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赖恩有他的目的，我像知道自己姓什么一样清楚这一点。直到弄清楚他的意图，我才能从这糟糕的心情中解脱出来。我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去上班，心情仍然没能好转。

文斯·增冈带来了面包圈。想到我的家庭生活让我受的罪，面包圈实在是太安慰人了，充满了正能量。“哈，面包圈，来得太是时候了。”我对抱着盒子费劲儿地走进来的文斯说。

“哈，聪明的家伙。”他说，“来自高卢的礼物。”

“法国面包圈？”我说，“他们不会放香菜吧？”

他打开盖子，露出几排闪闪发光的面包圈。“没香菜，也没蜗牛。”他说，“但有巴伐利亚奶油。”

“我得请参议员为你颁奖。”我边说边迅速拿起一个面包圈。在建立在爱、智慧、同情基础上的世界中，我那让人极其不舒服的早晨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不过，当然了，我们没那样的福气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所以面包圈还没来得及被我吞下肚，我桌上的电话就响了。不知怎的，从那铃声我就能猜出是德博拉。

“你干吗呢？”她连招呼也不打就问。

“消化面包圈呢。”我说。

“来我的办公室消化。”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你没办法跟一个已经挂断电话的人争论，我知道德博拉懂这个诀窍。所以我没让自己再费劲儿拨一遍号码，而是朝德博拉的办公桌走去。其实她的地盘不能称为办公室，而只是带隔板的办公区。

德博拉坐在桌前的椅子里，手里抓着一份看上去是公文报告的东西。她的新搭档戴克站在窗前，英俊得不像话的脸上是一副说不上是超然物外还是空虚的表情。“瞧瞧这个，”德博拉说着，用手背拍着那沓纸，“你能相信这堆狗屎吗？”

“不能，”我说，“因为离得太远，我都看不清狗屎。”

“大酒窝先生去调查了斯巴诺家。”她说着朝戴克示意了一下。

“哦，嘿。”戴克说。

“他给我找到一个嫌疑人。”德博拉说。

“案件相关人士，”戴克用官方口吻严肃地说，“他还不能算是嫌疑人。”

“他是我们他妈的目前唯一的线索，你却把这事儿压了整整一宿，”德博拉吼起来，“我要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才能读这浑蛋报告。”

“我得打字。”他说，听上去有点儿受伤。

“俩姑娘失踪，上头盯着我不放，媒体等着看好戏，而你在打字，都不赶紧告诉我。”她说。

“得了，有什么大不了。”戴克耸耸肩说。

德博拉咬牙切齿，搜肠刮肚地想说点儿特别厉害的话，可最终只是将报告扔到桌子上。“戴克，去给我倒杯咖啡。”她最后说。

戴克站起来，朝德博拉一指，说：“两块糖，加奶。”然后朝走廊尽头的咖啡壶溜达过去。

“我记得你喜欢喝黑咖啡。”我对德博拉说。

德博拉站了起来。“如果这是他最后一次犯错，我太巴不得了。”她说，“过来。”

她说着朝和戴克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叹口气跟着她，好奇德博拉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一套作风，也许是一本叫《欺负人的管理方式》的书吧。

我在电梯前赶上了她，说：“我能问问咱这是去哪儿吗？”

“蒂法尼·斯巴诺。”她说，使劲儿按了两下向下的按钮。“泰勒·斯巴诺。”我说，跟着她进了电梯，“那个和……萨曼莎·阿尔多瓦一起失踪的女孩。”

“没错。”她说。电梯门关上，我们晃荡着下行。“笨仔向蒂法尼·斯巴诺问起她姐姐。”我猜笨仔是指戴克，所以我点点头。“蒂法尼说泰勒对哥特式建筑感兴趣有一阵儿了，然后她在‘哥特正方形’聚会上碰到了这家伙。”

