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更别提新几内亚那些部落里的人了。

听了这句话，她头上的触角肯定会猛地一抖。她一定能觉察出什么来。

我发现我对主观性以及人类学家眼光的局限性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兴趣，而相比之下，基奥纳部落的传统习俗已不再吸引我。也许所有科学都不过是人类的自我研究而已。

为什么不干脆提他们俩一句呢？

我这儿来了访客，是搞人类学的同行，他们在这一地区已经干了好几年，时间并不比我短，只是以前我们无缘结识。他们是夫妇俩。男的来自昆士兰，这家伙身材高大魁梧，我在悉尼时就认识他。女的是美国人，颇有点名气，只是体弱多病，袖珍型的身材，却长着一张女达尔文的脸。

好家伙，这句话让她看见了，我还会有好果子吃？绝对没有。我攥住那张纸的顶端往下扯，结果纸被撕成了两半。扔了它。我把打字机里剩下的半张也扯了下来，把它们揉成一团，朝窗外的孩子们扔了过去。那儿立刻又爆发出一阵欢呼。这直接违背了第二和第四个目标。每次都是还没写几句，本来要写给母亲的信就会变成写给内尔的。我的思绪会沉浸在与她的对话之中，全身弥漫着正在和她交谈的感觉。那感觉让我不安，它会让我从睡梦中惊醒，就好像人们会半夜被突发的病痛惊醒一样。

和他们分开之前，我悄悄往自己包里塞了一本她写的那本书。回来当天，我就把它读完了。第二天又读了一遍。这是我读过的最没有学术味的人种学著作。它善于描述和做概括性的结论，而短于做系统性的分析。在哈登最近的一封信中，他对《基拉基拉部落的孩子》一书在美国取得的成功不乏嘲讽之语。他开玩笑说，我们以后去考察的时候都应该带着女小说家一起去。可她的确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虽有同感却没有勇气将其公之于众的紧迫性，我们仍把陈旧的科学传统奉为金科玉律，对之感恩戴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我受过的学术训练无一不是教我要在传统面前俯首帖耳，可内尔却是高昂着头，一副睥睨四顾的样子。这真让人又振奋又气恼。我一定得再去见见她。

好几次我已经上了船，但没过一小时又掉头回来了。我对自己说，这么快就去拜访太早了，他们会措手不及，没有时间接待突然造访的我，他们的工作安排会因我而中断。他们打算在七个月内完成原本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工作，我要是去了，只会像个讨厌的跟屁虫一样跟在他们身后到处晃悠。假如他们离得近，我倒是可以找个借口过去。芬曾说过，过两个星期他想带我一起去打猎，倘若他真的想去，早该给我捎话过来了。

我感觉芬在学术上不如内尔训练有素，但他头脑敏锐，兼有语言天赋。他有强烈的好奇心，用近乎艺术的方式看待事物。在沙滩上，他就注意到基奥纳部落的人都把他们的船转过去侧着停，而打鱼的工具都放在船的前面。他当时说，它们看上去就像乡村小教堂圣坛前摆着的一排排长凳。如今，每次看到他们那样停船，我都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他那种联想。

我觉得我爱他们，两个我都爱，是那种孩子般的爱。我非常想他们，远胜过他们想我。他们彼此拥有，永远无法体会一个人在茅草屋里独自待上二十五个月的滋味。尽管内尔也曾在所罗门群岛待过一年半，可当时她是和总督夫妇住在一起，身边朋友众多，而且不乏访客。芬也曾在斗布部落独自待过一段时间，可他自己说，在那期间他曾抽空去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参加他哥哥的婚礼。他家离这里连一千六百公里都不到。

屋外，孩子们已经改玩弓箭了，他们正瞄着一个快速滚动的番木瓜练习箭术。其中有个孩子的弓弦折了，他跑进树丛中，拔起一根竹子，用自己的双手和牙齿从竹竿上撕下一缕很薄的纤维。他把它在弓上绑好，重新加入了战团。

内尔和芬的出现让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可他们给我带来的是什么呢？极度强烈的欲望，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却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的情感。那是一种痛，一种除了“想要”别的词都无法形容的痛。我想要。没有宾语，没有对象。它与想死截然对立，可它比想死更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