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四十六分，安妮·赫尔德的PDA震动了起来。这是她私人用的PDA，是情人送给她的礼物，并非中情局配发的装备。抓起PDA时她感觉到黑色的机壳热乎乎的，因为她把它贴身放在大腿外侧。屏幕上显示出了一条短信，犹如精灵写下的文字：<b>二十分钟后，到他的公寓。</b>
她的心狂跳起来，血液仿佛发出了欢唱，因为发这条短信的人就像是个精灵：她的情人。她的情人回来了。
她对老头子说自己约好了要去看妇科医生，这个借口不由得让她窃笑。不管怎么说，老头子听到她要请假时显得很淡然。中情局总部现在就像是医院里的急诊室：自从林德罗斯让大家进入紧急状态后，所有的人都已经连续不断地工作了许多个小时。
她走出总部大楼招了辆出租车，乘车来到距离杜邦环岛六个街区的地方。她在那儿下了车，然后开始步行。高悬着月亮的夜空中几乎看不到云，透衣而入的风让天气变得愈发寒冷，尽管如此，双手插在口袋里的安妮却觉得心中暖暖的。
公寓在第二十街上，是一栋由斯坦福·怀特设计的殖民复兴风格的四层建筑，建于十九世纪。她按响了通话器，嵌着磨边玻璃的木框大门随即打开。进门之后是一条镶有护墙板的走廊，它从大楼的中央直穿而过，一直通往玻璃镶板的后门。从后门望出去就是楼与楼之间的一片几乎没什么景观的窄小空地，被用作了私人停车场。
她在一排信箱前站住了，伸出手指摸了摸其中一扇装着竖合页的黄铜小门，那上头刻着“401：<b>马丁·林德罗斯”</b>的字样。
上到四楼的平台，她在那扇紧闭的米色大门前站定，一只手放在厚厚的门板上。她似乎能感觉出一种极细微的悸动，仿佛这套空关了许久的公寓在嗡嗡作响，因为它又有了生气。情人那温暖而充满活力的身体就在这扇门后面的房间里，他就像透进玻璃的阳光，让每个房间都洋溢着能量和热度。
她脑海中浮现出了他们上一次分离时的情景。那次分离时痛苦依旧，尖锐的痛犹如寒夜里突然吸进的冷气直刺进她的心窝，在她的心上又留下了一道伤痕。但那次分离的痛苦也有些不同，因为她知道自己至少要九个月都无法与他相见。其实，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一个月。然而让她如此痛苦的并不仅仅是时间——分开这么久本来就够难熬的了——她还知道重逢时情人的身上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当然，她把这种恐惧藏进了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角落。但此刻站在公寓的大门前，她却意识到这几个月来她始终承载着这种恐惧，就像腹中多了个不想要的孩子。
她倾身把前额抵在刷了油漆的木门上，回忆着他们分离的时刻。
“你好像很不安，”他当时说道，“我都告诉过你了，用不着担心的。”
“我怎么能不担心？”她回答说，“从来没人做过这样的事。”
“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他微笑着安慰她，看到自己的话没起作用，他伸出双臂把她搂在怀中，“极端的时刻需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
“是的，我当然明白，”她浑身一颤，“但我总是忍不住要想……我不知道到了另一边之后我们俩会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么想？我们还会和以前一样。”
她把身子从他的怀中挣开了一点，好看着他的眼睛。“你知道为什么。”她低声说。
“别乱想了。我不会改变，我的内心还会和以前一样。安妮，你一定要信任我。”
现在她来到了这里——他们俩都来到了这个地方——另一边。见真章的时刻到了，她马上就能看到这十一个月究竟让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确实很信任他，深信不疑，但近来她承受的恐惧却在此刻突然失控，在她的小腹中肆意爬行。她即将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她真的很害怕看到他已彻底改变，变得不再是她的情人。
