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这么说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时候你大约三岁，”他说，“那时候你家有电视吗？登月就发生在你说的那个夏天。”

“当然。我家有台小彩电，就放在客厅窗边的柜子上。后来我们买了台大的，索尼的。”

“你爸妈很有可能看过登月，那是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时刻之一。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他们看了报道，因为之后的几年他们谈过此事。登月那天我爸去看牙医，我妈给他冲了甘菊茶漱口，他莫名其妙就把嘴给烫了。我听过这个故事几十次了，但我不记得尼尔·阿姆斯特朗说的那句豪言壮语，也没看见他在月球表面像个大白娃娃一样蹦来蹦去。当然，我长大后在电视上看见过那个画面。”

“看见？对那个年纪的你而言，登月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一块小木条对你来说都比这个重要。但要是你发现自己三岁那天根本没去费城呢？要是你发现这一切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而并非是真实的记忆呢？”

“我和劳拉讨论过类似的事。可能有些记忆和事实是相关的，或许我们的记忆会掩盖事实，甚至篡改事实，但我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关的。”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相关的，”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小时候，有没有过和你父母逛街时，在商场里走丢的经历？”

“我不记得这些了。”

“好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商场到处涌现，替代了附近的杂货店，妈妈们一直担心她们可能会在人群中把孩子弄丢。那一代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在大城市长大的，每次和家人逛街时总会被叮嘱要跟紧妈妈。害怕在商场里走丢或被绑架的恐惧感一直根植于他们记忆的最深处，哪怕他们自己记不起来这些事了。”

他站起来，倒了两杯波旁威士忌，把其中的一杯放在我面前，然后重新坐下。他吸了一口烟，小酌了一口威士忌，瞥了我一眼，示意我也这么做，接着继续说：

“好几年前，我做了个实验。我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生中间取样，找出那些从人口超过三十万的城市来的学生。他们没人记得小时候在商场里走丢的事。然后我在他们被催眠的状态下暗示他们的确走丢过。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他们中四分之三的人随后就宣称记得自己曾经在商场里走丢，甚至描述了那段经历：他们有多害怕，他们是怎么被店员发现然后送回到妈妈身边的，头顶的广播里说汤米或者哈里在商场的美食区被找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这一切只是催眠暗示和他们遥远的童年恐惧结合在一起的结果。他们把那件事‘记得’太牢，以至于难以相信它其实从未发生。举个例子，要是我向一个在纽约长大的孩子暗示，他小时候曾被短吻鳄攻击，结果很可能毫无效果，因为他没有害怕短吻鳄的童年记忆。”

“所以你想解释什么？”我问。

我不想再喝了，在逼着自己吃下那顿晚饭之后，单单是酒精的那股味道就够让我恶心的了。我累了，一直在琢磨这个时间还有没有公交车。

“解释什么？嗯，我想说的是，我问你童年记忆的时候，你告诉我那些普通庸常的事——一个孩子在阳台上玩一块小木条，但我们的大脑从来不是那么运作的。你为什么记得这件事，而不是其他的事，一定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的——如果我们假设这件事真的发生过。可能那块木条上有个钉子把你给弄伤了，哪怕你都不太记得了；也可能阳台的楼层比较高，你险些摔下去，你母亲发现后焦急地大喊大叫。当我开始处理……”

他停下来，好像在思考是不是该继续说下去。或许他决定还是应该说，所以继续讲了下去。

“有些人经历过非常悲惨的事件，后来这些经历转变成了相当严重的阻滞。这就是所谓的‘拳击者综合征’[4] ——在拳击擂台上几乎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却没有动力最终成为冠军。你的自卫本能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剂。因此，要是我们能说服一堆学生相信他们曾经在商场里走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服那些有严重阻滞的人，让他们相信那件悲惨的事其实根本没发生过，他妈妈那天只是给他买了个新玩具而已？这并非抵消悲剧的影响，而是移除悲剧本身。”

“换句话说，你就是在杀死他们的记忆。”我说，但马上就后悔自己说得太直白了。

“要是有一大堆人可以为了拥有更好看的胸、鼻子和屁股而把自己置于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那么给记忆做个美容手术又有何不可呢？尤其是我们处理的对象都是那些没比破玩具好到哪里去的、没办法正常工作的，或者身心不太正常的人。”

