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没被打败。失败的是苏联共产党的统治。但不是部队，不是您的部队。他们撤回来了。现在有人想重建这支部队，但有一个新的目的：实施侵略、入侵、奴役和屠杀。”

“为什么找我呢？”

“您有汽车吗，将军？”

老人的目光从炉火处抬起来，吃了一惊。

“有啊。一辆小车，能让我到处走动。”

“驾车去莫斯科，去亚历山大花园，去无名烈士纪念碑，去永恒的火焰旁边。去问那里的人们，他们想让您干什么。别问我。去问他们。”

蒙克走了。黎明时他回到了由车臣警卫守护的另一处安全房子里。那是印刷厂爆炸的夜晚。

在当今英国依然存在的许多神秘的、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中，很少有几个能超过纹章学院，其历史可追溯到理查德三世时期。这个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研究纹章和传令官的专家。

在中世纪，顾名思义，传令官最初的作用是在战场上打着休战的旗帜，在两军之间传递信息。在战争的间隙期间，他们的任务就不同了。

和平时期，骑士和贵族们喜欢聚在一起，举行模拟战争锦标赛和马上比武。由于骑士们一般都穿戴甲胄护身，而且还拉下了面罩，因此传令官要宣布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有一个如何去辨别盔甲里面人物身份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贵族们的盾牌上会有一个徽章或者装置。这样，传令官在看到盾牌上有熊的徽章时，就可以知道甲胄里面是华威伯爵。

由此，传令官变成了辨别人物关系的专家和仲裁员，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证明谁有权自称是什么人。他们追踪并记录了代代相传的贵族血缘。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势力问题。贵族头衔可以带来大量的房地产、城堡、农场和庄园。用现代的术语说，等于拥有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它涉及了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由于贵族临终之时常常会留下一大群子孙后代，有些是合法的，许多是不合法的，于是就会出现谁是合法继承人的纠纷。几派人争吵不休。这时，作为宗谱纹章档案保存人的传令官，可以最后裁决谁有真正的血缘关系，并有权持有祖先的盾形纹章。

时至今日，该学院仍在裁定各派纷争，为新贵银行家或企业家设计盾形纹章，并为人们寻找家族宗谱提供免费服务。

自然地，纹章学家就是搞学术研究的人，他们致力于奇异的学术领域，研究神秘的诺曼法语和纹章学，要掌握这些学问需要多年的潜心研究。有些人专门研究与英国贵族经常通婚的欧洲贵族。经过悄悄的、孜孜不倦的调查，奈杰尔·欧文爵士发现有个英国人是世界著名的研究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家。据说兰斯洛特·普罗宾博士对罗曼诺夫皇室忘记的知识，比罗曼诺夫皇室知道的还要多。奈杰尔·欧文爵士在电话里作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正在为外交部准备一篇论文，是关于俄罗斯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内容，他邀请对方到里茨宾馆喝茶。

普罗宾博士是一个逗人喜欢的小个子男士，说起自己的专业时妙语连珠，而且不摆架子。他使这位老间谍头子想起了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

在去皮黄瓜三明治与格雷伯爵红茶上来之后，奈杰尔爵士问：“我们能否谈谈关于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问题？”

普罗宾博士享有盾形纹章之王的荣誉称号，但他的工资待遇并不高，这位身材圆滚滚的博士不习惯里茨的红茶。他大口地咬着三明治。

“嗯，罗曼诺夫皇室只是我的业余爱好，不是工作。”

“不管怎么说，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谢谢夸奖。你要问什么？”

“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问题怎么样？是不是很清楚？”

普罗宾博士消灭了最后一块三明治，他的眼睛瞄上了松饼。

“一点也不清楚。很乱，一团乱麻。这个家族零星活下来的人乱七八糟的。提出权利诉求的人到处都有。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们假设，”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人民决定恢复沙皇形式的君主立宪制。”

“嗯，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制。自一七二一年以来，直到最后的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绝对的君主。俄国从来没有实行过君主立宪制。”

“讲给我听听。”

普罗宾博士把最后一片松饼扔进嘴里，喝了一口茶。

“松饼很好吃。”他说。

“好吃就好。”