她满怀厌恶地低声骂了自己一句，拧动门上的球形黄铜把手推开了门——他没上锁。走进过道时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印度教徒，仿佛自己的道路在很久以前就已被决定，仿佛她的生活被牢牢掌握在命运的手中。这命运她根本无法征服，甚至连他也不行。她现在的生活离父母强加给她的优越无比的成长环境简直是天差地远。为此她要感谢她的情人，她是中途加入的，这确实没错，但她的反叛精神始终是无所顾忌。他驯服了这种激情，把它转变成了一束聚而不散的光芒，现在她已没有任何畏惧。
她正准备出声喊他，却听到了他的声音。那熟悉无比的高声吟唱飘进了她的耳中，仿佛乘着一道只为她而生的气流。她在主卧里找到了他。他正趴在林德罗斯的一块地毯上，因为他显然不可能把自己用的地毯带来。
他光着脚跪倒在地，头戴一顶白色的无檐便帽。他的躯体深深地弓着，前额都贴到了地毯上短短的绒毛。他面朝着麦加的方向，正在祷告。
她静静地站在那儿，就好像略动一下都会打扰到他，让阿拉伯语如细雨般滋润着自己的全身。她的阿拉伯语很流利，甚至还会说好几种地方口音。他们初次相遇时，这一点曾让他十分着迷。
祈祷终于结束了，他站起身来。看到她的时候，他那张马丁·林德罗斯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我知道你想先看什么。”他一边用阿拉伯语轻声说，一边从头顶把衬衣脱了下来。
“对，全给我看。”她用同一种语言答道。
她如此熟悉的身体又呈露在面前。她的双眼热切地凝望着他的腹部，他的胸膛。目光向上移去，与他的双眼相接——他的右眼不一样了，已经被换上了新的视网膜。他现在的脸是马丁·林德罗斯的脸，还包括林德罗斯真正的右眼视网膜。多亏了她提供的照片和视网膜扫描图像，他才能实现这次转变。此刻她细细端详着他的面孔，上班时她根本没法这么看他——他进出老头子的办公室时曾两次从她身旁走过，当时他们只是彼此点头致意，打个招呼，就像她遇到真正的马丁·林德罗斯时那样。
她惊叹不已。这张脸完美无缺——安杜斯基医生的手术做得太出色了，易容术完全达到了医生先前承诺的效果，甚至超出了预期。
他把双手贴到自己的脸上，抚摸着那些瘀痕、擦伤和划伤轻声笑了起来。显然他很得意：“你瞧，我在‘囚禁者’手中受到的‘残酷折磨’是精心设计过的，这样就能掩盖住安杜斯基的手术刀留下的少许疤痕。”
“贾麦勒。”她低低地呼唤道。
他的名字是卡里姆·贾麦勒·伊本·哈米德·伊本·阿谢夫·瓦西卜，卡里姆·贾麦勒的意思是“英俊的卡里姆”。他允许安妮这么称呼他，是因为这让她感到很快乐——能用这个称呼对其他任何人而言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别提把它说出口了。
她缩起肩膀脱掉外套和上衣，解开衬衫的扣子，拉开裙子上的拉链，但她的目光片刻都没有离开他的脸。她像刚才那样刻意慢慢地解开乳罩，然后顺着腿把内裤一点点卷下来，她蹬高跟鞋站在他身前，腿上还穿着柔亮的丝袜和带蕾丝边的吊袜带。看到他的双眼为自己而迷醉，她的心悸动不已。
她从脚下那堆柔软的衣服里迈出腿，朝他走去。
“我想你。”他说。
她投进他的怀抱，把赤裸的身体贴到他身上。双乳紧紧地压在他胸前时，她的喉间发出了一声低低的呻吟。她用手掌抚摸着他背上隆起的肌肉，指尖感觉着那微小的起起伏伏，这些细微之处自从他们在伦敦共度的第一个夜晚起就被她深深地记在心里。她抚摸了好久好久。他没有催促，心里知道她此刻就像个四处摸索的盲人，要确保自己进入了熟悉的地带。
“告诉我都发生了什么。那感觉是什么样的？”
卡里姆·贾麦勒闭上了双眼。“连着六个星期都疼得要命。安杜斯基医生最担心的就是移植的皮肤和肌肉在愈合过程中发生感染。谁都不能见我，除了安杜斯基和他的医疗队。他们戴着橡胶手套，口鼻都被面罩遮着。他们给我用了一种又一种的抗生素。”
“做过视网膜移植之后，许多天我都不能睁眼。他们把我的眼睑合起来，用胶带把棉球压在上面，然后再戴上眼罩。我一动不动地躺了一天，这之后的十天也基本不能活动。我睡不着，他们只好给我打镇静剂。我根本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无论他们往我的血管里注射什么药物，疼痛始终都止不住。移植的眼球简直就像第二颗心脏，在随着我的心一起跳动。我的脸感觉火烧火燎，右眼后面好像给插进了一根拔不掉的碎冰锥。”
