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五分钟到特拉利。”列车员把脑袋探进包厢门说。神父沮丧地凝视着桌子中间的火柴梗，和代表了他自己的十二英镑的那小堆。

“我怎么办呢？”他说，“噢，天哪，我可怎么办呢？”

“神父，”奥康纳说，“你不能再加注了，你必须跟定，并要求亮牌。”

“我想也是。”神父悲伤地说。他把十英镑的火柴梗推到桌子中央，自己就留下两英镑，“刚才我玩得很不错，有三十二英镑，我本应该把它们留给孤儿院的，但现在我只能给他们两英镑了。”

“我来补到五英镑，神父，”科明法官说，“看，四位女士。”

奥康纳吹起了口哨。神父看了看摊开的四张Q，然后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牌。

“K没有Q大吗？”他疑惑地问道。

“比Q大，如果你有四张的话。”法官说。

神父把牌摊到桌子上。

“可是我有呀。”他说。他还真有。“上帝保佑，”他喘着气说，“我还以为要输光了。我还想你手里肯定有一把至尊同花顺呢。”

火车驶进特拉利时，他们清理了纸牌和火柴。奥康纳收回自己的扑克；法官把折断的火柴放进烟灰缸。奥康纳从口袋里取出十二张一英镑的钞票，数了数，递给神父。

“上帝保佑你，孩子。”神父说。

科明法官遗憾地掏出支票本。“应该是正好五十英镑吧，神父？”他说。

“是这样，”神父说，“没错，可我忘了我们开始时是怎么说的。”

“我向你保证，我欠孤儿院五十英镑。”法官说，他准备开支票，“你说的是丁格尔孤儿院？那我就写上这个抬头？”

神父似乎迷惑了。

“这个，我认为他们没有银行账户，那是一个小地方。”神父说。

“那我最好开到你的名下。”法官说，他等着对方报出一个名字。

“可我也没有银行户头，”神父窘迫地说，“我从来没有管过钱。”

“那就只能这样了。”法官礼貌地说。他很快写完，撕下支票，递给了神父：“这是付给持票人的，特拉利的爱尔兰银行能够兑现，我们刚好来得及。他们三十分钟后关门。”

“你是说在银行里凭这个他们会给我钱？”神父问道，他小心翼翼地拿着支票。

“当然喽，”法官说，“但当心别弄丢了。这是付给持票人的，所以谁拿了都可以去兑现。好了，奥康纳、神父，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旅程，虽然不便宜。我祝你们今天好运。”

“我也一样，”奥康纳悲凉地说，“上帝一定是偏向您这边的，神父。我很少见到这样一手牌。这对我是个教训，以后不能在火车上玩牌了，尤其是绝对不能与刚教会的人玩。”

“我负责在日落前把钱送到最需要的孤儿院那里去。”神父说道。

他们在特拉利车站的月台上分手。科明法官去了自己的酒店，他想早点安寝，因为明天上午要开庭审案。

上午一开始的两个案子简单明了，由于被告都对轻微过失认罪，他以罚款结了案。特拉利选出的陪审团一直在旁边闲坐着。

第三名被告被传唤时，科明法官正低头写着什么。从被告席看去，只能看到他的法官假发。

“带罗南・夸克・奥康纳到庭。”书记员以低沉的声调如此喊道。

一阵脚步拖地的走路声传来，这时，法官仍在写字。

“你是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问新来的被告。

“我是。”那个声音说。

“罗南・夸克・奥康纳，”书记员说，“你被指控利用纸牌进行诈骗，触犯了一八四五年《赌博法》第十七条规定。案件中，你，罗南・夸克・奥康纳，于今年五月十三日在凯里郡，利用扑克牌，靠欺骗或非法设备或非法手段，从一个叫勒根・基恩的人那里赢得一笔钱，并借此以欺诈行为从勒根・基恩处获取了该笔钱。你对指控有无异议？有罪还是无罪？”

