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总统在八月二日凌晨四点四十五分被唤醒，签发了那些文件。在伦敦，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已起床，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在坐飞机赴美国前，她也已经签妥了相同的文件。

另一个主要步骤是，提请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入侵，并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这就是安理会第660号决议，是在同一天凌晨四点四十分签发的。

黎明时分，电视会议结束了，与会者有两小时的时间可以回家去梳洗一下，刮刮脸，换件衣服，再回到白宫，参加上午八点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的、由布什总统亲自主持的全会。

全会新加入的人有，国防部的理查德・切尼，财政部的尼古拉斯・布雷迪，和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鲍勃・金米特继续代表国务院出席会议，因为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都不在市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从佛罗里达回来了，并带来了负责中央军区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后者身材高大、粗壮，他的情况在后文中会有更多介绍。在他们进入会议室时，施瓦茨科普夫走在鲍威尔上将的身旁。

乔治・布什于上午九点十五分离开了会议，这时候雷和梅贝拉・沃克已经千恩万谢地登上飞机，正掠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朝西北方向的家乡安全飞去。总统在白宫南草坪坐上一架直升机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专机飞赴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根据日程安排，他要作一个关于美国防务需求的演讲。现在看来，这个题材很合适，但这一天比预见的要忙得多。

在空中他接听了约旦国王侯赛因打来的一个电话。约旦是伊拉克旁边躲在阴影中的一个君主立宪制小国家。此刻哈希米特国王在开罗，正与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会面。

侯赛因国王强烈要求美国给阿拉伯国家几天时间，去努力和平解决这次争端。他本人建议召开一次四国会议，由穆巴拉克总统、他本人和萨达姆・侯赛因参加，并由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陛下作为会议的主席。他满怀信心地说，他们能在会上说服伊拉克独裁者从科威特撤军。但他需要三天、也许四天时间，而且与会国不要公开谴责伊拉克。

布什总统告诉他：“行，听你的。”这位不幸的总统说这话时还没有见到从伦敦来的撒切尔夫人。她在阿斯彭等他。他们那天晚上会面了。

铁娘子很快就明白，她的好朋友又要开始动摇了。在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她的唇枪舌剑让美国总统简直难以招架。

“不行。不能让他做了坏事就这么算了，乔治。”

面对那双一闪一闪的蓝眼睛，听到空调的气流吹拂过来的坚定语调，乔治・布什承认，这也不是美国的意图。他的亲信后来发觉，让他担忧的与其说是萨达姆・侯赛因的大炮和坦克，倒不如说是撒切尔夫人那只使人气馁的手提包。

八月三日，美国与埃及进行了秘密协商。穆巴拉克总统被提醒，他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地依赖于美国；埃及欠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少钱；以及美国给了他多少援助。八月四日，埃及政府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谴责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径。

让约旦国王沮丧的是，伊拉克暴君断然拒绝赴吉达，坐到霍斯尼・穆巴拉克的身旁参加由法赫德国王主持的会议。这倒也不意外。

对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说，这是对素以彬彬有礼著称的阿拉伯文化的公然怠慢。法赫德国王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相当通情达理的人，他感到很不高兴。

这是吉达会议未能召开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沙特的君主看到了美国人从太空中拍摄的照片。照片证明，伊拉克军队不但没有停止前进，而且仍处于战斗状态，并不断向着科威特南方与沙特的国境线推进。

伊拉克人真的胆敢越过国境入侵沙特阿拉伯吗？砝码在增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为世界第一。其次是科威特，按照目前的开采量，还有可开采一百多年的储存量。第三位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萨达姆・侯赛因就能把排名倒过来了。再者，沙特百分之九十的油井和油田分布在王国东北端的达兰、佐法尔、达曼和朱拜尔，以及这些港口的后方腹地。这个三角形正好处在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作战师的进军道路上，而且照片证明还有更多的伊军作战师正在涌入科威特。