“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听到这儿她已经攀住了他的身体，就好像那是一棵树。他的双手移向下方，紧紧抓住她的臀部。他抱着她走到墙边，把她的脊背顶在墙上。她环起双腿搭在他的髋骨处，使劲缠住他的身体。他胡乱摸索着腰带，一把褪下裤子，感觉自己硬得发痛。他张嘴咬落时她叫出了声，紧接着又是一声尖叫，因为他已挺起胯部猛地向上顶去。
在厨房里，安妮赤裸的皮肤上惬意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把香槟酒倒进两只细长的水晶酒杯，然后往每只杯子里丢了一颗草莓，看着细碎的泡沫嘶嘶作响地在杯中腾起。厨房位于公寓的西侧，窗外就是夹在两栋楼之间的一个小院。
她把一只酒杯递给了他。“从你的肤色上，我还能看出你母亲的印迹。”
“赞美安拉。要不是因为她的英国血统，我根本就没法假扮马丁·林德罗斯。林德罗斯的曾祖父来自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那地方距离我母亲家族的庄园只有不到八十公里。”
安妮笑了起来：“这还真够讽刺的。”她已经许久没有触碰过他的肉体，现在真希望自己的双手能一直不停地爱抚他，永远也不停歇。她把自己的酒杯搁到花岗石台面上，抓住他的身体顽皮地往后推，直到他的脊背靠住窗户。“我真不敢相信我们俩都来到了这里。真不敢相信你安然度过了这一切。”
卡里姆·贾麦勒吻了吻她的前额：“你对我的计划有点不放心。”
“你知道我不放心。不放心，而且很害怕。你的计划似乎有点……有点太不计后果，实施起来简直困难得要命。”
“这全在于你怎么看。你得把它想像成一座钟，钟的功能很简单，就是一分一秒地计时。每过一个小时，它就会鸣响一次。简单，但很可靠，因为钟的内部有一整套精心设计的零件，每个部件都经过了打磨和抛光，因此它们只要运动起来，就会完美地啮合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她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身后。她的眼中闪动着恐惧的神色。
他转过身朝窗外楼房中间的那片停车场看去。两辆新款的美国车并排停着，车头分别冲着不同的方向，头朝北的那辆车引擎在空转，两辆车驾驶室一侧的窗户都摇了下来，车上的两个人显然在说话。
“怎么了？”
“看那两辆车，”她压低声音说道，“是警察的阵势。”
“可能就是两个司机想聊聊天。”
“不对，有件事——”
安妮没往下说。一个司机把身子探到了车窗外，她认出了他的脸。
“那家伙是马修·勒纳。该死！”她浑身一颤，“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几天前他闯进我家里翻了一遍，还在我的衣橱里挂了根绞索，把我的一条内裤吊在上头。”
卡里姆·贾麦勒压下一声冷笑。“我得说，这家伙还挺有幽默感。他起疑心了吗？”
“没有。他要是察觉到了哪怕一丝一毫的迹象，早都已经找局长去了。他只不过是不想让我挡他的路。我觉得他这么干多半是为了清除障碍，免得有人妨碍他夺老头子的权。”
在楼下的停车场，两个人该说的话已经说完。勒纳——他坐在朝北的那辆车里——驾车离开，另一个人还坐在自己那辆车的驾驶座上。他根本没发动自己的引擎，反倒点起了一根烟。
卡里姆·贾麦勒说道：“不管勒纳起没起疑心，现在他都在派人跟踪你。我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他从窗口前转回身，“把衣服穿上。咱们有事要做。”
帆船刚在游艇俱乐部靠岸，警察就跳了上来，他们很快就聚成了一堆，这正是警察的典型特征。帆船上的船长和船员——包括阿布·伊本·阿齐兹在内——看样子都给吓得够呛，纷纷掏出证件给颐指气使的警察中尉看，接着这位中尉转向了法迪。
法迪一言不发，也没露出丝毫害怕的神情。他把阿布·伊本·阿齐兹事先交给他的证件递了过去，证件表明他是乌克兰安全局反情报处的维克托·列昂尼多维奇·罗曼琴科少将，证件里还附着一份由乌克兰安全局局长伊戈尔·P.斯梅什科中将签署的命令。
