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她说，“只要我逮住凶手，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除了这个缺点之外，德博拉还算得上是个聪明人，百分之百的聪明人。她继承了哈里那种朴实的直率，但是缺少她父亲直率背后的智慧。对于哈里来说，直率是对付肮脏世事的一种方法；而对于德博拉来说，直率就是假装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肮脏事。

我在运动场外搭巡逻小分队的车来到我停车的地方，然后开着自己的车回家。我一路上都在想象自己带上了那个人头，小心翼翼地用纤维纸包裹着，放在汽车后座上带回家去。我知道这种想象是很可怕、很愚蠢的。我第一次能理解那些可怜的男人，我指的是那些恋物狂，他们不是把女人的鞋子当作宝贝来欣赏，就是把女人肮脏的内衣带在身边。一种恶心的感觉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冲个澡，就像我迫切地想去触摸那个人头一样。

可惜，我没有得到那颗人头，没办法也只好回家。我慢慢地开着车，这样的速度在迈阿密就像是后背上贴了一张“踢我”的标签。当然并没有人真的踢我。他们到了我的后面也只得减速。我被人按喇叭嘲笑了七次，被人竖中指鄙视了八次，还有五辆车一直在我周围轰鸣。他们一会儿冲上人行道，一会儿又围绕在我的车边，紧紧地逼压着我。虽然今天路上其他的司机兴致高昂，我还是打不起精神来。我疲惫至极，加上脑子里一团糟，我需要远离嘈杂的运动场，远离拉戈塔的愚蠢和胡说八道，好好地想一想。慢慢地开着车，我就有时间来考虑问题，有时间思索刚才发生的那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发现，在我疲惫的大脑内有一个荒唐的词语在不断地嘶鸣，不断地与脑颅的边边角角发生碰撞。这个词语有了自己的生命。我每次听见它，就能领悟它的新意义。除了意义之外，它变成了诱惑人的符咒，变成了我的钥匙，我可以用这把钥匙去揣摩那个凶手，思索那颗滚落在街道上的人头，思考那面夹杂在干燥的尸体残肢中的镜子。

如果换了我的话——

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把那辆货车开进运动场附近的沟里，然后飞速地逃离那个地方，重新开一辆事先藏好的车？一辆偷来的车？那就得看情况了。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事先计划好把尸体丢到运动场里？要不，那只是凶手对我在堤道上追逐他的一个回应？

这样也解释不通。他不可能料到会有人把他追到北湾村那儿，这可能吗？可是他怎么会事先把人头准备好，然后朝我扔过来呢？他干吗要把尸体的其余部分扔到运动场去呢？这种做法显得很古怪。是的，运动场内有冰，低温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不过，要是换了我的话，冰球场内磕磕碰碰的，并不适宜于干任何隐秘的事情。那个地方可怕、空旷而杳无人迹，绝不是产生真正创作灵感的好场所。那是一个抛撒垃圾的场地，而不是理想的工作环境。在那种地方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感觉。

如果换了我的话，就会是这样。

所以那个室内运动场是凶手对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它会让警方大吃一惊，也一定会把警察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他们本来有可能琢磨出破案的正确入口，可这样一来，找到破案入口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更令人纳闷儿的是那面镜子——假如我猜对了凶手选择室内运动场的原因，那么再加上这面镜子，理由就更充分了。那面镜子可能是凶手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做的陈述，是与抛下的人头相联系的。如果换了我的话，我的陈述会是什么呢？

我看见你了。

嗯。就是这个陈述。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在跟踪我，而我也在监视你。可我远远地领先于你，控制着你的路线，支配着你的速度，监视着后面的你。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而你只知道我在监视你。我看见你了。

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心情还是好不起来呢？

再说了，我应该把这其中的哪些告诉亲爱的德博拉呢？这些感觉都是隐私，一想到它们公开的一面我还真的犯上嘀咕了，而这公开的一面对我妹妹以及她的事业是非常有用的。我不能告诉她——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觉得凶手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向我传达一个信息，是要看我有没有本事懂得他的信息并且做出回应。可是，除此之外，有什么情况我需要告诉她，而且也很想告诉她呢？

我已经受不了了，很想先睡上一觉，然后再来清理这些乱糟糟的思绪。

我爬上床的时候简直要哭了，是的，差点儿就哭出来了。我尽力使自己迅速入睡，让大脑进入黑暗中。睡了足足两个半小时，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

“是我呀。”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我知道是你，”我说，“是德博拉，对吗？”当然是她。

“我找到那辆冷藏货车了。”

“嗯，恭喜你呀，德博拉。那可是好消息呀。”

她长时间沉默不语。

“德博拉？”我过了好久说，“是好消息，对吗？”

