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醒自己我站的地方可能是美国犯罪率最低的地区了。在这里，如果门上锁可能才让我感到奇怪。但是，我还是感到哪里不对头；这儿突然见鬼似的安静。

我敲了两下门。“墨菲？”我说。

没有动静。我用手指按门铃，听见门里铃响。一切又归于沉寂。

我退回到车道上，走到车库。一辆蓝色雷克萨斯轿车和那辆奔驰SUV停在里面。看来所有人都在家。我又回到大门处，脚蹭着地在门廊里转了转。我决定不再按门铃。如今父母都会在临睡前给孩子讲故事，我不想打破夜晚的宁静或是打断父母给孩子讲故事。

我又等了几分钟，屁股靠在引擎盖上。然后我一边拨打墨菲的手机，一边又走回房子前。

我能听见房子里面有电话铃响，接着断掉了。我的耳机里传来墨菲的声音：“你现在可以给墨菲的语音信箱留言……”

“墨菲，”我透过门缝喊，接着用更大的声音叫道，“保罗。”

没人应声。我推开门，走进房子，“保罗！”

我右边是一间客厅，镶着木板，装饰着一幅大画的窗户占了一面墙。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从外面看窗户这么亮了：一盏漂亮的卤素落地灯翻倒在厚厚的东方地毯上，灯光打亮窗帘，就像舞台上的脚灯。还好灯泡没有打碎，没有引燃地毯。我捡起灯把它扶正。

靠墙的地方摆着一套木质音响，它的连接线曾经连着电视机。一本打开的书摊在地上。孩子们画的画和老师给的评语散落在皮椅子和垫脚凳上，到处都是——每张上面都打着金星，并用红笔写着“好！”。房间尽头的地上满是玩具和孩子们的书。但是孩子们不在，他们的父母也不在。

“喂？”我喊道。我听着自己的声音逐渐消失。

从过道可以直接看到后面的厨房。那里，我可以看到大理石的厨房台面，可以听到隐约的古典音乐在飘荡。我走上前。厨房配备了最好的厨具，透着一股小资情调：沃尔夫牌电炉，维京牌冰箱，都是比较大的物件。厨房里的抽屉全开着，一些银器掉在地上。音乐——现在没有音乐了，但是传来某个柔和的男中音——是从台面上一台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靠近水池，地板上到处是被踩过的小甜饼，一只摔碎的玻璃坛子躺在其中。“哦，天哪，哦，老天。”我说，现在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慢跑回到门廊，“喂？”

我的右边还有一个门廊。实木地板上有一层泥，看起来好像几个孩子穿着满脚是泥的鞋子跑过这个地方。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孩子们疯玩，浑身是泥，在房子里追来追去，咯咯笑着，撞倒了灯，踩翻了小甜饼。但愿是这样，我想，即使所有的迹象表明事情并非如此。

我来到第一扇门前推开它，抑制着越来越膨胀的恐惧感。这是一间儿童房，角落里有一张童床，一部带鱼饰的手机挂在上面摇摆着。童床上有东西。我急忙打开顶灯，看到只是一床揉皱的毯子。

穿过大厅有间浴室，左边有一间房间，我进去。又是一间儿童房。从装饰布置看，是个男孩房间，大一点的男孩。蓝色的墙壁，贴着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电影海报。一张巴里·邦德的放大照片。一架飞机挂在天花板上。

地板上有只垫子，门廊照进来的灯光显出它的轮廓。垫子上坐着一个孩子，身体斜靠在墙上。那个男孩，我想。另外一个孩子蜷曲着趴在他的腿上。男孩的胳膊抱着他的妹妹。他的头萎靡不振地耷拉着；他在睡觉。很可爱。这一切天真无邪，我感到自己放松了一点。

“嘿，孩子们……”我说，又赶紧打住，我打开电灯，“抱歉……”

但是他们没听见我说话。

什么地方——那一刻这些景象之间的什么地方涌入我的脑海，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感到体内某种东西瞬间崩溃了。我的血液凝固了。所有那些年的培训，所有那些医院用的代码，你正在快速冲过医院走廊跑向某个人的房间，他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所有那种时候，你确切知道应该怎么做——拿肾上腺素，抓起电击除颤器，推进阿托品——所有那些遥远的经验，我都突然想不起来了。也许如果我训练得更好，如果我是急诊医生，如果我是治疗外伤的外科医生，也许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地施救了。但是我不是，我做不到。

我大步穿过房间，低头看那个浅黄色头发的男孩和他金发的妹妹。小女孩，最多18个月大，抓着一只毛绒兔子。她的头被往后拉，脖子被割断了，血染红了毛绒兔子的白色绒毛和粉色耳朵。男孩的眼睛定在女孩身上。他的睡衣上有多块婴儿围嘴般大小的血污，盖住了原来点缀的足球、橄榄球和棒球图案。

我跪下来，去摸小女孩的手腕，希望能摸到一丝脉搏。没有。她脖子上的伤太深了，伤到了大多数血管；脖子被割开，伤口正对着我。我把她放平，脱下她的裤子，伸手到她的衣服下面，摸到她的腹股沟，希望能感觉到从她的股动脉传出的蝴蝶般的振动。我摸了30秒，先左边，然后右边，我的手指能感到的只有她冰冷的躯体。

我收回手，现在满手黏糊糊的，我去摸男孩的手腕，没有脉搏跳动。我把他放到他妹妹旁边，把手伸进黏糊糊的、已经变成红色的睡衣裤下面，摸股动脉。没有还是没有。我把耳朵贴到他的脖子上，希望能听到哪怕一点喘气声，但是我所能听到的只有屋外树丛里隐隐传来的蛙鸣。

