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三月，阿莫・萨蒂派遣一名外交官到布鲁塞尔与布尔洽谈。火炮设计师说，是的，他已经在初级火箭的技术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他很愿意由他的公司——重新成立的空间研究公司——出面签约。业务谈成了。伊拉克人明白，布尔为一门大炮要价三百万美元真是太傻了；他们主动把价格提高到了一千万美元，条件是要加快进度。

当布尔快速工作时，他真是快得惊人。在一个月之内，他把他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自由职业专家组成了一个工作班子。伊拉克超级大炮任务，由英国工程师克里斯托弗・考利担任组长。布尔将位于伊拉克北方萨德16基地的火箭项目命名为青鸟项目；将超级大炮任务命名为巴比伦项目。

到了五月份，巴比伦项目的确切规格已经制定出来了。这将是一台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器。炮筒口径一米，长度一百五十六米，总重一千六百六十五吨，高度相当于华盛顿纪念碑。

布尔向巴格达阐明，他本想研制较小的样板，一台350毫米口径、重量仅为一百一十三吨的微型巴比伦。但用现在的这门巨炮，他可以同时测试对火箭项目也有参考意义的鼻状锥体。伊拉克人喜欢这个主意——他们也需要鼻状锥体技术。

这种技术对伊拉克贪得无厌的胃口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格里・布尔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也许，他满腔热情地希望看到他的人生梦想最终实现，而把这事给忘了。为防止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摩擦热量将其焚毁，设计鼻状锥体需要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太空中进入轨道的载荷不会回来，它们留在轨道上。

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克里斯托弗・考利向英国伯明翰的瓦尔特・索玛斯公司下达了第一批订单，求购能够组装微型巴比伦炮筒的钢管。下一步是订购全尺码巴比伦1号、2号、3号和4号炮筒的管件。其他奇形怪状的钢铁部件的订单也发到了欧洲各地。

布尔的工作进度令人惊异。两个月之内他就完成了国有企业需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到一九八八年底，他完成了为伊拉克设计的两门新型火炮——自行火炮。这两门新大炮威力强大，能摧毁周边的伊朗、土耳其、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炮兵阵地，因为这些国家使用的都是从北约和美国采购的大炮。

经过不懈的努力，布尔还解决了把五枚飞毛腿捆绑起来组成初级青鸟火箭的问题。该火箭被起名为阿贝德，即“信徒”。他还发现伊拉克人和巴西人在萨德16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是错的。他把自己新计算的数据交了出去，留给巴西人去继续研究。

一九八九年五月，世界上大多数军火制造商、新闻媒介、政府观察员及情报机构，均参加了在巴格达举办的兵器展览会。与会者对展出的两台巨炮的样板模型表示了相当大的兴趣。十二月份，阿贝德的试射引起了传媒大吹大擂的宣传报道，使西方的军事分析家们感到如坐针毡。

伊拉克电视台播放出来的镜头显示，巨大的三级火箭从安巴空间研究基地呼啸着腾空而起，升上蓝天，渐渐消失了。三天后华盛顿承认，该火箭看来能把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分析家们研究得更为详细。如果阿贝德能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那么它也可以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忽然间，西方情报机构感到原先的观点——萨达姆・侯赛因不是真正的危险人物，他要想构成严重威胁还需好多年——是大错特错了。

三大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秘密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都认为，伊拉克这两个项目，巴比伦炮只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玩具，而青鸟火箭才是真正的威胁。

三个情报局都搞错了。不起作用的是阿贝德。

布尔知道为什么，而且把实情告诉了以色列人。阿贝德呼啸着升上了一万两千米后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实际上二级火箭没能与初级火箭脱离，而三级火箭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假体。他知道这个底细，因为他一直在努力说服某个亚洲科技强国提供三级火箭，正准备飞过去谈判。

他确实去了，但遭到了断然拒绝。这时候，格里・布尔感觉到伊拉克的项目有大问题，使他极为忧虑，但与以色列无关。好几次他坚持要退出伊拉克的项目，快点退出。他的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太晚了。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五日，在库尔德山区萨森的宫殿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召开了一次内层顾问小组的全会。

他喜欢萨森。它坐落在一个山头上，透过三层窗玻璃，他能够俯视周围的乡间景色，在那里，库尔德农民们蜷缩在他们的棚屋茅舍里，度过寒冷的冬季。这里离哈拉布贾这个经历过恐怖屠杀的城镇不是很远。一九八八年的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天，他曾经下令处罚那里的七万居民，因为他们被指控与伊朗人勾结。

炮兵结束轰击后，五千个库尔德人死去，另有七千人终生致残。就萨达姆个人来说，他对炮弹喷发出来的氢化物的效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感激帮助他获得毒气制造（包括塔本和沙林神经毒气）技术的德国公司。这些毒气与多年前在犹太人身上使用过的齐克隆-B相似，并很有可能再次使用。

那天上午，他站在客厅的窗前朝下凝视着。他已经掌权十六年，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他已经被迫惩罚了许多人，但他也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