“你说的难道不是洗脑吗？要是被删除的记忆还会重新出现呢？要是记忆重新浮现的时机错了怎么办？万一攀岩的人正悬在1000米的高空，阻滞却突如其来怎么办？”

他略显惊慌地看着我。在那之前，他的语气里多少有点优越感，但那之后我察觉到里面夹杂着恐惧和讶异。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发现你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无意冒犯。所以，嗯，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有人会将责任归咎于那些‘杀死’（用你的话说）攀登者记忆的人。”

就在那个时候，电话响了，但他没接，我怀疑可能是劳拉打来的。他用了一贯的战略：话题突转，可能觉得已经说了太多自己的研究实验。

“很遗憾劳拉没来，不然我们可能会聊得更开心。你知道的，我清楚你们的关系，所以不用再瞒着我了。劳拉和我之间没有秘密，她告诉你关于那个提摩西的事了，对吧？”

我知道他并非故弄玄虚，所以就向他承认了我和劳拉的关系。当场被他识破，未免有些尴尬，我告诉自己，他和劳拉的关系比我想象的还要紧密。他们共享那方私密的空间，尽管我有种自己是那方空间中的常客的幻觉，但其实在那里我连个客人都算不上。

“我问你你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实早就知道你们已经在一起了，”他说，“一个小测试而已。”

“我没及格。”

“不如说你只是想谨慎一些，再说我的问题也有点儿冒昧。”他安慰我，“劳拉对你而言有多重要？或者说，你觉得她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意义重大。”

“你都没犹豫，”他观察着，“那就祝愿你俩一切都好吧。有人问过你来我这边的事吗？”

“没有。”

“要是有人问起，马上告诉我，不管是谁问的，知道吗？”

“当然。”

“很好，谢谢。”

我决心遵循他的那套规则，所以这次我换了话题：“你结过婚吗？”

“我的简历都是公开的，理查德，你竟然没读过？我没结过婚。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净顾着做研究、发展事业，我的事业起步挺晚的。要是两个一起长大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会很容易忍受对方的怪癖和习惯，但老了，就几乎不太可能了。或许我没遇见合适的人吧。有一次，我被一个年轻女人迷得神魂颠倒，但却狼狈收场。”

“为什么？”

“你难道想让我一语道破天机吗？今天晚上就聊到这儿吧。你想知道我最初的记忆是什么吗？”

“我预感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你的预感很对，哥们儿，你有做灵媒的本事。我并没有坐在阳台上，试着折断一根木头。那是一个美丽的初夏，阳光明媚，我在院子里，到处都是玫瑰。我站在一片玫瑰灌木丛边上，手里拿着一大束红花，脚边蹲着一只花斑猫。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小时候所有大人看起来都挺高的）靠过来和我说了些什么。他穿着深色的制服，胸前别着好多徽章，其中的一枚尤其引我注意，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闪亮。我觉得它应该是银的，十字架形状的。那个理着平头的金发小伙子注意到了我，这让我特别骄傲。

“这就是我的记忆，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在德国出生，不知道你是否清楚，我是个犹太人。我4岁的时候和母亲及妹妹来到美国，我妹妹英琦当时还是个婴儿。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纳粹突击队员突然‘到访’，我父亲被他们毒打了一顿，几天后在医院里去世了。但那段记忆，被掩盖的痛苦回忆，其实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更想保留我的回忆，你懂的，不管它有多痛苦。我有时就像一个天主教徒，把粗糙的记忆像毛织皮带一样系在腰或者大腿上。这些记忆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看似平常的人究竟能做出什么，表象背后有时潜藏着猛兽。”

他站起来，打开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眨了眨。他走到窗边，拉上窗帘。

“外面简直糟透了，”他说，“快半夜了。你确定不想在这里过夜？”

“劳拉会担心的。”我说。

“你可以给她打个电话，”他说，指了指前厅，“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不用了，没关系的，我能搞定。”

“那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吧，钱我来付。让你待到这个点儿都是我的错。”

