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在保险箱里——那时候还没有保险箱呢。也不能放在一只铁皮箱里——她丈夫会向她索取钥匙的。因此，那时候的上流社会人士开发出设置暗盒的家具。不是每件家具都有，但有些家具里确实有。设计、制作工艺非常高明，要不然就太明显了。”

“那么，去买家具时怎么知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暗盒呢？”

哦，太有意思了。这位摩萨德特工不是想去买一件里森纳的书桌，而是想去这种书桌里偷东西。勒维想。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勒维问道。

他打了几个电话，最后他们离开店铺坐上一辆出租车，到了另一个古董家具商那里。勒维悄悄地说了几句话，那人点点头离开了他们。勒维刚才说的是，他带来一位顾客，如能做成一笔交易，他只拿少量的介绍费，不会多要。那个商人表示同意。这是古董行业中的通常做法。

他们查看的那张写字台与维也纳的那一张极为相似。

“我告诉你，”勒维对巴齐莱说，“暗盒不会做得很大，不然别人会察觉外部与内部尺寸不一致。因此它很窄小，横卧的或者竖立的都有。深度很可能不超过两厘米，暗藏在一个看上去是实心的板条里，这块板条有三厘米厚，但实际上是两块薄木板，中间夹着那个暗盒。线索在那个开启钮上。”

他拉出上部的一只抽屉。

“摸摸里面。”他说。

巴齐莱把手伸进去，直至指尖碰到了后部。

“没东西。”这位摩萨德特工队长说。

“那是因为里面确实没有东西。”勒维说，“这个抽屉里没有。但另一只抽屉里也许会有一个旋钮、一条拉闩或者一只按钮。如是一只光滑的按钮，你就按一下；如是一个旋钮，你就旋转一下；如是一条拉闩，你就把它往旁边拨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声低沉的咔嚓声，一块小巧的细工嵌板弹出来，是装着弹簧的。后面就是一个暗盒。”

即使十八世纪家具木匠的独创设计也有其局限性。不出一个小时，勒维先生就已经教会了巴齐莱如何在十处基本的部位找到暗藏的机关，从而打开暗盒。

“千万不能用蛮力去寻找。”勒维再三叮嘱，“用蛮力是找不到的，而且还会在木器上留下痕迹。”

他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巴齐莱，会意地笑了笑。巴齐莱在库坡尔饭店款待了老人一顿中饭，然后搭出租车到达机场返回维也纳去了。

二月十六日上午一早，泽伊德少校和他的技术小组就来到了要搜查的三座别墅中的第一座。另两座也已被封起来了，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把守着，住户的全家被关在了里面，觉得莫名其妙。少校显得彬彬有礼，但他奉命要进行搜查是不容抗拒的。与三英里外的卡迪西亚的秘密警察搜查队不同，泽伊德的部下全是专业人员，他们很少毁坏家什，但效率却很高。

他们从底楼开始，搜查地砖下面是否有隐藏处，在屋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柜子一个柜子，一只箱子一只箱子地进行搜寻。

花园也搜查遍了，但没有发现一丝痕迹。到中午时，少校向住户表示歉意后离开了。他开始去搜查第二栋房子。

在沙顿的秘密警察局总部地下室里，那位老人仰躺着，他的手腕和腰被用带子拴在一张结实的木桌上，周围是四名要让他招供的“专家”。此外，在场的还有一名医生。在一个角落里，奥马尔・卡蒂布准将和阿里中士在商量着什么。

秘密警察局局长决定了要采取的折磨措施。阿里中士扬起了一条眉毛，他明白他今天肯定是需要一件连裤工作衣了。奥马尔・卡蒂布简短地点点头后就离开，去楼上办公室里处理公务去了。

那位老人继续恳求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发报机，由于天气不好他已经好几天没去过花园了……审讯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把他的两个脚踝绑在一根扫帚的柄上。其中两人提起他的双脚，让他脚底朝上，阿里和另一名同事分别从墙上摘下了加粗的软皮电线。

