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DNA检验技术远不如现在这么先进成熟，检验仪器庞大，程序复杂，在五、六天的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北京送检人员的电话。

第一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第二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第三程序检验结束，相同……

直到最后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最后一个程序检验完成，结果不相同。

DNA检验的最后结果，使侦查工作陷入了更为复杂的局面。表面上指挥部的领导都不动声色，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在不停的掂量这个案子的发展趋向。坦率地说，在我内心，也进行过无数次是否的考量，罗列过认定的证据和否定的理由，并对这些证据和理由反复进行过比较和权衡。我认为，如果抛开黄元斌的口供，认定黄元斌作案的直接证据确实不足；但依照黄元斌哪怕是曾经多次翻案的口供，都不能排除黄元斌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我看到陈玉林在这个问题上黯然无语的神态，我知道他心存犹疑。从张武千方百计地追寻证据的作为，我知道，他对黄元斌的作案没有动摇：而郭笑和冯忠则观点明确，不要为黄元斌狡诈的假像所蒙蔽，DNA的检验技术并不成熟，现在又找不到第二家复核单位，其准确性值得推敲。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在一天天寻找突破的方略。

刑事技术人员在黄元斌交待后，对现场痕迹和物证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他们坚持认为，黄元斌交待的作案过程与现场痕迹反映是相同的，特别是一些细节的符合，绝非偶然。例如，奸尸之前，从木箱上找出一块折迭的布，覆盖于死者头面部，事后将布扯散团住，丢塞于床边马桶的缝隙里一节，现场勘查人员确实从床和马桶间的夹缝里发现了那团布，上面沾满了血渍，当时认为是用此布包裹死者破损的头面部所致。在黄元斌交待后，痕检、法医人员对这块布上的血渍分布再次进行研究并试验，当布折成一个多层的长方形时，对应位置上的血渍形状相同，只是愈到上层，血渍渐淡渐小。这种情形，连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和在物证分析时都没有注意到，审讯人员在审讯中即使要作出提示，也是无法做到的。但黄元斌在初次交待时就说清了这个过程。

用布包裹头面部，还是用折迭的布复盖头面部，布块是原先折迭，还是事后扯散团住，这些虽然变化不大，但其中包含着的本质区别已在不言之中。如果黄元斌不是作案人，沒有身临其境，他如何能说出这一点呢？

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证据，还需要能证明黄元斌犯罪的直接证据。在作案工具、失窃物品中，只要发现一件就行。丢入长江的东西已无法搜寻打捞，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令广阔的长江干涸，使奔腾的江水倒流！

我们经过反复思考和商议，决定动用狱中侦察手段。这种侦察手段，在普通刑事犯罪侦查中一般很少使用。因为开展这项侦查活动，相对来说，难度大，风险大，代价大。

在所有獄中侦察备用人员中，我们挑选了三号。三号年轻、机敏、应变能力强。在经过简单培训和详细布置工作任务、重申工作纪律、严令不得主动贴靠、禁止引诱追问之后，三号被投入了黄元斌所在的监房。

三号一进入监房，黄元斌就主动上前搭讪，但见到三号冷若冰霜，桀骜不驯的模样，便退了回去。三、四天过后，监房里的四个在押人员慢慢熟悉起来。黄元斌主动将铺盖移近了三号。在晚上九点之后，黄元斌又试探着和三号开始了交谈。

“你叫什么名字？”

“秦彪。”

“哪里人？”

“皋东县的。”

“犯了什么事？”

“打架伤了人。”

“这不算什么事！”

“那人伤得很重，送到医院不知死了没有？”

“如果死了人，麻烦就大了”

“打在那人头上的一棍子，其实不是我，是我的兄弟打的。秦某行走江湖，讲的就是义气，我担下了。”

“你是好样的，这样的朋友值得交。但是，在审问时，你要动动脑子呀，同他们你可不要讲义气。”

第二天上午，趁着监所另外两个人出去倒马桶，做卫生，黄元斌又靠上去，小声的和三号攀谈起来。

“秦彪，不要一天到晚绷着个脸，放轻松点，没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这里，怎么轻松得起来？噢，昨天，你说要动脑子，这个脑子怎么动呀？”

“哎呀，你不会说，我根本就没有打他的意思，挥舞着棍子只是吓唬吓唬他，那知道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踉跄要向前扑倒，正巧一棍子碰到他头上，谁知道有这样的意外。不要怕，我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对我也没有办法。”

“你出了什么事？”

“杀人。我看上一个女的，干了以后把她杀死了。”

“杀人可是要偿命的。”

“是啊，我现在只有把水搅浑，搅浑了鱼就可逃了。”

“怎么搅浑呢？”

“在审问的时候，该承认就承认，这样可以少吃苦头。交待的时候，说一句留一句。”

“怎么说一句留一句？”

“你不说的时候他们肯定要问。一问，你就顺着杆儿向上爬。他们发现你说的不对，一定会接着问，你换种说法再向上爬。到时候一翻案，神仙也沒办法。”

