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写字台，麦奎因怀疑地打量着这个求职的新人。他从来没有雇用过这样一个人。但麦奎因并不是铁石心肠，如果这个求职者缺钱，而且愿意干活，那么他是不会反对给对方一次机会的。

“这活很苦，你知道吗？”他问道，声音中带有宽厚的贝尔法斯特口音。

“知道，先生。”求职者说。

“这是速战速决的活。别提问，不犯法。干的是包工活，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麦奎因先生。”

“嗯，意思是，给你的钱是有不少，但用现金支付，不经任何手续。明白了吗？”

他的意思是不会缴纳所得税和医疗保险。他似乎还应该补充说，这工作不属于国家工伤保险的范畴，而且压根儿就无视健康安全标准。当天的活干完，大家马上能拿钱，当然由他拿大头，因为他是承包商。求职者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尽管其实他并没有。麦奎因打量着他。

“你说你是医学生，在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念最后一年？”又一次点头。

“正放暑假？”又是一次点头。

求职者显然是一个手头拮据的学生，需要钱来读完医学院。麦奎因坐在班戈这间破旧的办公室里，经营着这种鸡鸣狗盗的生意，资产只有一辆破卡车和一堆二手长柄大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虔诚地拥戴北爱尔兰新教徒的工作理念。对于能够认同这种理念的人，不管对方看起来什么样，他都不会拒之门外。

“好吧，”他说，“你最好在班戈这里找个住处，每天从贝尔法斯特来回的话，不可能按时上下班。我们早上七点钟开始干活，直到日落。按钟点计工，很累，但很挣钱。要是向政府透露一个字，你就会被炒掉，就像铁铲上的屎一样被扔出去。好吗？”

“好的，先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去什么地方？”

“卡车每天早上六点三十分到火车站广场接人。星期一早晨到那里集合。工头是大个子比利・卡梅伦，我会告诉他你的情况的。”

“好的，麦奎因先生。”求职者转身准备离开。

“最后一件事，”麦奎因拿起铅笔，“你叫什么名字？”

“哈尔基尚・拉姆・拉尔。”那学生说。麦奎因看着自己手里的铅笔和桌上的工人名单，又看了看这个学生。

“我们就叫你拉姆好了。”他说。他在名单上写下的就是这个名字。

学生走出门，屋外是七月的班戈，阳光灿烂。这地方位于北爱尔兰，唐郡的北海岸。

星期六傍晚，他在车站街上一家破旧的寄宿房里找到了便宜的住处，这一带是班戈小旅馆的集中地，而且到火车站很方便。每天一早，卡车就会从那里出发。透过房间里那扇肮脏的窗户，他可以一直看到路基的另一侧，贝尔法斯特开来的火车就从那里进站。

他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间房，在此之前，他问过好几家窗上贴着“提供床铺加早饭”的寄宿房，前台却都告诉他已经客满。确实如此，在这盛夏季节，许多闲散劳力都蜂拥到这个镇上来。房东麦格克夫人是一位天主教徒，她还有几个空房间。

星期天上午，他把随身用品从贝尔法斯特带了过来，里头大都是医学教科书。下午，他躺在床上，想起故乡旁遮普邦，那里炽热的阳光炙烤着褐色山峦。再过一年，他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之后再实习一年，他就可以回老家给乡亲们治病。这是他的梦想。他盘算着，这个夏天他要赚到足够的钱来渡过最后的难关。再往后，他就会有自己的工资收入了。

星期一早上六点差一刻时，他被闹钟叫醒，用冷水洗漱后，刚过六点就来到了车站广场。时间还早，他找了一家开门较早的咖啡馆，喝了两杯红茶，这就是他的早饭了。六点一刻，拆迁队的一个工人开着破卡车过来，十几个人围了上去。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不知道是该走过去向他们作自我介绍，还是该在远处等着。他选择了等待。

六点二十五分，工头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了。他在一条小路边停好车子，大步走向卡车，手里拿着麦奎因开列的名单。他扫了一眼那十几个人，都认识，于是点了点头。印度人走上前去，工头瞪着他。

“你就是麦奎因招来干活的那个黑鬼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停住脚步。“我叫哈尔基尚・拉姆・拉尔，”他说，“是的。”

不用问比利・卡梅伦是怎么得到“大个子”这个外号的，他不穿鞋就有六英尺三英寸高，再加上脚上一双带钉子和钢趾的硕大靴子。两条胳膊像树干一样从宽阔的肩膀上垂下来，脑袋上长满了乱蓬蓬的姜黄色头发。他的两只小眼睛恶狠狠地俯视着这个瘦小的印度人。他显然不太高兴，还朝地上啐了一口。

