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过头，乃智者大忌。[1]

——塞内加[2]

18？年秋天，巴黎，一个起风的傍晚，夜幕降临后，在郊外圣杰曼区，多瑙街三十三号第四层楼上，我正陪着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坐在他那间小小的后书房或者说是书橱里，我一边沉思，一边用海泡石烟斗抽着烟，不胜惬意。至少有一个钟头我们是深陷在沉默之中。此刻若有人碰巧来访，就会看到我们俩在心无旁贷地吞云吐雾，直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不过，我正在暗自思忖着天刚擦黑时我们俩谈论的某些话题，我是指毛格街事件和玛丽・罗热谋杀案之谜。无巧不成书。就在此时，房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老相识，巴黎警察局长葛××先生。

我们热情地迎接了他。此人虽相当卑鄙，但也着实有趣，加之我们已多年未曾与他谋面。我们原本坐在黑暗中，此刻迪潘起身要去点灯。可一听葛先生说，他是来找我们商量，或干脆说是来向他请教一些麻烦透顶的公事的，就又坐了下来，不去点灯了。

“假若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问题，”迪潘住手不去点灯，说道，“那我们还是坐在暗处细想好些。”

“这又是你的一个怪念头。”警察局长说。他对于自己不理解的每件事，统统冠之以“怪”，因而他总是生活在连翩而至的“怪事”之中。

“很正确。”迪潘说，一边递给客人一支烟斗，又推了张舒服的椅子给他坐。

“这次遇到了什么麻烦？”我问，“但愿别又是什么谋杀案吧？”

“哦，不是，不是那类事。说实在的，这件事委实很简单，我确信我们自已完全能够处理好。不过，我想迪潘会愿意听听这件事的细节，因为它确实怪得过了头。”

“又简单又怪。”迪潘说。

“呃，是的，不过也不尽如此。说真的，我们都对这事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事情看起来如此简单，可就是束手无策。”

“也许正因为它太简单的缘故，你们才被搅得茫然无措的吧。”我的朋友说。

“你真是胡说八道！”警察局长开怀大笑地答道。

“也许这个疑案是有点太白了。”迪潘说。

“噢，天啦！谁听说过你这样的看法？”

“有点过于不证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客人乐坏了，放声大笑起来。“哎哟，迪潘，你真地要笑死我！”

“那究竟有什么事要解决呢？”我问道。

“别忙，我会告诉你们的。”警察局长回答。他安闲而若有所思地长长地吐了一道烟，在椅子里坐好了。“我几句话就可以告诉你们，不过，事先让我提醒你们，这事须绝对守密。假若有人知道我将此事泄露给别人了，我很可能就要丢掉这顶乌纱帽。”

“接着说吧。”我催道。

“要不就别说。”迪潘说。

“说就说吧。我从高层人士那儿听到个秘密消息，说皇宫里丢失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谁，已经知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人家亲眼看见他拿的。另外还得知这份文件还在他手上。”

“怎么会知道的呢？”迪潘问。

“这从文件的性质就可推断出来，”警察局长说：“而且，如果文件一朝脱了偷信人的手，马上就会引起某种后果，这后果暂时还未出现；——也就是说，最终他肯定要盘算着怎样利用这封信。现在他是将它派了用场了。”

“说得更明确些吧，”。

“好吧，我敢冒昧地说，这份文件能使它的持有者在某方面具有某种权力，而这权力在这方面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警察局长喜欢卖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甚明白。”迪潘说。

“不明白？好吧。这份文件若是泄露给了第三者（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那一定会影响到一位地位高贵的要人的声誉。利用这一点，持有这份文件的人，就会随意支配那个声誉卓著的要人，他的名望和安宁就要受到威胁。”

“不过这支配行不行得通，”我插嘴道，“得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者清楚就是他偷的。谁敢……”

“偷信的人吗？”葛先生说，“就是德××部长。他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都做下了。偷窃之术真是大胆而又巧妙。那份文件——说白了，是封信——是失窃的那位贵妇人独处王室客厅时收到的。她正细读着这封信，突然闯进来另一位要人，而她偏偏又不想让他看到这封信。于是慌慌张张地将它死命地往抽屉里塞，无奈塞不进去，只得把它摊放在桌上。不过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虽露在外面，内容还是没暴露，这才逃过了来者的注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德××部长进来了。他锐利的目光一眼就看到了信，认出了信封上姓名地址的笔迹，而且，收信的贵妇人的那种慌张神情，使他一下就窥探到了她内心的秘密。他像平常那样匆匆办了几件公事，然后拿出一封信来，这信和贵妇人的那封信多少有些相似，他拆开信假装读着它，然后将它并排和那封信紧放在一起。他又说了约莫刻把钟的话，无非是些公事，终于起身告辞，顺手从桌上拿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这一切收信人是看到了的，但有第三者站在身边，当然不敢挑明这一事实，那位部长将自己那封无甚要紧的信留在桌上，扬长而去了。”

“你听，”迪潘对我说，“你想知道偷信人怎么随意支配失主，现在全明白了吧——偷信人明知失主晓得他是贼。”

“是这样。”警察局长答道。“几个月以来，他利用如此得来的这份权力，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那位遭窃的贵妇人与日俱增地深信：非收回这封信不可。不过，这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末了，她实在是山穷水尽了，只好委托我来处理这件事。”

“你嘛，”处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的迪潘说道，“我看没有谁比你更精明的了，你这样的密探当然是求之不得、想象不出的人选罗。”

“你过奖了。”警察局长回答。“不过他们可能是这么看的。

“很清楚，”我说，“如你所说的那样，这封信仍然还在那位部长手中。正因为信还在他手里，没派什么用场，他才拥有这份权力。信一旦派了用场，这份权力便消失了。”

