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两点三十分，克里斯丁·布琳·麦肯齐在密尔沃基的一个饭店里的酒吧区，正喝着鸡汤和健怡可乐。她刚刚分别约见了密尔沃基警察局的一名警探和FBI的一名特工，他们在一起比较了一下各自对四月份发生在肯尼沙郡的菲尔德曼夫妇和制毒团伙被杀案的调查笔记。

几次这样的碰头会都没起什么作用。市里和联邦的调查目标，看样子，都是想要找出一个指向曼克维茨的关联，而不是去抓住那些杀手，是他们杀害了这对无辜的夫妇，并残忍地弃尸于冰冷的厨房地板上。

布琳对那个警探和FBI的特工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理会她的判断，只是表示同情地努了努嘴。她有点恼火。

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第二个约见的人，决定赶紧补一顿午餐，然后回家。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布琳·麦肯齐为做调查，跑了2,300英里。她现在开着一辆旧佳美——已经很旧了。那辆在执行任务时浸了水的本田已经坏了，根据保险公司的认定，那不属于私车保险范围，不予理赔。她得从自己的积蓄中掏钱买车，这让她很受伤害，尤其是她现在对她未来的经济状况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格雷厄姆搬出去住了。

四月十八号之后，他们就他们的现状谈了几次。但格雷厄姆因为埃里克·蒙斯的死情绪一直非常不稳定，他仍然在责备自己——他倒没有责备布琳，一点都没有(他与凯斯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

格雷厄姆才搬出去没几天，住进了一个出租屋，车程要二十分钟。她一方面觉得心烦意乱，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松了一口气。内心深处的麻木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处理家庭纠纷是她的专长，因此她知道要断言他们的生活将何去何从，现在还为时过早。

他还在支付他的那一份账单——实际上，还多交了，保险公司没支付的那部分安娜的医药费，也都是他给的。但他们的生活一直都是建立在两份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布琳突然之间对经济状况变得敏感起来。

她又喝了点就要冷掉的汤。这时她的电话响了。是约伊打来的，她立刻拿起电话。约伊打这个电话只是给她报个到，告诉她几件体育课和科学课上的事，布琳鼓励了他几句，他就挂了，去赶最后一节课。

那天格雷厄姆针对孩子以及她在抚养孩子上的问题所说的那番话，让她觉得他很可能是准确地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为此她做了些调查(和询问)，发现约伊逃课的事是真的，而且他踩着滑板扒卡车的事也干过好多次了。幸亏是上帝保佑，才没有摔成重伤。早退的事也发生过。比她预料的要多得多。他对她的签名显然也模仿得十分逼真。

母亲倒是很理性，但态度却十分的坚定。在她的催促和教训下，布琳跟孩子做了几次艰难的谈话。(布琳觉得这一次母女之间的关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为此她感到很高兴。)

布琳就像是特警队的队员从直升机上突降地面一样突然冲进了儿子的生活。他只被允许去当地的一个花式滑板场去玩玩滑板，还得她也在场才行。而且他还要戴上头盔，不许戴线编的嘻哈帽。

“妈，行了，别这样。你开玩笑吧？”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要不我还是把你的滑板锁在我房间里。”

他叹了口气，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他只好同意了。

她还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她报到，放学后二十分钟之内要回到家里。她还提醒他，警方与当地的电话公司有协议，允许他们追踪手机的位置，甚至在手机没有使用的状态下也能追踪得到。看到孩子听了这话后所作出的反应，她乐了。(她说的是实话，只不过她没有告诉他，她要是用这个系统来对他进行电子监控，那就是非法的了。)

可如果说她控制住了孩子的叛逆行为的话，那么他因为格雷厄姆的离去而产生的情绪问题，她似乎就束手无策了。尽管她的丈夫定期与他的继子有联系，但约伊对于他们的分居还是非常不满，而她对此却不知所措。毕竟，她不是那个走出家门的人。她想修复这个关系，但还没有找到办法。

她把汤推开，心里在想，那个晚上之后，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那个晚上”。这个词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作为时间的参照。

她又一次成了单身，带着一个受了伤的母亲，还有一个老是闯祸、得时时盯着的孩子。但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得住她对蜜雪儿和哈特的追踪，她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她正在想着是不是能从那个警探和FBI特工的会谈中找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突然意识到，酒吧里像死一样的寂静。

一个人都没有了。侍应生、服务员和调酒师都不见了。

这时她想起来了：她从这里的警察局出来的时候，有个瘦瘦的男人就一直跟在她后面。她当时也没有多想，但现在才意识到，她曾经在有个地方停下来看一个商店的橱窗，那人也停下来了，在打电话。或者那是装的。她警觉地站起身，只觉得一扇门开了，一阵微风吹来，有人来到了背后，至少是两个，似乎。