“那就上车吧。”他说。

在去工地的路上，卡梅伦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驾驶室与车厢之间没有隔板。车厢两边的长木凳上坐着十几个工人，拉姆・拉尔挨着后挡板坐着，旁边的人个子矮小，但很结实，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他叫汤米・伯恩斯，看上去颇为友好。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纯粹是出于好奇。

“印度，”拉姆・拉尔说，“旁遮普邦。”

“嗯，哪里啊？”汤米・伯恩斯问。

拉姆・拉尔微微一笑。“旁遮普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回答说。

伯恩斯想了一会儿。“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最后他这么问道。

“都不是，”拉姆・拉尔耐心地说，“我是印度教徒。”

“你是说你连基督教徒都不是？”伯恩斯惊诧地问道。

“对，我信印度教。”

“嗨，”伯恩斯向大家说，“这个人连基督徒都不是。”他并不气愤，只是感到好奇，就像小孩刚刚发现了一件新奇有趣的玩具。

卡梅伦从前面的驾驶室转过头来。“哇，”他叫道，“一个异教徒。”

拉姆・拉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车厢对面的帆布遮篷。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班戈的南边，沿着公路向纽敦纳兹方向隆隆驶去。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开始把他介绍给大家。工友中有一位姓克雷格的，一位蒙罗，一位帕特森，一位博伊德，还有两位姓布朗。拉姆・拉尔来贝尔法斯特很久了，完全能从姓氏上识别出他们都来自苏格兰，这表明他们都是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北爱尔兰人里新教徒占了多数，而长老会是他们的中坚。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友善，纷纷朝他点头回礼。

“你没带饭盒吗，小伙子？”年长的帕特森问道。

“没有，”拉姆・拉尔说，“太早了，来不及叫房东准备。”

“你得吃午饭，”伯恩斯说，“嗯，还有早饭。我们自己生火烧茶。”

“我一定买个饭盒，明天带饭。”拉姆・拉尔说。

伯恩斯看了看印度人的胶底软靴。“你以前没干过这种活吧？”他问道。

拉姆・拉尔摇摇头。

“你需要一双结实的靴子，保护你的双脚，明白吗？”

拉姆・拉尔答应，如果晚上回去他能找到一家还开着的店铺，就去买一双军用靴。他们穿过纽敦纳兹，仍沿着A21号公路向南方小镇康默驶去，克雷格从对面看着他。

“你的本职是干什么的？”克雷格问道。

“我在贝尔法斯特皇家维多利亚医学院学医，”拉姆・拉尔说，“希望明年能毕业。”

汤米・伯恩斯很高兴。“就是说很快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了。”他说，“喂，大个子比利，如果我们谁碰伤了，拉姆小伙子可以给我们治疗。”

大个子比利哼了一声。“他甭想碰我一根手指头。”他说。

这句话把谈话压了下去，他们一路开到工地，谁也没有再吭声。出了康默，司机又向西北开去。车子在通向敦唐纳德的路上行驶了两英里，右转驶上一条小路，在树林的尽头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那座将要拆除的建筑物。

这地方曾经有过两家酒厂，生产上好的爱尔兰威士忌，但多年前都停产了，这座巨大的旧威士忌酒厂就是其中之一，常年弃置。它坐落在康默河畔。河水从敦唐纳德流到康默，推动酒厂的巨大水轮，继续向下流淌，注入斯特兰福德湾。马车沿着那条土路将麦芽拉过来，又沿着同一条路将一桶桶的威士忌运出去。推动机器的甘甜河水，也曾经倒入酒缸中酿酒，但如今酒厂已人去楼空、废弃多年。

后来本地的孩子们当然就溜了进去，发现那里是理想的玩耍场所，直到一个孩子摔断了腿，地方政府来调查，才宣布它是危房，并向房主发出了强行拆除令。

房主的祖上曾是当地显赫的乡绅，来自过惯了好日子的大家族，他想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把房子拆掉，于是，便找来麦奎因。用重型机械拆除很快，但价格高，而大个子比利和他的拆房队则使用大锤和撬棍拆房子。麦奎因还与一个建筑装修商达成协议，把拆下来的上好木料和数百吨旧砖转卖给他。毕竟，现在的有钱人都希望自己的新房子有点“格调”，也就是看上去要古色古香。既然能让有钱的高官们得以装饰自己看似古旧的新居大宅，经过风吹日晒的旧砖头和旧木梁自然要价不菲。麦奎因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卡车隆隆地开回班戈去了。“好，小伙子们，”大个子比利说，“就是这里。我们从屋顶的瓦片开始，你们知道该怎么干。”