“嗯，由于发生了那次非常事件，皇室就有了一个问题。你是知道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皇后亚历山德拉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都于1918年在叶卡捷琳堡被屠杀了。这就使直系家谱断了线。现在所有的诉求人，都是旁系的，有些人可以追溯到尼古拉的爷爷。”

“那么，有没有理由充分、证据确凿的诉求？”

“没有。回到办公室后我可以给你更详细的介绍。我有许多图表，这里无法展开，图表都很大，有许多名字，还有许多分支。”

“但从理论上来说，俄罗斯能否重新建立君主制？”

“你是认真的吗，奈杰尔爵士？”

“我们只是讨论理论问题。”

“嗯，从理论上讲，一切都是可行的。任何君主体制，在把国王或女王废黜后，都可以变为共和体制。希腊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任何共和国都可以选择创立君主立宪制。西班牙这么做了。两者都是在近三十年内发生的。是的，这是可行的。”

“那么，问题就是候选人了？”

“是的。佛朗哥将军选择在他死后立法恢复西班牙君主制。他选择了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胡安·卡洛斯王子，至今一直在位。但没有出现反诉求。他的血缘很清楚。反诉求会是很复杂很麻烦的。”

“罗曼诺夫血缘有反诉求的吗？”

“到处都有。极为复杂。”

“有人站出来了吗？”

“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是没有。我要查一下资料。这个问题好久没人严肃地提出来了。”

“那你就再查一下吧？”奈杰尔要求说，“我要去旅行了。等我回来再聊吧。我会打电话到你办公室的。”

早先，当克格勃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只有一位主席全面负责谍报、镇压和管控的时候，它承担着许多任务，因此，不得不划分为各个总局、局和部门。

其中的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是负责电子侦查、无线电拦截、电话窃听和间谍卫星的。因此，苏联的这两个部门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查署，或英国的政府通讯总局。

对于安德罗波夫主席这样的克格勃老派人物来说，电子情报收集属于高科技，他们几乎是不懂的，但至少知道其重要性。苏联的各种技术都落后于西方好多年，但军事技术和与间谍有关的技术除外。第八总局购买了最先进、最高端的技术设备。

1991年戈尔巴乔夫把克格勃分解后，第八总局和第十六总局合并，重新命名为俄联邦政府通讯和信息局，简称俄联邦信息局。

俄联邦信息局配备了最先进的计算机，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数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以及可以用钱买到的任何截取技术。但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这个耗资巨大的机构遇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资金。

随着私有化制度的引进，俄联邦信息局到开放的市场去寻找资金。它为新兴的俄罗斯工商企业提供商业情报，是从它们的国内外竞争对手那里截获（偷来）的。到1999年，至少有四年的时间，俄罗斯的商业机构可以雇佣这个政府部门，去监视在俄外资企业的活动，监听该外企拨打的每一个电话，截取其发送的每一份传真、电报或电传，以及每一次无线电发射。

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估计，无论杰森·蒙克在什么地方，他肯定要与派他来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通讯联络。这不可能通过美国使馆，因为使馆已经处于监视之中，除非他打电话，但电话都是可以窃听的，而且还可以追踪。

因此，格里辛推断，蒙克肯定带来了，或者在莫斯科搞到了某种类型的收发报机。

“假如我是他，”俄联邦信息局资深科学家、一位被格里辛用高薪聘来的顾问说，“我就使用电脑。生意人都喜欢使用电脑。”

“能收发信息的电脑？”格里辛问道。

“当然。电脑与卫星通话。通过卫星，电脑与电脑通话。这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

“通讯流量肯定是很大的。”

“是的。我们的计算机也一样。这只是个信息过滤问题。电脑发出的百分之九十信息，都是聊天和白痴之间的相互交谈，百分之九是商业信息——公司讨论产品、价格、生产进度、合同、交货日期等等。百分之一是政府的信息。这百分之一通常占据了一半的空中流量。”

“加密信息有多少？”

“所有的政府信息和一半的商业信息都是经过加密的。但大部分的商业密码，是我们可以破译的。”

