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正规军穆沙拉夫・阿里・沙做过的最不寻常或者最冒险的事，就是结婚。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婚姻本身，而是他娶的那个女人。

1979年，二十五岁单身的他很快就被派往锡亚琴冰川地区。那个地方在他的国家最北端，是一处蛮荒的山口，国界线毗邻巴基斯坦的死敌印度。后来，在1984年到1999年之间，锡亚琴爆发了一场低烈度的边境战争，战事不断加剧。不过回过头再去看，那只是一个冰冷的山口，一份艰难且艰苦的委派。

那时，阿里・沙少尉就像巴基斯坦大多数的旁遮普人一样，被认为需要一桩“好”婚姻。他父母就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是一名高级军官的女儿，以便助力他的事业；或者是个富商的女儿，好对他的银行存款余额有帮助。

他本应该很幸运，因为他不仅不是一个追求刺激的人，而且还是那种一丝不苟遵守命令的人。他循规蹈矩，也很正统，就像恰巴提[20]一样。但就在那个蜿蜒逶迤的山区，他碰上了一个当地女孩并且爱上了她。女孩名叫苏拉娅，长得非常非常漂亮。虽然家里不允许，也不祝福他们，但他还是结婚了。

女方家很高兴，觉得和一名国家正规军军官的结合可以让他们去往平原上那些大城市，也许可以在拉瓦尔品第[21]有所大房子，或者甚至是在伊斯兰堡。另外，穆沙拉夫・阿里・沙是那种按部就班的人。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会完成中校的年限，显然会升得更高。1980年，他有了个儿子，叫佐勒菲卡尔。

阿里・沙少尉隶属于装甲步兵，1976年他获得军衔时才二十一岁。他在那个艰苦的岗位上待了四年，回来时被升为上尉，妻子也怀了身孕，挺着大肚子。他在位于首都伊斯兰堡数英里外的拉瓦尔品第军官聚居区分到了一所普通的房子。

婚后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了。所有的巴基斯坦军官，每隔两三年会变换一次委派。委派分为“艰苦的”和“舒服的”两种。像拉瓦尔品第、拉合尔或是卡拉奇这样的城市就是比较舒适的，可以带家属。而木尔坦要塞、卡里扬、白沙瓦、通往阿富汗的咽喉要地开伯尔山口，或是藏族人聚居的斯瓦特山谷，都被认为是较艰苦的地方，一般只委派未婚军官。在一个又一个委派中，小男孩佐勒菲卡尔已经上学了。

巴基斯坦所有的要塞城市都有军官子弟学校，大致分为三个等级，最差的是国家的公立学校，然后是军方的公立学校，顶级私立学校是为那些有钱的家庭服务的。除了一份非常普通的薪水，阿里・沙没有其他收入。佐勒菲卡尔读的军队学校，学校的口碑很好，而且是免费的。很多军官的妻子在那里做老师。

十五岁的时候，男孩被陆军专科院校录取，遵照他父亲的命令学的工程学。这个专业可以保证军队肯定会录用他，或是授予他军衔。1996年，他的父母注意到，他们已经三年级的儿子有了一个变化。

阿里・沙这时已经是少校了。他当然是个穆斯林，遵守教义，但并不狂热。如果每个礼拜五不能去清真寺，或是在需要时无法做礼拜，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也就到这种程度。出于荣誉的原因，他通常穿军装，但如果必须穿便装，他会穿这个国家男士的传统服装纱丽克米兹：上宽下紧的裤子加长开襟的长袍。

他注意到他的儿子长出了连鬓胡子，还戴着虔诚信徒的那种有边饰的无檐帽。他每天五次俯身做礼拜。看到自己的父亲和军官们常喝的威士忌时，他会生气地冲出屋子，以表达自己的不认可。他的父母认为这种投入和强烈的宗教虔诚只是个过渡阶段。