我只有放弃了。我跪在地上，试图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我的大脑没法工作。做了几次深呼吸后，我捏了捏自己的大拇指，感觉一阵作呕。

“墨菲！”我尖叫道。

我跑出房间，发疯似的穿过大厅。我意识到，一切都太晚了，我原以为地板上的泥土是孩子们玩耍时留下的，但根本不是这回事。我跑向大厅尽头的房间。

这间房间由一盏床头灯柔柔地照亮。这是间大卧室，我正对着一张床，在一长排窗户下面。一个人坐在床脚的椅子上，看不到脸。还有一个人躺在床上。没有一个人动。

化妆柜的抽屉都被洗劫过，一只珠宝盒坏了，掉在实木地板上。

床上的人是个女人：金发，只穿着睡衣，脸朝上躺着，两只手各绑在一根床柱上。她的喉咙，就像她的孩子一样，被割开了。她的胸前一片血红。

我硬生生地把目光投向床脚的人。他的双手被铐在椅子背后，宽大的皮革和橡木做的椅子，看起来很坚固，就像件古董。另有一副手铐把第一副手铐又铐到两个椅子腿之间的一根粗横梁上。他无精打采地坐着，身体的重量在上肢以上被拉扯得很厉害。他的双肩——不懂医的人也能看出来——都脱位了。我一眼认出椅子上的人正是保罗·墨菲。我冲过去。

“保罗？”

我一生中看过许多恐怖的事情。我看过疾病解剖组织，看过人们因肺部毛细血管破裂而倒在血泊之中，我还看过人的头颅在枪击后从躯体上分开。但是这次……

墨菲的两只耳朵都被割掉了。他的两眼被挖，只留下两个漆黑的洞。血从他的口中汩汩流出，滑落他刮得干干净净的面颊。像其他人一样，他的喉咙也被割开了。他的两脚之间——他的两脚也被铐在椅子上——放着他的两只耳朵。耳朵旁边放着他的舌头。

然后是血。见鬼，流了那么多的血。

“哦，不……”我说。

就在那时，我听到了，一股微弱的气流穿过这些血液。我大叫墨菲的名字，声音有所变化，它想要抓住什么。生命的迹象。

化妆柜旁边的衣架上挂着一件干洗过的衬衫。我撕掉外面的塑料袋，把它拿给墨菲用。他的舌头——剩余的部分——肿胀并阻塞了他的气管；空气通过他喉咙上流血的伤口鼓着气泡。

我用衬衫按住他的脖子，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头脑中闪过曾学过的基本知识：气门，呼吸，循环……

气门。

我扔掉衬衫，冲向厨房，冲到水池跟前。它有一个可移动的喷嘴，由软管连接供水。我把软管拉到最长，从开槽座中抓起一把刀，切掉软管。我把喷嘴切成一条条，不太完美，但是今晚没有完美可言。

来到卧室，我切了大约1尺长的管子，剩下的管子和刀都扔到床上。我把墨菲的头尽可能地往后掰，以便打开他脖子上的伤口。气管打开，就像是一只乌黑的眼睛，空气从这里吸入。我咽口唾沫，缓缓地将软管塞入他的气管，往下插了6英寸。墨菲挣扎着，接着咳嗽。我往回拉了大概1英寸。有呼吸了。

气门，检查。呼吸，检查。现在看循环。

血从被割开的颈静脉不断往外渗出。颈动脉，感谢上帝，仍然未受损伤，否则他早就死掉了。我从他后面环抱着他，用衬衫绕过他脖子后面给他包扎，将它压向由软管支撑而变硬了的气管的一边。我抓紧这个织物，感觉到棉布勒进软骨，勒进肌肉，勒进血管，其他地方它不应该碰到。

“来吧。”我敦促他。我说的就像是我们将去某个地方，就像这总有尽头。但是为他止血没有尽头；最好的是，这给了我一点时间，我需要帮助。我需要真正的帮助，不是他妈的某个人处理细菌时的那点努力，或是一个该他处理外伤时就成了个傻子样的人。

我看他妻子——我假定是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的人，看她是否有任何还活着的迹象，“见鬼。”我说。

这时我看见她胸脯动了。它轻微起伏，她的一个乳房也跟着胸脯的起伏很细微地在动。

松开衬衫，我冲向她，耳朵贴到她的嘴上，靠近她喉咙上的切口。有微弱的声音。

我仔细看墨菲；我能看到他的最后一滴血都要从他的脖子上流尽了。

“见鬼。该死的真见鬼！”

我重新回到床脚，抓过剩下的软管，伸到她的气管里，一直伸到底，再拉回差不多1英寸。我撕开枕头套，用它绑住保罗妻子的脖子。绑得有点斜，不够紧，所以没什么效果。但那是她的脖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能止住她该死的脖子出血。

墨菲太太躺在那里，由于被铐住，身体微微扭曲，18英寸长的厨房塑料软管从她的下巴伸出来。

我正在做的好事可以让我成为一名看护了。所以，我做了所有看护会做的事情，也许是我当晚做的最有效的一件事情，我拨打了911。我满手是血，滑溜溜的，双手直抖，拨了3次才成功。

最后，接通了接线生。我尖叫道：“我需要帮助。”我设法把电话夹在肩膀上，以便可以继续把枕头塞到墨菲太太的脖子下面。电话掉到床上，然后又掉到地上。

我捡起来。

“这儿有人快要死了！”

“先生，请问你的地址？”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

“我不知道。这儿有人还活着，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已经死了。我是一名医生。我正在努力维持他们的生命。”

“请问你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