八月六日，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请求美军进入王国保卫其安全。

当天，美军第一批战斗轰炸机飞赴中东。“沙漠盾牌”行动开始了。

哈桑・拉曼尼准将跳下他的公务轿车，踏上希尔顿宾馆门前的台阶。该宾馆已经作为伊拉克安全部队在被占科威特的总部。八月四日上午，当他推开玻璃门进入大堂时，他感到很有趣，因为希尔顿就在美国大使馆的隔壁，两者都在海边，看出去是阿拉伯湾波光粼粼的湛蓝的海水，景色美不胜收。

从使馆看出去的全部景色也仅限于此——因为在他的建议下，使馆大楼已经立即被共和国卫队包围起来了，并将一直包围着。他不能防止外国外交官从他们的领土上发电报给国内政府，他也没有超级计算机去破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使用的复杂密码。但身为反间谍局局长他很清楚，美国外交人员如果被限制得只能从窗户往外看，其实就没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情报可往家里发送了。

对英美外交人员来说，剩下来的可能性就是通过电话，从那些仍逍遥在科威特的本国同胞们那里收集情报了。这对拉曼尼又是一件头等大事：要确保大使馆的所有外线电话要么切断要么被窃听——窃听更好些。但他手下的大部分得力干将都在巴格达。

他走进分配给反间局的套房，脱下制服，把它扔给了他的副官——副官刚刚给他扛上来两大箱文件，大汗淋漓——走到窗前去看窗下的酒店泳池。待会儿游游泳倒是一个好主意，他想，然后他看见有两名战士正在那里灌水瓶，另有两名在往那里撒尿。他叹了一口气。

三十七岁的拉曼尼是一个整洁、英俊的男人，脸刮得光光的——他不喜欢蓄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小胡子。他就是他，有自知之明，靠的是工作出色而不是政治影响；他是那帮靠政治发家的白痴们中间的技术专家。

他的外国朋友问他，为什么你要为这个政权效劳？通常是在拉希德宾馆的酒吧，或在更隐秘的地方，他把那些外国人灌得半醉时他们会问。他能够与他们混在一起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但每次他都能保持清醒。他并不由于宗教而反对饮酒，他会点个金汤力（一种鸡尾酒），但他让酒吧侍者给他上的实际上是汤力水（无酒精的汽水）。

此时，他会对这个提问笑笑，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一个伊拉克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你们让我去为哪一个政府服务呢？

私下里，他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为一个打心底里讨厌的政权服务。如果确实有某种爱国情怀，那也是来自于对他的国家、人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感情——而复兴党早就不再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了。

但主要原因是他想有所作为。对于他这一代伊拉克人来说，选择并不多。他可以反对这个政权，继之离开祖国移居国外，躲开秘密警察的追捕，靠阿拉伯语-英语翻译工作挣得一口饭吃。

他也可以留在伊拉克。

那样的话就有三种选择。继续反对这个政权，直至在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的刑讯室里结束生命；或者当一个自由职业的工商经营者，在一个系统性走下坡路的经济体中苦苦挣扎；或者对那些白痴言听计从，保持微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

他认为最后一种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像莱因哈德・盖伦那样，先是为希特勒效劳，继之为美国人、西德人服务；像马库斯・沃尔夫那样，为东德工作，但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他是一位象棋大师，他为游戏而活着，为间谍与反间谍的阴谋活动而活着。伊拉克只是他的人生棋盘。他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家也明白这一点。

哈桑・拉曼尼从窗边走回来，坐到书桌后面的椅子里开始写笔记。即使科威特能成为第十九个省，他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打算在科威特待多久。他怀疑其本人也不一定知道。如果伊拉克要撤军，那么没有必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反间谍活动去封堵所有漏洞。