“老兄，真有你的。这些法子亏你想得出来。”

“我杀了人，第二天就跑出去了。到苏州以后，天天在想这件事，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我，我不能轻易死在他们手里。想来想去，想了这么个对付的办法。”

“你真的杀了人？”

“杀了，到这里还骗你干什么……”

接着，黄元斌绘声绘色、不无得意的把作案经过讲述了一遍。

过了两天，三号在经过连续两次提审后，回来悄悄告诉黄元斌，他的问题不是很大了，从审讯人员口中得知，他很幸运，那当头一棍，只造成了被害人的皮肉伤害，经过医院治疗，除了轻微脑震荡，没有更严重的后果，估计不久可以取保候审。黄元斌听后，低头沉思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是很幸运，我的事却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现在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三号劝慰了几句，听到外面巡查管教的脚步声，也就按规矩坐到自己的铺边。

夜里睡觉时，黄元斌又挨过来，小声对三号说：“兄弟，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蹲过，也算是共患难了，我认你这个朋友。如果我们能出去，我一定与你祸福与共，互相帮衬。”

三号也回应道：“如果我出去了，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一定做到为朋友两胁插刀。”

黄元斌激动得拉住了三号的手说：“谢谢你，好兄弟，夠意思。其实我现在有两件最不放心的事，一个是家中父母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我如有不测，他们膝下无子，生活会更困难，兄弟你如果将来混好了，求你能夠帮助一点。二是我把三块银元交给了姐姐，肯定会牵累到她，如果她把银元交出来，我再怎么狡辩也是白搭。眼下能证明我杀人的只有收录机、剪刀、银元等几样东西。收录机、剪刀等早给我丢在长江里了。长江一望无边，江水滚滚流去，现在谁也找不到了。如果我姐姐够聪明，趁早把银元丢了，说不定我的日子就过出来了。”

三号装着要睡的样子，迷迷糊糊地说道：“你放心好了，你这么聪明，你姐姐蠢不了。”

两天后，三号被提审回来，美滋滋的告诉黄元斌，明天可以出去了，办案的公安人员已通知他叔叔，明天来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黄元斌见三号兴冲冲地整理自己的物品，眼泪从他凹陷的眼窝里滴落下来。他招呼三号蹲到监房的一角，低声的问道：“你出去后能不能帮助我做一件事？”

在三号点头答应后，黄元斌继续说道：“你出去后，设法立马去沙洲港我姐姐家一趟，告诉我姐姐，我的情况还好。银元不能保存，要马上扔掉。”

三号沉思了片刻，说道：“你放心，这个口信我一定尽快帮你带到。不过，这么重要的事，你姐姐会相信我这个陌生人吗？她说不定会怀疑我是公安人员的化妆侦察呢。我必须有一件能使她信服的东西，她才会相信。”

黄元斌低头想了想，说道：“在这里，我哪能找到这种东西呢？”

“你的字她熟悉吗？如果她能认出你的字，你最好写一封信。”三号出了一个主意。

黄元斌想了想，说道：“字她倒是熟悉，但这个鬼地方哪来的纸和笔呢？”

三号回答道：“纸是没有，笔我这里倒有一支圆珠笔芯。是我今天在审讯室里写完交待材料后，从笔管里取出来，偷偷藏在身边的。不过，没有纸不要紧，我裤子里的口袋是白布，你写在这个上面，他们检查也查不出来。”

黄元斌连称这是个好主意。把三号换洗的外裤拿了出来，三号站在前面掩护，黄元斌翻反裤腿，在内口袋的白布上写道：

“姐姐，我现在还好，不要记挂。那三块银元赶快扔掉，最好扔到长江里。切记，勿误。有空去看看娘，小斌。”

写好后，迭好衣裤，放进手提包里。

第二天上午，三号被管教人员叫了出来，通知他带好自用物品，到办公室办理出监手续。三号与黄元斌用眼神打过招呼后，提起衣物，走出了监门。

三号被投入监房半个多月，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我们听取了三号详尽的工作汇报，调出了录音录相，浏览了一遍。可以看出，三号在狱中的工作是正常的，在与黄元斌的接触过程中，没有诱供行为，也没有言语引导，工作结果应当是可信的。

平心而论，在黄元斌不断翻供的情形下，特别是DNA检验结果出来后，对黄元斌是否是本案的作案人，我曾有过动摇。这次狱侦的情况基本扫除了我内心的疑虑。黄元斌在獄中的这些表现，总不致于还在演戏吧？如果说，他还在演戏，那么，这场戏演给谁看呢？对他来说，演这场戏又能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仍然用“狡黠”两个字来解释，恐怕也很难说得过去。

我们和江口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科的同志多次研究，认为纵观侦查全过程和嫌疑人的先后交待，黄元斌作案是可以认定的。于是，决定起诉。