“不是。”她说。

“哦。”我仍然睡意很浓，脑袋就像掸子在敲打教堂里祈祷用的地毯一样，不住地往下栽。不过我极力保持清醒。“嗯，德博拉，你怎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经搞了个水落石出，”她说，“我把图片与残肢编号等进行了匹配。所以，我像一名优秀的侦查员一样把这些情况向拉戈塔做了汇报。”

“她不相信你的汇报？”我问道，心里并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

“她可能相信了。”

我使劲儿地眨着眼睛，但是上下眼皮老粘在一起，于是我干脆闭着眼睛跟她说话：“对不起，德博拉，咱们俩不知是谁像是在说梦话，是我吗？”

“我费了好大力气向她解释，”德博拉声音很低，听起来十分疲倦，我仿佛觉得自己乘坐的船沉到水底下却没有了舀水的桶，“我把自己发现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说话的态度也很礼貌。”

“那太好了，”我说，“她说什么来着？”

“什么也没说。”德博拉说。

“一句话也没说？”

“一句话也没说，”德博拉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她只说了声‘谢谢’，那口气就像对停车场的服务员道谢似的。她还朝我微微一笑，那样子很逗，然后转身走了。”

“嗯，可是德博拉，”我说，“你不能指望她会——”

“后来我明白了她干吗对我露出那样的微笑，”德博拉说，“好像我是个弱智，而她最终想出了该把我关到哪里。”

“哦，不，”我说，“你是说你已经脱离了这个案子？”

“我们大家都脱离了这个案子，德克斯特，”德博拉带着疲倦的语气说，听起来好像跟我一样累，“拉戈塔抓人了。”

突然我们俩都沉默不语，我的脑子也无法思考，不过我至少保持着清醒。“什么？”我说。

“拉戈塔抓了一个人，是运动场的一个工人。她已经把那个伙计拘留了，她肯定那个伙计就是凶手。”

“这不可能。”我说。尽管我心里明白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死脑筋的婊子！我骂的是拉戈塔，不是德博拉。

“这我知道，德克斯特。可是你就别再把这话告诉拉戈塔了。她确定自己抓的人是对的。”

“确定到什么程度？”我问道。我的脑筋呼呼地旋转着，像是要呕吐似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德博拉哼了一声。“一个小时后，她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她说，“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脑子里嗡嗡地响个不停，根本无法听见德博拉接下来说的是什么。拉戈塔抓人了？抓的是谁呀？她能给谁加上这个罪名呢？难道她不顾所有那些线索，不顾这几起谋杀案的气味、感觉和味道，就把一个人给抓起来了？这位凶手已经做过——并且正在做——的事情非同寻常，这样的高手是不可能让拉戈塔这种三脚猫抓住的。绝不可能。我可以拿自己的性命打赌。

“不，德博拉，”我说，“不可能啊。她肯定抓错人了。”

德博拉朗声大笑起来，笑声里带着疲惫。“是呀，”她说，“这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她不知道。还有更逗的呢，你想听听吗？那个人也不知道。”

我实在听不懂这句话：“你在说什么呀，德博拉？谁也不知道啊？”

她再次发出那种恐怖的笑声：“被抓的那个人。德克斯特，我估计那人跟拉戈塔一样昏了头，因为他承认了。”

“什么？”

“他承认了，德克斯特。那个王八蛋自个儿承认了。”

此人名叫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属于我们常说的那种社会渣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有十二年住在佛罗里达州。亲爱的多克斯警官从运动场工作人员的档案中翻出了他的名字。多克斯警官在电脑上对运动场受聘人员的暴力或重罪判刑记录进行反复核对时，麦克黑尔的名字两次闪现了出来。

达里尔·厄尔是个酒鬼，喜欢打老婆，找乐时偶尔还会干些抢劫加油站的勾当。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有时要找些最廉价的工作，干上那么一两个月。在某些心情舒畅的周末晚上，尽情狂饮了几箱六瓶装的啤酒后，他会把自己想象成上帝派来的惩罚者。他醉醺醺地开着车转悠，看着不顺眼的加油站就冲进去，挥舞手枪，抢了钱后开车就跑。然后，他拿抢来的八九十美元去买更多的酒狂饮，一直喝到心里高兴得想打人。达里尔·厄尔的块头不大：身高一米七，骨瘦如柴。为安全起见，挨打倒霉的通常是他老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他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着。不过有一天晚上他打老婆有些过火，使这个倒霉女人做了一个月的骨折牵引。于是这个女人到法院起诉。达里尔·厄尔成了一个有前科的人，他有不光彩的过去。

他还是酗酒，不过在雷福德监狱他确实给吓到了，把打老婆的习惯给改了。出狱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室内运动场看门。这份工作一直做了下来。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打老婆了。

