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们都在工作，整整两天。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准备结案陈词，我们希望能够提出申请，要求法官直接宣布本案无效，也就是说，由于证据不充分，陪审团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本案至此终结。这样的申请不见得能批准，因为，要作出这样的决定，法官必须从对检方有利的角度去衡量各种证据，比如说，尤金妮亚的证词，包括那句“宝贝”，拉伦都必须假定是真的。但是，如果能直接宣布本案无效，那检方就不能再提起上诉了。所以，有些法官，尤其是拉伦，会用这一招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虽然我们的希望很渺茫，但斯特恩还是认为要把准备工作做足。我的任务是寻找类似的案例，也就是说，只有间接证据且缺乏犯罪动机的案例。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辩护的策略问题。斯特恩还是不想详细说，他既没有提到我上庭作证的问题，也没有说起其他的证人，我们只是一起分析了检方还剩下的证据。利普兰泽会在星期一出庭。从现在起，检方会开始加速进程。他们接下来的物证还包括：纤维报告、电话记录、指纹报告（如果他们能找到那只玻璃杯的话）、那个说她在公交车上见过我的女佣，最后，还有熊谷。

斯特恩再次强调了那天吃午餐时他对我说的话：我们必须想个办法，让陪审团对熊谷产生怀疑。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检方就会获得很大的优势，迅速结案，而这就会迫使我们必须改变最终的辩护策略。肯普、斯特恩和我一起绞尽脑汁，想如何攻击熊谷的方法。斯特恩和熊谷接触过几次，和大家一样，他也认为熊谷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陪审团可能不太会信任他。我又说了几个关于熊谷的陈年旧事，最后，我提到，在警局的人事档案中，有人曾经对熊谷以前的工作表现提出过投诉，我们应该可以从这个方面仔细查一查。

“太好了！”斯特恩说，“有个检察官在我们这边就是好。”他让肯普立刻提出调档案的申请，同时，要求查看实验室的报告记录。这样，我们才知道熊谷在四月份的时候除了处理卡洛琳的案子，还在处理其他什么案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申请绝大部分都还没有递交上去，主要是不想引起检方警觉，但目前，检方那边的程序都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我们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肯普翻了翻记录，确定我们没有遗漏什么。他又起草了一份申请，要求传唤卡洛琳的所有医生，那些医生的名字是我在她公寓里的那个小电话本上找到的。

“还要找电话公司要记录。”肯普对我说，“对比一下你手上的电话记录复印件，看检方有没有伪造。”

“这倒不用了。”我立刻说。我没有抬头，但我能感觉到肯普警觉的目光正盯着我。

斯特恩什么反应都没有，“也许我们不用再传唤更多的证人上庭了。”斯特恩接着说，“就直接用证词怎么样？”证词就是检方和被告方一致认同的证人会上庭说出的证词，如果直接向法庭提交了证词，就不用再传唤证人本人上庭了。斯特恩大声说出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样比较好。我们都同意，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毛发和纤维分析组的专家，以及化学鉴证科的人，都没有必要传唤他们上庭。这样，我们可以缩短这些证据在陪审团面前出现的时间。尼可可能不会接受，但也难说。对检方来说，证人不上庭作证有时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作出这些决定后，我和肯普回到了档案室继续查资料，这是斯特恩办公处的一间会议室，四面墙全是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和案件报告。我坐在一张桌子旁，肯普坐在另一张桌子旁。过了几分钟，我发觉肯普正盯着我，但我还是没有抬起头。

“我不明白。”最后，他终于大声开口说，我不得不抬起头，“那些电话记录可能有问题。”

“肯普，饶了我吧，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你自己说过的，我们应该查一查检方是不是对记录做了手脚。”

他的目光中并没有愤怒，而露出一种脆弱。之前他很少这个样子，他穿着牛仔靴和细格子的运动外套，看上去那么年轻而单纯。他认为自己很聪明，不可能会上当受骗。

“肯普，我就是随口一说。在当时那样的状况下，你应该明白的。”