案件很快被移送到法院，由于这是一起量刑应判死刑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根据规定，一审法院必须是江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审判法官在审阅卷宗和多次提审后，认为认定黄元斌杀人犯罪的证据不足。在公检法三家多次商讨后，争议较多，意见仍不能统一。在这种情形下，提请省高级人民法院调卷评判。在省政法委员会的协调会上，尽管公安部门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但稳健派的意见仍然占了上风。这就是尽管黄元斌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在硬性证据不到位的情况下，作为死刑案件，仍以不判为好，万一失错，人死不能复生，后果非常严重。结果，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意见，判决黄元斌无罪释放。凭借着一纸判决书，黄元斌从看守所回到了北皋市江防乡的家中。

虽然已事隔多年，但这起案件的侦查，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痛，回想起来，至今仍不能安然。事后，我们在内心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思和检讨，分析过失败的原因，总结过挫折的教训。它以实际结果严厉警示我们，在刑事侦查上，不能用通常的思维方式应对狡诈的犯罪分子，工作措施要缜密得无缝无隙，证据获取要处处料敌机先，讯问中要不急不躁，宁可假以时日，切不可急于求成。普遍性的经验要总结记取，个案的特殊性表现更要警觉、重视。无勇，不能斗敌，有谋，方可制敌。不用讳言，我们在反思总结、严于责己的同时，对那些墨守陈规、不知变通，囿于自身利害立场的人们，也颇有微词。在有些人看来，昨日之事已如过往烟云，不足为虑。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如此着想：但愿这种事在明天不再发生。

两三个月后，我因事到江防乡一带工作。在向派出所了解了一些情况后，我决定到黄元斌家看一看。当我到达时，黄元斌的母亲在屋前的场地上哄赶鸡鸭，见到我这个不速之客登门，不禁怔了一下，但马上认出了我，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快和不安。当我说明来意后，她无奈地把我让进家门，并把在田里劳作的儿子大声呼叫回来。

黄元斌见到我，慌乱了好一阵，才手足无措的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我抱歉地请他母亲和陪我来的派出所同志离开，我说我想和黄元斌单独谈谈。

黄元斌的脸庞被阳光晒黑了许多，轻佻和不驯之色也减褪了不少。我们的谈话气氛很平和，远不像我们心头抑压着的某些燥动。

“黄元斌，最近生活得怎么样？”

“还好，不出去打工了，在家做做农活。”

“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了？”

“父母身体都不好，再说，跑出去，别人都认为我是杀人犯。”

“可以向别人解释，你不是一个杀人犯。”

“我解释不清，别人也不相信。”

“那你准备顶着一个杀人犯的名义生活一辈子？”

“我罪有应得。”

“此话怎讲？”

“经过了这一段，我想了很多，觉得愧对父母，愧对世人。”

“你的这些话，使我难以理解。”

“我的意思是，无论怎么说，这也是一次十分严重的教训，我接受这次教训。从此以后，置身田园，足不出户，好好做人。”

“你这么年轻，再说家境也不太好，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回来后，心理压力非常沉重，心头的阴影一直揩抹不去。我的父母、姐姐、姐夫也不允许我再出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负罪感，如果你确实没有犯罪，就不要有这种负罪感。”

“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每当夜深人静时，灵魂深处却有另一种声音，挥之不去。”

“这是一种什么声音？”

“……”黄元斌的眼中溢出了泪花，长久地沉默着。

“我今天到你家，是来看看你，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我沉思了一会，心想把一些本该不说的话索性说出来，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你不要把我当成曾经审查过你的人，我也不把自己当成曾经审查过你的人，我们都把对方当成正常的熟人对待。你对公安机关有什么要求吗？譬如说，被关押审查三个多月，事后又被宣布为无罪释放。”

“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你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以某种方式给你恢复名誉，或者适当给予经济上的补偿。”

“不需要，这样做我家里不同意，我也会感到良心更为不安。再说，你们这样做，是你们的职责所在。我很抱歉，在你们面前讲了很多假话。”

“犯罪后投案自首的人有时候也会讲假话，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不过，你能问心无愧、心安理得的告诉我，你是无罪的吗？”

“法院裁决我是无罪的。”

“好吧。今后有什么要求，或者想起来有什么话要说，你可以找我们。古人说，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有得必有失，就象你现在，人虽回来了，但良知挣扎和心境矛盾，却永远不会消失。前程路远，你好自为之。”

黄元斌连声称谢。

见我起身离别，他跟在我身后，一直送到路旁，默默望着我们的身影慢慢远去。

小路两旁是一片片碧绿的稻田，举目望去，开阔而平坦，浓浓的水气伴和着禾苗的淡淡清香，沁人肺腑。忽然，一副不知是哪座寺庙中的对联浮现在我的脑际：

世外人法无定法从此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来了何防以不了了之

我毕竟不是世外人，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案子一直耿耿于怀，游走在心际。那个枉死的冤魂，想必坟头上早已长满了青草吧。

二十一世纪初，当我获知江口市公安局DNA检验技术水平已在全国领先时，我很欣慰，也很懊恼。如果当年我们在向北京送检时将提取物预留一点，而不在第一次检验时全部耗光，这个案子的侦查结果有可能还会被改写。

然而，前者已逝，只求后者可追了。

（作者：老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