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们走了以后，马丁返回沙漠，挖出之前埋在那里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又开到离掩埋地点三英里处，打开卫星天线，开始用加密的收发报机联系利雅得的那座房子。

伏击战结束后一小时，那辆焚毁的小车被一支巡逻队发现了。尸体被运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阿尔阿丹医院。

在秘密警察局一名双眼怒视的上校监督下，法医病理学家作了尸体解剖。他看到了尸体上的枪眼——在烧成碳质的肉体上留下了小孔。他有家室，也有自己的女儿。他知道那个惨遭强奸的年轻女护士。

结束尸检后，他把白布盖在了第三具尸身上，开始摘下手套。

“恐怕他们撞车起火，死于窒息，”他说，“愿真主仁慈。”

秘密警察咕哝了一声离开了。

与志愿小组的第三次会面时，贝都驾车把他们载到了沙漠里，这是科威特市以西、贾赫拉南边的一个僻静的地方。五位年轻人像参加野餐那样坐在沙地上，注视着他们的老师从一只帆布背包里把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放到一块驼毯上。他开始逐一介绍。

“塑胶炸药。操作简便，性能稳定。”

他把一块像黏土一样的物质挤到手中。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他的父亲是开烟杂店的，已经按要求带来了一些空的香烟盒子。

“这是定时笔，”贝都说，“是由雷管和定时器组成的。当你们扭动上面这个蝶形螺母时，里面的酸液瓶被打破，酸液开始腐蚀铜板。这个过程需六十秒钟。此后，水银的反应将引爆炸药。看着。”

他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他拿起一块香烟盒大小的塑胶高爆炸药，放进烟盒里，又把雷管插入了炸药中间。

“现在，这样转动蝶形螺母后，你们要做的事情是盖上盒盖，在盒子外面扎上一条牛皮筋……这样……就把它封住了。要到最后时刻才做这一步。”

他把盒子放在他们围坐的圈子中央。

“然而，六十秒钟要比你们想象的长得多。你们有时间走近伊军卡车、掩体、装甲车，等等，放好盒子，然后走开。要走，不要跑。跑会立即引起他人警觉。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转过街角。继续行走，不要奔跑，即使在你们听到爆炸声之后也不要跑。”

他瞟了一眼腕上的手表。三十秒。

“贝都。”银行职员说。

“什么事？”

“那不是真的，对吗？”

“什么？”

“你刚才制作的那颗炸弹。它是假的，对吗？”

四十五秒。贝都俯身把它捡了起来。

“噢，不。它是一个真家伙。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六十秒钟时间到底有多长。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能慌乱，慌乱会要了你们的命，要时刻保持镇定。”

他用手腕灵巧地一挥，烟盒旋转着飞过了沙丘，落在其中一个沙丘后面爆炸了。巨响震撼了坐在沙地上的每个人，风中弥漫着被爆炸掀起来的沙尘。

在海湾北部的高空，一架美国阿瓦克斯飞机上的热感应器检测到了这次爆炸。飞机上的操作员向机长报告了这一情况。机长看了一眼电子屏幕。热源的亮点正在消退。

“爆炸强度？”

“我想，相当于一颗坦克炮弹吧，先生。”

“好的。记录下来。不采取行动。”

“今天你们就能学会制作这种东西。雷管和定时笔你们可放在这里携带。”贝都说。

他取出一根装雪茄的铝管，把雷管用棉花胎包上后插进铝管，然后旋上了管套。

“塑胶炸药你们可这样携带。”

他拿出一片肥皂的包装纸，取了大约四盎司的炸药，捏成肥皂的形状，包起来，又用一英寸的胶带封了口。

“香烟盒子你们自己去解决，不要哈瓦那那种大烟盒，要小型的切鲁茨。随身一定要带两盒真的切鲁茨香烟，以防被拦住搜身。如果伊军士兵要拿走你们的雪茄管、烟盒或肥皂，就让他们拿。”