但我看得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也很烦，他的眼神告诉我，他现在已经不再信任我了。我合上记事本，穿上外套。斯特恩还在办公室里，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了。他还在研究尼可那边堆积如山的证据，电话记录、指纹记录，卡洛琳的详细尸检报告。他穿着休闲，毛衣和裤子都很得体，他抽着昂贵的雪茄烟，看起来很放松。

星期一早上，利普兰泽站在了证人席上。开庭的时候，尼可一行人陪着利普兰泽走进法庭，把他团团围住，费尽心机不让我们有任何接触。利普兰泽穿着一套西装，他最讨厌穿西装了，这又是一套很难看的可以正反两面穿的西装。穿上西装的他看上去更像是犯人，而不是警察。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走进法庭的时候，我帮他扶着门，虽然尼可就站在他前面，格勒登尼就站在他后面，他还是朝我挥了挥手，眨了个眼睛。看到他，我的信心更加坚定。

尼可对利普兰泽的询问非常成功。可以说，是他自开庭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他问的都是事实，也很快就得到了答案。他知道利普兰泽并不乐意合作，但利普兰泽不会说谎，他只会等着机会，反咬尼可一口，这一点和雷蒙德完全不同。所以，尼可非常小心，他不会给利普兰泽这样的机会。他是一个很专业的律师，他也知道，利普兰泽也是一名很专业的警察。他们都很节制，问答都很简单。

“萨比奇先生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和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有私人关系？”

“反对。”

“斯特恩先生，你反对的理由和你上次反对雷蒙德的理由一样吗？”法官问。

“是的。”

“反对无效。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还记得我上周跟你们说过，关于推测性的问题，尼可先生这么说，并不代表那些推测就是真的，你们要记住。请继续。”

我不知道利普兰泽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实，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尼可也没有问我有没有向利普兰泽暗示过，或者我们之间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心照不宣，他知道这样的问题很难问好。他只是问我有没有对利普兰泽说过，而利普兰泽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尼可又问，我是不是曾经让利普兰泽不要去调查我家的电话记录。他还问，利普兰泽是不是曾经好几次催我向警方要指纹分析报告，也就是在卡洛琳公寓里找到的玻璃杯上的指纹。现在，尼可和利普兰泽之间似乎是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我敢确定，陪审团已经知道这其中有些不对劲了。尼可很聪明，他会在最后一刻揭晓答案。等到他问完了所有要问的问题后，他又为我们接下来的交叉询问设了个套，让陪审团知道了利普兰泽和我之间的私交。他问起了我和利普兰泽一起办的案子。

“可不可以这么说，到目前为止，你们之间是类似搭档的关系？”

“是这样的，先生。”

“那么你们作为搭档，是不是也是很好的朋友？”

“当然。”

“很亲密的朋友？”

利普兰泽朝我看了一眼。

“我觉得是。”

“你相信他吗？”

“是的。”

“他知道你相信他吗？”

斯特恩提出反对，利普兰泽不能回答关于我的想法的问题，检方这是在诱导，证人已经阐述了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拉伦表示反对有效。

“好吧，那我这么问吧，你是不是一开始就被安排查卡洛琳的这个案子了？”

“不是的，先生。”

“那一开始安排的是谁？”

“是哈罗德·格里尔，是十八区分局的警官，因为凶杀案发生的地点是在他们的管辖范围。”

“他是位称职的警官吗？”

“你这是问我的看法吗？”

尼可很小心，他不想又招来一次反对，也不想利普兰泽反咬他一口。

“萨比奇先生有没有跟你表示过，他对哈罗德·格里尔的查案能力有所怀疑？”

“没有，先生。大家都知道，哈罗德·格里尔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警察。”

“谢谢你。”尼可非常满意地笑着说，“那么，利普兰泽警官，据你所知，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让你负责这个案子的调查的？”

“是萨比奇先生要求调我来的，你是想问这个吧？他让雷蒙德下的命令。”

“利普兰泽警官，据你所知，被告在警局里有没有比和你关系更好的人？”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他没有说过。”

尼可昂首阔步地走了几步。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警官，你是整个警局里最不会怀疑萨比奇先生犯下谋杀罪的人？”