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克什米尔的书。从1947年开始，这段有争议的边界领土就一直在毒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关系。他开始偏向极端暴力组织拉什卡・塔巴伊。这个恐怖组织后来制造了孟买惨案。

他父亲试图安慰自己，想着他的儿子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参军或是一份工程师的好工作，那都是巴基斯坦精英孜孜以求的结果。可是，2000年的夏天，他在最后一学期退学了。这在他父亲看来就是一场灾难，并且认为这是他不务学业、开始研读《古兰经》所致。他开始学习阿拉伯语，这是想要学习《古兰经》必须学习的语言。

这件事第一次在父子之间制造了一系列激烈的争吵。阿里・沙少校想尽一切办法，申辩说他的儿子身体不适，为他争取一次机会，重新继续最后一学期的学业。正在这时，“9・11事件”发生了。

和全世界有电视的家庭一样，他们全家人在恐惧中看着飞机撞向世贸双塔——除了他们的儿子。电视里反复播放这个镜头时，佐勒菲卡尔非常高兴，大声欢呼。那时他的父母意识到，在极度的宗教虔诚下，由于经常阅读圣战创始人赛义德・库特布[22]和他的信徒阿萨姆的著作，加上对印度的仇恨，他们的儿子对美国和整个西方充满了仇恨。

那年冬天，美国入侵阿富汗。六周内，在美军庞大的特种部队和空中力量帮助下，塔利班政府被颠覆了。塔利班政府的客人奥萨马・本・拉登经由某个方向，越过边境逃入巴基斯坦。塔利班相貌古怪的独眼领导人毛拉奥马尔逃入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在奎达市，和奎达人民立法会达成协议。

对巴基斯坦而言，这远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巴基斯坦陆军，事实上，所有巴基斯坦部队都被三军情报局——就是世人常称的ISI——有效控制。所有巴基斯坦军人都对三军情报局心存敬畏。是三军情报局首先创造的塔利班。

而且，大多数的三军情报局军官都属于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尽管不得不假装，他们还是不会放弃自己创造的塔利班或者“基地”组织的客人们，转而忠于美国。这个脓包史无前例地困扰着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三军情报局的高层军官们不仅知道本・拉登躲在阿伯塔巴德筑有围墙的院子里——那还是他们为他建的。

2002年早春时分，三军情报局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奎达和毛拉奥马尔还有他的立法会进行磋商。正常情况下，他们并不需要屈尊邀请低调的阿里・沙少校陪同。但有一个问题，三军情报局的两名高级将领不会说普什图语，而毛拉和他的普什图追随者不会说乌尔都语。阿里・沙少校也不会说普什图语，可他的儿子会。

少校的妻子是北部荒野山区的帕坦人，她的本民族语言就是普什图语，她的儿子两种语言都很流利。佐勒菲卡尔激动不已，对随同代表团感到无比光荣。返回伊斯兰堡之后，他和他极度传统的父亲再次爆发激烈的争吵，最后，他冲出家门，留下父亲僵直地注视着窗外。父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老肯德里克先生打开前门，面前是一位身穿军装的人。对方没穿礼服，熨过的迷彩服非常整洁，戴着部队的徽章、军衔标志和其他佩饰。他认出他的客人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位中校，对此他印象深刻。

追踪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在技术行动支援局，因为全套西装容易引起注意，所以追踪者几乎从来不穿。关注，是他在自己的环境里不惜代价避免的东西。但吉米・肯德里克是当地一所学校的锅炉工，他负责学校的中央供热系统以及打扫走廊。他不太习惯门口台阶上有位海军陆战队中校，他肯定会被镇住的。

“肯德里克先生？”

“是的。”

“我是杰克森中校。罗杰在家吗？”詹姆斯・杰克森是他的假名之一。

罗杰当然在家。他从来都不出门。吉米・肯德里克对他唯一的儿子非常失望。男孩患有严重的公共场所恐惧症，害怕离开他所熟悉的阁楼隐蔽所和他母亲的陪伴。

“当然，他在楼上。”

“我能和他说句话吗？可以吗？”