他让他们在太阳底下练习，直至他们能在三十秒钟内打开“肥皂”，倒空烟盒，准备炸弹，扎上橡皮筋。

“这些准备工作你们可以在轿车后座、咖啡馆的洗手间或门厅里进行，晚上可以在树后进行。”他告诉他们，“先要选中目标。确认旁边没有人能幸存下来。然后转动蝶形螺母，合上盖子，扣上牛皮筋，走上去，放好炸弹，再走开。从你们转动蝶形螺母时候起，慢慢地数到五十。如果在五十秒时仍未把炸弹脱手，那么就尽可能把它扔得远一些。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们将在黑夜里干这种事情，所以现在也练一练。”

他让小组成员逐一蒙上眼睛，然后观看学员们摸索着制作炸弹。快到傍晚时分，他们都可以只凭触摸制作了。天黑下来以前，贝都把背包里剩余的东西都给了他们，足够每位学员做成六块“肥皂”和六支定时笔。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同意提供所有的烟盒和铝管。棉胎、肥皂包装纸和牛皮筋他们自己能收集。然后他驾车送他们回城。

整个九月份，总部设在希尔顿宾馆的秘密警察局收到了一连串的报告，表明袭击伊拉克军人和军事设备的事件正在不断升级。局长沙巴维因为接连受挫而怒气冲天。

事情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听说科威特人是老实人，不会惹麻烦，他们都会按吩咐行事。但现在的情况表明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科威特存在着好几个抵抗运动组织，大多数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协调。在鲁梅蒂亚的什叶派区，伊拉克士兵时而失踪。什叶派穆斯林仇视伊拉克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他们的教友——伊朗的几十万什叶派教徒在两伊战争中惨遭杀戮。游荡到鲁梅蒂亚区小巷子里的伊军士兵被割断喉咙，尸体被丢进下水道，永远地消失了。

在逊尼派地区，抵抗运动主要集中在伊拉克人极少光顾的清真寺里。传递情报、武器交流、制订计划，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最有组织的抵抗由科威特的著名人士领导。这些人受过教育，又有财力。阿尔卡里法先生成了他们的资助人，他出资金提供食物使科威特人能吃饱肚子，还在食物的隐藏下从外面偷运其他货物。

该组织有六个目标，其中五个是消极抵抗的形式，各有自己的部门。一个是证件部，在内务部工作的成员为每一位成员伪造完美的证件。第二个部门是情报部，负责时刻了解伊军向联军方向调防的情报，尤其是伊军的兵力、武器、海岸要塞和导弹布置情报。第三个部门管行政后勤，水电供应，消防和医疗。后来，伊军被彻底击败时，伊拉克人打开了原油阀门，开始向海里排放石油。科威特的石油工程师准确无误地告诉美国的战斗轰炸机，应该打击哪些阀门切断油流。

在市区各处活动的社区委员会与蛰居在公寓里的西方人经常联系，保护他们躲过伊军拖网式的搜查。

他们还用装在吉普车上的假油箱从沙特偷运进来一套卫星电话系统。这台不像马丁那台收发报机那样加了密，但通过经常移动的方式，也可避开伊拉克的检测，从而与利雅得保持必要的联系。一位年长的无线电爱好者在整个被占期间坚持工作，把七千条信息发送给位于美国科罗拉多的另一名无线电爱好者。这些信息又被转发给国务院。

再就是积极抵抗。主要领导者是一位科威特上校，他是在入侵第一天从国防部大楼里逃出来的。他有一个儿子叫福阿德，所以他的代号就成了阿布福阿德，即福阿德之父。

萨达姆・侯赛因最终放弃了在科威特组成一个傀儡政府，而是任命阿里・哈桑・马吉德为科威特省省长。

抵抗运动不是儿戏。地下游击队的行动规模虽小，但也很残酷。秘密警察的反应是设立了两个审讯中心，一个在卡塔哈马体育中心，另一个在喀迪西亚体育场。秘密警察头子奥马尔・卡蒂布在巴格达郊外阿布格雷布监狱使用的手段，被搬到这里来广泛地应用。在科威特解放之前，五百个科威特人在这里死去，其中二百五十人是被枪决的，许多人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刑讯折磨之后死的。