这些人站在一大堆工具旁：有七磅重的大锤子；六英尺长、一英寸多粗的撬棍；一码长的起钉器，尖上分叉弯着，以便拔起钉子；还有短柄榔头和各种木锯。唯一能保障他们人身安全的工具，是一些带有合扣的安全网带和几百英尺长的绳子。拉姆・拉尔抬头看看建筑物，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楼房有四层高，而他有恐高症，但他不能晕倒或摔下去，因为脚手架可是很贵的。

其中一个人自觉地走向建筑物，撬下一块门板，像撕纸牌一样把木板撕碎，生起了一堆火。很快，一壶从河里提来的水烧开了，接着茶也沏好了。除了拉姆・拉尔，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搪瓷杯子。他心里记下来，也要跟着买一个。这活干起来灰尘多，容易口渴。汤米・伯恩斯喝完自己的一杯茶，又满上，递给了拉姆・拉尔。

“你们在印度喝茶吗？”他问道。

拉姆・拉尔接过茶杯。茶水已经泡好了，甜丝丝的，呈米白色。他不喜欢。

他们站在高高的屋顶上，开始第一天上午的工作。瓦片不用留存，所以他们用手掰下来，抛到远离河岸的地面上。他们接到过指示，不能堵塞河道，所以，都得把瓦片扔到建筑的另一边，丢在酒厂周围长满蒿草、杂草、金雀花和荆棘的地面上。工人们用绳子拴在一起，一旦有人抓不住，要从屋顶上滑下去时，旁边的人就能够拉住他。由于没有了瓦片，屋梁之间露出了大窟窿。他们的脚下就是顶层的地板，下面是麦芽仓库。

上午十点钟时，他们沿着建筑物内摇摇欲坠的楼梯走下来，到草地上吃早饭。他们又烧了一壶茶水。拉姆・拉尔没有早饭可以吃。两点钟时，他们休息吃午饭，其他人都吃着大块的三明治。拉姆・拉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双手。手上有几个地方划破了，流着血；他肌肉酸疼，也很饿。他又暗暗记下来，要买一副厚手套。

汤米・伯恩斯从自己的饭盒里拿出一块三明治。“你不饿吗，拉姆？”他问道，“放心，我这里还有。”

“你这是在干什么？”大个子比利隔着火堆问道。

伯恩斯看起来很戒备。“就给小伙子一块三明治嘛。”他说。

“让那黑鬼自己带三明治，”大个子比利说，“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大家都低头看着自己的饭盒，默默吃着，显然谁也不想与大个子比利争辩。

“谢谢你，我不饿。”拉姆・拉尔对伯恩斯说。他走到一边去，坐到河边，把火辣辣的双手浸到水里。

到太阳下山、卡车来接他们时，屋顶上一半的瓦片已经被掀掉了。再过一天，就要用锯子和起钉器来拆除椽子了。

这个活整整干了一个星期。曾经壮观的建筑，如今已被拆掉了椽子、木板和大梁，空荡荡地矗立在那里。洞开的窗户像睁着的眼睛，期盼着死神的来临。

拉姆・拉尔很不适应这种艰苦的劳动。他的肌肉酸痛不止，双手长满了血泡，但因为需要钱，他挣扎着坚持了下来。

他已经买了一个饭盒、一只搪瓷杯、一双硬靴子和一副厚手套。别人谁也不戴手套，他们的手经过多年体力活的磨炼，都已十分耐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大个子比利・卡梅伦不停地刺激他，让他干最重的活。听说拉姆・拉尔怕高，比利就把他安排到最高处干活。这位旁遮普人忍气吞声，因为他需要这笔钱。星期六那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木料都拆光了，现在他们要拆除砖石。让这栋庞大的建筑物在远离河边的一侧倒下去，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在面对开阔地的墙角处埋上炸药。但他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因为在北爱尔兰的任何地方，想使用炸药都必须申请特许证，这样做会惊动税务人员，而麦奎因和他的手下就都得交一笔可观的所得税，麦奎因还得另外支付一笔国家保险费。所以，他们只能冒险站在摇摇欲坠的地板上，把墙面一块块凿下来，下面支撑的墙壁在大锤的震动下不断开裂，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午饭时，大个子比利绕着大楼走了两圈，然后回到了火堆旁。他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把三楼外墙上很大的一块墙体拆下来。他转向拉姆・拉尔。