在陈述过程中，科明法官异常小心地放下笔，又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文件，似乎想一直这样处理整个审讯，最后，他抬起眼皮。

长着一双西班牙猎狗般的眼睛的小个子，在法庭下方吃惊地凝视着他。科明法官也同样惊恐地凝视着这个被告。

“没有罪。”奥康纳以耳语般的声音说。

“等一下。”法官说。整个法庭安静下来，都在看他。他不动声色地坐在凳子上，内心却是一片混乱。他可以马上停止这起案子的审理，声称自己认识这个被告。

随后，有一个念头告诉他，这将意味着重审：被告现在已被正式起诉，这样一来会产生额外的费用，须由纳税人承担。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他心里想道，他能不能公正且正确地审案，并向陪审团作出一个真实公正的结论呢？他认为自己能做到。

“请向陪审团宣誓。”他说。

书记员照做了，然后询问奥康纳是否有律师。奥康纳说他没有，但希望能自我辩护。科明心里暗暗发誓。现在，公平要求他站在被告一方去对付公诉人。

这位公诉人现在站起来陈述事实，他说的这个事实很简单。五月十三日，特拉利一个叫勒根・基恩的杂货商人，在都柏林登上从都柏林开往特拉利的火车回家。他碰巧随身带了一些现金，有七十一英镑。

旅途中，他偶然参加了与被告及另一个人的赌局，使用的是被告提供的一副扑克牌。他输的钱太多，于是产生怀疑。在法兰福，即特拉利的前一站，他找了个借口下车，找到铁路公司的一名员工，要求特拉利警察到站台上等待。

他的第一证人是特拉利警队的一个警长，这位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为逮捕做了证。他宣誓说，五月十三日得到消息后，他在特拉利火车站等着都柏林的火车进站。有个曾向他举报的人，为他指出了被告，后来得知举报人是勒根・基恩先生。

警长要求被告与基恩一起去特拉利警署，被告去了。在警署，被告被要求掏空口袋，物品中有一副扑克牌，经基恩指认，就是在火车上玩牌戏的那副扑克。

警长说，这些东西已被送到都柏林检查，在收到都柏林的检查报告后，奥康纳被指控触犯了法律。

到目前为止，案子很清楚。下一个证人来自都柏林爱尔兰警方诈骗科。他昨天显然也在那趟火车上，法官心里沉思着，他坐的是三等车厢。

这位刑警发誓说，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这副扑克是动过手脚的。公诉人拿起一副纸牌，刑警仔细分辨。这副牌又传回公诉人手里。公诉人询问这副牌是如何动的手脚。

“通过两种方法，大人，”刑警告诉法官，“用所谓的‘阴影法’和‘修边法’。在四种花色的每张纸牌背面的不同部位，都进行了修边，牌的上下两头都修过，这样，无论拿牌的时候哪一头朝上都不影响。在修边法中，图案边缘与纸牌边缘之间的白色界限，被修改成了不同的宽度。这种变化虽然很细微，但从桌子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为骗子指明了对家持牌的花色。我说清楚了吗？”

“完全清楚了。”科明法官说，他的眼睛凝视着奥康纳。

“大牌，从王牌到十，是用阴影法区分的，也就是用化学药水轻微改变纸牌背面小区域内图案的色泽，使之暗淡或明亮。区域很小，有时候并不比图案里的一个漩涡大，但足以让桌子对面的作弊者发现，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看哪里。”

“骗子在发牌的时候也能作弊吗？”公诉人问道。他知道陪审团现在来了兴趣，这毕竟与偷马案大为不同。

“发牌时也许能作假，”诈骗科的刑警承认说，“但没有必要。”

“有可能赢过这样的赌徒吗？”公诉人问道。

“不可能，先生，”证人对法官席说，“扑克牌作弊者知道对方有一手好牌时，会拒绝加注；知道自己有更好的牌时，可以多押赌注。”

