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那个替我们送信的船夫对我的同情和仁慈与日俱增（尽管我需要急切地向你保证，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不正当的事情——他有妻子，而我有丈夫）。他和他的妻子结婚已有六年，却没有孩子，因此他提醒我，尽管我的现状有许多方面都不值得称道，但起码在这个方面可说是最为幸运的了。他本人给予我的逃跑计划以鼓励，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他。

我是如此地感激，永远听候你的吩咐。

玛丽·伯恩韦尔，娘家姓霍尔德

5月5日

接下来是第三封信：

亲爱的露西：

我与一个我以前认为是敌人的人见了一面。我们的谈话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因此我必须改变自己的期望。我原以为我可以简单地乘坐蒸汽轮船离开这里，到达伦敦，抱着孩子去见我叔叔。在那里，我将恳求他的庇护。但经过那位人士的解释我才明白，法律对于我的丈夫非常有利。他可以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我肯定他会那样做的。

有了那位伟大的人作为盟友，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让我的船夫朋友伪造我和我的小小宝贝的死亡。一旦此事成功，我将化名埃布尔·布朗夫人登上汉普斯特德号，到伦敦码头去和你会合。我的盟友已设法将我的行李箱送上汉普斯特德号并寄送给你，船只将于下个星期二到达。

至于我的孩子……目前这段时间，他将与两个爱他的人待在一起，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的话，他们会把小查尔斯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有了那位我本以为是敌人的人物帮助，我已设法确保他们不会因这一善行而受苦。我不敢在这里写出他们的名字，但如果时机合适，我会和盘托出的。

因此，我请你在6月10日到码头去找我。我乞求你，不要和我的叔叔或是我的堂兄阿瑟一起来。在我与他们见面之前，我必须先看看我自己能做成什么样。然后，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们会找到一个办法，让我的儿子与他真正的家人重新团聚。

我的幸福现在系于你一念之间了。

M．

5月19日

接下来的一份文件是一份剪报，日期是1890年6月10日：

汉普斯特德号沉没

无一生还！

我怀着冰冷与沉重的心情阅读了这篇文章：汉普斯特德号在从肯特郡驶向泰晤士河口的航程中迅速进水并且沉没。它首先是向右舷倾斜，随后翻倒并沉没，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未能逃出生天。我屏住呼吸，目光向下去寻找遇难乘客名单。

埃布尔·布朗夫人

我花了一小段时间来体会死亡。悲伤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这是一种舒适的、已知的感觉。就像一个老伙伴——如果不能算是老朋友的话。

玛丽·霍德尔没有成功。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还是以一种悲惨的、天降横祸式的方式死去了。

在这篇剪报边缘的空白处有一行字：我们决定不将此事告知霍德尔先生，也不让他看到行李箱。这只会让他心碎。露西·帕尔·普洛斯珀。

***

箱子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开始意识到那哭声现在已经停息，而我的脸颊沾满了泪水。

而且，有人正在用力敲门，并且高喊着：“霍德尔女士？南茜·霍德尔女士？”

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我根本不记得我竟然在这里坐了一整夜，但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才能够上楼、开门。我擦了擦脸，又擤了下鼻子。显然我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来客是福尔摩斯信托的基姆·琼斯。他是一个帅气的男人，年纪与我相仿。他对于没有等到我给他回电话就冒昧前来拜访感到十分抱歉。他担心我没有为电话准备足够的电池，因此无法回电。我检查了一下电话，他确实在一小时之前打过电话给我。

这使我感到惊慌。自从谋杀案发生的那一夜开始，我从来都没有错过一个电话。我把所有的电话全都接起来了，哪怕明知是诈骗分子打来的也不例外——因为任何一个电话都有可能以某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解决我父母的那起悬案。即使我已经采取了帮助进入睡眠的措施，只要电话响起，我还是会立即醒来。但我没听到他的电话。

