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早上，给维克多・科瓦尔斯基的信到了罗马。这个身材魁梧的下士在邮局取了每日的信件后回到了酒店，当他穿过酒店大堂的时候，一个行李员从背后喊住他：“先生，请留步——”
他像往常一样傲慢地转过身。他不认识这个意大利佬，但这也没什么不对。他每天都大摇大摆穿过酒店大厅直奔电梯而去，从来不注意他们。这个黑眼睛的年轻人朝科瓦尔斯基走来，手里拿着一封信。
“呃，有封信，先生。是给一个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的……我们这儿没有这位先生……据说他是个法国人……”
这通叽里呱啦的意大利语，科瓦尔斯基一个字也没听懂。不过他猜出了大概的意思，另外，尽管发音很糟糕，他还是听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劈手拿过这封信，盯着写得很潦草的地址和姓名。他在酒店登记的是别的名字。他不看报纸，所以也不知道五天前，一份巴黎报纸发表了一则独家新闻：“秘密军组织”的三名最高领导人现在正藏在这家酒店的顶楼。
就他本人而言，应该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不过这封信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很少收到信，和大多数生活简单的人一样，收到一封信可是个重大事件。意大利人站在他旁边，仰起头，用他那双西班牙小猎犬般的眼睛望着他。科瓦尔斯基仿佛能从对方讨好的眼神里看出，他科瓦尔斯基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能够帮对方摆脱困境（前台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客人，也不知道该拿这封信怎么办）。
科瓦尔斯基俯视着他。“好吧，我来问问看。”他傲慢地说。意大利人的眉头仍然没有舒展开。
“问问，问问。”科瓦尔斯基反复说着，用手指着天花板。意大利人终于明白了。
“啊，是的，问问。您真好，先生，太感谢了……”
意大利人还在做着手势表示感谢，科瓦尔斯基早已丢下他，大步走开了。他乘电梯到了八楼，刚出电梯就碰到了在楼层服务台的当值保镖，拿着自动手枪，手指搭在扳机上。两人对视了一秒，那个保镖把枪的扳机保险合上，然后放进口袋。他只看到了科瓦尔斯基，电梯里没别人。这纯粹是例行公事，每次电梯指示灯显示电梯正越过七楼的时候都会这样。
除了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走廊尽头的太平梯门口和楼梯处都各有一个保镖。楼梯和太平梯两处都安装了炸弹，酒店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走廊的楼层服务台下面有个开关，只有从那里把炸弹引信的电流切断，炸弹才不起作用。
第四个白班保镖的位置是在头头们所居住的第九层的楼顶。为了对付可能的进攻，还有三个人在走廊另一端的房间里，他们值完夜班正在睡觉。不过如果有任何意外发生，他们会立即醒来，几秒钟内就可以开始行动。八楼的电梯门被从外面紧紧焊住了。但如果电梯门上方的指示灯显示电梯要上到这一层，这就表示警报。这种事情只因为意外而发生过一次。一个服务员乘电梯给房间送饮料时误按了“9”。他的这个举动迅速让他吃到了苦头。
楼层服务台的值班保镖给楼上打电话，通知他们邮件到了。然后示意科瓦尔斯基上去。这位前外籍军团下士已经把给自己的信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里了，给头头们的邮件则放在左腕用链子拴着的一个钢制的匣子里。链子和匣子都上了弹簧锁，只有罗丹有钥匙。几分钟后，“秘密军组织”的这位上校把两个锁都打开，科瓦尔斯基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下午晚些时候，他还要去换楼层服务台保镖的班。
在八楼后面他自己的房间里，科瓦尔斯基终于开始看信了。他先看了签名，很是惊讶，这是科瓦茨写来的，他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了。科瓦茨几乎不会写字，就像科瓦尔斯基几乎不识字一样。不过信不长，科瓦尔斯基一个个字地查着字典，终于破译了这封信。
