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那封信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很明显目的是要诱骗一名高级的卡查到巴格达，对其实施逮捕、拷问、公开审判、公开处决。最后，德洛尔转过头去看大卫・沙龙。

“嗯，大卫，你也有发言权。你有什么想法？”

沙龙遗憾地点点头。

“我基本上同意沙米的意见。我们不可能派人过去接头。”

埃坦・哈达尔向他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部门之间通常是对手。不能把胜利拱手让给格桑的战斗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一个陷阱。”沙龙说。

“百分之九十九？”德洛尔讥讽地问，“那还有百分之一呢，年轻人？”

“哦，可能是一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沙龙说，“我只是想起来，这百分之一也许是突然间我们又有了一个彭科夫斯基。”

房间里一片沉静。这个词语如同一个公开的挑战悬浮在空气之中。格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科比・德洛尔盯着他的伊拉克科科长。沙龙看着自己的指尖。

在情报界，招募渗入到目标国高层集团中的间谍只有四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最难的：派一个本国人——受过特别训练，还必须长相酷似目标国的国民——渗入到那个目标中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渗入者是在目标国土生土长的，能重新融入进去，并对他出国受训那段时间有个很圆满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也必须经多年等待——也许是十年卧底——才能爬到能接触到秘密文件的有用的位子上。

然而曾几何时，以色列是这项技术的大师。这是因为当以色列还年轻时，在世界各国长大的犹太人纷至沓来。有些犹太人长得酷似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利比亚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或也门人。这还不算来自俄罗斯、波兰、西欧和南北美洲的犹太人。

其中最成功的卧底要数在叙利亚出生长大的埃利・科亨。他在外边度过一段时间后返回叙利亚，进入大马士革，有了一个新的叙利亚名字，随后成了高级政客、公务员、将军们的知心朋友。慷慨大方的科亨经常举办各种豪宴和聚会，这些军政要员在聚会上对主人无所不谈。他们说出来的一切，包括叙军作战计划，全都在“六日战争”前夕及时反馈到了特拉维夫。科亨暴露了，经刑讯后在大马士革的革命广场被处以绞刑。这种渗入者是极危险的，也是极稀少的。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先移民的以色列人老了；他们土生土长的犹太孩子不学阿拉伯语，也无法从事埃利・科亨曾经干过的事业。所以到一九九〇年时，摩萨德的阿拉伯学专家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不使用阿拉伯语特工还有第二个原因。一般来说在欧洲和美国更容易窃取阿拉伯国家的秘密。比如一个阿拉伯国家在从美国购买战斗机，在美国更容易获得这笔交易的细节，风险也更小。如果一位阿拉伯高官看上去比较容易接近，那么为什么不在他访问欧洲时，到他寻欢作乐的场所去接近他呢？所以，一九九〇年前后，摩萨德大部分行动是在风险较小的欧洲和美国进行，而不是在风险较大的阿拉伯国家。

然而所有渗入者中的大师，当属曾经多年操纵东德情报网的马库斯・沃尔夫。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东德人与西德人长得一模一样。

在他那个时期，马库斯・沃尔夫把几十名间谍渗透到了西德。其中一人当上了威利・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沃尔夫专长于训练和派遣那些作风古板、模样不漂亮的老处女。她们的勤勉使雇主们——西德部长们——感到离开她们就无法工作了。这样，她们把经手的每一份文件都复印下来传回东柏林去了。

第二个渗入方法是使用第三国的公民。目标国知道来者是一个外国人，但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友好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

这方面，摩萨德有一个极漂亮的例子，泽埃夫・古尔・阿利赫。一九二一年，他在德国曼海姆出生时名叫沃尔夫冈・洛兹。沃尔夫冈身高六英尺，金发碧眼，未经割礼，但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孩提时来到以色列，在那里长大，并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参加过地下工作，后来成了以色列陆军的一名少校。然后，摩萨德把他弄到了手。

他被派回德国去待了两年，一边完善他在小时候学的德语，一边“发家”——用的是摩萨德的钱。然后他带着非犹太人的德国妻子移居开罗，并创办了一所骑术学校。

他的事业很成功。埃及的官员喜欢把骑马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他们参加沃尔夫冈举办的香槟酒会，认为他是一位极右翼的、反犹的德国人，对他可以吐露一切。而且他们确实吐露了。他们说出来的一切都反馈给了特拉维夫。洛兹最后被抓住了，幸好没被处以绞刑，“六日战争”之后与埃及交换战俘时获救。