“不错。”葛先生说道，“我正是根据这一信念来行事的。最先关照的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大人的旅馆。搜查而又不能让他知道，这事给了我很大的麻烦。事先我就受到了警告，倘若给他个把柄，使他疑心我们的计划，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不过，”我说，“做这种调查工作倒是你的拿手好戏。巴黎警察以前经常干这一行。

“是这么回事；就因为这一点我才有信心。这个部长的一些习性也给了我很大的方便。他经常整晚不在家，仆人也不多。他们睡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有一段距离，而且多是些那不勒斯人，很容易灌醉。你们知道的，我有许多钥匙，巴黎的大小房间我都打得开。三个月来，我只要有空，没有哪一夜不是亲自上阵，花上大半夜时间，将德××的旅馆搜个遍。这件事牵涉到我的名誉，而且，实话告诉你们，报酬也相当丰厚。所以，在我确信这贼比我更精明之前，我是绝不会放弃搜查的。我想，那屋子里凡是可能藏信的隐蔽处，都被搜尽了。”

“尽管这封信可能在部长手中，事实上这是毋庸置疑的，”我提出一点看法，“但难道他会将信藏在别的地方，而不藏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不大可能吧？”

“这种可能性不大，”迪潘说，“根据目前宫庭事务的特别情况，尤其是众所周知的牵涉到德××的那些阴谋来看，这封信会要很快派上用场——会要让它便于立刻交出来——这一点同持有这封信几乎一样重要。”

“便于交出来？”我问道。

“也就是说，要便于毁掉。”迪潘说。

“是的，”我分析道，“信显然是在部长的房子里。至于是不是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断言这是绝不可能的。”

“完全正确。”警察局长说。“他已两度遭到路劫，好像都是徒步的剪径贼干的。我亲眼看见他被严密地搜了身。”

“你倒是可以省却这桩麻烦，”迪潘说，“我想德××压根儿就不是个傻瓜。既然不是傻瓜，肯定会料到这种路劫是不可避免了。”

“他压根儿就不是个傻瓜。”葛说道，“不过他是个诗人，照我看来，诗人和傻瓜如出一辙。”

“是的。”迪潘从他的海泡石烟斗中深深喷了一口烟，思索了一会说，“虽然我也写过歪诗，做过傻瓜。”

“详细谈谈搜查细节吧。”我说。

“事实上，我们也是不慌不忙地搜，每处都搜一遍。我在这方面也算是老经验了。整幢房子都一间间地搜过，每一间都花了七个晚上。首先我们检查了每间房子的家具，每个抽屉都打开了。想必你们也知道，对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来说，所谓秘密抽屉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搜查行动中，倘若有谁放过一只‘秘密’，抽屉，那他准是个傻瓜。事情就是如此明白。每只柜子的一定尺寸、占地大小都计算出来了，而且我们还备有精确的尺子，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了柜子后就搜椅子。有种长针，细细的，你们看见我用过的，我们就用那种针将椅垫统统戳了一遍。桌面我们也揭开了。”

“为何要这么做呢？”

“那些想藏东西的人，有时将桌面或其它装配相类似的家具面子拆开来，然后挖空桌腿，把东西藏进洞眼里，再将桌面重新盖上去。床柱头和床柱腿也可用同样的方法派上用场。”

“但是，空心一敲击不就会被听出来吗？”我问道。

“绝对不会。东西一放进去，只要在它周围填满棉絮就行。再者，我们这次行动，绝不许弄出声响。”

“照你说的那样，家具可用来藏东西，但你们不可能搬开或拆开所有家具啊。例如，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条，它的形状、大小和大号编针差不离，这样它就可以塞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肢解了吧？”

“当然没有。但我们做得更老当——我们用了架高度显微镜，将旅馆内每张椅子的横档，以及各式各样家具的接榫，都逐一细察过。若是有任何最近触动过的痕迹，一下就会查出来。比如，一点钻眼屑子也会放得同一只苹果一般大。上胶的地方若有什么异样——接榫处有什么反常的缝隙——肯定能清楚地察看出来。”

“我想你们也注意过镜子吧，底板与镜面之间，还有床铺和被盖，窗帘和地毯等，都戳过一遍吧。”

“那当然，我们用这种方法将每件家具都搜查一遍后，就搜查房子了。整个房子的表面都分格编了号，这样，没有一处会遗漏。然后，像先前那样，用显微镜将整个房子，包括两幢与它相邻的房子，一方寸一方寸地仔细查过。”

“两幢相邻的房子？”我不由得叫起来，“你们一定折腾得很苦吧？”

“说的是。可这笔报酬实在可观哟！”

“你们查过房子四周的地面吗？”

“地面全都铺了砖。这倒没费什么事，我们查了砖缝间的青苔，没发现什么异动痕迹。”

“那当然也查过他的文件和书房里的图书吧？”

“当然查过；每个大包小包都打开看了，不仅打开了每本书，而且是逐页逐页地翻过。我们可不像有些警官那样，光是将书抖几下就算了。而是用非常精确的尺子，将每本书封皮的厚度都仔细地量过，再用显微镜作高度准确的检查。倘若哪本书是新近装订过的，那根本不可能逃过我们的眼睛。约有五六本刚装订不久的书，我们都用长针从里仔细地戳过。”

“地毯下面的地板呢？查过没有？”

“那也不用说。每块地毯都移开过，地板都是用显微镜仔细察看过的。”

“那么墙纸呢？”

“查过了。”

“你看过地窖吗？”

“看过了。”

“那么，”我说道，“你肯定判断错了，那信并不如你推测的那样藏在房子里。”

“这一点恐怕你是对的，”警察局长说，“哎，迪潘，依你所见，我该怎么做才好？”

“将房子重新来一次彻底的搜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