科瓦茨开头说到，写信的那天，他“看”到报上的一则新闻，那是一个朋友读给他听的。新闻说罗丹、蒙克雷和卡松藏在罗马的酒店里。他于是想，他的老伙计科瓦尔斯基应该也和他们在一起，所以他写了这封信，希望走运的话,能寄到他手里。
接下来的几段说的是法国最近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巴黎警察到处盘查证件，可上面还是不断下令让他们抢劫珠宝商。科瓦茨说他本人就参加了四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特别是还必须上缴抢到的东西。他觉得以前在布达佩斯的日子挺好的，虽然只有两个礼拜，但那时候他干得更出色。
最后一段说他几星期前见到米歇尔了。米歇尔说他和约约谈过，约约说小西尔维病了，一直低烧什么的；总之是她的血液出了毛病，他希望她可以很快痊愈，让维克多不要担心。
可维克多真的很担心。“小西尔维病了。”一想到这个他就非常焦虑。在维克多・科瓦尔斯基三十六年的亡命生涯中，没几件事真正打动过他的心。德国入侵波兰的时候他才十二岁。一年后，他的父母被一辆盖着黑色篷布的卡车带走了。那时候他已经懂事了，知道姐姐在教堂后面的大旅馆里做些什么。德国人占据了那个旅馆，每天都有很多军官去那儿。他父母很难过，向军管处提过抗议。他当时的年纪已经可以参加游击队了。十五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十七岁的时候，俄国人来了。他的父母对俄国人又恨又怕，给他讲了很多俄国人对波兰人做的恐怖的事。所以他离开了游击队，而其他人后来都被政委下令枪决了。他像一只被追捕的猎物一样向西逃往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是奥地利。在难民营，这个瘦骨嶙峋的只会说波兰语的高个子青年因为饥饿而极度虚弱。他被人看做是又一个无害的欧洲战后流浪贫民。随后，他吃着美国提供的食品，逐渐恢复了体力。一九四六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逃了出来，搭车奔向意大利，然后进入法国。同行的是他在难民营认识的一个讲法语的波兰人。在马赛，一天晚上他潜入一家商铺偷吃的，杀死了试图阻止他的店主，只好继续逃亡。他的同伴离开了他，临别时告诉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外籍军团。第二天他就报了名，当警察在饱受战争摧残的马赛掘地三尺四处查访时，他已经来到了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沿岸城市仍然是美国食品的重要进口基地，为食物而杀人的事很平常。由于不能很快找到嫌疑人，这个案子几天后就销案了。科瓦尔斯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外籍军团士兵了。
这时他十九岁。起先老兵们叫他“小家伙”。随后他就向众人展示了他的杀人本领，他们就改称他为科瓦尔斯基。
在印度支那那六年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再成为一个普通人。这之后他被送往阿尔及利亚。期间，他曾在马赛郊外接受一门武器训练课程。他在那儿碰到了朱莉。她身材瘦小，但很厉害，在码头边的一家酒吧做清洁工。那天她正和自称是她“男朋友”的人吵架。科瓦尔斯基一拳就把那个家伙打得飞出了酒吧，摔出去六米多远，昏迷了十个小时。好几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连话都讲不清楚，因为他的下颌骨被打碎得不成样子了。