私下里，他相信萨达姆其实能够逃脱处罚。但这需要认真布局，走对每一步，说对每一句话。第一个阴谋是必须参加明天在吉达的会议，去奉承法赫德国王，稳住他，让他宣称伊拉克无非是想要一个公正的条约，对石油，海湾进出门户，那笔巨额贷款讨个说法。这种方法，可以把整个事情圈在阿拉伯人范围之内，不让美英插进来。萨达姆就可以依照阿拉伯人的事情应由阿拉伯人自己处理的原则，一直瞒骗下去。

西方的注意力会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差，他们听够了这种话，就会把这件事让四位阿拉伯人——两位国王和两位总统去处理。只要石油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把他们浸泡在其中，他们就高兴了。除非科威特遭到野蛮的强暴，媒体也会扔掉这个议题，流亡在沙特阿拉伯某地的萨巴赫政权会被人们淡忘，科威特人会习惯在新政府领导下的生活，而撤出科威特的会议会咬文嚼字地拖上十年的时间，直至失去其重要性。

事情可以这么做，但需要适当的手法。希特勒的手法——“我只寻求公正的和平解决。这绝对是我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沙特国王法赫德会中计的——没有谁对科威特人存有特殊好感，更不用说对萨巴赫这个贪图安逸的人了。法赫德国王和侯赛因国王会扔掉他们的，就像一九三八年张伯伦扔掉捷克人那样。

麻烦在于，尽管萨达姆有许多小聪明——要不然他也活不到现在——但在战略上和外交上，他却是一个扮演滑稽角色的小丑。哈桑・拉曼尼估算，总统会在某方面把事情搞砸的——他既不想撤兵，也不愿继续进军去夺取沙特的油田，这样能给西方世界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使得西方也束手无策，除非摧毁油田，影响一代人的繁荣。

“西方”指的是美国人，还有与其站在一起的英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哈特利校长的塔西西亚预科学校的五年间，他学会了完美的英语，懂得了英国风俗，也明白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事先不给警告狠揍你一拳的习惯。

他摸了摸多年前曾遭过这么一拳的下巴，不禁哈哈地笑出声来。在房间的另一头，他的副官吓了一跳。该死的麦克・马丁，你现在在哪里呀？

哈桑・拉曼尼，这位聪明、有文化、有知识、有自制力、出身大都市、为一帮歹徒组成的政权服务的上层社会精英，开始埋头工作。工作量很大。值此八月份之际，在科威特共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其中只有六十万是科威特人。另有六十万是巴勒斯坦人，这当中有些人忠于科威特；有些人站在伊拉克一边——巴解组织已经这么做了；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将俯首称臣。然后是三十万埃及人，其中有些无疑是为开罗工作的，现在等于是在为华盛顿或伦敦工作。还有二十五万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和菲律宾人，主要是蓝领工人或私家佣人。身为伊拉克人，他相信科威特人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即使是屁股被跳蚤叮了一下，也非得呼唤外国佣人给自己搔痒不可。

最后，还有五万名第一世界的公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丹麦人等等。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打击外国人的谍报活动。他为以前使用信使和电话搞情报的日子叹了一口气……作为反间局局长，他可以关闭边境和切断电话线。但当今世界连傻瓜都能通过人造卫星，用移动电话或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与加利福尼亚通话。很难截取或追踪源头，除非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而这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他知道他无法控制难民潮涌出国境，信息随之外流。他也无法改变头顶上美国卫星的轨迹，他怀疑现在美国的所有间谍卫星都已经重新调整了轨道，每隔几分钟就会经过科威特和伊拉克上空。（这点让他估算对了。）

试图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不得不装作已经尝试过了。他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恶意阻拦、暗杀伊拉克士兵，或损毁伊军的装备，还有防止科威特人形成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他必须防止外援——无论是人员、技术或装备——跟任何抵抗运动接上头。