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坐在希尔顿宾馆的书桌前，阅读着他手下现场人员发来的报告。他是九月十五日从巴格达过来作短期视察的。这些报告读起来使人很不愉快。

袭击伊军边远哨所、警卫室、卡车和路障的恶性事件在持续增加。这主要是秘密警察的问题——镇压当地的抵抗由他们负责。而且可以预见，根据拉曼尼的观点，毫无人性的卡蒂布肯定使用了高压手段。

拉曼尼不喜欢采用刑讯和拷打的方法，但他的对手——秘密警察局却津津乐道于此。他宁愿依靠耐心的侦察、推理，依靠智谋，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这些年使总统稳坐宝座的诀窍无非是在伊拉克实施恐怖统治。他还不得不承认，根据他受的教育，那位出身于提克里特小镇的邪恶疯子已经让他觉得很恐怖了。

他尝试过去说服总统，让他去负责科威特的情报工作，但得到的答复是一声坚定的“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已经向他解释过了。他，拉曼尼负责保护国家免受外国间谍的破坏活动。而总统不会承认科威特是外国，它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所以维持科威特治安的工作应由奥马尔・卡蒂布负责。

那天上午拉曼尼在希尔顿宾馆翻阅那些报告时，他松了一口气，还好这不是他的任务。简直是噩梦，而且正如他所预见的，萨达姆・侯赛因一直在出错牌。

拿西方人质作为阻止进攻的盾牌是一场灾难，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萨达姆已经错过了挥师南下夺取沙特油田，从而把法赫德国王逼到谈判桌上的机会，而现在，美国人正在潮水般地涌进海湾。

所有同化科威特的企图正遭到失败，一个月之内，或许更短，北线国境上有了美国作后盾的沙特阿拉伯就会变得坚不可摧。

他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既不能不失面子地撤出科威特，也不能在遭到进攻时不丢更大面子地坚守那里。然而总统周围的人仍充满信心，似乎确信会出现某种奇迹。那人到底在期盼什么呢？拉曼尼感到纳闷。难道真主本人会从天上降临帮他把敌人打退吗？

拉曼尼从书桌旁起身走到窗边。他喜欢在考虑问题时踱步，这能让他的脑细胞更加活跃。他低头去看窗外。下面曾经是波光粼粼的游艇港池，现在成了垃圾箱。

他办公桌上的报告中，有件事情使他有点不安。他转身重新翻了一遍报告。是的，有点离奇。袭击伊军事件，有些是用手枪和步枪干的；另有一些用的是工业TNT制成的炸弹。但还有其他。不少爆炸袭击清楚地表明使用了塑胶炸药。科威特从来不曾有过塑胶炸药，更不用说高爆塑胶炸药了。因此，是谁在使用？又是从哪里得到的？

还有无线电监听报告说，有一台加密的收发报机一直在沙漠中到处漫游，在不同的时间向空中播发，发出的是持续十至十五分钟的经过扰频处理的通话，然后就沉寂了。而且总是在不同的坐标方位出现。

然后还有一些报告，是关于一个奇怪的贝都因人，他似乎是在随意游荡，出没无常，在他的身后总会留下一连串的袭击、破坏事件。两名受重伤的士兵死前报告说看见了那个人，个子高高的，头上戴着一条红白格子的茶巾，下垂的一头拉过来遮住了脸。

两名在严刑逼供之下的科威特人，也吐露了这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贝都的传说，但他们声称并没有实际见过他。沙巴维手下的秘密警察正试图增加他们的痛苦，逼迫他们说见过那个人。傻瓜。当然，犯人为减轻皮肉痛苦会编造出一些新发现。