“没有问题了。”公诉人说。奥康纳又一次放弃了对证人的盘问。

“关于证人的证词，你有权向他提出任何问题。”科明法官告诉被告。

“谢谢，大人。”奥康纳说，但他还是保持着沉默。

第三个公诉人，也是最后的主要证人，是特拉利的杂货商勒根・基恩。他走进证人席，像一头公牛进入了斗牛场一样，狠狠瞪着奥康纳。

经公诉人提醒，他开始陈述。那天他在都柏林做一桩生意，所以身上带有大量现金。在火车上，他受诱骗参加了一场扑克赌博。他以为自己是个老手，但还没到法兰福就输掉了六十二英镑。他起了疑心，因为无论他的牌多么好，都比不上另一个人。

在法兰福，他下了趟火车，确信自己上当受骗了，就要求警察到特拉利车站来。

“我猜得没错，”他向陪审团大声说道，“那个人的纸牌动过手脚。”

陪审团里那十二位坚信真理的人纷纷严肃地点头。

这时候，奥康纳站起来准备盘问证人。他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忧郁，就像是牛棚里的一头无辜的小牛。基恩先生怒视着他。

“你说我掏出了那副纸牌？”他以抱歉的口吻问道。

“是的。”基恩说。

“是怎么掏出来的？”奥康纳问道。

基恩有点迷糊。“从你的口袋里。”他说。

“对，”奥康纳赞同地说，“从我口袋里。但我拿纸牌干什么了？”

基恩想了一想。“你开始玩接龙游戏。”他说。

科明法官几乎要相信这是个天大的巧合了，他的心突然咯噔一沉。

“是我先与你搭讪的吗？”被告问道，“还是你先找我说话的？”

身材魁梧的杂货商人看上去很沮丧。“我先与你说话的，”他说，然后他转向陪审团补充说，“那个人玩得太差劲了，我忍不住说了话。黑牌连在红牌上面，红牌连在黑牌上面，他连这个都没看出来，所以我指点了他几下。”

“但玩扑克的时候，”奥康纳追问说，“是我建议玩友谊赛，还是你建议的？”

“是你，”基恩热切地说，“你还建议说我们来点刺激的，加点赌注，赌钱。六十二英镑是很多钱呢。”

陪审团又点头。确实如此，这些钱差不多够一个工人一年的开销了。

“我说是你，”奥康纳对基恩说，“是你建议玩扑克，是你提议赌钱的。之前我们在玩火柴梗。”

杂货商人仔细回想着。他一脸忠厚老实，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许是我。”他承认说，接着他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转向陪审团，“但那不就是整桩骗局吗？那不就是骗子想干的事情吗？他诱骗受害人参加赌博。”

基恩显然喜欢“诱骗”这个词语，但对法官来说这是一个新词。陪审员纷纷点头，显然他们也不喜欢受到诱骗。

“最后一点，”奥康纳悲伤地说，“当我们清账的时候，你付给我多少？”

“六十二英镑，”基恩愤怒地说，“那是血汗钱啊。”

“不对，”奥康纳在被告席上说，“你输给我本人多少？”

特拉利的杂货商仔细回想着。他的下颚拉长了。“没付给你，”他说，“没有。是那个农民赢了。”

“我从他那里赢钱了吗？”奥康纳问道，他快要哭出来了。

“没有，”证人说，“你大概输了八英镑。”

“没有问题了。”奥康纳说。

基恩先生正要走下去，这时候法官叫住了他。“等一下，基恩先生。你说‘那个农民赢了’？那个农民到底是什么人？”

“火车包厢里的另一个人，大人。他是来自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玩得不好，但手气特别好。”

“你没问他名字吗？”科明法官问道。

基恩看上去一副迷惑的样子。“没问，”他说，“是被告拿出的扑克，他要诈骗我。”

