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再来点香槟吗？”

“要。”

我将她揽过来，她伏在我肩头哭泣。她不爱我，我们都清楚。她不是为我而哭，只是现在她恰好想哭一会儿而已。

她离开了我肩头，我下了床。她去了浴室补妆。我拿来了香槟。她回来时脸上挂着微笑。

“对不起，我哭了，”她说，“六个月后我会连你的名字都想不起来。拿到起居室去吧，我想看见灯光。”

我遵命行事。她像刚才一样坐在沙发里。我在她面前斟香槟。她望着杯子，却没去碰。

“那我就自我介绍，”我说道，“我们到时再一起喝一杯。”

“像今晚一样？”

“永远不会像今晚。”

她举起香槟，慢慢地喝了一点儿，接着转过身来，将余下的泼在我脸上。然后又开始哭泣。我摸出手帕，擦了擦自己的脸，又为她擦了擦脸。

“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这么做，”她说，“不过看在老天的分上，千万别说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从来搞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做某件事。”

我往她的杯子里又斟了些香槟，嘲笑她。她慢慢地喝着，然后转过身，倒在我腿上。

“我困了，”她说，“这回你得抱我过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次日早晨，我起来煮咖啡时她还睡着。我洗了澡，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她才醒过来。我们一起吃了早餐，我叫了出租，提着她的行李包走下台阶。

我们道了别。我目送出租车消失在视线里。我走上台阶，走进卧室。我将床弄乱，再铺整齐。一只睡枕上留着一根长长的深色头发。我心里坠着一块铅。

法国人有一种说法可以形容这种感觉。那帮杂种对什么都有个说法，而且说得总是那么贴切。

说一声再见，就是死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