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好吧。我重新回到戴德县房地产数据库中，查找最近以相同方式购买的其他房产，而且资金来自同一家银行。总共有七笔，其中四笔的金额均超过了一百万美元，对于随时想舍弃的房产来说，我觉得这个价位高了一点儿。买这些房子的人十有八九是在逃的毒枭和“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三处房产了。其中一处位于迈阿密城里的黑人自由城，但我进一步搜索后发现那其实是一栋公寓楼。

在最后剩下的两处房产中，一处位于霍姆斯特德，随时可以看见被当地人称作“垃圾山”的巨大的垃圾堆。另一处也位于迈阿密最南端，就在鹌鹑窝路旁。

两栋房子。我敢打赌，有个陌生人刚刚搬进其中一栋，正干着会让那些热情欢迎新邻居的女士惊恐的事。

鲸须饭店属于那种非常高档昂贵的地方，凭自己这点儿微薄的工资，我对它自然只能望而却步。它的橡木护墙透着高雅，让你感到必须西装革履穿戴好后才能进来。它也有着全迈阿密欣赏比斯坎海湾美景的最佳角度，如果你运气好，有几张桌子能让你充分体会到这一点。

要么是凯尔运气特别好，要么是他对领班施了魔咒，总之他此刻正和德博拉坐在外面一张这样的餐桌旁，慢慢地喝着一瓶矿泉水，享用着一盘看起来像蟹肉饼的点心。我坐到凯尔对面的椅子上，赶紧抓起一块咬了一口。

“嗯，”我说，“我终于知道那些优质螃蟹归天后都去哪儿了。”

“黛比说你有一些线索。”凯尔说。我看着我妹妹，大家一直叫她德博拉，从来没有人叫过她黛比。但是她没有作声，似乎很愿意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胆行径视而不见，于是我只好将注意力转回到凯尔身上。他又戴上了那副名师设计的墨镜，当他不经意地用手将头发从额头上捋到脑后时，小指上那枚滑稽可笑的戒指闪闪发亮。

“希望有用，”我说，“但我还是得谨慎行事，免得被清除了。”

凯尔久久地凝视着我，然后摇摇头，脸上极不情愿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扯着嘴角微微向上翘了四分之一英寸。“好吧，”他说，“是被开除。但这条行规常常行之有效，会让你感到惊讶的。”

“我相信我准会目瞪口呆。”我说着将打印出来的那张纸递给他，“趁我现在还有一口气，你或许想看看这个。”

凯尔皱起眉头，打开了那张纸：“这是什么？”

德博拉探过身去，像一只急不可待的警犬。“你有收获了！我早就知道你会的。”她说。

“只是两个地址。”凯尔说。

“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某位有着中美洲背景、不按规矩行医的家伙藏身的地方。”我说，然后将我查找到这两个地址的经过告诉了他。说句公道话，尽管他戴着墨镜，他的眼睛里还是流露出了钦佩的神情。

“我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他说，“太好了。”他点点头，一根手指轻轻弹了弹那张纸，“跟踪钱的来源，每次都能有收获。”

“当然，我无法肯定。”我说。

“我敢打赌，”他说，“你已经找到了丹科大夫。”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她摇摇头，于是我只好将目光重新转回到凯尔的墨镜上：“这名字真有意思，是波兰人的名字吗？”

丘特斯基清了一下嗓子，望着远处的海湾。“我估计你那时还没有来到世上。当时有一个广告，丹科是一种自动蔬菜切碎机，可以将蔬菜切成片、切成丁——”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我们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丹科大夫。他制作切碎的植物人。如果你远离故乡，目睹非常可怕的事，自然会喜欢这种玩笑。”

“可这一切现在就出现在家门口，”我说，“他怎么会在这儿？”