我自己平常循规蹈矩，所以觉得哥特聚会是年轻人的一种聚会形式。就我所知，这个团体的孩子都穿黑衣服，皮肤苍白，听欧洲流行音乐，热衷看《暮光之城》的DVD。在我看来和正方形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可德博拉的想象力丝毫不受阻挡。

“我能问问哥特正方形是什么吗？”我谦虚谨慎地问道。

德博拉瞪了我一眼。“那是个吸血鬼。”她说。

“是吗，”我说，感到很惊奇，“在这个年代？在迈阿密？”

“是啊。”她说，电梯门开了，她朝门外走去。

我紧紧跟着她。“那我们会去见这家伙吗？”我问，“他叫什么？”

“弗拉德，”她说，“名字挺好记，是吧？”

“弗拉德什么？”我说。

“我不知道。”她说。

“但你知道他住哪儿吧？”我试探地问。

“我们能找到他。”她朝出口走去。我觉得受够了，我抓住她的胳膊，她转身瞪着我。

“德博拉，”我说，“我们到底要干什么？”

“和那个绣花枕头的白痴再多待一分钟我就要疯了。”她说，“我必须离开这儿。”她想抽出胳膊，可我没放手。

“我和任何人一样不想跟你的搭档多待一会儿，”我说，“可我们是要去找人。不知道他的全名，不知道他在哪儿，那我们要去哪儿？”

她又试图把胳膊抽出来，这次成功了。“咖啡网吧，”她说，“我不蠢。”显然我蠢，因为我又一次扮演了跟班的角色，随着她冲出门，朝停车场奔去。

“你付钱买咖啡哦。”我边跟着跑边没用地说。

十个街区外就有一家网吧，所以我没费什么时间就坐在了电脑前，旁边是一杯上好的咖啡，还有坐立不安的德博拉。我妹妹是个神枪手，而且她有很多其他本领，但让她坐在电脑前，就仿佛让驴子跳波尔卡舞一样，所以她非常有自知之明地把这些活儿交给了我。“好吧，”我说，“我能搜‘弗拉德’这个名字，不过……”

“牙齿美容，”她飞快地说，“别装傻。”

我点点头。这是个聪明的主意，毕竟她是受过训练的侦查员。几分钟之后我就有了迈阿密十几个牙医的名单，都是从事牙齿美容的。“要我打印吗？”我问德博拉。她看看长长的名单，使劲儿咬着牙，我怕她这样下去很快就该自己去看牙医了。

“不，”她说，抓起电话，“我有个办法。”

她拨了个快拨号码，几秒钟之后我就听见她说：“我是摩根，给我那个法院牙医的电话。”她的手在空中挥挥，表示她需要一支笔。我从键盘旁边拿过一支笔，还从旁边垃圾桶里找出一张纸，一并递过去。“嗯，”她说，“古特曼医生，没错，是他。好的。”她写下号码，挂断电话。

她立刻照着记下的号码拨出去，和接线员谈了一分钟之后，我从她用脚点地的样子判断，古特曼先生来接电话了。“古特曼医生，”德博拉说，“我是摩根探长。我需要本地牙医的电话，能把人的牙齿修得像吸血鬼的牙医。”古特曼说了些什么，德博拉看上去很惊讶。她拿过笔记着并说道：“嗯，记下了，谢谢。”说完挂断电话，对我说：“他说全市只有一个牙医蠢到会做这样的事儿，南海滩的伦诺夫医生。”

我很快在刚才搜出的牙医名单上找到了他。“就在林肯路旁边。”我说。

德博拉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并朝门口走去。“来吧。”她说。忠于职守的德克斯特赶紧站起来，屁颠屁颠地跟着出去了。

伦诺夫医生的办公室离林肯路商厦两个街区远，在路边一个陈旧的两层楼的一楼。这座楼是那种在南海滩一度流行的半装修风格，如今被重新精心装修过，还涂上了淡淡的青柠色。德博拉和我经过一座看着像是在工具箱里做爱的几何图形的雕像，直接朝楼后面走去，那里的门上挂着“伦诺夫医生，牙齿外科博士，美容牙齿专科”的牌子。