他倾听着从南方飞过来的护航直升机队发出的咔嗒咔嗒声，他的化装师慌慌张张地为他调整那块绿头巾。他喜欢把它围在军装的V字形领口之上，遮住他的脸颊。收拾停当之后，他拿起了他的随身武器，一把伊拉克制造的镀金贝雷塔手枪，把它插进拴在皮带上的枪套里，又把皮带系到腰上。他以前对一名内阁部长用过这支手枪，也许以后还要使用。他总是带着它。

一名仆从敲了敲门，通知总统他所召集的人员已经等在会议室里了。

当他步入装着大块窗玻璃、能俯视雪景的长房间时，房间里的人全体起立。只有在山上的萨森堡垒中，他对暗杀的恐惧才会消失。他知道这个宫殿设有三道防线，他自己的儿子库赛亲自统帅着总统卫队，屋顶装有法国克罗泰尔防空导弹，战斗机在山区上空盘旋巡逻。没人能接近这些大窗户。

他在T形会议桌上首中央那把御座般的椅子里落座了。在他两侧的是他最信任的四名助手，左右各两名。萨达姆・侯赛因对他所喜爱的人只有一个品质要求：忠诚。绝对忠诚、完全忠诚、奴隶般的忠诚。经验告诉他，这个品质是分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是家庭，其次是宗族，然后是部族。有一句阿拉伯老话说：“我和我的兄弟对付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对付外人。”他相信这话。这话有道理。

萨达姆・侯赛因出身于提克里特小镇的贫民区，属于提克里特部族。现在，他的家庭成员和提克里特部族中有一大帮人在伊拉克身居要职，执掌大权。他们的任何失误、残忍或行为不当都可得到饶恕，只要他们对他忠心。他精神变态的二儿子乌代不是打死了一名仆人又得到了宽恕吗？

坐在他右边的是伊扎特・易卜拉欣，他的副总统；再右边是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军工部头头，负责武器采购。左边坐着塔哈・拉马丹总理；再往左是萨多恩・哈马迪副总理，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但他唯一能够宽容人之处便是宗教信仰。他的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是一名基督徒。那又怎么样？只要他能按吩咐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

军队的高级将领坐在T字形会议桌尾部。这些将军统帅着共和国卫队、步兵、装甲兵、炮兵和工程兵。再远处坐着四名专家，就是因为这几个专家的报告，才召集了这次会议。

坐在桌子右边的两位专家，一位是阿莫・萨蒂博士，技术专家，也是他女婿的副手；另一位是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准将。与他们面对面的是负责国外情报局的伊斯梅尔・乌贝蒂博士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准将。

这三名谍报头子有着明确的工作分工。乌贝蒂博士主管国外的情报工作；拉曼尼准将反击国外组织在伊拉克的谍报活动；卡蒂布负责维持国内安全。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手中有巴格达西郊的阿布格雷布监狱，还有总部底下被戏称为“体育馆”的一个审讯中心，传言任何被抓进去的反对者都会遭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这些传言在人群中引起的恐惧，再加上大量眼线组成的天罗地网，粉碎了一切国内反抗行动。

许多人都向萨达姆・侯赛因反映秘密警察局头子太残忍，但他总是一笑了之。谣传说是他本人给卡蒂布起了“穆阿齐”——折磨者的诨号。当然了，卡蒂布是提克里特族人，绝对忠心耿耿。

有些独裁者在讨论敏感事情时，喜欢把知情者范围圈得很小。萨达姆恰恰相反；如果要去干肮脏的事情，他们都应该知道。这样没人会说：“我的双手是干净的，我不知道。”这种方法使他周围的人都明白：“如果我倒了，你们全都得倒。”

当大家重新落座后，总统朝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点了点头。后者让萨蒂博士汇报。这位技术权威在读报告时没有抬起过眼皮。明智的人是不会去盯视萨达姆的脸的。总统声称他可以通过眼睛洞悉对方的灵魂。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盯视他的眼睛也许意味着勇气、蔑视和不忠。如果被总统怀疑为不忠，那么肇事者通常会死得很惨。

萨蒂博士读完报告后，萨达姆想了一会儿。

“这个人，这个加拿大人，他知道多少？”

“不是全部，但是也够多的了。我相信他可以据此推算出来，赛义德。”

萨蒂使用了阿拉伯的敬语赛义德，相当于西方人的先生，但更为敬重。另一个得体的称呼是赛义德热依斯，即“总统先生”。

“多久？”

“很快，他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赛义德。”

“而且他一直在向以色列人说这些事？”

“经常谈起，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回答说，“他是他们多年的老朋友。他访问过特拉维夫，给他们的炮兵参谋们作过有关弹道学的学术报告。他在那里有许多朋友，有的可能是摩萨德的人，尽管他也许不知道。”

“少了他，我们能完成那个项目吗？”萨达姆・侯赛因问道。

侯赛因・卡米尔插话了：“他是一个怪人。他坚持随身携带着一只大帆布包，把他所有重要技术资料都背在身上。我已经指示我们的反间人员去看他的资料并把它们复印下来。”

“那么，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总统的目光转向了哈桑・拉曼尼，他的反间谍局局长。