但更为成功的渗入者是早期的一个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理查德・佐尔格就已经是驻东京的外国记者了。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东条英机政府的高级幕僚关系密切。那届政府追随希特勒的政策，官员们都认为佐尔格是一名忠心耿耿的纳粹分子——他自己当然说是。

日本人实在想不到佐尔格竟会不是一个德国纳粹。实际上，他是为莫斯科工作的德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他一直把东条英机政权的战争计划提供给莫斯科作研究。他最漂亮的一次行动也是他最后一次行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军队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急需知道，日本会不会从中国东北入侵苏联？佐尔格为他提供了情报，答案是不会。斯大林据此把蒙古军团四万兵力从远东地区调往莫斯科。增援部队把陷入绝地的德国人又拖住了几个星期，直至冬天来临。莫斯科得救了。

但佐尔格本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面目被揭穿，并被处以绞刑。但他生前送出的情报也许改变了世界历史。

在目标国招募间谍的最常用方法是第三种：直接去招募一个已经“在位”的人。招募过程可能慢得枯燥，也可能快得出奇。有才干的观察员们游荡在外交人员社区，在对方的高级官员中间物色人选，他们要找的往往是那种清醒过来的、愤恨不平的、牢骚满腹的痛苦的人，或者不管怎么说是能被“策反”的人。

他们也在出国访问的团员中仔细研究，看看是否有人可以被拉到一旁，跟他们聊聊过去的时光，趁机策反。当观察员搭上一名“可能目标”之后，策反员就出动了。通常是从建立平常的友谊开始，后来发展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热络。直至“朋友”问此人，能否帮一个小小的忙——他需要一个无足轻重的消息，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后果。

目标一旦落入陷阱就无法回头了。而且被招募者为之服务的政权越是冷酷无情，他就越不可能坦白自首。

这些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服务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变节者也许负债累累，婚姻痛苦，错过了提升机会，遭到自己政权的冷落，或者单纯是受新生活和大量金钱的诱惑。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因为自己的软弱，也许因为要掩盖不当的性关系或性取向，或者就因为听信甜言蜜语和奉承而被策反了。

有几个苏联人，像彭科夫斯基和戈尔季耶夫斯基，确实是因为改变立场而决定为自己的信念工作的，但大多数背叛祖国的间谍都是心灵空虚，自以为重要的人物。

但在所有招募方法中，第四种也是最古怪的一种，被称为“闯进来”。顾名思义，就是对方径直找上门来，事先未打过招呼，主动提出愿意提供服务。

被闯进的情报机构对这种人总是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这肯定是对方“安插”进来的。因此，一九六〇年，当一位高个子俄罗斯人走进莫斯科美国大使馆，声称自己是苏联军事情报局（军情局）的一名上校并愿意为西方当间谍时，他被拒绝了。

那人在迷惘中去找了英国人，英国人让他试一试。结果奥列格・彭科夫斯基成了有史以来最神奇的间谍之一。在他短短的三十个月间谍生涯中，他把五千五百份文件转给了操纵他的英美情报机构，每一份文件都是机密级或绝密级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世人永远不会明白，肯尼迪总统怎么会知道尼基塔・赫鲁晓夫要打的整副牌，简直像扑克玩家在对手的背后安了一面镜子。那面镜子就是彭科夫斯基。

这位俄罗斯人冒了极大的风险，在还有机会离开苏联去西方时他拒绝离开。导弹危机之后他被苏联反间谍机构剥去伪装，受审后被枪决了。

那天晚上在特拉维夫，科比・德洛尔房间里的人对奥列格・彭科夫斯基的事都了如指掌。在情报界他是一个传奇。沙龙提到这个名字后，美梦浮上了他们的脑海。在巴格达有一个活生生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这是真的吗？这有可能是真的吗？

科比・德洛尔严肃地盯了大卫・沙龙很长一段时间。

“你心里有什么主意，年轻人？”

“我只是在想，”沙龙故作缺乏自信地说，“一封信……对任何人都没有风险，只是去一封信……问几个问题，难度较大的问题，我们想知道的事，看看他能否答得上来。”