“我看就是这儿了。”我说。

德博拉推开了门。

前台是个很瘦的非洲裔男人，头剃得锃亮，耳朵上、眉毛上甚至鼻子上穿了一打小钉子。他穿着紫红色的手术服，戴着金项链。他桌子上的牌子上写着“劳埃德”。我们进门时他抬头看看，很开朗地笑起来，说：“嘿，我能为你们做点儿什么？”那样子好像在说“一起来玩儿吧”。

德博拉递过她的警徽，说：“我是迈阿密戴德警察局的摩根探长，要见伦诺夫医生。”

劳埃德笑声更大了：“他现在有病人，你等一两分钟可以吗？”

“不可以，”德博拉说，“我现在就要见他。”

劳埃德显得有些迟疑，但笑容不改。他的牙很大很白，形状堪称完美。如果是伦诺夫医生给他整的牙，那这手艺真不错。“能告诉我是关于什么事情的吗？”他说。

“关于他要是不在三十秒之内出现我就带着搜查令回来看他的药物执照的事情。”德博拉说。

劳埃德舔舔嘴唇，犹豫了两秒，站了起来：“我去告诉他您来了。”说着消失在了一道通向诊所背面的弯曲的墙后面。

伦诺夫医生在二十八秒后出现。他喘着气从弯墙后面出来，用纸巾擦着手，看上去很疲惫：“你们他妈的……我的执照怎么了？”

作为一个牙医，他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坦白说看上去有些太结实了，仿佛是把填龋齿的时间都用来抡铁锤了。

德博拉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她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问：“你是伦诺夫医生？”

“我是。”他说话间还在微微喘息，“你到底是谁？”

德博拉又递过去她的警徽：“迈阿密戴德警察局的摩根探长，我需要跟你谈一下你的一个病人。”

“你需要的是，”他带着医学权威说，“停止扮演突击队，跟我解释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儿。我那边还有病人在椅子上躺着。”

我看见德博拉的下巴绷紧，因为太了解她的性格，我赶紧预备接下来有几轮费劲儿的谈判。她会拒绝吐露任何信息，因为这与警务相关。而他会拒绝透露病人信息，因为这是医患协议保密的内容。他们会来来回回地交涉，直到各自把王牌亮出来。我则会一边旁观一边诧异我们干吗不收工去喝咖啡。

我正要找个椅子准备翻着杂志等结果，可是德博拉让我感到惊讶。她深吸一口气，说：“医生，我这里有两个姑娘失踪了，唯一的线索是有这么个家伙，他把牙齿修尖，看上去像吸血鬼。”她又吸了口气，迎着他的目光说：“我需要帮助。”

如果天花板消融，露出一队天使吟唱“我那疼痛的小心肝”，我都不会比现在更惊讶。让德博拉公开示弱，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我都想不好是不是该给她找心理医生了。伦诺夫医生看上去似乎也有同感，他眨着眼睛看了她半天，又看看劳埃德。

“我本不该这样，”他这样说的时候看上去更加年轻，“病例是保密的。”

“我知道。”德博拉说。

“吸血鬼？”伦诺夫说，他把嘴唇朝后咧开，指着自己的牙齿，“在这个地方？尖牙？”

“没错，”德博拉说，“像尖牙。”

“是特殊的齿冠，”伦诺夫高兴地说，“我在墨西哥的一个家伙那里定做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然后采用普通的镶齿冠步骤，效果的确很棒，我必须承认。”

“你给很多人做过这个？”德博拉说，听上去有些惊讶。

他摇摇头。“我做了大概两打吧。”他说。

“年轻的，”德博拉说，“大概不超过二十岁。”