“我想让你到上面去，”他说，“在墙体要倒下时，把它往外蹬。”

拉姆・拉尔抬起头看了看那块墙面，墙基处横着一条很长的裂缝。

“这块墙面随时都会倒下来，”他平静地说，“谁站在那上面都会跟它一起摔下来。”

卡梅伦凝视着他，脸涨得通红，连眼白都变红了。“我的工作不需要你来指点。让你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这个愚蠢的黑鬼。”他转身走开了。

拉姆・拉尔站起来，尖声说道：“卡梅伦先生……”

卡梅伦惊异地转过身来。工人们坐在那里，都惊得张大了嘴巴。拉姆・拉尔慢慢地朝这个大个子工头走了过去。

“有一件事我们要说说清楚。”拉姆・拉尔说，他的声音清脆响亮，空地上的人都能听到，“我是印度北部的旁遮普人，我也是刹帝利血统，属于武士的种姓。我现在或许没有足够的钱完成医学学业，但在两千年以前，我的祖先是武士、王子、达官和学者，而你的老祖宗还在赤身裸体地用四肢爬行。请你不要再污辱我。”

大个子比利俯视着这个印度学生，他的眼白变得通红发亮。其他的工人坐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

“是这样吗？”大个子比利平静地说，“现在还是这样吗？啊，今非昔比了，你这个黑杂种。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说着，他抡起胳膊张开巴掌，“啪”的一声甩到拉姆・拉尔的脸上。这个小伙子一下子跌出几英尺远，摔在了地上。他的脑袋嗡嗡作响，还听到汤米・伯恩斯在喊：“躺着别动，小伙子。你要是站起来，大个子比利会打死你的。”

拉姆・拉尔仰视着阳光。那个巨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握拳。他突然意识到，他与这个高大的北爱尔兰人打架是占不了便宜的。一种羞愧的耻辱感涌上了心头。他的先祖曾经手握宝剑长矛，在百倍于北爱尔兰这六个郡县的原野上策马驰骋，所向披靡。

拉姆・拉尔闭上眼睛，躺着不动。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大个子走了，其他人开始小声议论。他紧紧地闭住双眼，不让耻辱的泪水流淌出来。在冥冥的黑暗中，他看到了灼热的旁遮普原野，看到人们在原野上放马奔驰。那些勇猛而骄傲的男人戴着头巾，长着鹰钩鼻和黑色的眼睛，留着大胡子，他们是五大河土地上的武士。

很久以前，世界伊始，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一世曾经瞪着一双贪婪似火的眼睛，策马扬鞭，飞驰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亚历山大，年轻的神，被人们称为大帝，他在二十五岁时曾经遗憾落泪，因为已不再有什么地方可供他征伐。而那些骑手都是大帝手下将领们的后代，也正是哈尔基尚・拉姆・拉尔的祖先。

他躺在尘埃里，而他们在驰骋，从他的身边经过，低头看他。每个疾驰而过的人对他说的都只有一个词：复仇。

拉姆・拉尔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事已至此，该做的事就必须去做，他的民族就是这么行事的。当天的其余时间里，他都在默默地干活。他不跟别人说话，也没人跟他说话。

那天傍晚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开始准备。他把旧梳妆台上的刷子和梳子都挪开，拿走脏兮兮的垫布，又把镜子从架子上拆了下来。他取出印度教经书，从书里裁下一页象征着权力和正义的沙克蒂女神的画像。他把画像钉在梳妆台上方的墙上，把梳妆台变成了一个神龛。

他还在车站的小摊上买了一束花，编成一个花环。在女神像的一侧，他放了一只盛着半碗沙子的浅碗。他在沙上插了一支蜡烛，再点燃。他从衣箱中取出一个布卷，从中抽出六支香，又从书架上取下一只廉价的细颈花瓶，把香插在里面点着。一股沁人的烟香充满房间。屋外，从海上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神龛备妥后，他站在跟前低下头，手持花环，开始祈求神灵指点迷津。第一声霹雳在班戈上空滚过。他说的不是当代的旁遮普语，而是祈祷用的古梵语：“提毗沙克蒂……沙克蒂女神……神圣的母亲……”