他领着穿制服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往楼上走。房子不大，楼下两间，楼上两间。铝制的楼梯通向楼上的复式结构。孩子的父亲抬头冲上叫道。

“罗杰，有人来看你。下来。”

楼上传来一阵拖着脚走路的声音，有张脸出现在楼梯上面的开口处。面色苍白，就像习惯了晦暗光线的夜间生物；年少、脆弱、焦虑。他十八九岁的样子，很紧张，目光也不和人接触，仿佛在看着下面这两个男人中间铺着的地毯。

“你好，罗杰，我是詹姆斯・杰克森。我需要你的建议。我们聊聊好吗？”

男孩认真地考虑着这个请求，看不出一点好奇。他只是接受了这个陌生访客和他的要求。

“好的，”他说道，“你想上来吗？”

“上面没地方。”孩子的父亲嘴里挤出句话，然后大声说道：“下来，儿子。”又对追踪者说道，“你最好在他的卧室和他说话。除非他妈妈在那儿，否则他不喜欢下楼去客厅。她妈妈是杂货店的收银员。”

罗杰・肯德里克从楼梯上下来，进到自己的卧室里。他坐在单人床的床沿上，盯着地板。在一个小壁橱和衣柜的边上，有把直背椅。追踪者在椅子上坐下。他的日常生活就在屋顶的空间里。追踪者看了眼孩子的父亲。父亲耸了耸肩膀。

“阿斯伯格综合征。”他无助地说道。孩子的这种健康状态显然让他很挫败。其他人的孩子可以和女生约会，可以培养成为汽车技师，而他的孩子……追踪者朝他点点头。意思很明白。

“贝蒂一会儿就回来。”他说道，“她可以弄点咖啡。”然后，他离开了。

来自米德堡的男人小心地用词，但他不知道该小心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之前，追踪者把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公共场所恐惧症都研究了一下。

和唐氏综合征以及脑瘫一样，两种健康状况都有轻重之分。和罗杰・肯德里克常规性地聊了几分钟后，追踪者认为，很明显，不需要像对孩子一样对待他，也不用像对孩子一样讲话。

这个年轻人对于人与人的对话非常胆怯，对家庭以外环境的恐惧加深了这种胆怯的程度。不过追踪者想，如果他能够将对话转换至这个十几岁孩子感到舒服的领域——网络空间——他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对的。

他想起英国网络黑客加里・麦金农的案例。美国政府想要审判他，伦敦方面宣称他非常脆弱，无法承受旅途劳苦，更不要说坐牢了。但他侵入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和五角大楼的机密部门，就像用刀切黄油一样，渗入了迄今为止设计最为复杂的若干道防火墙。

“罗杰，外面有个人，躲在网络的某个地方。他恨我们的国家。他的名字叫传教士。他用英语在网络上做布道，要求人们皈依他的思想，去杀美国人。我的工作就是找到他并且阻止他。

“但我做不到。在那里，他比我聪明。他觉得他自己是网络空间里最聪明的。”

他注意到，那双不断挪动的脚停了下来。这是第一次，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抬起头，和他的目光保持接触。他在考虑回到唯一的那个世界。天性注定他要生活在那里。追踪者解开了一个口袋，取出了一个存储卡。

“罗杰，他传东西到网上，但他把他的IP地址藏了起来，这样就没人能知道他在哪儿了。如果我们知道，就可以阻止他。”

少年用手指玩着那个存储卡。

“罗杰，我来这里就是为了问你，是否能够帮我们找到他？”

“我可以试试。”少年说道。

“告诉我，罗杰，你在楼上有什么样的装备？”

少年告诉了他。不是市场上最烂的机器，但也只是很普通的商店里卖的那种东西。

“如果有人来问你，你真的喜欢什么？你最想要的配置是什么样的，罗杰？”

男孩活了过来。脸上激情四射。他又一次看着追踪者。

“我的最爱是一台双六核处理器的系统，32G的内存，红帽企业版Linux第六版或者更高版本。”

