克杯的喝水小鸟，还催促绷着一张脸的奈吉尔·史托蒙特附和他。“你也同意吧，对吗，奈吉尔？”马尔毕叫喊，“是啊，他同意，很好，梅洛斯。”

或者，“我们给他们金子，他们再通过古利佛买枪，这比直接供应他们枪来得简单得多——同意吧，奈吉尔？——是吧，古利佛？——很好，梅洛斯。”

或者，“不，不，梅洛斯先生，谢谢你，不需要多余的人手，奈吉尔和我就抵得上一个小阴谋家，对吧，奈吉尔？而且古利佛很清楚那些老把戏，在朋友之间来几百个反人事部门的地雷，呃，古利佛？伯明翰制造，你打不败他们的。”

古利佛吃吃傻笑，用手帕拍打胡髭。当梅洛斯翻起眼睛望向天堂，把一张看似购物清单的东西推过桌子给他，好让自己看不见自己做的事时，他贪求若渴地把它记在订购簿上。

“部长最衷心的支持。”他低声说，意思是：别怪我。

“我们惟一的问题是，梅洛斯，把知情的人控制在绝对最小的范围内。”马尔毕强调，“意思是，把每个可能阴错阳差发现的人逮进来，例如年轻的西蒙”——斜睨一眼西蒙·皮特，他就坐在古利佛旁边，像患弹震症一样动也不动——“威胁他们，如果胆敢轻易泄露半个字，就让他们终生服劳役。对吧，西蒙？对吧？对吧？”

“对。”备受折磨的西蒙同意。

这是个不同的马尔毕，法兰从未见过，但不时揣测他可能有这种面貌，因为他的能力被如此压抑，如此不受重用。以及一个不同的史托蒙特，每回一开口就皱起眉头，凝望虚无，无论马尔毕说什么都赞同。

还有一个不同的安迪？或者他以前就是这样的调调，只是我到此刻才了解？

偷偷摸摸地，她让自己的目光凝注在他身上。

有所改变的人。没变更大，更胖，或更瘦，只是更远。事实上，因为如此之远，以致她隔着桌子就几乎认不出他来。此刻她明了，早在赌场时，他就已经开始离去，并随着梅洛斯即将抵达的戏剧性消息而加快速度。

“谁需要那个小混蛋啊？”他愤怒地问她，似乎要她负起召来这个卑鄙小人的责任，“卜强不会见他的，卜强二号也不会见他，她甚至连我都不肯见哪。他们没人会见他，我早就告诉过他了。”

“那就再告诉他一遍啊。”

“这是他妈的我的势力范围，不是他的。是他妈的我的行动，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对着我说脏话？安迪，他是你老板，是他派你到这里来，又不是我。地区主管有权来探视他们的手下，就算在你们情报单位也一样，我猜。”

“鬼话连篇！”他回嘴道。她意会过来的第一件事，是平静地收拾她的东西，安迪要她确定浴室里没留下任何龌龊的毛发。

“干吗这么怕他发现？”她追问，冷若冰霜，“他又不是你的爱人，对吧？你又没立誓守节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你在这里有个女人，又有什么不对？那又不一定是我。”

“不，是不一定。”

“安迪！”

他表现出忏悔的神情，短暂且粗鲁。

“不想被人家刺探，就这样！”他沉着脸。

可是当她对这个好笑的笑话放声大笑时，他一把抓起她放在床头柜上的车钥匙，强塞进她手掌，把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进电梯。一整天他们都躲着彼此，直到此刻，他们被迫隔着桌子，坐在这间阴郁的白色牢房里。安迪沉着脸，法兰抿紧唇，对着陌生人保持微笑——令她暗暗愤怒的是，这人竟然在奉承安迪，用所能想像的最恶心的方式迎合他：

“那么，安德鲁，你觉得这些提案有道理吗？”梅洛斯舔舔牙齿，不死心地问，“快说啊，年轻的欧斯纳德先生，这是你的成就，老天爷啊！你是掌控大局的人，是巨星哪——除了在座的大使阁下之外。外勤人员——在前线，我的天哪——能挣脱烦死人的行政体系，真是再好不过了。安德鲁，坦白告诉我们吧？在这张桌子上，没有人想贬抑你堪称表率的表现哪。”面对感性的表白，马尔毕表达由衷的支持。几秒钟之后，不太由衷的史托蒙特也表示赞同——问题的重点在于，用双钥系统管理缄默反抗运动的财务；大家都同意，这个工作最好交给较资深的官员。

能把沉重的负担从肩头卸下，安迪为什么还这么沮丧呢？他为什么不感激马尔毕与史托蒙特急着把这个工作从他手里接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