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见到了约翰·凯勒，他开车到酒店接我。约翰晒黑了，胡子大概有两个星期没刮，这副样子很适合他。

我们在一家叫作“糖鱼”的日本餐厅一起吃晚饭。据他说，这是最近流行的餐厅，他为我们预订了一个座位。服务生每隔5分钟就来一次，端上来不同的菜，而我分辨不出任何一道菜的内容。

“想想看！”当我把达娜·奥尔森的话告诉他后，他惊叹道，“想想看！如果她当时就把完整的书稿交给你，你就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也不会去找弗里曼，而他也就不会去翻那些陈年旧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那场谋杀的真相。”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就多了一本可卖的书。”我说。

“但那会是一本不真实的书。”

“谁会在乎那个？你知道吗？理查德·弗林到死也没有走运过，甚至在死后，他还是错过了出书的机会。”

“说的也是，”他举起了他的小酒杯，“为不幸的理查德·弗林，干杯！”

我们以酒缅怀了弗林，然后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他的新生活，说他电视编剧的工作有多么开心。和他搭伙写剧本的那个主笔，是个评价很高的作者，所以他觉得至少最近两季的发行是不用发愁了。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

***

我还没有读那部书稿。回到纽约以后，我从收件箱里找到了它。新罗马字体，12号，双倍行距，打印出来有248页。我把它装入一个文件袋，放在办公桌上。它就一直躺在那里，像是中世纪的僧侣常年放在桌子上的一个人头骨，提醒着人们人生短暂，世事无常，死亡之后，判决到来。

很可能直到最后理查德·弗林的看法都是错的。劳拉·贝恩斯也许真的偷走了教授的书稿，让他在地板上等死，但她不是他的情人；德雷克·西蒙斯以为是理查德·弗林把韦德痛打了一通，然后跳窗逃走——他也搞错了；约瑟夫·韦德错把劳拉·贝恩斯和理查德·弗林当作情侣。他们都会犯错，以为自己透过一扇窗子向世界张望，但其实在他们面前的始终是面镜子；除了自己的执迷，别的什么也没有看到。

一位伟大的法国作家曾说，对过去之事的怀念，怀念的并非就是它们过去的样子。我想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