此外，我们的达里尔甚至还在飞豹队参加“斯坦利杯”冰球赛的时候出过一点儿风头。那时候，他的工作之一是在比赛的间隙跑上场，清理球迷们往冰球场上扔的东西。在“斯坦利杯”冰球比赛的那年，只要飞豹队一得分，粉丝们就会激动地往冰球场上扔三四千只塑料老鼠，所以捡塑料老鼠并将其搬离场地就成了达里尔的主要工作。这是个枯燥活儿，毫无疑问。某天晚上喝了几瓶劣质伏特加壮胆，达里尔在捡塑料老鼠的时候还即兴来了一段老鼠舞。观众们觉得不错，要求他再来一段。后来每当达里尔·厄尔进入冰球场，人们都会叫他跳一段老鼠舞。这个余兴节目一直保持到赛季结束。

如今不准生产塑料老鼠了。即使联邦法律条文允许厂家生产，也不会再有人往冰球场里扔这些玩意儿了。20世纪的某一年，迈阿密选出了一位很有诚信的市长，打那以后飞豹队就再也没得过分。但是麦克黑尔在比赛的间隙仍然出现在赛场上，希望自己跳老鼠舞的形象能最后一次进入摄像机的镜头。

在新闻发布会上，拉戈塔表现得十分出色。听她那口气，达里尔·厄尔是因为自己小小的名气才走上谋杀犯罪之路的。当然，因为他酗酒，又有对妇女实施暴力的前科，拉戈塔就认定这一系列愚昧而残忍的杀人案是他干的。这样一来，迈阿密的妓女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谋杀事件已经过去。紧张而无情的调查给达里尔·厄尔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他承认了。案子结了。姑娘们，接着干活儿去吧。

媒体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此，你也不能责怪他们。拉戈塔精彩的陈述里充满了想当然的假象，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当然记者并不都是经过智商测试后挑选出来的。即便如此，我总是希望会出现一个小小的亮点，但盼来的全是失望，也许这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太多的黑白电影。但我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来自大都市报社的某个愤世嫉俗的酒鬼记者会向拉戈塔提一个尴尬的问题，迫使侦查人员对证据进行重新整理。

不幸的是，生活并不总是模仿艺术。在拉戈塔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担任主角的是一群留着漂亮发式、身穿薄布西装的男女记者，他们像电影演员斯宾塞·屈塞10一样其貌不扬，但衣着考究。他们提的问题中最有见地的也只是：“发现人头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一位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附属电视台的记者，名字叫尼克，不知道姓什么，是单枪匹马出来采访的。此人询问拉戈塔，她是否能肯定麦克黑尔就是凶手。拉戈塔回答说证据确凿，而且嫌疑犯自己的供认也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这位记者就再也不吭气儿了。要么他的确是心服口服，要么是拉戈塔的话太有权威性了。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案子结了，正义得到了伸张。迈阿密地区强大无比的法律机器，以及令犯罪分子魂飞魄散的反犯罪机构又一次战胜了包围我们这座美丽城市的黑暗势力。法律的威严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拉戈塔把几张达里尔·厄尔脸色阴沉的面部照片连同她自己最近在南海滩调查一个摄影师时拍的几张艳光四射的照片一起交给了媒体。这位摄影师是专门拍摄时尚照片的，每小时的收入高达二百五十美元。

这一切具有神奇的讽刺效果，危险的出现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不管达里尔·厄尔看上去是多么粗鄙、凶残，对社会构成真正威胁的却是拉戈塔。是她把侦查真凶的猎狗喝退了，是她止住了人们捉拿罪犯的呼喊，是她命令大家回到一座燃烧着的楼房里继续睡觉。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明白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不可能是凶手？这一系列谋杀案显示出来的那种格调和智慧是麦克黑尔这种呆头呆脑的家伙根本无法理解的。

一方面我由衷地钦佩凶手的杰作，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那些尸体的残肢仿佛在对我歌唱，在赞美没有血迹的谋杀艺术。这支歌燃起了我内心深处的灯火，使我的动脉里充满了如醉如痴的恐惧感。但是它无法阻挡我要逮住真凶的激情。我一定要把这个屠杀无辜、冷酷无情、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绳之以法。对吗，德克斯特？对吗？喂？

我坐在自己的公寓里，揉着惺忪的睡眼，回忆着刚才看到的表演。虽然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裸体照片，但是那场新闻发布会几乎完美无缺。很显然，拉戈塔使出浑身解数找了各种社会关系，大张旗鼓地要把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得空前隆重，举世瞩目。而现在她如愿以偿了。她在给上级舔屁股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逮住的是真凶。作为局外人的我的确感到沮丧。她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她的脑海里，她干的是廉洁而冠冕堂皇的工作，她用自己特有的方法侦破了谋杀案，擒获了凶手，制止了谋杀犯罪。这么一件出色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赢来了一片掌声。可是，如果接下来再出现一具死尸，她将会怎样地惊诧莫名呢？