他们开始抽打老人的脚底，老人尖叫起来，与其他受此刑罚的人一样。后来尖叫声时断时续，最后他昏迷过去了。从外面提来的一桶冷水又使他苏醒过来。

整个上午这些人也休息了几次，放松一下他们因艰苦工作很劳累了的手臂肌肉。当他们休息时，用一杯杯盐水泼向那双血肉模糊的脚。体力恢复之后，他们继续工作。

昏迷几次以后，老人仍然抗辩说他根本不会操作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事肯定是搞错了。到上半晌时，两只脚底上的皮肉都已被电线抽去了，露出了渗着鲜血的白生生的骨头。阿里中士叹了一口气并且点点头，意思是这个过程应该停止了。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喷云吐雾，他的助手用一根短铁棒把老人的腿骨从脚踝到膝盖全敲裂了。

老人哀求那位医生，但秘密警察局的那个医生只是抬头盯着天花板。给他的命令就是尽量让囚犯活着并保持清醒。

在城市的另一头，泽伊德少校于下午四点钟光景完成了对第二座别墅的搜查，而此时在巴黎，吉迪・巴齐莱和米歇尔・勒维在一家餐馆里吃完饭刚刚从餐桌旁边站起身。泽伊德又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向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房主夫妇道了歉，然后与他的随从转到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别墅。

在沙顿，老人的昏迷加快了，医生向审讯者提议说，犯人需要时间恢复。他准备好一支针剂，扎进囚徒的血管。药物好像马上就产生了效果，把老人从近乎昏迷的麻木状态带回到苏醒状态，让他的神经再次感受到疼痛。

几根钢针在火盆里烤得发红了，之后他们用针慢慢地穿过犯人已经枯萎了的阴囊和干缩了的睾丸。

刚过六点钟，老人又一次昏死过去了，这一次医生慢了一步。他手忙脚乱地开始工作起来，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滴落下来，但所有扎入心脏的强心针都没有作用了。

阿里中士离开房间，并于五分钟后与奥马尔・卡蒂布一起回来。准将看了看尸体，多年的经验使他无需具有医学学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来，举起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正畏缩着身子的医生的脸上。

巴掌扇过去的爆发力和打人者的权威，使医生摔倒在地，他的针剂和药水瓶就摆在地上。

“白痴，”卡蒂布吼叫着，“滚出去。”

医生收拾起他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放进包里后手脚并用地离开了。折磨者看着阿里的杰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味，他们两人都熟悉这种味道，是汗味、恐惧、尿味、粪便、血、呕吐物以及肉被烤焦后的淡淡的香味混合而成。

“他一直抗辩到最后。”阿里说，“我发誓，如果他知道什么事，我们肯定能从他口中掏出来。”

“把他装进口袋，”奥马尔・卡蒂布厉声说，“交给他老婆去埋葬。”

这是一只用强力白帆布制成的袋子，有六英尺长，二英尺宽。那天晚上十点钟，帆布口袋被抛在了卡迪西亚的那座房子的门口。户主的遗孀和仆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吃力地抬起那个袋子，搬进屋内，放到了餐桌上。老妇人开始悲痛地哀号起来。

迷茫的老佣人塔拉去打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扯断，打不出去。于是他带上女主人的电话本——因为他不识字，到隔壁的药剂师家，请这位邻居帮忙联系少爷——两个少爷随便哪一个都行。

这时候，正当药剂师邻居试图拨打差不多已经瘫痪的伊拉克国内电话的时候，吉迪・巴齐莱回到了维也纳并起草了一封给科比・德洛尔局长的新电报，而泽伊德少校正向哈桑・拉曼尼局长汇报他当天一无所获的搜查结果。

“电台不在那里，”他告诉反间局头头，“假如在的话，我们肯定能找到。所以它必定在第四座别墅里，也就是那个外交官的家里。”

“你能肯定没有搞错吧？”拉曼尼问道，“不会在另一座房子里吗？”

