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时尽量痛快地呼吸,死后将再也无法畅饮。
——约翰·弗莱彻19,《血腥兄弟》
斯特莱克不是第一次应官方要求拜访伦敦警察厅。前一次接受讯问也与一具尸体有关。他坐在一间审讯室里等候了几个小时,经过这几小时的强制静止状态之后,膝部的疼痛不那么剧烈了。他突然意识到他上一次也是在享受了床笫之欢后发现尸体的。
他独自待在这间比普通的文具柜大不了多少的房间里,思绪像苍蝇一样,执着地纠缠他在画室发现的那具腐尸。那种恐惧依然挥之不去。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他曾见识过尸体被摆放成各种形状以伪装成自杀或意外事故;他检查过的一些遗骸上留有试图掩盖死者断气前遭受过的酷刑的伪装;他也曾见过被残害或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他在塔尔加斯路一百七十九号目睹的那一幕,真的完全不同。那种令人发指的行为简直像是一种邪恶的纵欲狂欢,施虐狂精细量化的公开表演。更让他思之极恐的,是泼洒酸性物质和肢解尸体的次序:有过酷刑吗?凶手在奎因周围摆放餐具时,奎因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毫无疑问,奎因尸体横陈的那个巨大的拱形房间,此刻肯定挤满了全身穿着防护服的人,他们在收集法庭证据。斯特莱克希望自己也在其中。在有这样的重大发现之后却无所作为,让他感到恼恨。职业化的焦虑让他内心煎熬。警察一来,他就被排斥在外,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误打误撞进入了现场(他突然想到,“现场”一词还有其他含义:尸体被捆绑和摆放在那个教堂般的大窗户洒进的光线里……像是献给某种邪恶力量的祭品……七个盘子,七套餐具……)。
结着霜花的审讯室玻璃窗把一切都挡在外面,他只能看见天空的颜色,此刻已是一片墨黑。斯特莱克已经在这个小房间里待了很久,可是警察还没有给他做完笔录。很难估量他们这样延长询问时间,是出于真正的怀疑多一点,还是因为敌意。当然,发现谋杀案受害者的人肯定应该接受全面彻底的询问,因为他们经常知道一些情况却不愿说出来,而且常常对案情了如指掌。可是,在侦破卢拉·兰德里一案时,斯特莱克可以说是羞辱了官方警察,他们当时那样言之凿凿地宣布卢拉是死于自杀。斯特莱克断定刚离开审讯室的那位短发女探长是故意态度强硬,想让他出点冷汗,他认为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他认为女探长的那么多同事没必要都跑来看他,他们待着不走,有几个只是朝他瞪眼睛,其他人则说了些冷嘲热讽的话。
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做给他带来了不便,那可就想错了。他反正没地方可去,况且他们还给他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如果他们能让他抽烟就太舒服了。刚才询问了他一小时的那个女人对他说,他可以由人陪着到外面的雨地里去抽烟,可是他出于怠惰和好奇,坐在椅子上没动。那瓶生日威士忌还在他身边,就放在那个购物袋里。他想,如果他们还让他在这里待下去,他就把酒瓶打开。他们给他留了一个塑料水杯。
身后的门在灰色的厚地毯上沙沙滑过。
“神秘的鲍勃。”一个声音说道。
伦敦警察厅和英国地方自卫队的理查德·安斯蒂斯笑嘻嘻地走进房间,头发被雨水浸湿,胳膊底下夹着一包文件。他的一侧脸颊伤痕累累,右眼下的皮肤紧绷绷的。在喀布尔的野战医院,他们挽救了他的视力,当时斯特莱克人事不知地躺在那里,医生们奋力保住他那条断腿的膝盖。
“安斯蒂斯!”
斯特莱克说,握住警察伸过来的手,“你怎么——”
“滥用职权,伙计,这件事我管了。”安斯蒂斯说着,一屁股坐在那个棺材板面孔女侦探刚空出来的座位上。“你也知道,你在这儿可不受欢迎。算你走运,有迪基20大叔跟你站在一边,给你担保。”
安斯蒂斯总是说他这条命是斯特莱克给的,这也许是实情。当时他们在阿富汗一条黄土路上遭遇火力袭击。斯特莱克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使他感觉到即将发生爆炸。他看见前面有个年轻人带着像是他弟弟的男孩匆匆逃离路边,他们也许只是躲避枪林弹雨。斯特莱克只记得自己大喊着让“北欧海盗”驾驶员刹车,对方没有听从他的指令——也许是没听见——他还记得自己探身向前,一把抓住安斯蒂斯衬衫的后背,徒手将他拖进车的后部。如果安斯蒂斯待在原来的地方,或许就会遭遇跟年轻的加利·托普莱同样的命运,托普莱就坐在斯特莱克前面,后来只找到他的头颅和残缺的躯干,被草草掩埋。
“还需要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伙计。”安斯蒂斯说,在面前摊开那份肯定是从女警官那里拿来的笔录。
“我可以喝酒吗?”斯特莱克疲倦地问。
在安斯蒂斯饶有兴味的目光注视下,斯特莱克从购物袋里拿出艾伦单一麦芽酒,往塑料杯的温水里倒了两指高。
“好吧。死者的妻子雇你寻找死者……我们假定尸体就是那位作家,那位——”
“欧文·奎因,没错,”斯特莱克插言道,安斯蒂斯眯眼审读着同事的手写笔录,“他妻子是六天前雇我的。”
“当时他已经失踪了——”
“十天。”
“他妻子没有报警吗?”