“我的美国朋友会在哪里发送信息呢？”

俄联邦信息局这位官员的全部工作生涯，都是在隐蔽战线上度过的，他知道最好不要多问。

“很可能是混在商业信息流量中，”他说，“政府的信息，我们是知道来源的。我们也许无法破解，但我们知道它来源于某个大使馆、公使馆或领事馆。你的那个人是在使领馆里面吗？”

“不是。”

“那么，他很可能使用的是商业卫星。美国政府的设备，主要是用来监视和监听我们的。它们也发送外交信息。现在，天上有几十颗商业卫星在运行，公司租用时间，与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通讯联络。”

“我认为，那个人是在莫斯科发送信息的。很可能也在这里接收信息。”

“接收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由卫星发出来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能接收，无论是在阿尔汉格尔还是在克里米亚。只有在他发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他。”

“那么，如果一家俄罗斯商业公司要你们去找到发送信息的人，你们可以找到吗？”

“也许可以，但费用是很高的，取决于投入的人工和计算机使用的时间，还有每天必须保持的监视时间。”

“每天二十四小时，”格里辛说，“投入你们的全部人手。”

俄联邦信息局的科学家凝视着他。这个人是在谈论几百万美元的生意。

“这个订单是很大的。”

“我是认真的。”

“你想要信息吗？”

“不。我要发送人的位置。”

“这就更难了。如果我们能够截获信息，我们可以慢慢地进行研究，花时间去进行破译。信息发送的在线时间仅为十亿分之一秒。”

蒙克访问尼古拉耶夫将军后的第二天，俄联邦信息局捕捉到了一个信号。格里辛的联系人打电话到基赛尔尼大街的别墅汇报情况。

“他发信息了。”他说。

“你得到信息了？”

“是的，这不是商业信息。他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是无法破译的。”

“这个消息不太好，”格里辛说，“他是在哪里发送的？”

“莫斯科大区。”

“太好了，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我需要确切的一栋楼房。”

“耐心点。我们知道了他所使用的卫星。洲际通信公司每天有两颗卫星从我们头顶上飞过，那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颗。当时是有一颗在地平线上。以后我们会集中精力去关注它们。”

“好吧。”格里辛说。

六天来，蒙克躲过了格里辛派在街上的监视人员。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感到迷惑了。那人是必须吃饭的。他要么躲在某个小地方，害怕出门，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有多大的害处；要么乔装打扮成俄罗斯人四处活动，这样他不久就会被揭穿；或者他在与大主教徒劳地接触一次以后又溜出去了；又或者他处在保护之下：有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化装后在护卫下外出活动。但谁在保护他呢？这是阿纳托利·格里辛依然未能解开的一个谜团。

在里茨宾馆与普罗宾博士谈话两天之后，奈杰尔·欧文爵士飞去了莫斯科。他由一名翻译陪同，因为虽然他学过一些俄语，但已经生疏了，不能进行复杂的讨论。

他带来的那个人，就是会讲俄语的退役军人布莱恩·马克斯，只是这一次马克斯使用的是他的真护照，上面的姓名是布莱恩·文森特。在移民局卡口，护照检查官把两个名字都输进了电脑，但都没有显示他们最近来过俄罗斯，也不是常客。

“你们是一起的吗？”他问道。一个显然是长者，瘦瘦的，满头白发，护照上写着他有七十多岁了；另一个人三十八九岁，穿着深色的西装，看上去很结实。

“我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文森特说。

“我的俄语不好。”奈杰尔爵士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

移民局官员的兴致消退了。外国商人经常需要译员。有些可从莫斯科的代理机构聘用，有些企业家自己带翻译。这是很正常的。他挥手让他们通过了。

他们住进了民族大酒店，就是倒霉的记者杰斐逊住过的酒店。服务台有一个信封是给奈杰尔爵士的，那是二十四小时前由一个橄榄色皮肤的车臣人放在那里的，当初谁也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信封递给了奈杰尔爵士，还有他的房间钥匙。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空白的纸条。假如它被截获或者丢失，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危害的。字不是写在纸条上的，而是写在信封的内侧，是用柠檬汁写的。