这是一个可以提出反对的问题。斯特恩本想站起来，但又停住了，他双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一次，我读懂了他的想法。他看出利普兰泽正在犹豫，他知道，尼可的这次即兴发挥是他犯下的第一个失误。利普兰泽发现了这个反扑的机会，尼可会自食其果的。

“我绝不相信萨比奇先生杀人。”利普兰泽简单地说，这句话让陪审团都听到了。利普兰泽不会费尽心机让尼可出丑，但他一定会抓住机会，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斯特恩站起来，对利普兰泽进行交叉询问。我们昨天晚上曾经讨论过，是不是要对他进行询问。但很明显，到目前为止，检方询问的效果超出了斯特恩的预期。尼可的问话让人觉得，正是因为我和利普兰泽以前良好的合作和友谊，我才选中他来查这个案子，斯特恩必须反击。

“实际上。”斯特恩快要问完时说，“你和萨比奇先生在调查这桩谋杀案的时候，你们也在查另一个案子，是不是？”

利普兰泽显得很困惑。

“在雷蒙德先生的抽屉里是不是藏了一份档案……”

斯特恩没说完，尼可已经站起来大声嚷嚷了。拉伦拿起小木槌，指着斯特恩。

“斯特恩先生，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我不希望再听到关于那个档案的任何事。你在询问雷蒙德先生的时候，就已经很过分了，我绝不允许你又故技重演。”

“法官大人，这个证据对我们的辩护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想在提交我方证据时，继续讨论与这个案子有关的问题。”

“那好，如果这个案子对你们来说很重要，等到那时，我们再把利普兰泽警官叫回来。但我警告你，现在不要再继续问这个问题了，我不想听到你在法庭上重提旧事，听清楚了没有？”拉伦表情严肃地盯着斯特恩。

斯特恩又微微鞠了一躬，低了一下头，耸了一下肩。我发现我已经看不懂斯特恩的举动了。他在陪审团面前被法官训斥，这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已经让莫尔托对那个档案产生了警觉。他打算做什么？他一再说我们会拿出证据，但其实我们手上并没有任何证据，到时候一定会让陪审团非常失望。我们不能拿出我在那个B类档案里找到的信，因为那只是片面之词，不能作为证据。我不懂斯特恩为什么要那么说，而每次我问他这个话题时，他都是支支吾吾、漫不经心。

这时，斯特恩已经回到了我们的桌子边。

“利普兰泽警官，尼可曾经问过你关于电话记录的问题。”斯特恩拿起记录，“我看过了你的证词，是你先对萨比奇先生提到了他家里电话的事，对吗？”

“对。”

“不是他先提起的？”

“不是。”

“他并没有一开始就不让你去调查他家的电话记录，对吗？”

“对。”

“实际上，他一开始就告诉你，你可能会在波尔希莫斯女士的电话记录中找到他的电话号码，对吗？”

“对。”

“他并没有不让你去查电话记录，对吗？”

“对。”

利普兰泽所有的回答都干脆利落，有这样一个乐于合作的证人，斯特恩的交叉询问进展非常顺利。斯特恩问完，又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利普兰泽看，那是法庭签给电话公司的原始传票。

“你看看，是哪个检察官签发的这张传票？”

“拉斯迪·萨比奇先生。”

“他的名字就在第一页上，对吗？”

“对。”

“电话公司是不是在接到这张传票后，就发来了这些电话记录？”

“你是说在接到传票后？”

“是的。”

“对，他们接到传票后就发来了这些电话记录。”

“其中是不是包括了萨比奇先生家的电话记录？”

“是的。”

“在任何时候，如果你或者任何人想要查看萨比奇先生家的电话记录，都需要出示这张传票，是不是？”

“是。”

“实际上，当莫尔托先生和尼可先生决定查看萨比奇先生家的电话记录时，他们也是靠这张传票才拿到记录的，是不是？如果你不清楚的话，请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是的。”

“所以，萨比奇先生今天站在这里，接受审判，所依据的证据是他自己签发的传票而得来的证据，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