“说来话长。”凯尔说。

“这表示他不想告诉你。”德博拉说。

“既然是这样，我就再来一块蟹肉饼。”我说。我探身拿起盘子里的最后一块蟹肉饼，味道真不错。

“好了，丘特斯基，”德博拉说，“我们很可能知道这家伙藏在哪里。现在该怎么办？”

他用一只手按住她的手，笑了。“我要享用午餐。”他说，然后用另一只手拿起了菜单。

德博拉望着他的侧影，将手抽了回来：“浑蛋。”

这里的菜肴确实很可口，丘特斯基竭力表现得友好热情，仿佛他已经认定既然无法说出真相，不妨对人笑脸相迎。坦白地说，我很能理解他的做法，因为这也是我惯用的伎俩，德博拉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她板着脸，拨弄着盘子里的菜。凯尔不停地说着笑话，问我觉得海豚队35今年夺得冠军的概率有多大。虽然海豚队就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也不在乎，但作为老谋深算的伪装大师，我自然对这话题有几个精心准备过、听起来有几分道理的评价，而丘特斯基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喋喋不休地说着，竭力表现得开朗友好。

我们甚至还要了甜点，让我觉得“用美食使他们分心”的把戏玩得有点儿过头，尤其是在我和德博拉压根儿没有分散注意力的情况下。不过美食毕竟是美食，如果我开口抱怨，肯定会显得不够厚道。

当然，德博拉可是辛苦了一辈子才养成待人不厚道的习惯。服务员将一盘小山般的巧克力糊摆在丘特斯基面前，丘特斯基拿起两把叉子转向德博拉，她抓住这个机会，将手中的匙子猛地扔到桌子中央。

“不，”她对他说，“我不想再喝一杯他妈的咖啡，也不想再吃这该死的巧克力糊。我要你他妈的回答我。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抓那个家伙？”

他看着她，感到稍稍有些意外，甚至还有一点儿疼爱，仿佛他这一行的人觉得扔匙子的女人很有能力、非常迷人一样，但他认为她选择的时机稍微有些不对。“我能先吃完甜点吗？”他说。

我们站在饭店外，等待着服务员将德博拉的车开过来。这时，丘特斯基低声嘀咕了一句：“这他妈的……”然后顺着车道走了过去。我看着他走到大门口，对着随意停在一棵棕榈树旁的褐紫色福特金牛做了个手势。德博拉怒视着我，仿佛全是我的错。我们看到丘特斯基冲着车窗挥了一下手，窗户玻璃摇了下来，里面当然坐着时刻保持警惕的多克斯警官。丘特斯基靠着大门，对多克斯说了句什么，多克斯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将车窗玻璃重新摇上，然后开车走了。

丘特斯基回来后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看我的眼神有了点儿变化，然后他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向南行驶二十分钟，我们就来到了东西走向的鹌鹑窝路与迪克西高速公路的交会处，旁边正好有一个购物中心。再往前行驶两个街区，一连串小街便将我们带进了一个由蓝领工人组成的恬静小区，这里大多数的房子小而整洁，不长的车道上通常停着两辆车，院子里的草坪上零零星星地放着几辆自行车。

其中一条街道左拐后通向了一条死胡同，我们在这条街的尽头看到了那座房子。外面粉刷着淡黄色的灰泥，院子里草木茂盛。车道上停着一辆破旧的灰色面包车，上面写着几个深红色的字——HERMANOS CRUZ LIMPIADORES（克鲁兹兄弟清洁公司）。

德博拉绕着这条死胡同转了个圈，然后沿着小街将车向前开了大约半个街区。这里有座房子，门前和草坪上停着六七辆车，屋里传出了喧闹的说唱音乐。德博拉将车掉了个头，正对着我们的目标，然后将车停在了一棵树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她问。