德洛尔扭头去看格桑。外勤行动的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我是负责派遣人员的。”这话的意思似乎在说：“寄信我有什么可顾虑的？”

“好吧，大卫。我们给他写一封回信，问他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埃坦，你与大卫一起办这件事。信发出去之前先让我过目。”

埃坦・哈达尔和大卫・沙龙一起离开了。

“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什么。”中东处处长向他的门徒咕哝着说。

几名内勤专家极小心地起草了这封回信，先是希伯来语文本——翻译工作以后再进行。

在信一开始，大卫・沙龙仅仅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他对来信人表示感谢，并让他放心，信件已经安全抵达来信人想要它抵达的目的地。

回信继续说，来信人不会不明白，他的信因其源头和寄送方法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和怀疑。

大卫说，他知道来信人肯定不是傻瓜，因此应该知道“我们的人”需要建立某种诚意。

大卫继续向来信人保证说，如果他的诚意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支付报酬不成问题，但是产品应该与“我们的人”准备支付的报酬相符合。请问来信人是否愿意回答附件上所列的问题？

整封回信还要长一些、复杂一些，但要点是这些。沙龙最后给了来信人一个罗马的邮政地址，以便让他回复。

在特拉维夫的紧急要求之下，罗马情报站准备了一处已弃之不用的安全房作为联络站，将地址报了过来。从那时起，罗马情报站将时刻注意这个地址。如果有伊拉克特工去观察那里，情报站就会及时发现，行动也将会取消。

附件的二十个问题是专家们绞尽脑汁想出来、又精心筛选出来的。其中八个问题摩萨德已经知道了答案，只是试探对方。所以要想愚弄特拉维夫是不可能的。

另八个问题是关于正在发展中的事件，在事件有了结果时就可以鉴定答案的真实性。还有四个问题特拉维夫确实想知道答案，尤其是萨达姆・侯赛因本人的打算。

“让我们看看这个家伙的官位到底有多高。”在阅读那份问题清单时，科比・德洛尔说。

最后摩萨德从特拉维夫大学阿拉伯语系召来了一位教授，请他把信件内容写成阿拉伯文字。沙龙用阿拉伯语签上了他的名字——大卫。

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大卫想给写信人起一个代号，如果在巴格达的来信人不反对的话，叫他“耶利哥”不知他是否介意？

那封信从唯一一个设有以色列使馆的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开罗——寄出了。

信寄出后，大卫・沙龙一边继续忙于自己的工作，一边等待着。他越想越觉得这事不可思议。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一个由哈桑・拉曼尼那样聪明的人管理着反间谍网——邮政信箱极为危险。“直接”书写绝密情报也同样危险，但显然耶利哥根本不懂密信书写。而且如果这种关系要发展下去的话，使用普通邮件也不是一个办法。然而他认为，这事不大可能继续发展下去。

但是，事情有了下文。四个星期以后，耶利哥的复信到了罗马，并被原封不动地装进防爆盒内带到了特拉维夫。开启信封前仍采取了极为小心的防范措施——信封也许含有炸弹或涂有毒药。科学家们最后宣称不存在安全问题后，信封被开启了。

使他们大吃一惊的是，耶利哥的复信大有苗头。摩萨德已知答案的八个问题答得完全正确。另八个问题——军队调防、官员提升、罢免、政府要员的出访——要等事情发生后作核对。最后四个问题，特拉维夫既无从知晓也无法核对，但都回答得相当靠谱。

大卫・沙龙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文的内容即使遭拦截也不致造成安全问题：“亲爱的叔叔，来信收到，非常感谢。很高兴获悉你现在很好，身体也很健康。你提出的几件事需花时间，但一切都很顺利，我还会写信给你的。爱你的侄子，大卫。”

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内，认为耶利哥是个真心实意的投诚者的观点开始占了上风。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马上采取行动了。互相通信是一回事，操纵一名在残忍的独裁政权内的间谍是另一回事。再也不能以明明白白的书写、公开邮寄到邮政信箱的方法进行通讯了。那只能很快造成一场灾难。

摩萨德需要派一名外勤特工进入巴格达，住在那里，使用一切技巧来操纵耶利哥——密信书写、密码、死信箱，以及其他不会遭到截击的手段，把“产品”从巴格达弄到以色列。

“我没有那样的人，”格桑重复说，“我不会派遣一名以色列卡查长期在巴格达执行危险任务。这需要外交官身份掩护，要不然任何人不能去。”