追踪者不用做笔记。他戴的勋章里的微型麦克风把一切都记了下来。而且，他也完全不明白这个孩子在说些什么。不过，那些书呆子会明白的。

“我会明白我能做什么的。”他说着，站了起来，“看看这个材料。也许你也搞不定。不过谢谢你愿意尝试。”

两天内，一辆载着非常昂贵的电脑设备的厢式货车和三个男人来到森特维尔后街的那栋房子。他们在复式结构上爬来爬去，直到把一切都装好。然后丢下这个非常脆弱的十九岁男孩离开了。男孩盯着屏幕，飘飘欲仙。他看了一些圣战分子网站的布道，开始敲击键盘。

杀手在他的小型摩托车上伏下身，假装在修引擎。路的那头，州参议员离开住处，把他的高尔夫球杆塞进汽车行李箱，坐到方向盘前。这是夏日的一个早上，阳光灿烂，时间刚过七点。他没有注意到身后小摩托车上的那个男人。

杀手不需要离得太近。这种事他之前已经做过两次了。之前穿得和这次不一样，牛仔裤和带头巾的上衣，非常不显眼。参议员是去高尔夫球场。他跟着参议员的车穿行于弗吉尼亚比奇市，走了五英里。他看到参议员停好车，拿了球杆，进入球场，不见了。

杀手驶过俱乐部入口，左转开上支路，消失在树林里。他在支路上开了两百码，然后又向左转，开上了林荫道。尽管骑手装束古怪，但从对面开来的车还是没有看到他。

他刚剪过头，戴着钩针编织的白色无檐便帽，一身雪白的长袍从颈部一直盖到脚踝。他顺着林荫道，开过几个乡间的小屋，到球场第五个球洞区“瀑布球区”时，开出了林荫道，进入早晨的阳光中。然后，他开下车道，把摩托车扔进第四球洞区“落羽松球区”边上高高的灌木丛。

其他洞的球区已经有人在打球了，不过他们玩得全神贯注，没有人注意他。穿白衣的年轻男子平静地沿着“落羽松球区”走去，一直走到桥边钻进灌木丛，直到自己隐身不见，然后等在那儿。他之前来观察过，知道凡是打整场球的人，都会来第四洞的球道并穿过小桥。

他在那儿待了半个小时。有两对男女完成了“落羽松球区”，走向第五洞的“瀑布球区”。他从隐蔽深处看着，让他们走了过去。然后他看见了参议员。他和另一个年纪相仿的人走在一起。参议员今天在球场穿的是件绿色的防风夹克，他的搭档和他穿的衣服颜色差不多。

两位老人穿过小桥的时候，年轻男子从树丛里走了出来。两个打高尔夫的人扫了他一眼，没在意，脚步也没有停。可能是他穿的衣服，又也许是他超然的沉静，他朝两个美国人走到还有十步远时，其中一个问他道：“要帮忙吗，孩子？”

这时，他正把右手从长袍里抽出来，好像要给他们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是一把手枪。在他开火前，两个人都没有机会再说什么。两位老人穿得很像，都是绿色的防风夹克，宽边棒球帽，这让他稍微有些困惑。他从非常近的距离，向他们每人开了两枪。

一发子弹打飞了，再也没有找到。两发命中参议员的胸部和喉部，参议员当场死亡。剩下那发击中另外一个人的胸部中间位置。两个中枪的人挨个儿蜷成一团。枪手抬起双眼，看着早上鸭蛋壳般蓝色的天空，喃喃说道：“真主至大。”然后把手枪的枪管伸进嘴里，开枪自尽。

之前四个打球的人就快走过第四洞的“落羽松球区”。后来，他们都说自己朝枪声的方向转过身，刚好看到吞枪自尽者的头颅鲜血四射，然后落在了地上。两个人朝事发地跑去；第三个人已经坐在了他的电动小车上，他调了个头，发动电动引擎，朝杀手开过去；第四个人张着嘴，看了几秒钟，然后掏出电话，拨打911。