刚才还神气活现的中尉迅速无比地打了个立正，脸上刷地没了血色，法迪见此情景不禁暗觉好笑。变化发生在瞬息之间：领主现在成了农奴。
“我来这儿是为了追踪一名在逃的谋杀犯，此人是我们重点通缉的对象，”法迪说着把伪造得非常巧妙的证件拿了回来，“海岸边的四个人就是他杀的，这下你们可是亲眼看到这家伙有多危险、多厉害了。”
“我是科夫中尉。少将同志，我们全听您的指挥。”
法迪领着中尉和他手下的警察快步走下了帆船。“提醒你一句，”他凑到科夫的肩膀旁边说，“谁要是把逃犯打死了，我都会亲自将他处决。通知你手下的所有人，这个罪犯是我的。”
比尔·奥弗顿探员坐在车上抽着烟，他现在心情很轻松，一年来他好像都没有这么高兴过。勒纳私下交给他的任务简直是天赐良机，勒纳已向他保证，任务完成之后他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国土安全部的职位。奥弗顿知道勒纳并不是在故意吊他的胃口，此人有权有势，而且不走正道，说话时向来直截了当，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奥弗顿探员要做的就是不问情由地执行勒纳的所有命令，这对他来说很简单，他才不在乎勒纳到底有什么企图。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此人就是他进入国安局的敲门砖。
奥弗顿狠狠吸了一口烟。国土安全部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他还有什么？他跟自己的老婆没什么感情，他的老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他对自己的前妻恨之入骨，两个孩子也给她教唆得一点都不拿老爸当回事。要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他简直就是个毫无价值的人。
他心想，这种状态也许最适合执法部门的人员。
尽管奥弗顿边抽烟边想着心事，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训练时学到的东西。每过十五秒他就会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时间掐得简直像钟表般精确。从他所处的位置能清楚地透过大楼后面那扇加固木门上的玻璃看到里面的过道，连前门都一览无余。这个观察点设得太棒了，他把位置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他看到安妮·赫尔德出了电梯，然后转过身沿着过道朝后门走去，她脚步匆匆，忧心忡忡地皱着眉头。他看着她闪身出了后门，看样子她好像是哭过了。安妮走到近前的时候，奥弗顿注意到她的脸很红，好像还肿着。她这是怎么了？
他才不在乎她出了什么事。他的使命就是形影不离地跟踪她，再时不时地吓唬她一下——从侧面蹭一下她的车，或是趁着街上没有旁人时给她来个抢劫。勒纳对他说，要吓得她轻易忘不掉。真是个冷酷的混蛋，奥弗顿心想。不过这一点倒是让他很佩服。
看到安妮大步走过，他也下了车。他丢掉香烟，把两手插进大衣的口袋，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远远地跟了上去。附近的几栋楼周围没别的人，只有那女人和他，他不可能跟丢。
在前方，他的目标走到了两栋楼之间空隙的尽头。奥弗顿看到她拐了个弯走上西北区的马萨诸塞大道，便加大了步子，免得让她溜走。
就在这时，有什么东西突然从侧面向他袭来，沉重的一击打得他顿时摔倒在地，他的头猛地撞上了身旁建筑物的砖墙，眼前金星直冒，但他还是直觉地伸出手去摸那把配发的左轮，可右手腕又挨了狠狠的一击，手彻底废了。鲜血糊满了他的半边脸，一只耳朵差点就要掉落。他转过身，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自己面前。奥弗顿匍匐在地上，还想去掏枪，但那人又在他的肋骨上猛力踢了一脚，踢得他乌龟似的翻了个身。