我确信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很可能此人通过第七频道也看了新闻发布会。对谋杀案感兴趣的观众大多选择这个频道。此刻他一定笑得前仰后合，连刀子也拿不稳了。但那只是暂时的。一旦笑声停止，幽默感就会汹涌而至，促使他对这起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

由于某种原因，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让我被恐惧和厌恶吓倒，也没有使我默默地下定决心及时去制止这个杀人狂继续行凶。相反，一个小小的预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这个预感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我心里感到舒服多了。哦，我要制止这个凶手，将他绳之以法，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是不是得马上行动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交易。如果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制止了真凶，那么我至少得同时从中得到一点儿好处。想到这儿，电话铃响了。

“是的，我看了。”我拿起话筒说。

“天哪，”德博拉在电话里说，“我都快吐了。”

“嗯，老妹，要是你发烧，我可不会来给你擦脑门子啊。我有自个儿的事要做。”

“天哪。”她又说。过了一会儿，她问：“什么事？”

“告诉我，”我问她，“这下子你是不是名声扫地了，妹妹？”

“德克斯特，我累了。我一辈子也没像这会儿这么撮火。这话文雅一点儿怎么说？”

“我问你，你是不是像老爸生前所说的那样丢了脸？你在警察局里是不是名声扫地了？你职业上的名誉是不是受到了玷污？大伙儿是不是对你产生了怀疑？”

“你是说拉戈塔在背后中伤我？是不是有人说我的乳房跟爱因斯坦的脑袋一样大？我的职业名誉已经像狗屁一样糟糕了。”

“那好吧。只要你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输的就行。”

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还好，这样的人我还丢得起，因为我毕竟是我呀，如果再降我一级，我就去给警察局的客人煮咖啡得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闭上眼睛，身体后仰，靠在椅子背上：“你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告诉局长和全局的人，就说达里尔·厄尔抓错了，另外一起谋杀案即将发生。你可以从自己的调查结果中挑出几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你暂时会成为迈阿密地区警察部门的笑柄。”

“我已经是大伙儿的笑柄了，”她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找什么样的理由呢？”

我摇了摇头。有时候我真的难以相信她居然会这么幼稚无知。“好妹妹，”我说，“你并不是真的相信达里尔·厄尔有罪，对吗？”

她没有回答。我可以听见她的呼吸声。我想她一定跟我一样疲倦，只不过她没有我那种毅力能忍住。“德博拉？”

“那个家伙自己承认了呀，德克斯特，”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流露出极度疲惫的感觉，“我不相信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可他自个儿承认了。他妈的！也许咱们得放手了，德克斯特。”

“哦，你就这么没自信，”我说，“她抓错人了，德博拉。现在你得去改写那本错误的政治学教科书。”

“我当然会的。”

“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不是真凶，”我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即使你是对的，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轮到我眨眼睛不知所措了：“你说什么？”

“嗯，你听我说，如果我是凶手，我难道意识不到自己现在已经万事大吉了？把另外一个伙计逮住了，警方也放了手。我为什么不就此金盆洗手呢？要不，就逃到别的地方去，重操旧业？”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家伙的心思。”

“是呀，这我知道，”她说，“你怎么就那么了解他？”

我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他一定会继续待在这里，继续杀人。他一定会让警方瞧瞧他对警察是怎么看的。”

“那你说说，他是怎么看的。”

“是不好的看法，”我对她说了实话，“我们把达里尔·厄尔这样一个糊涂虫抓了起来，这是十分愚蠢的。他觉得太逗了。”

“哈哈。”德博拉说着，并不是在发笑。

“不过，我们也侮辱了他。我们把他的杰作归功于达里尔·厄尔这样一个缺乏修养、智力低下、土里土气的低能儿，那就好比是对杰克逊·波洛克11说连六岁的孩子都能画出他的作品。”

“杰克逊·波洛克？那个画家？德克斯特，可这个家伙是个杀人狂啊。”

“德博拉，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自以为是艺术家。”

“天哪，这简直是愚昧透顶——”

“相信我，德博拉。”

“是呀，我相信你。我干吗不相信你呀？这么说，咱们这位愤怒而滑稽的艺术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对吗？”

“对，”我说，“他一定会继续干下去，一定会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干。没准儿会干出更大的事来。”

“你是说，他这次要干掉一个大块头的妓女？”

“德博拉，我是说下一个谋杀案的规格会更高，构思会更大，效果会更轰动。”

“哦，效果更轰动。是呀，比如说把受害者活埋了。”

“赌注加高了，德博拉。我们激怒了他，侮辱了他，这一点肯定会在下一次谋杀案中反映出来。”

“啊哈，”她说，“怎么个反映法呀？”

“这我就说不准了。”我承认道。

“可你肯定会反映出来。”

“这就对了。”我说。

“好极了，”她说，“这下子我知道该怎么去看门道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