伦诺夫医生缩着嘴唇琢磨。“大概有三四个吧。”他说。

“他管自己叫弗拉德。”德博拉说。

伦诺夫笑着摇摇头。“没人叫这个名字，”他说，“但如果他们都这么叫自己，我也不奇怪，这是在他们这群人里很流行的名字。”

“真是一群人吗？”我脱口而出道。在迈阿密有一大群吸血鬼，不管是真的还是冒充的，都挺让人惊惶，即便只是化装出来的。真的吗？那些黑衣客太“纽约”了，不过是去年开始流行的。

“是啊，”伦诺夫说，“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没有都做这种尖牙，”他带着遗憾的口气说，然后耸耸肩，“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口号之类的，还挺够瞧的。”

“我只需要找到他们中的一个。”德博拉说，流露出一点儿她惯常有的不耐烦。

伦诺夫看着她，点点头，不自觉地活动了一下脖子。他把嘴唇伸缩了几下，突然做出了决定，说道：“劳埃德，帮他们调出费用记录。”

“好的，大夫。”劳埃德说。

伦诺夫朝德博拉伸出手：“祝你好运，探长。”

“好的。”德博拉说着握了握他的手。

伦诺夫握得有点儿超时，正在我觉得德博拉会甩开他的手的时候，他微笑着补充道：“你知道，我能矫正你的龅牙。”

“谢谢，”德博拉说着抽回手，“我挺喜欢这样。”

“啊哈，”伦诺夫说，“那么，好吧……”他把一只手放到劳埃德的肩膀上，“帮他们一下吧，我还有病人等着。”说完又使劲儿看了看德博拉的龅牙，转身消失在后面的办公室里。

“就在这儿，”劳埃德说，“在电脑里面。”他指着自己刚才坐的桌子，我们跟着他走过去。

“我要一些参数。”他说。德博拉朝我眨眨眼，好像他说的是外语。我再次挺身而出拯救了她。

“二十四岁以下，”我说，“男性，尖牙。”

“真棒！”劳埃德说，他敲打了一会儿键盘。德博拉看上去有些不耐烦。我扭头看着会客室的另一头。一个大大的水族箱放在杂志架旁边。这屋子看上去有点儿拥挤，但也许鱼喜欢。

“齐活。”劳埃德说道。我转过脸，正好看见打印机吐出来一张纸。劳埃德取过来递给德博拉，她一把夺过去端详着。“只有四个名字。”劳埃德言语间带着和伦诺夫医生有些相仿的遗憾口气，我有些好奇他是不是在镶尖牙的业务上有提成。

“浑蛋。”德博拉瞪着那张纸说。

“什么浑蛋？”我说，“你嫌名字少？”

她用手指弹弹那张纸。“头一个名字，”她说，“你听着阿科斯塔这名字耳熟吗？”

我点点头。“它意味着麻烦。”我说。乔·阿科斯塔是市政府的大人物，带着一种五十年前芝加哥老大的气派。如果我们的弗拉德是他的公子，我们可就捅了马蜂窝了。“是重名吧？”我充满希望地问。

德博拉摇摇头。“地址一样，”她说，“靠。”

“也许不是他。”劳埃德也帮腔道。德博拉抬头看了他一眼，只一眼就让他的笑容消失了，好像被在七寸上踢了一脚似的。

“来。”她旋风似的朝门口走去。

“谢谢你的帮助。”我对劳埃德说，但他只点了一下头，好像全部乐呵呵的劲头儿都被德博拉给吸走了。

在我出来的时候，德博拉已经坐在车里发动了引擎。“来啊，”她透过车窗喊道，“进来。”

我钻进车，坐到她旁边，还没坐稳，她就开动了车。“你知道，”我边系安全带边说，“我们可以把阿科斯塔留到最后，因为也很有可能是别的家伙。”