“怎么……怎么……”
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片刻之后袭击者掏出一把枪对准了他，枪管上装着阻性消声器。
“不要啊，”奥弗顿眨着眼仰望着杀手冷酷无情的脸，他发现自己竟然在苦苦哀求，不禁深感羞耻，“别杀我，求你了。”
一个声音充斥在他的耳际，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好像被摁进了水里。在其他任何人听来那声音轻得就像是小心的咳嗽，但在奥弗顿耳中，那声音响得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撕裂了。紧接着子弹射进了他的大脑，他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周围只剩下可怕的、笼罩一切的寂静。
莎拉雅和伯恩一起把铁栅栏挪回原位，她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你弄到医生那儿去。”
他们俩能听到警察的喊声从海滩上传来，现在他们的人更多了，那几艘警用汽艇可能已经给拴到了游艇俱乐部的码头上，这样艇上的人手也可以下船参与追捕。透过铁栅栏，伯恩他们能看到高强度的探照灯还在海滩上扫来扫去。借着远处射来的些许光亮，莎拉雅这才能仔细检视伯恩的伤口。
“伤口很深，但看上去还挺干净，”她对他说道，“刀子肯定没戳到内脏，要不然你现在早就躺倒了。”让莎拉雅倍感苦恼的问题是她不知道伯恩究竟流了多少血，也不知道他的体力因失血而衰竭到了何种程度。话说回来，她曾经看到伯恩带着嵌在肩膀里的一颗子弹，全力奔忙了连续三十六个小时。
“是法迪。”他说道。
“什么？他也在这儿？”
“法迪捅了我一刀。那只拳师犬——”
“它叫奥列克桑德。”听到有人在说自己的名字，拳师犬竖起了两只耳朵。
“你让奥列克桑德攻击的那个人就是法迪。”
莎拉雅心想，他们如今孤立无援，而且处境极为不利。海滩上到处都是乌克兰警察，法迪此刻也在追踪他们。“法迪到这儿来干吗？”
“他说他想报仇，到底要报什么仇我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他我记不起以前的事，但他不相信。”
伯恩脸色苍白，直冒冷汗，但莎拉雅曾经见识过他内心深处潜藏的力量，见识过他坚强无比的意志——他不仅要活下去，还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她仿佛从他身上汲取到了力量，领着伯恩离开了铁栅栏。照亮前路的只有迅速黯淡下去的惨白的月光，他们加紧脚步，沿着污水管的隧道踉踉跄跄地向前奔去。
污水管里的空气很刺鼻，就像蛇蜕下的死皮一样没有丝毫生气。嘎吱声和呜咽般的声音在他们周围不断响起，仿佛是遇到危难的鬼魂发出的呼唤。隧道中的沙岩有些地方已被挖空，有些地方则在重压之下迸出了道道裂缝，空洞和缝隙间都塞满了泥土。通道里每隔一段就支着一根粗粗劈削而成的木头柱子，与上方的桁架和顶梁固定在一起，粗达两米的木柱外面包着的铁皮长满了黑乎乎的霉，到处都能看到斑斑点点的暗红色锈迹。通道里弥漫着一股烂东西和腐臭的气味，仿佛他们穿过的这片土地正在慢慢地死去。
莎拉雅的胃痛苦地揪紧了。警察发现什么了吗？她有没有留下什么忘记清理的痕迹？上帝啊，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任何东西。她曾在敖德萨犯下最致命的错误，那噩梦般的情景至今仍不分白天黑夜地纠缠着她。现在，命运再度让她和伯恩一起来到此地，她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补偿自己以前的过失。