电话接入了安妮公主路警察局总部后面的电信中心。值班电话员做了基本情况记录，然后通知了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和大楼对面的警察总部。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富有经验的当地居民，不需要指引，直接开到了安妮公主高尔夫俱乐部。

第一个到达案发地点的是一辆警用巡逻车，之前它正在第54大街巡逻。警察们在林荫道上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第四球洞区，一点儿也不严肃地穿过犯罪现场的草坪。警察总部的值班探员雷・豪尔十分钟后赶到，对现场进行控制。维京路上，派恩赫斯特中心的救护车从三英里外向这儿驶来时，警方已经控制了局面。

豪尔探员确认，两名男子已经死亡。他认识参议员，报纸上不时有他的照片，而且六个月前的一次警察颁奖典礼上，他也见过这名参议员。

那个留着黑色连鬓胡的年轻男子被四名惊恐万状的高尔夫球手指认为杀手，他右手还握着枪，倒在受害人二十英尺外，也已经死亡。第二个遇袭的人胸口中了一枪，伤势严重，但还在呼吸。探员向后退去，让救护人员做事。他们一共三个人，外加一个是司机。

他们看了一眼，还挂着露珠的草坪上的三个人只有一个需要他们照顾，另外两个已经不用浪费时间，不用像对溺水或者煤气中毒的人那样进行心肺复苏救治了，可以等着直接送去停尸所。救护人员称这种情况为“装上就走”。

他们配有ALS——高级生命支持系统，在冲去弗吉尼亚比奇市总医院的三英里路途上，他们需要这套系统来稳定中枪者的情况。他们把伤者装上车，拉响警笛，飞驰而去。

他们从第一殖民大道开过去，路上用了不到五分钟。早上的车流较少，而且是周末，也没有通勤的上班族。警笛开道，路上的其他一些车辆纷纷让开路，司机一路都把油门踩到底。

车后部是另外两名救护人员，他们在尽力使这个濒死之人的情况保持稳定。与此同时，第三个人通过无线电将他们发现的所有情况提前上报。在急救中心的入口，一个专业创伤救治小组已经集结待命。

大楼里，已经准备好一间手术室，一支外科手术小组也已经准备完毕。心血管外科医生亚历克斯・麦克雷早餐才吃了一半，就匆忙赶至急救室。

探员豪尔还在第四洞的球道。留给他的是两具尸体，一群吓坏了的人，乱哄哄不明就里的弗吉尼亚比奇市市民，以及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他的同伴林迪・米尔斯在查姓名和地址，而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两件事。所有的目击证人都很确定，只有一名杀手；该杀手射杀那两个老人之后，立刻吞枪自杀。看来不需要去找同谋犯。警察还在球道那边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一辆小型单人摩托车。

他可以确定的第二件事是：目击者都是理智而成熟的人，沉稳冷静，所提供的证据也都非常可信有效。但这还是令人疑惑，首先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不管是什么，这和宁静、从容、遵守法纪的弗吉尼亚比奇市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都不同。杀手是谁？那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男人又是谁？

豪尔探员把第二个问题放到了首位。不管那个伤者是谁，他一定住在什么地方，也许有妻子和家庭，或者在哪儿还有亲戚。以他看见的胸口处的创伤情况，今天天黑前肯定非常需要找到他的亲人。

犯罪现场隔离带之外看来没有人知道参议员的同伴是谁。钱包或是皮夹一定被救护车带走了，除非他们把它放在了俱乐部会所。雷・豪尔丢下林迪・米尔斯和另外两名继续常规调查的警员，自己跳上一辆球场电动小车，返回会所。在那里，面如死灰的俱乐部工作人员解决了他其中的一个问题。已故参议员的同伴是一名退役将军。他是个鳏夫，一个人住在几英里外一个封闭式退休社区。工作人员在几秒钟之内就从名单中找出了确切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