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小组领受任务后，准备行动。借着这段空隙，我和季局长去监控点听取电话录音。绑架者先后打过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未能控制，后两个已在控制之中。从录音听来，这两次呼叫是同一人，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而清晰，没有一絲本地口音掺杂其中。对此，我的思绪泛起了涟漪：难道绑架者是外地人？如果绑架者是外地人，今夜的工作将会是什么结果呢？但转念一想，事情尚未开始做，何必猜度其结果，枉自动摇自信心！季局长要返回了，我和他握别后，跳上汽车，向“三毛”的审查地点——临江市公安局驰去。

在审讯室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三毛”，二十五、六岁年龄，矮矮瘦瘦，其貌不扬。尖狹的面庞，细小的眼睛，软长的头发，踏拉着一双脏兮兮的塑料拖鞋，目光象受惊的猴子，不停地在四周跳跃。

负责审查的孙建明教导员告诉我，在“三毛”住所周围已做过搜索，没有发现有藏匿小孩的地方。我急切想知道敲诈电话是否为“三毛”所打，便开口问道：“到了这里，有什么话要说？”

“我好端端的在家里睡觉，被你们弄到这里来，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呢！”“三毛”摆出一付滿不在乎的腔调。

“说普通话！你是有意让我听不懂是吗？”我大声喝斥。

“我说的是普通话，你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他翻了翻白眼对我说。浓重的江中口音稍稍作了些改变。

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对话，我已知道电话决非是“三毛”所打。电话中声音响亮，吐齿清晰，而他出声低哑伴有杂音，更重要的是凭他刚才的说话，根本讲不出那么标准而流畅的普通话。

手机铃声响了，我走出室外，打开电话，杨学恭副局长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在三甲镇派出所负责审查“三毛”姐夫。

“你们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的审查没有进展，对象表现得很正常，态度还算诚恳。看来案子与他瓜葛不大，是不是把人先放了？”

我未作过多考虑，立即回答他：“我们这里也没有更多情况，但是现在不能放人。可以从侧面入手，继续盘问，以图发现嫌疑和线索，天亮后再决定人的去留问题。”

我看了看手錶，这时已是5月8日凌晨三点。人在工作或思虑紧张时，时间总是跑得特别快。

我叫出孙建明，要他叫“三毛”分段讲清这两天的活动情况。如有可疑，立即派人去核实。

刑警大队会议室里，同样灯火辉煌，对“三毛”哥哥的审查正在这里进行。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知道这儿也没有任何突破征兆，我瞧着侦查人员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在心里已经排除了审查对象的嫌疑。我的心情益发沉重起来。心想，我的直觉出问题了，现在该考虑天亮后的取捨了。

正在这时，听到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推门而出，迎面碰上孙建明，他晃动着高大的身躯，向我问道：“袁支，三毛自交七日下午在同村的一户人家打牌，这一节情况需不需要连夜核实？”

我不假思索的回答道：“需要！通知当地派出所长立即核实。”

孙建明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我这种做法是不是不通情理，这么个线索要派出所长深夜从床上爬起来去核实？但话已出口，况且案件侦查正处于紧张时刻，还是让他们去做罢。

不到一小时，核实的结果反馈过来了，那个和三毛打牌的妇女证实了这一节情况。不过，她还说了另外几句话：“下午两点多钟，家里电话响了，一问之下，是上海的长途，找打牌的三毛的。”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情况啊！“三毛”在外面打牌，竟然有电话跟过来！那个时候，农村里装电话的住户不多，外面的电话能随“三毛”跟过来，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知道这家住户家中有电话、知道这架电话的号码、知道“三毛”当时正在这架电话机旁边。一个身在外地的人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很难做到，除非“三毛”跟他事先约定。而且这个长途，是上海来的！我瞧着孙建明英俊面庞上的激动之色，对他说：“有戏了，赶紧加大力度，狠狠地审！”

孙建明转身就走，如飞而去。

当我跨进审讯室门里时，看到孙建明已将晃着二郎腿的“三毛”一把拎了起来，大声喝道：“到现在还在装腔作势，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这个外強中干的傢伙立刻变得面色灰白，连声讨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不要打我，我最怕疼了。你放下手，我说还不行吗？”

我心里暗笑，怎么遇上这么个不中用的东西，嘴上却严厉问道：“谁打你了？”

“沒有人打我，我是怕、怕、怕有人打我。”“三毛”结巴起来。

“这里没人打你，你不好好说，难保受害者家属不打你！”孙建明重重的把他丢在椅子上。

“我说，我说，小孩是我领走的。那天我和小王……”

“废话少说！小孩现在在哪里？”我打断“三毛”的吱吱唔唔，单刀直入。

“地点叫不出来，是在远处的一间小茅草屋里。”