“不会，长官。最靠近的一座房子在光束交叉点之外。那些噼啪声电报的源头，肯定是在地图上的菱形范围以内。我发誓没有搞错。”

拉曼尼犹豫不决了。外交官不是好惹的，动不动就会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去告状。要闯进苏联库利科夫同志的住宅，他需要走上层路线。

少校走了以后，拉曼尼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长。他的运气较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国外奔波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巴格达。而且仍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拉曼尼的会见被确定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

那药剂师是一位好心人，整个夜晚他都在试拨电话。他没能打通邻居家大儿子的电话，但通过陆军中的一位熟人，他把信息转达给了邻居的小儿子。

消息于黎明时到了远离巴格达一个军事基地的小儿子那里。一听到噩耗，军官马上驾车动身了。通常路上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但那一天，即二月十七日，他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一路上有不少巡逻队和路卡。但由于他的军衔，他可以驾车抢到等候检查车队的最前面，晃一下通行证就可以通过。

但这一招碰到断桥就行不通了。每到一座被炸断的桥梁前，他不得不等候轮渡。当他抵达父母亲在卡迪西亚的那座住宅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他母亲跑上来抱住了他，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嚎啕大哭起来。他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正歇斯底里地大哭。

最后，他把她扶进了卧室。在浴室地上，被士兵们翻得杂乱不堪的药品堆里，他找到了父亲冬季犯关节炎时服用的一瓶安眠药。他给母亲服下两片，很快她就睡着了。

在厨房里，他吩咐老佣人塔拉烧两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老佣人讲了昨天黎明起发生的事情。讲完后，他陪着小少爷去花园里察看了那个洞穴，士兵们就是在那发现装着无线电发报机的袋子的。小儿子爬上花园的围墙，发现有人翻墙进来的刮擦痕迹，应该是头天晚上进来埋那东西的时候留下的。然后他回到了屋内。

哈桑・拉曼尼等着会见外长，心里很不快，最后快到十一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灰白头发的外长说。透过眼镜，他像猫头鹰般地盯着拉曼尼：“使馆是可以通过无线电与本国首都通讯的，而且那种电报通讯总是加密的。”

“是的，部长，但那种电报是从使馆大楼拍发的，那才是正常的外交通讯联系。但这次情况不同。我说的是一部秘密电台，是间谍用的收发报机，在拍发噼啪声电报，而且我们可以肯定接收地不是莫斯科，要比莫斯科近得多。”

“噼啪声电报？”阿齐兹问道。

拉曼尼解释了这种电报的原理。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克格勃的特工——假定这是克格勃的一项行动——要从一等秘书的住宅里拍发噼啪声电报呢？他们完全可以在使馆里用功率更加强大的发报机发送电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准将。你知不知道在你的办公室之外，现在是什么形势？昨天下午我刚从莫斯科返回，在那里我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代表叶甫金尼・普里马科夫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而普里马科夫上星期刚来过这里。你知道吗，我带回了一个和平计划，如果热依斯接受这个计划——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计划呈送给他——苏联就会召集安理会阻止美国人进攻我们？

“在这种形势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指望我同意你对他们的一等秘书的别墅进行搜查？这不是侮辱苏联吗？坦率地说，准将，你一定是疯了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拉曼尼离开了外交部，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件事是塔里克・阿齐兹外长没有禁止的。也许他们无法进入库利科夫的院子，也许他们无法触及他的汽车，但街道和马路并不属于库利科夫。

“包围那座房子。”拉曼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向他手下最优秀的监视小组下达了命令：“要悄悄地，不动声色，但要对那座房子实施全面监视。进出的所有客人——肯定会有客人——要进行跟踪。”

中午时分，各监视小组已经到位了。他们坐在树底下停着的轿车里，分布在库利科夫住宅的四边围墙旁，并监视着唯一通过该别墅的那条街道。其他反间谍特工把守在较远的地方，可以用无线电联络，随时报告有人进出别墅的情况，并可以对出来的人实施盯梢。