哈桑・拉曼尼越是想着这事，就越是确信，在他的地头上有了一个从国外渗透进来的特务，这件事肯定是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他很难相信有贝都因人知道塑胶炸药和加密收发报机——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贝都因人的话。那个人也许受过一些如何放置炸弹的训练，似乎他还在亲自执行许多袭击行动。

要去抓捕在市区和沙漠里游荡着的每一个贝都因人，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是秘密警察的任务。他们会乱抓一气，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对拉曼尼来说，这个问题有三个解决方案：第一，在那人实施袭击行动时当场抓住他——但那只能是碰巧，这种情况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第二，抓住他的一个同谋，然后跟踪到他的老巢；或者第三，趁他在沙漠里发报时把他人赃俱获。

拉曼尼决定采用第三个方案。他将从伊拉克抽调他最佳的无线电监控小组，把他们布置在不同的地点，努力确定发报源头。他还需要一架军用直升机备用，以及一支可以立即开拔的特种部队小分队。他一回到巴格达就要抓这件事。

那一天在科威特，哈桑・拉曼尼并不是唯一对那位贝都感兴趣的人。在离希尔顿宾馆几英里的一座别墅里，一位留着大胡子的年轻英俊的科威特陆军上校正身着棉布袍子，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一位朋友给他讲述一件有趣的事。

“我坐在汽车里停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没有特别去观察什么，这时候我注意到十字路口对面有一辆伊军卡车。它停在那里，驾驶室旁边围着一队士兵在吃东西，抽烟。然后有一个年轻人，是我们的同胞，从一家咖啡馆里走出来，手里抓着一只小盒子似的东西。它真的很小，我也没去想。然后我看见他把那小盒子扔到卡车下面。接着他就转过街角消失了。绿灯亮了，我留在那里没动。

“五秒钟之内，那辆军车解体了。我的意思是卡车炸得四分五裂。周围的士兵都倒在地上，双腿都不见了。我还从来不曾见过哪种小盒子大的东西有那么大的破坏力。我调转车头，赶在秘密警察到来之前离开了那里。”

“塑胶炸弹。”陆军上校沉思着说，“肯定是贝都手下的人干的。那家伙到底是谁？我倒想见见他。”

“妙就妙在我认出了那个小伙子。”

“什么？”年轻的上校俯身向前，他的脸兴奋得放出光来。

“我到这里来可不是为了把你已经知道的事再重复一遍。我告诉你，我认出了放炸弹的那个人。阿布福阿德，几年来我一直在他父亲的店里买香烟。”

三天后在伦敦，当莱因哈特博士向美杜莎委员会报到时，他看上去一脸的倦容。他已经卸去了在波顿唐的常规工作，但第一次会议带回的资料，以及此后不断增加的补充材料，已经让他忙得焦头烂额了。

“调查研究工作可能还不完整，”他汇报说，“但已经发现了一些综合性的情况。

“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萨达姆・侯赛因先生具有生产大量毒气的能力，我估计年产量可达一千吨以上。

“两伊战争期间，一些遭受毒气攻击的伊朗士兵在我们英国进行了治疗，我当时对他们作过伤势检查。那时候，我们已能辨明伊拉克人使用了光气和芥子毒气。

“更坏的消息是，我丝毫也不怀疑伊拉克现在大量拥有两种更为致命的毒气，即德国发明的两种神经毒气，沙林和塔本。如果这两种毒气在两伊战争也使用了的话——我认为是使用了，那么中毒的人就没有到英国接受治疗的问题了，他们会当场死亡。”

“这些……呃……毒剂有多厉害，莱因哈特博士？”保罗・斯普鲁斯爵士问道。

“保罗爵士，你有妻子吗？”

大都市官员吃了一惊。

“哦，是的，我结婚了。”

“那么，斯普鲁斯夫人是否用过带喷雾器的香水？”

“是的，我见过她喷洒香水。”

“你是否注意到从喷雾器喷出来的雾状香水有多精细？液体的微滴有多微小？”