这让我惊慌失措。我简直想要马上飞回罗马去了。

我没有告诉他关于那个盒子的事，不过我已经把它放进硕大的钱包里了。我想要仔细思索一遍这个故事。我没喝过咖啡，没洗过澡，甚至都没有刷过牙。在这座寒冷的房子里并没有自来水可用。我知道英国人一般都比较礼貌并且拐弯抹角，但我以美国式的直率询问他，是否可以帮助我。他把我带到了福尔摩斯信托的办公室，那里离大英博物馆不远。这里的装饰之中有很多都是福尔摩斯本人用过的家具，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沙发以及加了软垫的椅子等等，他告诉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可以给我安排一个房间住宿，里面甚至有福尔摩斯本人用过的床。那里的人都很乐意帮助我。然而，没有人提到我的父母，我怀疑他们根本不知道。

在吃了一个牛角包，喝了咖啡之后，我终于向他们展示了那个盒子。他们欣喜若狂。

“我们得让希普利看一看。”他们一直反反复复地说着。最终，基姆向我解释，威尔·希普利是大英博物馆中福尔摩斯展区的策展人，并且此前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玛莉·霍尔德的生平，将此视为某种业余爱好。他原本就在他们想让我与其见面的人员名单上。

一小群福尔摩斯信托的员工和基姆还有我一起步行去往博物馆，那地方比我想象的要现代化得多。福尔摩斯展区面积广阔，里面的藏品包括车厢、房间内部模型、斗篷、大礼帽、猎鹿帽、手枪、一根暗藏着险恶匕首的手杖、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无数的放大镜片、各种各样的小玻璃瓶、一个写着JHW(2)的医用手提袋，以及那只福尔摩斯用来放烟草的波斯拖鞋。

基姆敲了敲一扇门，门上的铭牌标注着：威尔·希普利，助理馆长。随后不久，我就将盒子及其内容交给了一位年长一些，但仍然很英俊、穿粗节灰色毛衣和黑色羊毛裤的男人。在他检查我带来的东西时，蓝眼睛闪闪发光。我没有告诉他关于哭声和幽灵的事。我仍然不知道那些事是否真实发生过。我一直在告诉自己，那些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个盒子，但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当我几千次地祈求宇宙告诉我关于我的父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回应呢？

我把颤抖的手揣进口袋里，并且说我很冷，基姆向我保证很快就会有热茶送来。

威尔·希普利戴上洁白的布手套，用两只手拿起每一封信和那份剪报，就好像它们像玻璃一样脆弱易碎。在我的想象中，罗马警方在筛选他们从我父母被杀的那条小巷里找来的各种碎片时也一定是如此极为严肃的。我去过他们的实验室。我看过他们拍的照片。我经常打电话给他们。他们从不生气。他们用他们那意大利式的深情眼眸看着我，说他们没有新的消息可以提供给我是多么遗憾。

“一个行李箱！”希普利惊叹道，“露西·帕尔·普洛斯珀拿到了玛丽·霍德尔的行李箱。”

当我的父母被杀害时，我也曾面向大众发出请求，征集有用的线索：徒劳无功。但是福尔摩斯信托拥有巨大的数据库和全球的联系人。夏洛克·福尔摩斯备受爱戴。

一个星期过去了，哭声和阴影都没有再出现，但我还是每晚住在费尔班。等待，希望，就像我生命中此前的那几年一样。基姆、威尔，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全都高度兴奋，就像福尔摩斯那样欢快地追寻他们想要追寻的宝物。我同样感受到他们对于我的深切期待：他们在等候着我做出一些关于那所房子的未来计划，并且告知他们。他们仍然不知道我已濒临破产。