这样他必然会遇到他的老竞争对手——秘密警察局，该机构就设在他下面两层的房间里。那天早上他已经获悉，卡蒂布局长任命沙巴维那个恶棍为秘密警察局科威特分局局长。科威特游击队员一旦落到他们手里，会发出像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尖叫声。因此他，拉曼尼，将把目标对准外国人。那是他的工作范畴。

伦敦。那天上午临近中午时分，在戈华街外边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特里・马丁博士讲完课，回到了高级教师的办公室。在门口，他遇上了玛贝尔——阿拉伯学教研组的女秘书。

“噢，马丁博士，你有一张条子。”

她支起膝盖，把公文包搁到花呢裙子上，在包里翻了几下，取出一张纸条。

“这位先生打电话找你。他说事情比较急，希望你能回电。”

走进办公室，马丁放下讲义拿起墙上的付费电话。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来接听了，一个女性清脆的声音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号码。没有报出单位名称，只是号码。

“史蒂夫・莱恩先生在吗？”

“请问您贵姓？”

“呃……马丁博士。特里・马丁。他打电话找过我。”

“哦，是的，马丁博士。请你稍等一下好吗？”

马丁皱了皱眉头。这个女人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要打这个电话。他一生中可从来不认识任何叫史蒂夫・莱恩的人。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史蒂夫・莱恩。你真好，这么快就回电了。不久前我们在战略研究所曾见过面。就是你作了关于伊拉克军火采购机器的学术报告之后。不知你中饭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莱恩，不管他是谁，采用了既有点踌躇同时又有说服力的自我表述，让人很难回绝。

“今天吗？现在吗？”

“除非你另有安排。怎么样？”

“去食堂吃三明治。”马丁说。

“能否请你到司各特餐馆吃时鲜的比目鱼？行吗？你肯定知道那家餐馆，在蒙特街。”

马丁听说过司各特，那是伦敦最好最贵的海鲜馆之一。坐出租车需二十分钟，现在是十二点半。而他喜欢吃海鲜。司各特不是他这种做学问的人消费得起的地方。这位莱恩先生是否知道这些情况？

“你确实是在战略研究所工作吗？”他问。

“吃饭时再解释吧，博士。那就一点钟，我等你。”电话挂断了。

当马丁进入那家餐厅时，领班服务员亲自迎上前来。

“马丁博士吗？莱恩先生在桌子旁等着你。请跟我来。”

这是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安静的桌子，相当隐蔽。谈话不会被别人听到。莱恩——此时马丁明白以前肯定没有见过这人——起身与他打招呼。这人骨瘦如柴，头发有些灰白，穿着一套深色西服，打着一条朴素的领带。他把客人引到一个座位旁，朝着一瓶放在冰桶里的葡萄酒做了一下手势，并扬起了一条眉毛。马丁点点头。

“你不是研究所的，对吧，莱恩先生？”

莱恩丝毫没有狼狈的样子。他注视着清澈凉爽的液体倒入酒杯。服务员在留给他们每人一份菜单之后走开了。他向客人举起了手中的玻璃杯。

“实际上是世纪大厦的。你介意吗？”

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世纪大厦办公。这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象城堡与老肯特路之间。这不是一栋新楼，外观与其所担当的任务并不相配。其内部复杂得像是一个迷宫，来访的客人其实根本用不着进行安全检查，因为要不了一分钟他们就会在里面迷路，最后非大声呼救不可。

“不，只是感兴趣。”马丁说。

“确切地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我着迷于你的研究领域。我正在努力向你学习，可我研究得没你那么详尽。”

“我觉得这话令人难以置信。”马丁说，但他挺受用。一个学者听到别人表达仰慕之情，总是会很高兴的。

“没错，”莱恩坚持着，“来两份比目鱼吧？好的。我真希望我已经读过你在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所和查塔姆研究所发表过的所有论文。当然还有在《幸存》杂志上的那两篇文章。”