丘特斯基耸了耸肩。“有可能吧，”他说，“我们还是先观察一下。”这是我们半个多小时以来第一次打破沉默。我怎么也无法让大脑平静下来，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到了我住处的一个小架子上，那上面有一个红木小盒，里面装着许多载玻片。每一片上都有一滴血。四十扇小窗户，透过它们可以窥视我阴暗的一面。里面有多年前的那位护士长，借口减轻病人的痛苦，小心地注射过量药物，害死病人；木盒里紧挨着的那滴血来自那位杀死了几位护士的中学工艺课老师。真是奇妙的对比，而我喜欢的也正是这种嘲讽。

我轻轻梳理着这一件件往事，更加渴望立刻着手第四十一个对象，尽管第四十个对象麦格雷戈的那滴血还没有干透。可由于这和我的下一个行动密切相关，因而我总有一种半途而废的感觉。我急于尽快将它完成。

只要我确定雷克尔参与其中，然后想出一个法子——

我坐直了身子。或许是那腻人的甜点阻塞了我的颅动脉，我一时忘记了德博拉的新男友。“德博拉。”我说。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微微皱着眉头：“什么事？”

“该告诉我了。”我说。

“别胡说。”

“什么胡不胡说的，根本就没有胡说，而且这一切全都归功于我超强的脑力劳动。你不是说过要告诉我一些事吗？”

她瞥了丘特斯基一眼。他仍然戴着墨镜，死死地盯着前方，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眨眼。“对了，”她说，“好吧，多克斯当兵时是在特种部队。”

“这我知道，他的个人档案里有记录。”

“兄弟，有一点你不知道，”凯尔说，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特种部队有黑暗的一面，而多克斯恰好属于黑暗那一面。”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快得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一旦加入黑暗那一面，你就永远别想回头。”

我看着丘特斯基，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又看着德博拉，她耸了耸肩。“多克斯是个射手，”她说，“军方将他借用给了萨尔瓦多那些人，他便替那些家伙杀人。”

“有枪就能走天下。”丘特斯基说。

“这倒是很能说明他的个性。”我说。随即想到这也能说明很多其他的事，比如每当黑夜行者大声呼喊时，我都可以听到从多克斯的方向传来的回声。

“你得理解当时的情况。”丘特斯基说，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脸上也毫无表情，因而他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仿佛那声音来自什么人装在他体内的一台录音机，“我们当时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世界。为美好的事业献身，也献出我们的希望，结果我们只是在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多克斯……”

“还有丹科大夫。”我说。

“还有丹科大夫。”丘特斯基叹息一声，终于动了一下，转过头来看了德博拉一眼，然后转回头去盯着前方。他摇摇头，由于他刚才一直静止不动，所以这小小的动作反而显得非常夸张且富有戏剧性，我差一点儿鼓起掌来。“丹科大夫最初也和我们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发现自己身上缺了个零件，可以在人身上随心所欲地干任何事而不会感到内疚。没有任何感觉。你根本想象不到这种事多么罕见。”

“我相信一定是的。”我说，德博拉瞪了我一眼。

“丹科很爱国，”丘特斯基继续说道，“所以他也转向了黑暗面。结果，他的才华在萨尔瓦多得到了充分展示。他会接过我们带给他的人，然后——”他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来，“妈的，你看到他的杰作了。”

“非常独特，”我说，“很有创意。”

丘特斯基轻轻笑了一声，但笑声中没有任何幽默。“很有创意，是啊，你可以这么说。”丘特斯基缓缓摇了摇头，脑袋慢慢地先转向左边，再转向右边，最后再转向左边，“我说过，他干那种事没有任何愧疚，他在萨尔瓦多爱上了这一行。他会坐在审讯室里，问对方一些个人问题，然后当他开始动手时，他会像牙医那样称呼对方的名字，然后说‘我们来试试第五套’，或者第七套，好像他有不同套路一样。”

“什么样的套路？”我问。这问题问得似乎很自然，既表明我对这话题感兴趣，又能让这场对话继续下去。但丘特斯基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那眼神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需要一大瓶地板清洁剂清洗一下。