“泰勒·斯巴诺上的是威廉特纳私立学校，”她说，“所以跟她来往的都是有钱的公子哥儿，浑蛋阿科斯塔就是这样的公子哥儿，就是他。”

因为很难反驳她的逻辑，所以我一声没吭。我只是坐在那里，任由她把车开得飞快，穿过中午的车流。

我们开车上了麦克阿瑟辅路，又沿着它开上836号公路，朝着勒琼大街的方向，驶向科勒尔盖布尔斯。阿科斯塔家在科勒尔盖布尔斯的高档住宅区，如今建这样的小区，四周肯定会围上围墙。房屋巍峨，而且数目众多，都是大型珊瑚石建造的西班牙风格建筑。草地碧绿，边上有一座两层车库，用一个带屋顶的过道和住宅相连。

德博拉把车停在屋前，停了一下，熄掉引擎。我看她深吸一口气，诧异她是不是还要经历一场感情动荡，最近她总是这样不期然地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你确定你想这样吗？”我问。她看我一眼，这时她的样子不再是那个我所熟知的严厉专注的德博拉。“我是说，你知道，”我说，“阿科斯塔会让你日子很难过，他可是大家伙。”

她好似被抽了一记耳光，瞬间恢复了神志，又用我熟知的方式咬起了牙。“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上帝。”她吼道。亲眼看到她恢复凶狠劲儿可真好。她下了车，大步迈过过道，朝大门走去。我下车跟随，在她按门铃的时候追上了她。没人应，她不耐烦地踮脚，正待要抬手再按，门开了，一个矮胖的用人装束的女人看着我们。

“您找……”女佣用浓重的中美洲口音说道。

“罗伯特·阿科斯塔住在这里吗？”德博拉问。

女佣舔舔嘴，转了一会儿眼珠，然后哆哆嗦嗦地摇头。“你们找博比干吗？”她说。

德博拉举起她的警徽，女佣倒吸了一口冷气。“我需要问他几个问题。”德博拉说，“他在吗？”

女佣使劲儿咽了一口唾沫，一言不发。

“我只需要和他谈谈，”德博拉说，“这很重要。”

女佣又咽了一口唾沫，朝我们身后望去。德博拉也转身看去。“车库？”她说，转回头看着女佣，“他在车库？”

女佣终于点点头。“在车库，”她极快极轻地用西班牙语说道，好像害怕被听见似的，“博比在二层。”

德博拉看看我。“他在车库，二层。”我翻译道。德博拉在学校里选修的是法语。

“他现在在吗？”德博拉问女佣。

她飞快地点头。“我想是的。”她又用西班牙语说道，舔舔嘴唇，突然哆嗦着把门关上。

德博拉看了看紧闭的门，摇摇头。“她为什么那么怕？”她说。

“害怕被遣返？”我说。

她哼了一下：“乔·阿科斯塔不会雇用非法移民。以他的势力，他想给谁绿卡都可以。”

“也许她怕丢饭碗。”我说。

德博拉转身看着车库。“啊哈，”她说，“也许她怕的是博比·阿科斯塔。”

“嗯。”我说，但还没容我继续说下去，德博拉就已经跳起来朝屋角走去。我跟着她走过车道。“她会去告诉博比我们来了。”我说。

德博拉耸耸肩。“那是她的工作。”她说，在车库大门前停下，“大概有另外一个门，或者楼梯。”

“在侧面？”我提示道，并朝左边走了两步。这时我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声响，车库门升了起来。我退后一步看着。等门升得足够高了，我看见一辆摩托车，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瘦削男子骑在发动的车上看着我们。

“罗伯特·阿科斯塔？”德博拉朝他喊道。她朝前迈了一步，准备拿警徽给他看。

“×蛋警察！”他说着转动一下把手，然后发动摩托车，故意将车头对准德博拉。摩托车直直地朝德博拉开过来，她跳到一旁。摩托车冲上街道并加速，等德博拉站稳，它已经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