“这次聊得很尽兴。”我说。

“就像我之前和你说的，没必要撒谎。”他说完就到前厅去叫出租车了。

事实上，我没有说谎。他可能是我那时遇见过的最能启发人心的人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望和名气，还因为他那不容置疑的个人魅力。但与此同时，他却好像总是把自己关在玻璃笼子里，因为他没办法接受这一事实：别人并不是他那场变态心理游戏中的玩偶。

我走到窗子旁边。雪花在阳台上迎光旋舞，如同一群鬼魂。紧接着，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之中看见了一个人影，距离窗子有三米多。那个影子冲到左侧，躲在那丛枝叶上缀满白雪的高大木兰树后面。我很确定自己并非臆想，尽管外面太黑，能见度很低。我决定不将此事告诉韦德，他看起来已经压力很大了。

***

他连拨了几次电话才叫到了出租车，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到我家门口。出租车把我丢在纪念碑附近的大雪中，我从那里开始继续步行，积雪没过膝盖，寒风刮在我的脸上。

20分钟之后，我和劳拉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我裹着毯子，手捧一杯热茶。

她突然说：“三个小时之前，提摩西来了。”她从来不叫他的昵称，比如提姆或者提米，就像她从来不叫我迪克或里奇。“我觉得他想继续骚扰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会和他谈谈。或者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们可以报警。”

“我觉得没用的。”她飞速说道，没说明白她到底指的是哪件事，“你没在家真可惜，不然我们可以当场解决。”

“韦德非要我留下来吃晚餐。”

“你不得不由着他，是吧？你们都聊什么了？”

“关于记忆的一些东西。不如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理会他了？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认识他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是个让人尊敬的教授，我呢，只是想友善一点儿，仅此而已，因为我知道你很在乎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你坚持要我见他的，你还记得吧？”

她坐在沙发前面的小毯子上，盘着腿，好像要做冥想似的。她穿着我的一件T恤，上面有巨人队的队标，我第一次发觉她有些瘦了。

她为自己刚才的态度道了歉，然后告诉我她妈妈发现自己的左胸上长了个肿块。她去看了医生，现在在等乳腺B超的检查结果。她很少和我谈及她的家庭，只是讲过一些小片段和零碎的回忆。我从来不曾真正用她提供给我的拼图碎片，组成过一个连续完整的画面，尽管我把我家人的一切都告诉她了。我在考虑和母亲及弟弟一起过节，那是第一个没有我爸的圣诞节。我邀请了劳拉，但她说她更想回埃文斯顿。离圣诞节只剩下几天时间了，我已经能感受到分离时刻那金属般的铮铮响声正在迫近。那将是我们相识以来时间最长的分别。

***

第二天，我在市中心一家小照相馆里为《签名》杂志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几个小时之后，我取了照片，给杂志社寄了两张，自己留了两张：打算一张给劳拉，一张给我妈妈。但一直到我假期离开之前，也没想起把照片从背包里拿出来，所以也就没机会把照片给劳拉了。之后，在伊萨卡，我想起那两张照片，却发现它们已经不见了。

杂志一月底出刊，那时我已不断被侦探和记者骚扰，所以就换了地址，因此也没收到邮寄给我的免费杂志。直到15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将那份杂志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才看到那期《签名》。我朋友在布鲁克林默特尔街一家卖二手书的书店里看见了那本杂志。我再没和那位编辑联系过。直到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偶然得知，他在1990年夏天，在西海岸死于一场车祸。

就像劳拉说过的那样，或许那期杂志，以及突然意外降临的文学上的成功确实是一个征兆。在那之后，我再也没能发表任何东西，尽管有一阵子我仍坚持写作。

就在我们一起吃晚饭的几天之后，1987年12月21日到22日之间的夜里，约瑟夫·韦德教授在家中被谋杀。警察一直在调查，却没找到凶手。出于一些原因（你会在下文读到这些原因），我是嫌疑人之一。

[1] 爱德华时代（1901—1910）：即爱德华七世统治英国的时代。——译者注

[2]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译者注

[3] 马里兰：美国的一个州。——编者注

[4] 拳击者综合征（boxer syndrome）：又称撞击性头晕综合征，由反复创伤引起。临床早期主要表现为神经症的症状，后期可发展为慢性进行性智能衰退和运动障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