“什么！你不知道地点？”我和孙建明几乎异口同声叫了起来：“你想耍什么花招？”

“我确实不知道那个地点叫什么，我可以带你们去，小孩还在那里。”

我用眼色叫出了孙建明。在室外，我对他说：我们现在不需再问作案过程了，最重要的是去解救小孩。小孩救出了，危险消除了，回来再问他不迟。即使“三毛”说了假话，也等回来以后再收拾他！现在，天已放亮，赶快叫上几个人，押着“三毛”，立即出发。

五分钟后，接到孙建明的报告，临江市公安局局长江建林赶了过来。为了不惊动其他人，我叫上支队的邵骥、王绪儒、杭守平、帶上“三毛”，分乘两辆汽车飞驰而去。

在“三毛”的指引下，经过二十分钟的行程，汽车在一条河边停了下来。前面是一条乡间小道，我们挟持着“三毛”一路向前走去。

这时天已明亮，路边树枝上的小鸟吱吱喳喳叫个不停，起得早的村民有的已蹲在河边刷牙。见到我们如此一帮男人，在乡村小道上行色匆匆，感到莫名的惊诧，有的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惊异地张望着，有的好奇地跟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回头制止他们跟进时，才不由自主的停下来。

前面有一条深凹的小河，三毛用手指了指对岸。我们拨开芦苇，趟水翻上岸来，发现前面已沒有一条可以正常行走的小路，地形也复杂起来：四周是一片开阔的农田，平坦而茂密的油菜，长得几乎和人一样高，若是有人钻进里间，很难寻找。我不禁心生疑窦，一把抓住“三毛”，拔出腰间的手枪，“哗”的一声拉开枪栓，针对他害怕脆弱的心理，威胁说：“你给我好好听着，如果你不讲真话，玩出什么花样，我一枪打断你的狗腿，就说你拒捕逃跑！”

见到如此架势，“三毛”差点软瘫在地上，指着远处在油菜头上露出一点屋顶的一间小茅屋，哆哆嗦嗦地说：“就在那儿。”

我们尽可能不发出声响，飞快地向那间小茅屋扑去。到那儿一看，这是间种瓜果用的农家看守小屋，早已陈旧破败，废置多时。我安排人在四角站定，然后示意杭守平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屋内。

小杭心领神会，拔出枪来，一脚将屋门踹飞，一步跨进屋内。里面两个矮壮青年，忽见异变，本能的向外张望，小杭大喝一声“不许动”，枪口已抵住了他们的头颅。邵骥一个箭步跑过去，把躺在稻草堆里的小男孩抱在手中。我长吁一口气，走进屋去，拿起小桌上两把雪亮的锯齿状长刀，交给了身旁兴奋不已的孙建明。

这是一次短促的突击，也是一起成功的解救！

我们押着“三毛”等三人，轮流抱着小磊往回走，这时，一轮硕大而鲜红的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她以博爱的胸怀，含笑着向人们送出了艳丽的光芒。

破案的消息比晨风跑得更快，当我们回到正乐派出所时，大门前的街道上已聚拢了不少的人。为了保证“三毛”等人的安全，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审讯，在安置好小磊后，我吩咐值班所长关闭大门，制止无关人员进出。正在此时，发生了本篇开头的那一幕，姜作忠在经历了大悲大喜之后，如痴如狂扑了进来。

以后的讯问十分顺利，“三毛”等人很快交清了自己的罪恶行径，一起绑架人质案件的作案过程终告大白。

原来，“三毛”在当地是个頗有名气的“闲人”，自小游手好闲，喜逸恶劳，还沾染上嘴馋好吃，嗜赌如命的恶习。靠着父母在田间劳作，別无经济收入，哪里有钱供他吃喝玩乐？他常常感到囊中羞涩，手头拮据。前个时候，还欠下一笔赌债，难以归还。他一直在想，用什么办法能快速搞到一笔钱呢？撬门入室，偷盗扒拿，冒了风险，所得无几，他不屑为之。明火执仗，拦路抢劫，人矮力小，风险更大，他不敢为之。思来想去，忽然有了一个绝好的主意，姜桂的姜作忠在上海可是发了大财，两年前他曾到上海找过姜作忠，想到他公司谋个做事轻松，拿钱不少的差事，被一口回绝，现在想起来还心气难平。他这么有钱，如果悄悄绑了他心爱的孙子，狠狠敲他一笔，他不敢不拿钱。这样做，既可不动声色，又能随口开价，弄到一大笔钱，比干那些偷盗、抢劫的勾当高明多了。他暗自为自己想出来的“劫富济贫”计划欣喜不已。