把信封拆开放平后，布莱恩·文森特从床头柜上的一盒赠送火柴里取出一根，点燃后去慢慢烘烤。当信封变成淡棕色时，七个数字显示出来了，是一个私人的电话号码。在把号码记住后，奈杰尔爵士命令文森特烧毁纸片，把灰烬扔进马桶里放水冲掉了。然后两人静静地在酒店餐厅里吃了晚饭，一直等到了十点钟。

电话铃响了，是由大主教阿列克谢二世亲自接听的，因为这是放在他办公室书桌上的私人电话。他知道很少有人有这个号码，他应该都认识他们。

“喂。”他小心地说。

回答的声音是他所不熟悉的，俄语讲得很好，但不是俄罗斯人。

“阿列克谢大主教？”

“您哪位？”

“圣座，我们未曾谋面。与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先生，我只是他的翻译。前几天，您友好地接待了来自伦敦的一位神父。”

“这事我记得。”

“他说，还有一个人要过来，一位资深人士，来与您私下里商谈要事。他现在就在我旁边，他要求您接见他。”

“现在？今晚？”

“越快越好，圣座。”

“为什么呢？”

“莫斯科的一些势力很快就会知道这位先生。他有可能受到监视。还是小心一点好。”

这位神经紧张的高级教士觉得这话听起来耳熟。

“好吧。你们现在哪里？”

“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我们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那就半小时后见。”

这一次由于事先接到过通知，哥萨克卫兵很快打开了街门，马克西姆神父紧张而又十分好奇地把这两位客人引进了大主教的私人书房。奈杰尔爵士是乘坐民族大酒店的豪华轿车过来的，他让司机在路边等待。

大主教阿列克谢还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袈裟，脖子上挂了一枚简单的十字架。他招呼客人，请他们就坐。

“首先我很抱歉，因为我说不好俄语，所以我必须通过翻译来进行会话。”奈杰尔爵士说。

文森特很快进行了翻译。大主教点点头，露出了微笑。

“唉，我是不会说英语的，”他回答说，“哦，马克西姆神父，请把咖啡放在桌子上。我们自己来吧。你可以走了。”

奈杰尔爵士开始自我介绍，但没说自己曾是与苏联对抗过的高级情报官，只说是英国外交部的一名老员工（差不多是正确的），现在已退休，但受聘来进行这次的谈判。

他没有提及林肯委员会，只是说一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先生和女士，已经私下里传阅过了《黑色宣言》，他们全都深感震惊。

“无疑都与圣座您一样感到震惊。”

俄语翻译结束后，阿列克谢默默地点了点头。

“因此，我来这里，是提请您注意，目前的形势关系到我们大家，关系到俄罗斯国内外所有善良的人们。我们英国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没有人是孤岛。’我们全都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俄罗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再次落到残忍的独裁者手里，对我们西方人、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对神圣的教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我赞同你的说法，”大主教说，“但教会本身不能干预政治。”

“公开是不行的。但教会必须与邪恶做斗争。教会一直是宣扬道德的，对不对？”

“当然。”

“而且教会有权保护自己免受毁灭，免受阴谋破坏，继续担当自己的使命。”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教会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话，号召广大的信徒与企图伤害教会的邪恶行为做斗争？”

“如果教会站出来反对伊戈尔·科马罗夫，而他还是当上了总统，那么教会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阿列克谢二世说，“一百多位主教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会选择保持沉默，我的提议会遭到否决。”

“但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奈杰尔爵士说。他用几分钟时间描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改革框架，这使得大主教张大了嘴巴。

“你在开玩笑吧，奈杰尔爵士，”他最后说，“恢复君主制，请回沙皇？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形势，”欧文建议说，“我们知道，俄罗斯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艰难抉择。一方面是持续的混乱，有可能分裂，甚至出现南斯拉夫那样的内战。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俄罗斯就像大风大浪中一艘摇摇晃晃的航船，失去了锚和舵。它即将沉没，它的船体会裂开，它的人民面临死亡。

“或者可以选择独裁专政，让这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再次遭受暴君的统治。您为人民选择哪种方式呢？”