她一愣。枪还在外套和雨衣里面。等她把两粒扣子解开，她早就没命了。

不可轻举妄动，只能转过身去。

她转过身来，以为会看到哈特正瞪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举着枪要杀她呢。

两名男子中体重重的那一个，年龄有六十来岁，他开口说道，“警探，我是斯坦利·曼克维茨。”

她点点头。“是警官。”

另一名男子，长得很瘦，就像个大男孩，正是她早前见过的那个跟踪她的人。他脸上挂着一丝笑容，但这并不是因幽默而笑。他没有说话。

曼克维茨在她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可以吗？”

“你这像是绑架啊。”

他显得很吃惊。“哦，你随时可以离开，没人拦你，麦肯齐警官。绑架？”

他朝他的同伴点了点头，那人去了临近的一张桌子。

调酒师已经回来了。他看着曼克维茨。

“就要点咖啡。给我的朋友来杯健怡可乐。”他朝那张桌子点点头。

调酒师把咖啡放在吧台上，把可乐送给了曼克维茨的同伴。“还要点什么吗？”他问布琳，好像是在问，来点干酪蛋糕作为你最后的一顿饭吧？

她摇了摇头。“结账。”

曼克维茨小心翼翼地调着咖啡，奶油放得不多不少，一袋糖，一袋蔗糖素【注】。他说，“我听说你几个星期前有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注】：是以蔗糖为原料合成的半天然产品，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已开发的一种甜度高且安全的甜味剂。

那个晚上……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新闻啊。”他的语气中透着一种信任，这让她稍稍放了点心——眼下既没有什么有形的危险——也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因素。他仿佛另有一种武器，好像知道点什么，因此无需诉诸武力，就可以摧毁她的生命。他似乎控制了一切。

这让她想起了哈特。

这位工会大佬接着说道，“保持消息灵通是很重要的。我小的时候，那时还没你呢，我们每天会听一个小时的新闻，先是当地新闻——在下午五点——然后是国内和国际新闻。沃尔特克·朗凯特、亨特利和布林克利【注】……就半个小时。对我，这是不够的。我喜欢所有我能得到的信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我喜欢这个台。它也是我黑莓手机上的主页。”

【注】：均是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成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

“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怎么就那么巧，我刚刚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你就出现在这儿了……除非你用什么办法发现了我在密尔沃基警察局约了人。”

他犹豫了一下——她的话显然是触及到什么要害了。他说，“或者是说我一直在跟踪你。”

“这我知道，是他在跟踪，”她没好气地说，一边说还一边朝他那位瘦子同伴点了一下头。

曼克维茨笑了，他喝了一口咖啡，面带歉意地看着甜点展示转盘。“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一件大家共同关心的事，警官。”

“那会是什么呢？”

“寻找杀害爱玛·菲尔德曼的凶手。”

“我此时此刻不会看着他正在离我两英尺远的地方喝着劣质咖啡吧？”

“这是劣质咖啡。你是怎么知道的？”

“闻的。”

他朝她盘子里的可乐罐点了点头。“你和我的朋友，还有那什么健怡可乐。那东西对你没好处，知道吧。噢，不，你现在可不是跟那个凶手坐在一起。”

她回头看了一眼。另外那个家伙正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在看他自己的黑莓手机。

他的主页又是什么呢？

“别想象着你在肯尼沙郡办过很多谋杀案，”曼克维茨说，“更别想象着办过这样一个案子。”

“是别想象着办过这样一些案子，”她纠正了他的说法。“死了好几个人。”既然她还活着，旁边还有一个调酒师做目击证人，就算他已经被收买，她还是觉得可以有恃无恐了，倒并不是想故意跟他过不去。

“那是，那是。”他点点头。

布琳沉吟片刻说，“我们办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呢？械斗。在7-11便利店或加油站抢劫时枪走火。冰毒交易不成时的火并。”

“那是个坏东西，那种毒品。恶劣至极。”

说得没错。她说，“如果你见过警察，那你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

“四月十七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他还是喝了一口那劣质的咖啡。“你入工会了吗？警察工会？”

“没有，在肯尼沙没有。”

“我相信工会，警官。我相信劳动，我相信人人享有公平的上进机会。就像教育。学校是一个平衡器；工会也是一样。你入了工会，我们就给你最基本的东西。你也许会因此而幸福，享受小时工资待遇和上帝的保佑。但你也可以把它用作一个跳板，以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

“跳板？”

“也许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我这人没什么创意。你知道，我的罪名是什么吗？”

“不是很具体。恫吓非法移民。”

“我的罪名是我给人家提供的伪造证书比在街边上买到的更逼真些。他们凭着这些证书就可以在开放公司找到工作，投票参加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