又是一声霹雳，雨滴开始落下来。他摘下第一枝花，放在沙克蒂像前。

“我遭遇了极大的不公，我祈求向对方复仇。”他摘下第二枝花，放到第一枝旁边。

他祈祷了一个小时，雨也一直下着。雨点砸在瓦片上，在他头顶上方发出鼓点般的声响，再顺着他身后的窗户流淌下来。祈祷结束时，暴风雨也变小了。他要知道惩罚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他需要他的女神给出一个信号。

他祈祷完毕时，香正好烧完，房间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气。蜡烛也烧短了，神像前的梳妆台台面上洒满了花。沙克蒂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他转身走到窗边朝外看去。雨已经停了，窗外的一切都在淌水。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一股雨水突然从窗口上方的流水槽淌下来。一抹细流顺着满是灰尘的玻璃往下流，在污垢中冲出一条小径。尘土令水流无法垂直往下流淌，只能蜿蜒流转，于是，他的视线随着那条水路被引向窗角。水流停止时，他的视线落在了房间的角落里，他的睡衣正挂在那儿的一颗钉子上。

在下暴雨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他的睡衣带子掉到地上，盘成一团。打结的一端看不见，另一头露在地毯上，上面十多条流苏中只有两条露了出来，像一条带叉的舌头。这条睡衣带子在角落里看上去活像一条蛇。拉姆・拉尔明白了。

第二天，他乘火车到贝尔法斯特去看望一位锡克教徒。

兰吉特・辛格也是医学院学生，但却幸运得多。他的父母很富有，给他的生活费很丰厚。他在自己的宿舍——一间装饰考究的房间中接待了拉姆・拉尔。

“我收到了家里的信，”拉姆・拉尔说，“我父亲病危了。”

“我很遗憾，”兰吉特・辛格说，“向你表示同情。”

“他要求见我。我是长子，我应该回去。”

“那当然，”辛格说，“父亲去世时，长子是应该守在身边的。”

“是飞机票的事情，”拉姆・拉尔说，“我正在打工，挣钱很多，但现在手头上还不够。如果你能把差的钱借给我就好了。我回来后继续打工，会还给你的。”

锡克教徒不会拒绝借贷，只要利息合适并且还钱有保障就行。兰吉特・辛格答应星期一上午到银行去取款。

星期天晚上，拉姆・拉尔到麦奎因位于格鲁姆斯波特的家中拜访。这位承包商坐在电视机前，手边放着一听啤酒，他喜欢以这种方式度过星期天的夜晚。妻子把拉姆・拉尔领进屋，他把电视机音量调小了。

“是关于我父亲的事，”拉姆・拉尔说，“他病危了。”

“哦，我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小伙子。”麦奎因说。

“我得回去看看他。这个时候，长子是要守在父亲身边的，这是我们民族的风俗习惯。”

麦奎因有个儿子在加拿大，已经有七年没见面了。

“是呀，”他说，“就应该这样啊。”

“我已经借了机票钱，”拉姆・拉尔说，“如果我明天走，周末就能回来。可关键是，麦奎因先生，我现在更需要这份工作，我得还借款，还有下学期的学费。如果我周末就回来，你能为我保留这份工作吗？”

“可以，”承包商说，“你不在的几天我不会付钱，也不会再为你多留一周的工作，但如果你能够在周末回来，还是可以来干活的。条件不变，你要明白。”

“谢谢你，”拉姆说，“你真好。”

他留着车站街的房间，却回到贝尔法斯特的宿舍过夜。星期一上午，他陪兰吉特・辛格去了银行，锡克教徒取出所需的钱交给这位印度教徒。拉姆坐出租车到贝尔法斯特国际机场，乘短途飞机飞到伦敦，又买了一张经济舱机票，乘下一个航班去印度。二十四小时后，他在热浪滚滚的孟买着陆了。

星期三，在格兰特路桥边一个熙熙攘攘的大市场里，他发现了他要找的东西。这位腋下夹着爬行动物教科书的年轻学生逛进查特基先生的热带鱼和爬行动物商店时，店里还没有顾客。他发现老店主坐在半暗半明的店铺后部，周围全是一个个鱼缸和前面装有玻璃的箱子。在炎热的白天，箱子里面的蛇和蜥蜴都在打盹。

查特基先生对学术界人士并不陌生。他向几个医疗中心提供研究和解剖的标本，偶尔还有利润丰厚的国外订单。当学生向他解释要买什么东西时，他会意地点了点长着白胡子的脑袋。

“哦，是的，”这位年老的商人说，“我知道那种蛇。你来得巧，我正好有一条，是前几天刚从拉杰普塔纳送来的。”

他把拉姆・拉尔领进一间密室，两个人默默地透过玻璃凝视着这条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