“我选择不了，”大主教说，“两个都太可怕了。”

“那么，请您记住，君主立宪制是防止专制统治的保障。两种体制不能并存，必须去掉一个。所有的国家都需要一个象征，人的或者物的，这种象征能够让人民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能够跨越语言和宗族的障碍把人民团结起来。科马罗夫想把自己塑造成国家的那种象征、那种偶像。人们不会去投他的反对票，人们不喜欢出现真空。必须要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偶像。”

“但宣讲恢复……”大主教抗议说。

“不是宣讲反对科马罗夫，您是不敢反对他的，”英国人辩解道，“而是宣讲一种新的稳定，一个超越政治的偶像。对此，科马罗夫不能谴责您干预政治和反对他，即使私下里他也许会怀疑有什么小动作。还有其他的因素……”

奈杰尔·欧文巧妙地为大主教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前景。教会和王位的联合，全面恢复东正教的繁荣，作为莫斯科和全俄人民的大主教，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大墙内的宫殿，在形势稳定下来后继续得到西方的信贷。

“你的说法很有逻辑性，符合我的心愿，”阿列克谢二世思考了一下说，“我看过《黑色宣言》，知道它是最邪恶的。可是基督兄弟们和主教们都没看到过，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把这个宣言公布后，一半的俄罗斯人甚至会同意……不，奈杰尔爵士，我并没有过高地估计我的教徒。”

“但如果另一个声音站出来说话呢？不是您的声音，圣座，不是官方的，但很强烈很有说服力，那么您会暗中支持吗？”

他指的是自行其是的格雷戈尔·卢萨科夫神父，大主教曾以极大的道德勇气亲自批准让他去传经布道。

卢萨科夫神父年轻时曾经屡遭神学院拒绝。他热情洋溢，智慧过人，因而不对克格勃的口味。所以他去了西伯利亚的一个小修道院担任圣职，然后云游四方，巡回布道，没有固定的教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布道，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立即转移。

当然，他还是被抓住了，并被判五年劳改，罪名是散布反政府言论。在法庭上，他拒绝政府花钱雇佣的辩护律师，出色地进行了自我辩护，迫使法官承认他们是在践踏苏联的宪法。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教士特赦令，他获得了自由。出来后他热情依旧，继续布道宣讲，还严厉谴责那些懦弱和腐败的主教，因而得罪了大部分主教。他们跑到阿列克谢那里恳求他重新把这个年轻人管制起来。

阿列克谢二世身穿教区神父的长袍去参加格雷戈尔神父的一次演讲集会。他站在人群里未被发现，心里在想，如果我能够把他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演讲才能转而为教会服务该有多好啊。

关键是，格雷戈尔神父把观众都吸引住了。他用劳动人民的语言进行宣讲。他用在劳改营里学到的军旅语言使他的布道生动有趣；他能用年轻人的语言演讲；他知道他们的流行歌曲偶像名字和组合；他知道普通家庭过日子的艰难；他知道如何用酒浇愁。

三十五岁的他依然独身，是个禁欲主义者，但他比神学院的讲道更了解肉体带来的罪恶。两家青年杂志甚至建议把他作为一个性偶像向读者做宣传。

因此，阿列克谢二世没有报告民警去抓他。他邀请这位狂野的年轻人吃饭。由阿列克谢做东，他们在丹尼洛夫斯基修道院的木桌上吃了一顿节俭的晚餐，然后彻夜长谈。阿列克谢解释了他所面临的任务，一个长期为专政体制服务的教会的缓慢改革历程，努力在俄罗斯一亿四千万基督徒中恢复牧师的作用。

黎明时，他们达成了协议。格雷戈尔神父同意敦促听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寻求上帝，而且回归教会，尽管教会可能还不够完美。大主教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一家大电视台安排了一个每周的专栏，播放格雷戈尔神父的大型演讲集会，由此，千百万无法去现场聆听的民众也能够通过电视观看他的布道。到1999年冬天，这位神父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甚至超过了伊戈尔·科马罗夫。

大主教沉默良久。最后他说：“我会与格雷戈尔神父谈谈关于恢复沙皇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