那位小儿子坐在他父母家的餐厅里，盯着那只盛放着父亲尸体的长长的帆布袋。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沾湿了他的军装。他回想起很久以前他们度过的好时光。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开业开得很大，经朋友奈杰尔・马丁介绍之后还成了英国社区一些居民的家庭医生。

他回忆起和哥哥一同去马丁家的花园里，与麦克和特里一起玩耍的时光。他不知道马丁家的两兄弟现在怎么样了。

一小时后，他注意到帆布袋上的污渍好像扩大了。他起身走到门边。

“塔拉。”

“什么事，少爷？”

“把剪刀和菜刀拿来。”

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把那只帆布袋割开，先剪袋口，然后沿着侧面割下去，最后把袋底也切开了。他把袋子从顶部掀起来卷到后面去。他父亲的遗体差不多仍然裸露着。

按传统，擦洗尸身应该是妇女干的活儿，但他的母亲肯定承受不了。他要来水和纱布，擦洗尸身上的肮脏处，缚住断脚，拉直已经粉碎性骨折的双腿，放平，盖住已经一片焦黑的阴部。他一边料理一边哭泣起来；在哭泣时，他改变了信念。

黄昏时他联系了里萨法区阿尔瓦齐亚公墓地的那位伊玛目[7]，安排好第二天上午的安葬事宜。

二月十七日星期天上午，麦克・马丁骑着自行车去了市区，买到蔬菜果品，在三处墙上检查一遍有无粉笔记号后就往回返，并于中午之前回到了别墅里。下午他一直忙于照料花园。库利科夫先生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因此既不会在星期五庆祝穆斯林的圣日，也不会参加星期天的基督教安息日活动。他因为感冒而留在家里，正在抱怨他的玫瑰花长势不好。

当马丁在花园里忙碌时，反间局的监视小组静静地守候在围墙外的监视位置上。马丁认为耶利哥不太可能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打听到新消息，所以他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再去巡视一遍粉笔记号。

巴德里医生在上午刚过九点钟埋葬了。这段时间，巴格达各个墓地都很忙碌，那位伊玛目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在几天前，美国人的炸弹落到了一处公共防空洞里，炸死了三百多人。老百姓群情激愤。在旁边参加另一个葬礼的几名哀悼者询问一言不发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他的亲属是否死于美国人的空袭。他简短地回答说是自然死亡。

按穆斯林风俗，葬礼很简单，死后至埋葬前用不着长时间守候遗体。他们也不用基督徒的那种棺材，尸体只用棉布一包就可以了。那位药剂师邻居也来参加葬礼，帮着搀扶巴德里夫人。当简单的仪式结束后，他们随着一群人离开了。走到墓地的大门旁边时，巴德里上校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相隔几码远处停着一辆长轿车，车窗封得严严实实。车后的一扇窗开了一半。那声音又叫了他一次。

巴德里上校让药剂师先陪着他母亲回家去，他一会儿回来。当他们离开后，他走到了汽车旁。

那声音说：“请进来，上校。我们谈一谈。”

巴德里上校拉开车门朝里边张望。车上唯一的乘客让到座位另一边腾出地方。巴德里觉得他认识这张脸，但有点模模糊糊。这个穿着黑西服的人按下一只按钮，车窗玻璃升上来隔绝了外面的嘈杂声音。

“你刚才安葬了你的父亲。”

“是的。”巴德里说，同时在想着，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记不起这张脸了？

“太卑鄙了，对你父亲的所作所为。假如我早点知道的话，我也许可以阻止这种暴行。可我知道得太晚了。”

奥斯曼・巴德里感觉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他明白了他正在与谁说话——两年前在部队的一次招待会上，有人把这个人指给他看过。

“我要对你说几句话，上校，如果你把我的这些话报告上去，那我会比你父亲死得更惨。”

这只有一种事情，巴德里想到，那就是背叛。

“曾经，”那人轻声说，“我爱戴过热依斯。”

“我也曾经这样。”巴德里说。

“但事情有了变化。他已经疯了。在他的疯狂之中，他变得越来越残忍了。他必须被制止。你是知道喀拉的。”