朱莉喜欢这个身形巨大的外籍军团战士。之后的几个月，每晚他都是她的“保护神”，在她下班后护送她回到她在旧港一个肮脏阁楼里的小窝。两人欲望都很强，尤其是她。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就更没什么感情了。她告诉他，孩子是他的。他相信了，因为他想要这个孩子。她告诉他，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她认识一个老女人可以帮她把孩子打掉。科瓦尔斯基暴揍了她一顿，并且告诉她，如果她敢那样做就宰了她。三个月后他回到了阿尔及利亚。不过这期间他和另外一个前外籍军团的波兰士兵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成了朋友。这人被称作波兰人约约。约约在印度支那因伤退役，和一个快乐的寡妇结了婚，在各主要车站的月台上经营一辆小吃车。他们自从一九五三年结婚后就一直一起经营。妻子给客人递吃的，他就在后面一瘸一拐地收钱、找钱。晚上收摊之后，约约经常光顾附近外籍军团士兵们常去的酒吧，一起聊过去的日子。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是他在岘港时才应征入伍的。一天晚上，他碰到了科瓦尔斯基。
就孩子的问题，科瓦尔斯基征求约约的意见。约约同意科瓦尔斯基的想法。两个人都是天主教徒。
“她想把孩子弄死。”维克多说。
“那个臭娘们！”约约骂道。
“婊子！”维克多表示赞同。他们又喝了几杯，闷闷不乐地望着酒吧后面的镜子。
“这样对孩子不公平。”维克多说。
“这样不对。”约约赞同地说。
“我从没有过孩子。”想了一会儿，维克多说。
“我也没有。从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约约回答。
后半夜将近天亮的时候，两个人酩酊大醉，想出了一个计划，并且严肃地举杯庆祝。第二天早上，约约想起了他的诺言，但不知该怎么和妻子说。他花了三天时间，旁敲侧击地讲了一两回，终于在一天夜里，两人都躺在床上的时候把这个事和盘托出了。令他很惊讶的是，他的妻子很高兴。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维克多回到了阿尔及利亚，重新加入了罗丹少校的麾下。这时，罗丹已经指挥一个营了，又是一场全新的战争。约约和他妻子在马赛，连哄带吓地监督并保护着怀孕的朱莉。维克多离开马赛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四个月了，这时候再堕胎已经迟了。约约还威胁地指着很快又到处乱转的那个下巴被打残了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只要看到外籍军团士兵就很小心畏缩，即使是瘸了一条腿的退伍兵也不敢惹。他游手好闲，又干起以前的下流营生。
一九五五年，朱莉生下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在朱莉的同意下，约约和他的妻子填写了过继申请。申请被批准后，朱莉又重操旧业；约约夫妇则有了个女儿，他们给女孩起名西尔维。他们写信告诉了维克多。他躺在军营的床上，感到莫名的高兴。但他没告诉任何人。他认为他脑子里的东西，只要被别人知道了，最终都会被夺走。
不过，三年后，在阿尔及利亚山区执行一次持久的战斗任务之前，随军牧师建议他立一个遗嘱。这之前他从没想过这个事，他向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后人。在难得的假期里，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城里的酒吧和妓院了。剩下的东西都属于军团。不过牧师向他保证，在如今的军团里，立一个遗嘱绝对正当。因此在他人的鼎力协助下，他立了个遗嘱，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一个叫约瑟夫・格日博夫斯基的人的女儿。这个人从前是外籍军团的士兵，现在在马赛。最后，这份文件的副本连同他的其他档案，都被归到了巴黎武装部队的档案库。当法国安全部门获悉科瓦尔斯基的名字与一九六一年发生在博内和康斯坦丁的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时，这份档案连同许多其他档案一起被找了出来，被利拉大门的罗兰上校的行动分局所关注。他们去找了格日博夫斯基，了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科瓦尔斯基一直对此毫不知情。