“好吧，沙米，”德洛尔说，“要外交掩护。让我们看看谁合适。”

执行敌对任务的间谍可能会被抓住、拷打、绞死。而外交掩护的意义在于，正式委派的外交官，即使是去巴格达，也能避免这种不愉快的遭遇——外交人员如果从事间谍活动被抓住，只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驱逐。国际间这种事情一直是这样处理。

那年夏天，摩萨德的几个主要部门简直忙得发了狂，尤其是研究部。格桑早就告诉他们，他在巴格达的任何使馆里都没有安插过间谍。因为这事，他的工作计划全被打乱了。摩萨德开始去寻找合适的外交官。

驻巴格达的每一个外国使馆都被作了鉴定。以色列先从每一个国家的首都拿到他们驻巴格达的使馆人员名单。没人符合条件，没人曾为摩萨德工作过而且可以重新起用。这些名单中甚至连一个沙燕都没有。

最后，一名职员出了一个主意：联合国。这个世界性的组织在一九八八年时有一个机构驻在巴格达，即联合国西亚经济委员会。

摩萨德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里很活跃，于是拿到了一份职务清单。其中一人较适合：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一位年轻的犹太裔智利外交官。他不是受过训练的特工，但他是一名沙燕，因此可以推定他愿意提供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耶利哥的答复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事实。他说过要调防的部队果然调防了，他预先告知的官员提升和罢免果然发生了。

“要么萨达姆本人导演了这出闹剧，要么耶利哥彻底背叛了他的祖国。”科比・德洛尔这样评价说。

大卫・沙龙寄出了第三封信，也伪装得很好。在写第二封和第三封信时，已经不需要那位教授了。第三封信是写给巴格达的一位客户的，他订购了一些精细瓷器和玻璃器皿。大卫在信中说，很明显，稍微多一点耐心是必要的，这样可安排好转运，并可保证货物不致遭受意外灾难。

驻扎在南美洲的一名能说西班牙语的卡查立即被派到了圣地亚哥，并说服了本茨先生的父母，同意立即召唤他们的儿子请事假回来，理由是母亲得了重病。父亲打电话给在巴格达的儿子。焦急万分的儿子申请了三个星期的事假，当即获准并飞回了智利。

他回家见到的不是患病的母亲，而是整整一组摩萨德培训官。他们恳请他同意他们的要求。他与父母亲商量之后同意了。虽然全家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但对先辈的国土仍怀有强烈的感情。

在圣地亚哥的另一名沙燕，二话不说就借出了他在首都郊外海滨一座有围墙的花园别墅，训练组去那里开始了工作。

训练一个卡查，使他可以深入敌国操纵隐蔽的间谍，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训练组只有三周时间。他们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他们向这位三十岁的智利人传授如何用基本密码书写密信，如何使用微型照相机和微缩胶卷。他们带他到大街上，教他如何发现尾巴。他们警告他，千万别去甩掉尾巴，除非是在绝对紧急时——比如携带着机密情报。万一发现自己遭到跟踪，要取消约会或接收情报，改到以后再进行。

他们向他示范如何使用藏在假钢笔内的化学燃料，这样在洗手间里或在一个角落里几秒钟之内就能销毁证据。

他们把他带进小轿车内向他示范如何发现汽车尾巴。一人充当教员，其余的扮作“敌方”。他们不停地向他灌输，直至他头晕耳鸣，眼睛直冒金星，哀求要睡觉。

然后他们给他讲死信箱，或邮筒——可以留下信或收取信的秘密地点。他们向他示范如何在不同的地点建立邮筒——在墙上的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一块墓碑下面，一个树洞里，或一块地坪石下面。

三星期后，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告别含着眼泪的双亲，经伦敦飞回巴格达去了。在那栋别墅里，培训组长把身体往椅背一靠，筋疲力尽地用手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同事们说：“如果这个外行人能活着、不被抓住，我愿去麦加朝觐。”

训练组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的头儿可是一名虔诚的正宗犹太教徒。在向蒙卡达传授间谍技能期间，他们没一个人知道这个智利人回到巴格达以后要干什么。这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需要知道。连智利人自己也不知道具体要他干些什么。