巴德里又吃了一惊，这次是因为突然改变了话题。

“那当然，是我建造的。”

“没错。你知道现在那里放进了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那个高级军官告诉了他。

“他这话不是认真的。”巴德里说。

“热依斯绝对是认真的。他想对美国人使用这件东西。那也许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但你知道美国人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吗？他们会以牙还牙。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遭到毁灭。只有热依斯一人会存活下来。你想成为受害人吗？”

巴德里上校想起了躺在墓地里的父亲的尸体，杀人凶手们仍在继续胡作非为。

“你想怎么样？”他问道。

“给我讲讲喀拉。”

“为什么？”

“美国人会去摧毁它的。”

“你能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他们？”

“相信我，总有办法的。喀拉……”

于是奥斯曼・巴德里上校，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曾经梦想像先辈们那样，设计出能延续几个世纪的优秀建筑——将喀拉的详情告诉了这个代号耶利哥的人。

“坐标方位。”

巴德里也告诉了他。

“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吧，上校。你会安全的。”

巴德里上校下车走开了。他的胃在绞痛，一直在搅动。走了不到一百码，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做了什么？突然间，他明白他应该找哥哥商议。他的兄长总是头脑冷静，有许多点子。

摩萨德特工队称之为私家侦探的那个人，在星期一回到了维也纳，他是从特拉维夫赶过来的。他又一次成为来自纽约的著名律师，有全套必须的资料足以证明他的身份。虽然那位真正的律师早已结束休假了，但平生不喜欢打电话和发传真的格穆利希，打电话到纽约去核实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摩萨德准备冒冒险。

私家侦探又住进了喜来登宾馆，并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格穆利希先生。他再次为事先未打招呼而造访奥地利首都表示道歉，但他解释说这次，律师行的一名会计师与他一同前来，他们两人此次希望能代表他们的客户把第一笔大额存款打进来。

信件在下午晚些时候由私家侦探亲手递交进去。第二天上午，格穆利希的回信就送达了宾馆，把会面时间定在上午十点。

私家侦探确实有人陪同着。与他一起的那个人被特工队称为窃贼，因为那是他的专长。

摩萨德在特拉维夫总部有各种无可匹敌的假公司、假护照、假信纸信封，以及用于骗术的所有其他用具，但他们最骄傲的是偷盗保险箱的窃贼和锁匠。摩萨德破门而入的能力在国际情报界里享有盛名。长期以来他们的偷窃技术是情报界公认最佳的。假如当初的美国水门是内维奥特特工组去负责，那就不会爆出丑闻了。

从特拉维夫来的这个撬锁专家不是以色列国内最好的，而是排位第二。但派他来自有原因，他有那位最佳撬锁专家所不具备的其他技能。

头天晚上他整整听了六小时课。先是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向他讲述德-法家具工匠里森纳的十八世纪家具作品，接着是私家侦探向他描述温克勒银行内部布局，最后是耶里德跟踪组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向他讲解银行夜间保安的值班安排、巡视路线，以及电灯的分部情况，何时开、何时关的程序等等。

同一个星期一，麦克・马丁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才推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过铺着砾石的院子，从库利科夫花园的后门出去，走到街上。

他跨上自行车，朝着最近的过河渡口方向骑去。原来那里有座桥，朱姆胡利亚桥，后来被英国的狂风飞机光顾过了。

他转过街角，离开那座别墅的视线，这时候他看见了停在路边的第一辆轿车。再往前走是第二辆。从第二辆汽车下来的两个人在路中央站住，他的心开始抽紧了。他冒着风险朝后面瞟了一眼，从另一辆汽车下来两个人堵住了他的退路。他知道这下子全完了，但他别无选择，只得蹬车前行。他前面的其中一个人朝路边指了指。

“喂，你，”他喊道，“过来。”

马丁在路边的树下停住。又出现了三个人，是士兵。他们的枪口直接对准了他。慢慢地，他举起了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