他这一生只见过女儿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大腿中了一枪，被送往马赛疗养；还有一次是一九六○年，他护送罗丹中校又来到这个城市，为一次军事法庭审判出庭作证。第一次，小女孩才两岁，第二次四岁半。科瓦尔斯基去的时候，给约约夫妇带去了很多礼物，给小西尔维买了许多玩具。小女孩和她的狗熊似的维克多叔叔相处得很好。不过科瓦尔斯基从没和任何其他人提过此事，连罗丹都没有说过。
现在她不断低烧，得了什么“血病”。科瓦尔斯基整个早上都非常担心。午饭后他上楼取来邮件匣子和链子，把它们重新在手腕上绑好。因为罗丹正在等待从法国来的一封重要信件，其中有关于抢劫累积起来的总金额的详细报告。他要科瓦尔斯基再去一趟邮局，去取下午来的邮件。
“什么是，”下士忽然冒出一句，“连续低烧的血病？”
罗丹正在往他的手腕上绑链子，听到问题后惊讶地抬起头。
“我从没听说过。”他回答。
“是一种血液的毛病。”科瓦尔斯基解释道。
卡松在房间另一边正在看一堆杂志，他笑了起来。
“嗯，是什么呢，先生？”
“是癌症，”卡松回答说，“血癌。”
科瓦尔斯基看着面前的罗丹，他不相信非军人的话。
“能治好的，上校。对吗？”
“不，科瓦尔斯基，这是致命的绝症，治不好。为什么问这个？”
“没什么，”科瓦尔斯基咕哝着，“我刚读到的。”
他离开了房间。罗丹本应该觉得奇怪的，他的保镖除了每天站着接受命令，从来不懂得阅读任何更复杂的东西，而今天却说起了这个词。下午他等待的邮件取回来了，信里说，“秘密军组织”在瑞士银行的联合户头现在已经有了超过二十五万美元。所以他不但没有注意到科瓦尔斯基的异常，而且很快就把这件事忘了。
罗丹感到很满意。他坐下来写信给银行，通知他们把那笔钱转入他雇的那个刺客的账户。至于剩下的差额，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戴高乐一死，那些早些时候在“秘密军组织”比较辉煌的日子里资助过他们的极右翼企业家和银行家，一定会毫不迟疑地提供另外二十五万美元的。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些人对他要求继续提供经费还婉转地推托，“由于爱国力量在近几个月内未能采取行动并取得进展”，使得他们过去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同样是这些人，到时一定会争先恐后地以支持这些战士为荣的，因为他们不久就将成为重获新生的法国的新统治者。
他写完给银行的指示时天已经黑了。卡松看完罗丹写给瑞士银行要求付款给豺狼的指示时表示反对。他争辩说，他们三个人共同答应过英国人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为他在巴黎设置一个联络点，随时向他提供法国总统最新的准确行踪，以及总统周边安全措施可能会发生的变化。这些情况很可能对杀手非常重要。卡松认为，在现阶段就把钱转给他，会鼓励他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什么时间动手显然是由刺客自己选择，但是晚两天转钱并不会对刺杀造成什么本质的影响。因此，向刺客提供最新情报的问题，很可能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失败就再无成功的可能了。
卡松今天早上也接到了他在巴黎的主要代表的邮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在戴高乐最亲近的一名随从身边安插了一名特工。还需要几天，这名特工才能不断得到有关总统的可靠情报，包括他人在哪里，出行意图，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安排等等，这些都是机密消息。卡松希望罗丹可以缓两天，直到他可以在巴黎为杀手准备好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能够得到对他的行动可能很关键的情报。
罗丹对卡松的意见反复考虑了很久，最终认为卡松是正确的。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豺狼的意图。事实上，向银行发送指示，以及随后给伦敦发信提供巴黎的电话号码，都不会对杀手的计划产生分毫的影响。在罗马的这些恐怖分子不知道，杀手已经选好了行动的时间，而且已经像钟表那样精确地在执行他的计划和意外防范措施了。