“是的，确实是这样，考虑到香水的价格，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这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不管怎样，保罗爵士喜欢这个玩笑。

“你的皮肤上沾上沙林或塔本的两颗微滴，你就死定了。”来自波顿唐的化学家说。

没人微笑了。

“伊拉克寻求神经毒气可追溯到一九七六年。那年他们接触了英国的ICI公司，说他们想建一座杀虫剂工厂，生产消除害虫的药品。但由于他们所要求的材料，ICI公司回绝了他们。伊拉克人出示的产品规格，都是防腐反应器容器、管道和泵浦等，这使ICI深信其真正的最终目标不是化学杀虫剂而是神经毒气。这笔生意被拒绝了。”

“感谢上帝。”保罗爵士说，并做了笔记。

“但不是人人都拒绝他们，”这位前维也纳的难民继续介绍，“他们的借口总是说伊拉克需要生产除草剂和杀虫剂，这些产品里当然含有毒气。”

“他们不是真的生产这些农药？”巴克斯曼问。

“不是。”莱因哈特说，“对一位专业化学师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数量和类型。一九八一年，伊拉克人让一家德国公司为他们建了一个布局很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实验室。它的目的是生产五氯化磷，这是生产有机磷的基本化工原料，而有机磷是神经毒气的其中一种配料。正常的大学实验室不需要操作这种骇人听闻的物质。参加项目的化学工程师肯定知道这一点。

“对出口许可证的进一步查核发现还有硫二甘醇的订单。这种物质与盐酸混合后可生产出芥子毒气。硫二甘醇也是圆珠笔油墨的原料，只是用量极其微小。”

“他们买了多少？”辛克莱问。

“五百吨。”

“能做许多圆珠笔呢。”巴克斯曼咕哝着说。

“那是一九八三年初，”莱因哈特说，“到夏季时他们的萨马拉毒气工厂投产了，生产双氯乙基硫，即芥子气。十二月份他们开始用到伊朗人身上。

“在伊朗人的第一次进攻浪潮中，伊拉克人使用了黄雨、双氯乙基硫和塔本的混合剂。到一九八五年，他们改进了混合剂，由氰化物、芥子气、塔本和沙林组成，致使伊朗步兵的死亡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

“博士，我们是否把议题集中于神经毒气？”辛克莱提议，“看起来那是真正致命的物质。”

“好的。”莱因哈特博士说，“从一九八四年起，他们开始采购氯氧化磷，那是生产塔本毒气和两种沙林毒气——三甲基亚硝酸盐及氟化钾——的重要基础化工品。他们试图向一家荷兰公司订购这三种化学品，总共二百五十吨。如果是除草剂，那这个数量足以杀死中东地区每一棵树和每一株草。与ICI一样，荷兰人也拒绝了他们，但后来伊拉克人还是买到了两种不受限制的化学品：生产塔本的二甲胺和生产沙林的异丙醇。”

“如果这些原料在欧洲是不受限制的，你怎么知道他们买这些东西不是真的做杀虫剂？”保罗爵士问道。

“因为数量，”莱因哈特博士回答，“还有化学品的制造加工设备，以及工厂的布局。内行的化学工程师从这些就知道，购买这些东西只能是为了生产毒气。”

“博士，你知道在过去几年里主要供货商是谁吗？”保罗爵士问。

“哦，我知道。早年间，主要是苏联和东德，还有其他八个国家出口给他们，绝大多数为未受限制的小量化学品。但百分之八十的工厂、设计、机器、专用加工设备、化学品和技术来自于西德。”

“实际上，”辛克莱拖长声音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波恩抗议。他们总是不加理会。博士，你能不能在我们给你的照片上指认这些毒气工厂？”

“当然能。有些毒气工厂在照片上直接就能看得出来。还有些要用放大镜去分辨。”

化学博士把五张航拍的大照片摊在了桌子上。

“我不懂这些阿拉伯名字，但这些编号可以指代照片上的物体，对不对？”