“你觉得这很好玩。”他说。

“没有。”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摇摇头，重新转过头去看着前方。“兄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套路，从来没有问过。抱歉。可能跟他先切除哪个部分有关，从中取乐而已。他会和他们说话，叫他们的名字，让他们亲眼看着他在干什么。”丘特斯基打了个寒战，“也不知怎么的，他的做法使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你应该想到这一切给对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对你产生的影响呢？”德博拉责问道。

他低下头，下巴垂到了胸前，然后抬起头来。“也一样。”他说，“总之，国内终于发生了变化，当然是政治形势，而且是五角大楼。新一届政府不想与我们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有任何关系，结果我们暗中得到了承诺，只要我们将丹科大夫交给对方，就可以用他来换取对方的政治和解。”

“你们让自己人去送死？”我问。这似乎很不公平，我是说，虽然我可能不必为任何道德感而烦恼，但我至少按规则游戏。

凯尔久久没有说话。“兄弟，我说过我们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最后说道，脸上又露出了笑容，这次笑的时间长了一些，“是啊，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他们抓住了他。”

“可他并没有死。”德博拉说，非常实际。

“我们被骗了，”丘特斯基说，“他落到了古巴人手里。”

“古巴人？”德博拉问，“你不是说你们在萨尔瓦多吗？”

“在当时的美洲，哪里只要出现问题，哪里肯定就有古巴人。他们会支持一方，就像我们支持另一方一样。他们需要我们这位大夫。我说过，他很特别。于是他们抓住了他，想利用他，让他住进了派恩斯岛。”

“是度假胜地吗？”我问。

丘特斯基冷笑一声。“可能是最让人想不到的度假胜地。派恩斯岛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监狱之一。丹科大夫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他们告诉他，是自己人出卖了他，他最后终于幡然醒悟。几年后，我们的一个人落到了他们手中，被发现时变成了那副样子，没有胳膊，没有腿。丹科在为他们效力。而现在——”他耸了耸肩，“要么他们放了他，要么他自己逃了出来。他知道是哪些人给他设下了圈套，于是他列出了一个名单。”

“上面有你吗？”德博拉问。

“也许有。”丘特斯基说。

“有多克斯吗？”我问，我也会变得很实际。

“或许吧。”他说，但对我没有多大帮助。丹科大夫的这一切当然非常有意思，但我来这里是有原因的。“总之，”丘特斯基说，“这就是我们的对手。”

对此，我们三个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将刚才听到的这番话思考了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帮助我摆脱多克斯带来的烦恼。我得承认，眼下什么也没有发现，真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不过我对这位丹科大夫倒是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么说他也没心没肺，也是条披着羊皮的猛龙，也找到了一个办法来施展他的才华，就像亲爱的德克斯特。可是他现在神经出了点儿问题，开始变得更像另一个猎杀者，不管他那技术带他走向哪个令人不安的方向。

说来也怪，一想到这里，另一个念头悄然回到了德克斯特那不断翻腾的黑暗大脑中。为什么不找到这位丹科大夫，与他来一段黑暗之舞呢？他是一个变了味的猎杀者，跟我名单上其他的人一样。对于他的下场谁也不会反对，就连多克斯也不会。如果说我在这之前只是随便瞎想，那么找到这位大夫现在已经成了头等大事，将我在雷克尔事件上遇到的挫折感一扫而光。

我听到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雷声，午后的暴风雨就要开始了。“妈的，”丘特斯基说，“会下雨吗？”

“每天这个时候都会下雨。”我说。

“这不好，”他说，“我们必须赶在下雨前有所行动。你去吧，德克斯特。”

“我？”我说，从对那种标新立异的行医手法的思索中猛地惊醒过来。

“你去，”丘特斯基说，“我迟一步行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是他，我比你更容易对付他，而德博拉——”他冲她一笑，尽管她似乎要对他大发脾气，“德博拉警察气十足，走路像警察，看人的眼神像警察，甚至可能会给他开罚单。他隔着老远就能嗅出她来。所以你去，德克斯特。”