在伦敦停留时，蒙卡达被带到了希斯罗机场旁的五角宾馆。在那里沙米・格桑和大卫・沙龙将任务告诉了他。

“不要试图去查明对方的身份，”格桑警告蒙卡达，“这件工作留给我们去做。只要建立和使用邮筒就行了。我们会寄给你问题清单。你是看不懂的——全是阿拉伯语。我们猜测耶利哥的英语水平不是很好，可能一点英语都不懂。千万不要试着去翻译我们寄给你的材料。只要把它放进其中一个你对他的邮筒即可，不要忘记标上相应的粉笔记号，这样他就知道了该到哪个邮筒去取。当你看到他的粉笔记号时，你就去他对你的邮筒，把他的答复取回来。”

在一个单独的卧室里，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领到了他的新行李。里面有一架宾得照相机，看上去就像普通游客用的相机，但装着可曝光一百多次的胶卷。还有一只看不出什么名堂的铝合金支架，用这个架子可以把照相机架在纸片上方恰好合适的距离之上。照相机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焦距。

他的洗漱用具盒内，放进了伪装成剃须液的化学燃料以及各种无色墨水。信纸袋里放置着各种经过处理的用于书信密写的纸张。

最后，他们告诉他与他们通讯的方法——他在智利受训期间他们设立了一个新途径。信件的伪装是讨论象棋——他原来就是一个棋迷，通信的对象是他的笔友——在纽约联合国总秘书处工作的乌干达人简斯汀・波可莫。他发出去的信一定要放进联合国外交邮袋，从巴格达带往纽约。回信也由波可莫从纽约发过来。

虽然本茨・蒙卡达不知道，但实际上在纽约确有一个叫波可莫的乌干达人。在邮件收发室里也有一名摩萨德的卡查截取邮件。

波可莫的来信在背面处理后，会显示出摩萨德的问题清单。他要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把清单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并放到双方商议好的其中一个邮筒里去，让耶利哥去取。耶利哥的回复应该是用蜘蛛似的阿拉伯语写的。回信的每一页纸都要拍照十次，以防万一模糊不清，然后把胶卷寄送给波可莫。

回到巴格达后，这位紧张得心快要跳出来的年轻智利人建立了六个邮筒，大都在断墙残垣上，破败房子的松动的砖头后，小巷子里某块地坪石下面，还有一个在一家废弃店铺的石头窗台下面。

每一次，他都以为会被可怕的秘密警察团团围住，但巴格达市民表现得与往常一样彬彬有礼，他去巡游时根本没人注意过他。他显然是一个好奇的外国游客，穿行在老市区、亚美尼亚区的大街小巷，在卡士拉的农贸市场、在老墓地等地方，寻找着没人想看的败瓦颓墙和松动的石块。

他记住了这六个不同的地点，三个用于他给耶利哥的信件，另三个用于耶利哥给他的回信。他还要选定六个地点——在某处墙上、大门上、百叶窗上——用来做记号。其中三处他来画粉笔记号，提醒耶利哥有给他的信件；另三个由耶利哥发信号，表示某个邮筒里有他的答复等待收取。

每一种粉笔记号对应一个不同的邮筒。他把这些邮筒和粉笔记号的地点写得极其精确，耶利哥凭描述能准确地找到它们。

他一直在注意有没有尾巴，不管驾车的还是步行的。有一次似乎有人在监视他，但那是马马虎虎的例行跟踪——看来秘密警察会偶然选几天跟踪外交官。第二天就没有尾巴了，于是他重新工作。

六个邮筒和六个粉笔记号地点全都建立起来后，他用打字机把详情打印出来，并用心记住了所有细节。他销毁了打字机色带，对打印在纸上的内容拍了照片，销毁了纸片，把胶卷寄给了波可莫先生。经过纽约东河岸联合国总部大楼的收发室，这个小包裹到了特拉维夫的大卫・沙龙手里。

要把这些通讯细节情况告诉耶利哥需要冒很大的风险。这就意味着要给巴格达那个讨厌的邮政信箱发去最后一封信。沙龙写给他的“朋友”说，他需要的资料将准确地在十四天以后，即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午寄达那个邮政信箱，而且必须在一小时内取走。

这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确切的书面指示于八月十六日到了蒙卡达的手中。十八日中午十二点差五分，他进入邮局，问了一下方向，走到那个邮政信箱前把厚厚的包裹投进去了。没人来拦住或逮捕他。一小时后，耶利哥用钥匙打开信箱把包裹取走了。同样也没人拦住或逮捕他。