在罗马炎热的夜晚，科瓦尔斯基坐在屋顶上，他巨大的身躯隐在空调的阴影里，手里拿着点四五口径的科尔特枪。想着在马赛病床上的那个小女孩，想着她得的持续低烧的血液病。他非常担心。黎明时分，他想出一个主意。他想起一九六○年他最后一次见到约约时，这个前外籍军团的士兵告诉过他，他打算在公寓里装一部电话。
科瓦尔斯基收到信的那天早上，豺狼离开了布鲁塞尔的友谊酒店，乘出租车来到了古森住的那条街的拐角。早饭时，他用杜根的名字给军械师打了个电话，这是古森知道的名字，会面约在上午十一点。他十点三十分就到了那条街的街角，然后在马路尽头的小公园里的路边长椅上，花了半个小时，从报纸的后面观察这条街。
周围看起来很安静。十一点整，他出现在门口，古森让他进去，把他领到门厅尽头的小办公室里。豺狼进去后，古森小心地锁上前门，挂上保险链。英国人在办公室里转过身，面向军械师。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比利时人看起来有点窘迫。
“哦，是的，我想恐怕是的。”
杀手冷冷地注视着他，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眯起了一半，面色阴沉。
“你上次告诉我，如果我八月一号回来，那四号我就能把枪带回家了。”他说。
“完全正确，我向您保证，枪绝对没有问题，”比利时人说，“事实上枪已经做好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我最杰出的成品，一支非常漂亮的枪。是其他方面有问题，得重新做。我演示给您看。”
桌子上躺着一个扁平的匣子，大概两英尺长，十八英寸宽，四英寸厚。古森打开匣子，豺狼低头看着，匣子的盖子向后落在了桌上。
它看起来像个扁平的托盘，被精心分隔成各种形状的格子，每个格子的形状都与它要装的步枪的部件完全相符。
“这不是原来的匣子，您知道的，”古森解释道。“原来的匣子太长了，这个匣子是我自己做的。很合适。”
匣子十分精巧。上半部放的是枪管和枪后膛，全长不到十八英寸。豺狼把它取出来，端详着。枪管很轻，看起来更像冲锋枪的枪管。后膛里插着一根细长的枪栓。枪栓背面的末端有一个旋钮，和后膛一般大小，枪栓的其他部分就装在这里。
英国人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捏住旋钮的末端，用力朝逆时针方向拧了一下，枪栓松动了，豺狼顺着螺纹转了几圈，把枪栓拉了出来，露出闪亮的弹仓和黑洞洞的枪筒后部。他把枪栓塞了回去，顺时针拧了几下，顺利地固定在了原位。
枪栓的尾部另加了一个钢制的圆盘，焊得天衣无缝。它有半英寸厚，周长不到一英寸。圆盘顶部有一个半月形的孔洞，枪栓后退时能够自由通过。圆盘反面的中间有一个直径半英寸的孔，里面刻有螺纹，可能是为了装螺丝用的。
“这是用来装枪托的。”比利时人轻轻地说。
豺狼注意到，后膛的底沿原本应该装着木枪托的地方，边缘有点轻微的凸起，原来的枪托已经被去掉了。除此以外，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来用来固定木制枪托的两个螺丝用的孔洞被巧妙地填上了，还烤了蓝漆。他把枪掉转过来，查看底部。后膛的下面有一条很窄的开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枪栓的下部，这里装着击发子弹的撞针。原有的扳机超出钢制后膛表面的部分被锯掉了，剩余部分向着开口处延伸。
在剩下的扳机上焊了一块很小的球状金属，上面也有一个刻了螺纹的孔洞。古森没吭声，递给他一个小小的银色钢件，有一英寸长，呈一定弧度，一头刻有螺纹。豺狼把有螺纹的一头放到金属球的孔洞里，用食指和拇指迅速地拧着。拧紧后就是一个新扳机，从后膛的底部伸了出来。
在他身边的比利时人又从盘子里拿出一根细长的钢棒，钢棒的一头也刻有螺纹。
“这是组合式枪托的第一部分。”他说道。
刺客把钢棒螺纹的那头塞进后膛后面的那个洞，旋紧。从侧面看，钢棒从枪的后部伸出，成三十度角向下倾斜。在靠近步枪主体，离钢棒螺纹一端两英寸的地方，钢棒逐渐平直。在钢棒平直部分的中心处，和钢棒呈一定角度钻了一个眼儿，正对着后方。古森拿起第二根短一点的钢棒。