案件的指控结束了。发过誓后，奥康纳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做证。他的陈述相当简单平淡。他以贩卖马匹为生，这并不违法。他喜欢玩纸牌，友谊赛，且玩得不算好。五月十三日火车旅程的前一周，他在都柏林酒吧里安静地喝着黑啤酒，感觉长椅上靠近他大腿的地方有个硬东西。

那是一副旧扑克牌，显然是这个卡座里的前一位客人落下的。他想交给店员，但又想，旧扑克已经不值钱了，于是他信了自己，收下了牌，好在贩卖马匹的漫长旅途中消磨时光。

如果这牌动过手脚，那么他是毫不知情的。他不懂那位刑警所说的什么阴影和修边处理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副从酒吧椅子上捡来的扑克牌背面能看出什么名堂。

至于诈骗，诈骗难道不该赢钱吗？他问陪审团。在那次旅途中，他已经输了八英镑十先令，输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因为那个农民手气太好了。如果基恩先生比他下了更大的赌注、输了更多的钱，那也许是因为基恩先生比他冲动。但说到诈骗，那与他没关系，不然他肯定不会输掉那么多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在盘问环节，公诉人试图找出这份陈述的破绽，但这个小个子谦恭又顽固地进行抗辩。最后，公诉人不得不坐了下来。

奥康纳回到被告席，等待法庭的结论。科明法官朝他看过去。你真是个可怜虫，奥康纳，他心里想道。要么你的故事是真的——那你就是一个时运不济的倒霉蛋；要么你的故事是假的，那你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窝囊的骗子。不管怎么样，你两次都输了，用你自己的扑克，在火车上把钱输给了陌生人。

但在总结中，他不能说出这番话。他向陪审团指出，被告声明自己是在都柏林的一家酒吧发现了这副纸牌，并且完全不知道那牌动过手脚。私下里，陪审团也许相信、也许不信，但事实是，原告无法推翻被告的辩护，按照爱尔兰的法律，原告负有举证的责任。

其次，被告声称不是他而是基恩先生要求玩扑克赌钱，并且基恩也承认可能是这样。

但更重要的，起诉的案子是：被告用欺诈手段从证人勒根・基恩那里赢了钱。不论诈骗是真是假，证人基恩已经宣誓承认被告没赢他的钱。他们两个人，即证人和被告，都输了钱，只是数额悬殊而已。就此而言，这案子一定是败诉。法官有责任指示陪审团宣布被告无罪。他了解这个法庭，他指出还差十五分钟就到午饭时间了。

绝不让克里郡的陪审团错过午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十二位好人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返回法庭，作出了无罪判决。奥康纳被释放后，离开了被告席。

科明法官在法庭后的更衣室换下法袍，把假发挂到钩子上，然后离开大楼去吃午饭。脱下法袍、摘去假发后就不容易被人认出来了，他穿过法庭大楼前人行道上的人群。

他正朝镇上的大酒店走去，那里有上好的香农河大马哈鱼值得享用，这时，他看到从酒店前院驶来一辆闪闪发光的漂亮轿车，开车的是奥康纳。

“你看到那个人了吗？”一个迷惑不解的声音在他旁边问道。他朝右侧瞟了一眼，发现特拉利的杂货商站在他旁边。

“看到了。”他说。

豪华轿车驶出酒店的院子，坐在奥康纳旁边的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衣的人。

“你看到谁坐在他旁边吗？”基恩惊奇地问道。

汽车朝他们驶来，那个本该去帮助丁格尔孤儿的神父露出亲切的微笑，向人行道上的二位比了一个僵硬的V形手势。然后汽车向街上驶去。

“那是教会的祝福吗？”杂货商问道。

“也许是吧，”科明法官应承说，“虽然我十分怀疑。”

“他穿那身衣服干什么？”勒根・基恩问道。

“因为他是神圣教会的一位神父。”法官说。

“他根本就不是，”杂货商急切地说，“他是韦克斯福德的一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