“没有。奎因经常做这种事:没来由地玩失踪,不告诉任何人他在哪里,然后又回到家中。他喜欢撇下老婆,自己去住酒店。”
“他妻子这次为什么找到了你?”
“家里日子难过。有个残疾的女儿,钱也不够用了。奎因出走的时间比以前长。他妻子以为他去了一个作家静修所。她不知道那地方的名字,但我核实过了,奎因不在那儿。”
“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去找你,而不来这里报警。”
“她说以前有一次奎因出走,她向你们报过警,惹得奎因大发雷霆。奎因那次好像是跟一个女朋友在一起。”
“我会核实的,”安斯蒂斯说着,做了点记录,“你是怎么想到去那座房子的?”
“我昨天晚上发现奎因与别人共同拥有那座房子。”
短暂的沉默。
“他妻子没有提到?”
“没有,”斯特莱克说,“她的说法是,奎因讨厌那地方,从来都不去。那女人给我的印象是,她差不多忘了他们拥有那房子——”
“这可能吗?”安斯蒂斯挠着下巴,喃喃地说,“他们不是穷光蛋吗?”
“情况很复杂,”斯特莱克说,“另一位房主是迈克尔·范克特——”
“我听说过他。”
“——奎因的妻子说范克特不让他们卖房子。范克特和奎因之间有仇。”斯特莱克喝了口威士忌,顿时感到喉咙和胃里暖呼呼的。(奎因的胃,还有整个消化道,都被切除了。在哪儿呢?)“于是,我午饭的时候过去,就发现了他——准确地说是他的残骸。”
威士忌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抽烟。
“从我听说的来看,尸体的情况简直惨不忍睹。”安斯蒂斯说。
“想看看吗?”
斯特莱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调出尸体照片,隔着桌子递过去。
“真他妈的!”安斯蒂斯说。他端详着腐烂的尸体,一分钟后,厌恶地问道,“他周围的这些是什么……盘子?”
“没错。”斯特莱克说。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不明白。”斯特莱克说。
“你知道有人最后看见他活着是什么时候吗?”
“他妻子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五号的晚上。当时他刚和代理吃过饭,代理告诉他,他新写的那本书不能出版,因为天知道有多少人遭到了他的诽谤,其中包括两个特别爱打官司的人。”
安斯蒂斯低头看着罗林斯警官留下的笔录。
“这点你可没告诉布里奇特。”
“她没有问。我们相处得不太融洽。”
“这本书上市多久了?”
“没有上市,”斯特莱克说着,又往杯里倒了些威士忌,“还没有出版呢。我告诉过你,奎因跟代理大吵了一架,因为代理对他说书不能出版。”
“你读过吗?”
“读了一大半。”
“书稿是他妻子给你的?”
“不是。她说她从没读过。”
“她忘了自己拥有第二套住房,而且不读丈夫写的书。”安斯蒂斯说,语气并未加重。
“她的说法是,要等有了正式的封面她才会去读,”斯特莱克说,“反正,她这话我是信的。”
“嗯,嗯,”安斯蒂斯说,一边在斯特莱克的笔录上草草添加一些内容,“你是怎么弄到书稿的?”
“无可奉告。”
“可能会有麻烦?”安斯蒂斯说,抬头看了他一眼。
“不是怕给我惹麻烦。”斯特莱克说。
“我们可能还要再问到这个问题,鲍勃。”
斯特莱克耸了耸肩,然后问道:
“他妻子知道了吗?”
“这会儿应该得到消息了。”
斯特莱克没有给利奥诺拉打电话。必须由接受过必要培训的人当面通知她丈夫的死讯。他做过这种事很多次,但已经荒疏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他这个下午的重要任务是守住欧文·奎因的被亵渎的遗骸,将它安全地交至警察手里。
他在伦敦警察厅接受审讯时,没有忘记利奥诺拉将会经历什么。
他曾想象她打开门面对警官——也许是两位警官——想象她看到制服那一刻的惊慌失措;他们平静、体贴、满含同情地请她回到屋内时,她内心所受的打击;噩耗宣布时的震惊(当然,他们不会——至少一开始不会——告诉她她丈夫被粗粗的紫色绳索捆绑,凶手把他的胸腔和腹腔掏空,留下黑乎乎的空洞;他们不会说他的脸被酸性物质烧毁,也不会说他周围摆放着餐盘,就好像他是一大块烤肉……斯特莱克想起差不多二十四小时前露西递给大家的那盘羊肉。他不是个神经过敏的男人,但麦芽酒似乎一下子堵在喉咙里,于是他放下水杯)。
“据你估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安斯蒂斯语速缓慢地问。
“不清楚,”斯特莱克说,“现在大概有不少了。奎因的代理,伊丽莎白·塔塞尔——拼法跟读音一样,”安斯蒂斯在草草记录,斯特莱克给他提示,“把书稿寄给交火出版社的克里斯蒂安·费舍尔,是个喜欢八卦的男人。律师也被牵扯进来,想制止人们谈论这件事。”
“越来越有趣了,”安斯蒂斯低声嘟囔道,一边飞快地记着笔录,“你还想吃点什么吗,鲍勃?”
“我想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