“是的。你只要指认那些建筑物就行了。”辛克莱说。

“这里，整个十七栋楼的建筑群……这里，这座单独的大工厂——你们看见这个空气洗涤装置了吗？还有这里，这个……和这个八座楼房的建筑群……以及这一个。”

辛克莱仔细对照着从公文箱里取出来的一份清单，严肃地点点头。

“如同我们所想。喀姆、法鲁贾赫、希拉赫、萨尔曼帕克和萨马拉。博士，非常感谢你。我们在美国的科学家与你的猜测完全相同。它们将成为我们空袭的第一批目标。”

散会后，辛克莱、西蒙・巴克斯曼和特里・马丁一起走向皮卡迪里广场，去理查克斯咖啡馆喝咖啡。

“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人是怎么想的，”辛克莱一边搅拌着蒸馏咖啡一边说，“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最可怕的是毒气威胁。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对此确信无疑。他称之为噩梦方案：大面积毒气进攻，向我们的部队喷洒毒雨。开始地面战时，我们的战士要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护服，从头到脚保护起来。令人欣慰的是，毒气一旦暴露在空中后，其毒性不能长久维持。毒气触及沙漠后就失效了。特里，你好像不太相信。”

“这种毒气雨雾，”马丁说，“萨达姆如何发射？”

辛克莱耸耸肩。

“大炮发射吧，我想。他就是这么对付伊朗人的。”

“你们不去炸毁他的大炮吗？大炮只有三十公里的射程。肯定安放在沙漠里的某个地方。”

“当然了，”美国人说，“不管如何隐蔽，如何伪装，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找到那里的每一门大炮和每一辆坦克。”

“那么如果他的大炮都被炸毁了，萨达姆还有什么方法施放毒雨呢？”

“战斗轰炸机吧，我猜。”

“但你们开始地面战时也已经把它们摧毁了呀，”马丁指出，“萨达姆没剩下任何会飞的东西了。”

“好吧，那么飞毛腿导弹——不管是什么。他会去尝试一切可能，而我们将把它们一一消灭。对不起，朋友们，我要走了。”

“你有什么想法，特里？”中情局特工走了之后，巴克斯曼问道。特里・马丁叹了一口气。

“唉，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有萨达姆和他的作战计划员知道。他们不会低估美国的空中力量。西蒙，给我弄一份萨达姆过去六个月的演讲好吗？阿拉伯语，一定要阿拉伯语的。”

“好的，我想可以吧。切尔特南的政府通讯总局里应该有，或者，英国广播公司的阿拉伯语部也有。要录音带还是要文稿？”

“如果可能，还是要录音带吧。”

此后的三天里，特里・马丁一直在听来自巴格达的那个带喉音的声音高谈阔论。他把磁带倒过来，放过去，反复听了几遍，总是抹不去心里的担忧——为什么这位深陷麻烦的伊拉克暴君一直喋喋不休地发出错误的声音？要么是他不知道或没认识到他的麻烦有多严重，要么是他知道敌人所不知道的某些事情。

萨达姆・侯赛因于九月二十一日在革命指挥委员会作了一次新的演讲，或者说是一项声明，其中使用了一个特别词汇。在声明中，他宣称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任何企图驱逐伊拉克的尝试都会导致“一切战役之母”。

就是这么翻译的。媒体喜欢这个词，它成了引人注意的词语。

马丁博士研究了一番讲话录音，然后打电话给西蒙・巴克斯曼。

“我一直在研究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的方言。”他说。

“噢，老天，你有这个兴致呀。”巴克斯曼回答。

“问题是，他用的那个词：‘一切战役之母’。”

“是呀，这话怎么啦？”

“那个被翻译成‘战役’的词，在他的家乡，它还有‘伤亡’或‘浴血’的意思。”

线路的另一头一阵沉默。

“别担心这个。”

尽管如此，特里・马丁还是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