“上面的撑杆。”他说道。
这根也安好了。上面的那根和枪管间的夹角很小，两个钢棒都向后伸展，彼此分开，就像一个没有底边的锐角三角形的两边。古森把底边那根拿了过来。它是弧状的，五或六英寸长，包了一层厚厚的黑色皮革。这个肩托的两端各有一个小孔。
“这里不用拧，”军械师说，“把钢棒的两端按进这两个孔里就可以了。”
英国人把每根钢条的末端放进相应的小孔里，“啪”的一声摁好。有了扳机，加上一个完整的，由上下撑杆和底托构成的框架型枪托，现在这支枪从侧面看上去就正常得多了。豺狼把肩托靠在肩上，左手握住枪管底部，右手食指搭在扳机上，闭上左眼，右眼顺着枪管望去。他瞄向远处的墙，抠了一下扳机，后膛里轻轻地发出“喀哒”一声。
比利时人两手各拿着一根约十英寸长的黑色管子。豺狼转向他。
“消音器。”英国人说。他接过递给他的管子，看了看枪管的尽头。那里已经刻上了精细的螺纹。他把消音器的大头套上枪管，很快地拧着，直到拧不动为止。消音器从枪管的末端伸出来，像一根长长的香肠。他从身侧伸出手，古森把瞄准镜放到他手里。
在枪管的上部刻有一系列成对的标准尺寸的槽。瞄准镜底下的弹簧片就嵌在这些槽里，以使瞄准镜和枪管保持绝对平行。瞄准镜右侧和顶部有好几个小螺丝，这是用来调整目视镜里的十字线的。英国人又举起枪，眯起眼睛瞄准。乍看上去，他就像一个穿着讲究的优雅的英国绅士，正在皮卡迪利大街的枪械店试一支新猎枪。但是十分钟前那堆怪模怪样的零件已经不再是一支猎枪了；而是成了一支远距离高速无声的刺杀用步枪。豺狼放下枪，转过身对着比利时人，点点头，很是满意。
“好，”他说道，“很好。恭喜你，一件漂亮的杰作。”
古森满脸堆笑。
“剩下的问题就是瞄准器的校零以及实弹射击了。你有子弹吗？”
比利时人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一百发装的子弹盒。盒子已经开封了，里面少了六粒子弹。
“这些是用来试射的，”军械师说，“我拿了六发出来改装成了达姆弹。”
豺狼倒了几粒子弹在手心里，看了看。相对于所要完成的任务，这样的一颗子弹似乎太小了点。不过他注意到它们是这个口径的子弹中加长的一种。额外增加的爆炸力会赋予弹头极高的速度，从而使准确性和杀伤力都得以提高。大多数猎枪子弹的弹头都是铅制的，前端扁平，比较钝；而这些子弹都是铜镍合金的尖头。在口径相同的情况下，他手中的猎枪使用这种步枪子弹，性能会更优越。
“任务用实弹在哪儿？”杀手问道。
古森又走到桌边，拿出一个纸包。
“我一般肯定把这些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他解释道，“但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所以就先拿出来了。”
英国人拢着手，正把刚才的那些子弹倒回硬纸盒里。古森打开纸包，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白色的吸水棉纸上。乍一看和他正倒回去的那些一样。英国人放好之前的那些子弹，从纸上的子弹里拿出一粒，仔细地看着。
子弹尖端的铜镍合金被小心翼翼地打磨掉了很小的一部分，露出了里面的铅芯。尖尖的弹头因此略钝了一些。弹头顶端钻了很小的孔，深入弹头四分之一英寸，里面灌了一滴水银，然后用熔化的铅封上洞口。铅凝固后，在锉刀和砂纸的作用下，弹头又恢复原有的尖形，和原来完全一样。
尽管豺狼从没用过，但他很了解这些子弹。它的制造工艺太复杂，除非是工业生产，否则无法大规模使用。这种达姆弹为日内瓦公约所禁止，它击中人体后会像小手雷一样爆炸，比普通的达姆弹更厉害。击发时，由于子弹的前冲力，孔洞里的水银被甩向孔洞的后部，就像汽车猛然加速时，乘客被压在座位上一样。一旦子弹击中肌肉、软骨或是骨头，就会突然减速。而水银则猛地向前冲击弹头的前部。它的前冲力可以撕开弹头，使铅芯像人手或是盛开的花瓣那样爆开。这种形状的弹头继续推进时，会撕碎神经和组织，使其被撕裂、切断、破碎，它所留下的创面比茶碟还要大。如果击中头部，弹头不会穿出，但会摧毁头骨里的一切，它在头骨内释放的能量会把头骨炸得粉碎。
杀手小心地把子弹放回纸上。那个小个子设计者温顺地站在他的身旁，疑惑地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