安全的通信渠道建立起来后，信息就开始流通了。耶利哥坚持要对特拉维夫要的每一批情报标价，钱存入账户，情报才会发出。他指定了维也纳一家相当隐蔽的银行——温克勒银行，位于法兰齐斯卡纳广场旁边的巴尔加塞——并报出了一个账号。

特拉维夫同意了，并立即对那家银行进行了调查。那里确实有一个与此吻合的账户，因为特拉维夫第一笔转进去的两万美元没被带着问号退回转账行。

摩萨德建议耶利哥最好能挑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万一出了岔子他在西方的朋友可以照应”。耶利哥一口回绝了；而且他告诫他们，如果以任何方式试图去勘查那些邮筒或靠近他，或者不汇款，他将立即关闭渠道。

摩萨德同意了，但通过其他途径作了尝试。他们给他画了心理画像，研究了他的笔迹，将伊拉克的要人名单排出来仔细作了研究。内勤专家们能做出的全部猜测为，耶利哥是一个中年人，受过中等教育，也许能说一点结结巴巴的英语，有军人或类似军人的背景。

“这样的描述符合伊拉克高层集团的一半官员，复兴党的前五十名要员，还有张三的表弟李四。”科比・德洛尔不满地大声嚷嚷着说。

阿尔方索・本茨・蒙卡达把耶利哥操纵了两年，产品是纯金的。内容涉及政务、传统武器、军事进展、高级将领人事变动、兵器采购、火箭研究、毒气战、细菌战，以及两次企图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政变。只是涉及到伊拉克的核研究项目时，耶利哥才显得吞吞吐吐。摩萨德当然问了他这个问题。但他报告说，核研究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只有伊拉克物理学家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那样的人才知晓详情。如果施压太多会招致暴露的。

一九八九年秋天，耶利哥告诉特拉维夫说，格里・布尔已受到怀疑，并在布鲁塞尔被来自伊拉克安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盯上了。当时摩萨德也在利用布尔，作为了解伊拉克火箭项目进度的另一条渠道，所以摩萨德想尽办法去警告过布尔。但他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知道的事当面说出来——那等于告诉他，他们在伊拉克高层有一份财产，这样的财产是任何情报机构都不想暴露的。

所以，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在布鲁塞尔情报站的卡查转弯抹角地留下了一些信号：给录像带倒了带，把玻璃杯移了位，把窗户打开，甚至还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一绺女人的长发。

那位火炮设计师开始担心了，但程度还不够。耶利哥关于要干掉布尔的情报到得太晚。暗杀已经执行了。

耶利哥的情报给摩萨德描绘了一幅近乎完整的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准备入侵科威特的军队集结图。他提供的关于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让乔纳森・波拉德——当时已经被捕并被判终身监禁——已传递给他们的图示证据得到确认，并且更加细化了。

摩萨德注意到这些已知的情报，并推测美国人肯定也已经知道了，这样，他们等待着美国的反应。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化学项目、核项目和细菌项目陆续取得进展，西方仍是麻木不仁，于是特拉维夫保持着沉默。

到一九九〇年八月，摩萨德已经将总计两百万美元转到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上。耶利哥是昂贵的，但也是出色的，特拉维夫认为这个钱花得值。随后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不可预见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联合国在八月二日通过决议，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随后认为不应该在巴格达保留任何联合国机构继续支持萨达姆。八月七日，西亚经济委员会突然关闭，其外交人员被召回。

本茨・蒙卡达在撤走之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他在一个邮筒里留下一封信，告诉耶利哥他要走了，联系就此中断。然而，他有可能回来，因此耶利哥应该继续去巡视那几个地点，看有无粉笔记号。然后他离开了。年轻的智利人在伦敦进行了全面的汇报，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倒出来给大卫・沙龙为止。

这样，科比・德洛尔就能正视着奇普・巴伯的脸说谎了。美国人问他的时候，他并没操纵巴格达的财产。要向美国人承认他从来不曾弄清那个叛徒的名字，现在甚至失去了联系，这太难堪了。但是，诚如沙米・格桑的直言相告，万一美国人发觉……他要到后来才知道，也许他确实应该提到耶利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