奥列克桑德跑到了他们前头，它的嘴巴几乎都挨到了地上，好像在凭着嗅觉前进。伯恩跟在后面，没发出一声抱怨。他感觉自己的整个躯干仿佛着了火。现在他必须依靠以前在训练中学会的方法，即便疼痛再剧烈也要保持平缓深长的呼吸。他本以为莎拉雅找到的是城市污水管道的出口，但这些通道里弥漫着恶臭，到处都在渗水，看上去并不像是城市的排污系统，另外，他们走的通道还是个不断向下的陡坡。他这才想起敖德萨市的大部分都是以地底的沙岩为基础的，城市下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通道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敖德萨的游击队曾以地下通道为基地，向入侵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发起反击。
莎拉雅的确是有备而来，此刻她打开了别在腰间的那支用电池的氙气强光手电。眼前的景象并没有让伯恩放下心来。这些地下通道很古老，更糟糕的是，年久失修的通道急需支撑加固。在好几处地方他们俩不得不从坍塌的石块和碎木上方爬过，这大大减慢了前进的速度。
他们听到后方远远地传来了金属摩擦时发出的刺耳巨响，就好像有人在强行转动一只生锈的大铁轮。他们在原地站定，半转过身子。
“他们发现了铁栅栏，”莎拉雅低声说道，“我没法把固定栅栏的螺栓拧回去。警察已经进了隧道。”
“他是个警察，”卡里姆·贾麦勒翻开了奥弗顿的钱夹，“还是个探员呢，隶属市区警局。”
安妮把奥弗顿的车开到了他被杀时的那栋建筑旁。他的尸体就躺在墙边，鲜血染红了颜色暗淡的砖墙。
“他绝对是勒纳花钱雇的人，”她说道，“那天闯入我家的人很可能就是他。”安妮盯着奥弗顿那张粗鄙不堪的长脸，“我敢打赌，闯进我家时他肯定兴奋得不行。”
“有个问题我们还无法解答，”卡里姆·贾麦勒说着站起身来，“还有多少人在拿着马修·勒纳的钱替他做事？”
他把头一摆，安妮随即打开了后备厢。卡里姆·贾麦勒弯腰抱起奥弗顿的时候嘟囔了一句：“甜甜圈和巨无霸吃得太多。”
“美国人都这样。”安妮说道。她看着贾麦勒把尸体丢进后备厢，关上了厢盖。她钻出驾驶座朝固定在砖墙上的架子走去，那上头绕着浇水用的软管，她打开水龙头，把喷出的水流对准砖墙，冲掉奥弗顿的血迹。他的死并没有让安妮产生丝毫悔意，恰恰相反，他流出的鲜血让她感觉到胸膛中仿佛有另一颗心脏在跳动，那颗心中满是对西方社会的憎恨——奢侈浪费、自私自利的有钱人和享受特权者，美国社会中的名流贵族一心只想着延续自己的富贵生活，以至于对世上最贫困的人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更不会为他们说一句话，安妮觉得这种憎恨情绪始终伴随着她。话说回来，她的母亲原是个模特，后来又成了时尚杂志《城里城外》的编辑，她的父亲本来就出生在富贵之家，安妮的生活中自然而然充斥着司机、管家和个人助理。她可以乘私人飞机，可以去沙莫尼滑雪，可以到伊比扎俱乐部狂欢，但无论走到哪儿她都只能在父母和保镖限定的范围之内活动。本来该由你自己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别人代劳。一切都显得那么虚假，与现实完全脱节，生活变成了牢笼，她急不可耐地想要从中逃出去，她借以表达这种憎恨之情的方式始终都是极为突出的反叛精神。然而，真正让她从理智上去认识这种情绪的人却是贾麦勒。她在这个国家时身穿的衣服——都是价格昂贵的名牌——只不过是她的部分伪装。裹在这些衣服里面的时候，她的皮肤都在阵阵发痒，就好像浑身爬满了火蚁。一到晚上她就会迫不及待把衣服扒掉，再也不想多看它们一眼，直到第二天早晨再次把这些衣服穿上。
带着头脑中翻腾不已的思绪，她又上了车，卡里姆·贾麦勒坐到了她身旁。她毫不犹豫地发动车子，驶上了马萨诸塞大道。
“往哪儿开？”她问道。
“你该回中情局去了。”卡里姆·贾麦勒说。
“你也是啊，”她说道，随即侧过头看着他的眼睛，“贾麦勒，你刚发展我的时候，我并不是什么满脑袋幻想的理想主义者，一心想要与不平等和不公正开战。起初你就是这么看我的，我知道。我怀疑当时你恐怕只把我当做一个没脑子的女人，根本不会独立思考。现在我希望你别再这么想。”
“你心里有疑虑。”
“贾麦勒，正统的伊斯兰教很歧视女性。像你这样的男人从小就认为女人应该把头包起来，还得遮住自己的脸。你们认为女人不应该接受教育，不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如果女性认为自己是独立的，就要受到安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