“当即就完成了，赛义德热依斯。上个月他在这里访问期间的事。当时他喝了不少威士忌。那酒被下了药，他沉睡不醒。我们拿走了他的包，复印了里面的每一份资料。我们还把他的技术会谈全录了音。复印件还有录音整理稿，都已经移交给了我们的萨蒂博士同志。”

总统的目光又转回到那位科学家。

“现在，我再问一遍，少了他你能完成那个项目吗？”

“能，赛义德热依斯，我相信我们能完成。他的有些计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但我让我们最优秀的数学家研究了一个月。现在他们能读懂了。余下的工作工程师们都能干。”

侯赛因・卡米尔向他的副手投去了警告性的一瞥：你最好别搞错。

“他现在在干什么？”总统问。

“他去了亚洲，”乌贝蒂博士回答，“他正在努力为我们的阿贝德项目搞一枚三级火箭。但是，他会失败的。预计三月中旬他可以回到布鲁塞尔。”

“你在那边有人，很好的人，是吗？”

“是的，赛义德。我们的人在布鲁塞尔跟踪他已经有十个月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一直在办公室里接待以色列代表团。我们还有他的住宅钥匙。”

“那就这样干吧。等他一回来。”

“立即照办，赛义德热依斯。”乌贝蒂博士想了想他在布鲁塞尔的四人盯梢小组。其中一个人以前干过这种事。他将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三名情报官和萨蒂博士退出去了。其他人留了下来。当会议重新开始时，萨达姆・侯赛因转向他的女婿。

“那个，另一件事——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我保证，在年底时完成，阿布库赛。”

作为家庭成员，卡米尔可以使用更为亲近的称呼“我的父亲”。这提醒了与会者谁是家庭成员、谁不是家庭成员。总统咕哝了一声。

“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地方，一处要塞；现在的地方无论多秘密都不行。要找一个没人能知道的新的隐蔽地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知情，就连这里在座的也不是全部可以知情。这不是民用的，而是军用工程项目。你能做吗？”

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挺直腰杆，凝视着总统的胸部。

“我很荣幸，赛义德热依斯。”

“工程的负责人应该是你手下最优秀的人才。”

“我知道一个人，赛义德，一名上校。他擅长土建和伪装工程。苏联教官斯特潘诺夫说过，此人是他在马斯基洛夫卡教过的最优秀学员。”

“带他来见我。不要来这里，去巴格达，我要亲自向他布置任务。他是复兴党的优秀党员吧，这位上校？是忠于党，忠于我的吧？”

“绝对忠于，赛义德。他会为您而死。”

“你们大家也都会这样，我希望，”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地说，“但愿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沉默了。幸好会议也就这样结束了。

三月十七日，格里·布尔身心疲惫地回到了布鲁塞尔。同事们猜测他因亚洲之行遭到冷遇而心情沮丧，但事情远不止如此。

两年多以前，自他抵达巴格达时起，他就听信了——因为这也是他愿意相信的——火箭项目和巴比伦大炮，是为了把装有仪器的小型人造卫星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去。如果伊拉克做到了，那么伊拉克就为整个阿拉伯世界争了光，而且，通过为其他国家施放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伊拉克还可获得可观的利润。

据他所知，该计划是用巴比伦炮把载有人造卫星的弹射体向东南方向发射出去，越过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南印度洋上空，进入地球轨道。那就是他设计这门巨炮的目的。

同事们已经说服他，没有一个西方国家会相信的。西方会认为这是军用大炮。于是，布尔在伊拉克的工作小组用各种借口订购炮筒、炮尾和反冲机构。

只有他，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自己，知道真相。其实真相很简单：巴比伦大炮不能作为武器，发射传统的爆炸性炮弹，无论炮弹多么巨大都不行。

一方面，炮筒长达一百五十六米的巴比伦巨炮如果不安装支架，就无法保持其刚性。由二十六段钢管组成的炮筒，需要每隔一段用支架支撑，如同他所预见到的，即使是架在四十五度的山坡上，如果没有这些支架，炮筒就会像湿面条那样下垂，钢管接头处就会开裂，炮筒就会折断。

而且，炮筒无法作俯仰调节，也无法作左右旋转，因此它无法瞄准不同的目标。如果要改变其角度，作上下或左右调整，那么就要拆卸大炮，这要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光是清理和重装弹药也要花上两天时间。再者，重复发射会磨损价格昂贵的炮筒。最后，巴比伦巨炮无法躲避对方的反击。

巨炮每发射一次，炮口将会蹿出一缕九十米长的火焰，空中的每一颗人造卫星和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现。几秒钟之后，其地图坐标就会被美国人确定。而且其回响震波可被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精密地震仪探测到。所以他告诉每一个愿意听他的人：“这不能当武器。”

问题是，在伊拉克待了两年之后布尔已经明白，对萨达姆・侯赛因来说，科学技术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用处：用于战争，以维护他借此获得的霸权。这样的话，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还要资助巴比伦项目？它只能发一次威，随即对方的战斗轰炸机就会把它炸得粉身碎骨，且它只能发射人造卫星或传统炮弹。

在亚洲期间他才明白过来，这是他要解答的最后一个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