尽管马丁博士只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学者，但在过去的五年里，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研究所等机构，因为广泛研究外事之需，越来越频繁地邀请他为他们作学术报告。《幸存》是战略研究所办的一份杂志，每期均会有二十五份寄到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其中五份再下发给世纪大厦。

特里・马丁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对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渊博知识，而是由于他第二个研究领域。作为个人兴趣，多年前他就开始研究中东地区的武装力量。他去参加防务展览会，结交武器制造商及他们的阿拉伯用户。在这些方面，他那流利的阿拉伯语帮他认识了许多联系人。十年后，在这个本来用于消遣的第二专业领域，他成了百科全书，连一些高层专业人员也来认真地听他讲课，其中许多人被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认为是北约和前华约防务设备的世界级专家。

两份比目鱼端上桌来，他们开始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八个星期之前，当时还是世纪大厦中东处主管行动处长的莱恩，就从研究人员那里调来了特里・马丁的档案。他对所看到的内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在巴格达，长在伊拉克，后来在英国上学，当马丁从海利伯里毕业时，他有三门功课特别出色：英语、历史和法语。海利伯里认为他将是一名出色的学者，应该去牛津或剑桥深造。

但这位能说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男孩想攻读阿拉伯学，于是他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提出了申请，并于一九七三年春季参加了面试。面试立即获得通过，他于一九七三年秋季入学，主修中东历史。

通过三年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了，然后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专修八世纪至十五世纪的伊拉克历史，尤其是公元七五〇年至一二五八年的阿拔斯王朝。一九七九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于一九八〇年去了一次伊拉克，就在那时伊拉克侵入伊朗，触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其间的经历使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兴趣。

回国后，他才二十六岁就被亚非学院聘为讲师。这是世界上研究阿拉伯学最好也是最难攻读的学院之一。由于他优秀的第一手研究，他晋升为高级讲师，三十四岁那年又成为中东历史方面的高级讲师，显然可望在四十岁之前成为教授。

莱恩读到的书面材料仅限于这些。使他更感兴趣的是第二个领域，即中东武器库方面的知识。多年来，这一直是个边缘学科，被冷战所忽视，可现在……

“是关于科威特的事。”他最后说。吃剩的比目鱼撤下去了。两人都谢绝了甜点。比目鱼已经让他们吃得够饱了，而且莱恩猜测马丁吃得很多。两杯佳酿的红葡萄酒端了上来。

“也许你可以想象，这几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莱恩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被刚从美国回来的铁娘子狠狠批评了一顿；要求立即搞清情况的命令，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世纪大厦的密探们头上。

“事实是，我们想派一个人潜入科威特，摸清楚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伊拉克占领之下的科威特吗？”马丁问。

“恐怕是这样。”

“那为什么找我呢？”

“让我对你坦率地讲，”莱恩说，“我们确实想弄明白里边在发生什么。伊拉克占领军有多少部队？战斗力如何？配有什么装备？我们的本国同胞现在是怎样应付的？他们是否处境危险？能否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我们需要派一个地面人员进去。这种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找一个人，阿拉伯语说得与阿拉伯人——伊拉克人或科威特人——一样好。你一生都在搞阿拉伯语，比我强多了……”

“可现在的英国肯定有几百个科威特人，他们可以潜回去。”马丁建议说。

莱恩咂着嘴，想把嵌在牙缝里的一小片比目鱼弄出来。

“确切地说，”他喃喃地说道，“我们想派遣一名本国人。”

“一个英国人？可谁能混同于阿拉伯人呢？”

“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的人。”

肯定是因为葡萄酒。特里・马丁不习惯中饭时喝红葡萄酒。事后他真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假如时间能够倒转几秒钟的话。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就无法收回了。

“我知道一个人。我的兄弟麦克，他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他的长相酷似阿拉伯人。”

当莱恩把牙签连同一小片捣乱的比目鱼从嘴里取出时，他按捺住心中涌上来的一阵狂喜。

“是吗？”他喃喃地说，“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