主意打定后，“三毛”开始物色同伙人。一天，他在牌桌上遇到贵州在这一带打工的小王。这个小王倒是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材，在临江打工多年，认识了本地的一个姑娘，现在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结婚总要花钱，按本地农村的风俗，彩礼必不可少。贵州的家里非常贫困，打工的收入非常有限，从哪里筹集这么多钱呢？他正在犯愁，“三毛”找上门来和他一说，正是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此后，这两个人经常聚合在一起，察看行走线路，寻找小孩绑架后的藏匿之处。并商议了预后，如果姜家不肯痛痛快快地给钱，一个星期后偷偷将小孩埋掉。人不知，鬼不觉，权当沒有这回事。

当这些准备进行得差不多时，“三毛”感到人手不夠。小孩弄到手后，必须有人看守，这样的苦差事他自然不会去干。和姜家联系、接头，有点风险，他也不愿出头。小王提出，看守小孩的事，可以叫他的两个同乡来做。他的这两个同乡到这里来打工，还沒有找到工作，给他们一点钱，他们肯定愿意做。“三毛”同意了，说是完事后给他们5000元工资，但是看守期间他们足不能出户，事后必须守口如瓶。过了两天，在临江市政府所在地金水镇上，“三毛”又遇到张峰，试探性说到绑架弄钱的打算，张峰表示这几天他要去上海打工，不想参与这种事。不过，他又表态，如果在上海有什么需要，他可以帮忙。

五月一日下午四点多，“三毛”和小王骑着一辆借来的摩托车，来到幼儿园，由“三毛”出面，谎称小磊的奶奶有事出去了，请他代接小孩，骗出了小磊。出门后，用外衣罩住小孩，挾坐在两人中间，开着摩托车匆匆离去。从此，小磊便被关押在油菜田里那间孤零零的小茅草屋内，在两个手握长刀、凶神恶煞的“叔叔”面前，小磊蜷缩在草堆里，不敢哭不敢闹，除了“三毛”每隔两天在夜里来送一次吃食，再没有听到人声。

5月2日上午，在“三毛”指使下，小王骑自行车外出，开始利用公用电话打敲诈电话。5月5日，“三毛”也在另一处公用电话亭中，和在上海的张峰取得了联系，要求张峰到金陵东路一带看看，姜家是不是有人去了上海，路面上有没有反常情况。张峰到金陵东路外滩处转悠了两次，远远的望到手拎提包的小磊父亲，于是在5月6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按约给在玩牌的“三毛”打了电话。

然而，如同一揆古词所形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张峰在外滩一带的逗留，露出了马脚，被我们滯留在上海的技侦小组发现。尽管他吱吱唔唔，不肯讲出实情，但想到自己並未参与作案，为防止破案后因态度不好而被加重处罚，便似真似假、鼠首两端的说出了“三毛”二字。也由于在此之前他打给“三毛”的一个电话，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破绽，终致迅速突破了全案。

我立即拨通了王又恆的电话，告知他这里案件已破以及张锋介入案件的情况，要求他们将张峰带回审查。

写到这里，这个故事的叙述本该结束。但是以后发生的两件事，却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其一，案破数日后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翻阅一份资料，突然机关大院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探头一看，门外停着两辆大客车，四、五十名穿着统一制服的少年仪仗队员，正在精神抖擞的吹奏敲打，姜作忠在姜桂乡党委书记的陪同下，抱着披红挂彩的小磊站在队伍的前列。我赶忙把这个情况向季启斌局长报告，一起下来把他们迎进了会议室。

在会议室里，姜作忠对着临江市电视台记者手中的录相机，说了许多感激感人的话。然后拉着小磊，向我们每个参加案件侦查的人员逐一鞠躬，感谢我们给了他“重生”。最后，他掏出大摞的钞票，要给侦查人员发奖金。这件事使我深切感受到，一个人如果为群众、为社会做了一点好事，人们决不会忘记他！作为一名刑警，如果在工作中不敬业、不尽力，稍有懈怠，也会给被伤害的人造成更多的痛苦，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更多不和谐因素。应该说，刑警也是造福于人类的一个高尚职业。

其二，江口电视台曾为这起案件的侦查作过跟踪报导，鉴于当时案件未破，有些镜头未能播出。破案后，电视台决定制作一个专题片，以宣传法制，揭露犯罪，弘扬正气，表彰那些在这起案件侦破中作出贡献的人们。

在这个专题片播出时，我看到不少领导一个个闪亮登场，精彩而关键的决策情节接踵而现，被解救的小磊也成为明星，常常在与之对接的特写镜头里旋转而舞。这使我进一步感悟到，任何一项工作的成功，都离不开领导，领导的力量是巨大的、无所不在的。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被绑架的小磊已是个年近二十的大小伙子。不知道他现在是在校园里读书，还是继承了祖业，变成了一名企业家。当我在这里不断提到他时，也无法知道他对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是否还有记忆？

但愿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旅途平坦，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