“我去干什么？”我问。

“从那屋子旁边走过去，绕过那个死胡同，然后回来。擦亮眼睛，竖起耳朵，但不要太引人注目。”

“我不知道如何引人注目。”我说。

“太好了，那这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我顺着人行道慢慢向那座屋子走去。脚下有落叶，还有两个被踩扁的果汁盒，大概是从某个孩子的午餐盒里掉出来的。我从那里经过时，一只猫跑到草坪上，突然坐下来舔爪子，并且隔着安全的距离盯着我。

门前停着很多汽车的那一家，里面已经换了一种音乐，有人在大喊：“喔！”在我一步步走向致命危险的同时，有人仍然在尽情享受生活。一想到这儿，我还是感到很高兴。

我向左拐，走上了通向死胡同的弯道。我看了一眼门前停着面包车的屋子，为自己丝毫没有引起怀疑就完成了这一使命而感到骄傲。院子里杂草丛生，车道上有几张被水浸湿的报纸。似乎看不到一堆堆被扔掉的胳膊或大腿，也没有人冲出来要杀我。不过，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听到里面的电视正用西班牙语播送一场球赛，声音大得吓人。解说员的声音近乎歇斯底里，可一个男人的声音比电视上的解说声还要大。一阵风刮来，夹杂着豆大的雨滴，也带来了屋里传出的氨水味。

我继续向前走，经过了那座房子，回到了车旁。又有几滴雨水落了下来，隆隆的雷声也近在咫尺，但暴雨仍然没有落下来。我上了车，报告说：“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草坪需要修剪，屋子里还有股氨水味。屋里有说话的声音，要么是他在自言自语，要么是屋里不只他一个人。”

“氨水？”凯尔说。

“我想是的，”我说，“可能是清洁剂什么的。”

凯尔摇摇头：“清洁服务不会用氨水，那玩意儿气味太重，但我知道谁需要用氨水。”

“谁？”德博拉问。

他冲她一笑：“我马上就回来。”话音刚落，他就下了车。

“凯尔！”德博拉喊道。但他只是挥了挥手，直接向那座房子的大门走去。“妈的！”德博拉骂了一声。

凯尔敲了敲门，然后站在门口，抬头看了一眼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

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矮小壮实的男子探头向外张望，只见他皮肤黝黑，乌黑的头发耷拉在额头上。丘特斯基对他说了句什么，两个人起初都没有挪窝。矮个子男人朝街道两头看了看，然后望着凯尔。凯尔慢慢将一只手从口袋里掏了出来，给对方看了什么东西——是钱？那男子看了看他手中的东西，又看了看他，然后打开了门。丘特斯基进去后，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妈的。”德博拉又骂了一声。她使劲儿咬着指甲，这是她少年时期的习惯，长大后再也没有过。指甲的味道显然不错，因为一根手指上的指甲咬完后，她开始咬第二根手指。当她开始咬第三根手指时，小屋的门开了，丘特斯基走了出来，微笑着向我们挥手。门关上了，天终于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像一堵水墙一样遮住了他的身影。他啪啪啪地跑到汽车前，坐到了副驾驶座上，浑身直往下滴水。

“该死的！”他说，“我浑身湿透了！”

“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德博拉问。

丘特斯基朝我一扬眉，将额头上的乱发捋到脑后：“她有说话斯文的时候吗？”

“凯尔，真该死。”她说。

“氨水的气味，”他说，“外科手术用不上氨水，清洁工也不需要它。”

“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了。”德博拉打断了他。

他笑了：“可是制造脱氧麻黄碱需要氨水，而这些家伙干的正是这一行。”

“你刚刚走进了一个毒品加工厂？”德博拉说，“你究竟在里面干了什么？”

他笑着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塑料袋：“买了一盎司麻黄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