罗马方面依旧没有任何进展。我最喜欢的一个警方侦探辞了职，并在米兰开了一家服装店。

***

这是我来到英国的第九天，似乎出现了一条线索。某个农场里找到了一个行李箱，但最终考证这个行李箱属于20世纪40年代。威尔和基姆对此感到失望，但仍然彬彬有礼。

“我仍然相信这个‘盟友’就是福尔摩斯本人。”一天晚上，威尔这样说道。“你知道，当华生医生写下关于家族的那个故事时，他提及福尔摩斯收取了一千英镑的报酬。我想他是把这一千英镑给了玛丽·霍尔德。”他对我微微一笑，“这笔钱用于支付行李箱的运费，以及登上汉普斯特德号的船票。当然也要给那两人一部分钱作为照顾她儿子的补偿。”

“她在信里没有提到过这个。”我指出。

“没有，不过她可能会在此前的一封信中提及过此事。或者，也许她对这个话题比较谨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金钱的态度很古怪。”

与我们不同，我想道。事到如今，我非常肯定他已经知道了我没有钱；他经常提出要请我吃饭。尽管我不想这样，但还是让他付了账。我已经开始思考将我在罗马租的公寓转租出去。但这时，固有的恐慌就再度出现了：我必须待在罗马，去监督我父母的案子的进展。

“她需要钱才能安排她的逃跑计划。”他说，“而我怀疑乔治爵士根本不会给她一个子儿。所以除非她直接从他的口袋里偷，否则必定以其他手段获得了一笔资金。”

那个时候，我几乎差一点就说出来了：福尔摩斯信托必须要以其他手段来维修费尔班。但是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想到了——或许不是结婚纪念日，而是多种的可能性。他的梦想。他的希望。福尔摩斯信托。一个比一条肮脏的小巷更加广阔的世界。

“你认为那个行李箱发生什么事了？”他问，“你是否认为普洛斯珀夫妇将它交给了福尔摩斯？如果那里面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并且帮助他解决了其他的案件，那又会如何呢？”

他是如此的兴奋。我意识到我在费尔班过夜，是为了听到那哭声；我的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该死的希望和死亡之上；而他则看到了线索、谜题和兴奋。

出现了第二条线索，还有第三条。可能还有第四条。

在我取得费尔班的所有权三个星期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记得上次给罗马警方打电话，或者将我父母被谋杀一案的全部线索在脑子里重过一遍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我发现自己一直在等待着听到第四条线索的消息。

“你儿子后来怎样了？”我对着费尔班的潮湿空气询问道。可能会有另外一条霍尔德家族的血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戚。

对第四条线索的搜寻彻底失败了。威尔告诉我，分配用于搜寻那个行李箱的资金几乎用尽，有人已经提到要放弃搜索。那将会是一个损失，一个重大的损失，只是想到这个我就差点无法忍受。我整晚不眠地在费尔班的里里外外来回游荡，听到了低沉的哭声。我的脸上一直挂着泪水。当太阳升起时，我把它们擦干。或许是玛丽替我把它们擦干的。

当整个纽约市已经起床并且全速运行的时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以前的编辑接起电话，有几秒钟时间，我们两人都尴尬地沉默着。我知道我必须要放低姿态。我必须要道歉。我影响了她在出版公司的前途：我是她的作者，而我把事情搞砸了。

“我已准备好重新开始工作了。”我向她发誓，“我想写一篇向福尔摩斯致敬的故事。这与我的某位亲属有关。她的叔叔是我数代之前的曾叔祖父，而他是福尔摩斯的一位客户。我的这位女性祖先最终证实是有罪的。”

“真的？”她听起来很热情，很感兴趣，“说来听听。”

我把玛丽·霍尔德和她的行李箱的故事告诉了我的编辑，不过没有提及鬼魂的事。我不想让她觉得我还处于疯狂中。我说：“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故事将会怎样结束。”

“好吧，你是一个恐怖小说作家，你可以给故事设定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你可以说，有些时候，谜题并不是一定能被解决的。”

“是的。绝对正确。我们可以让读者来写下结局。”

“我喜欢这主意。”她听起来很兴奋。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而且我们可以给我的房子拍个照片做封面。”我补充道，“到那个时候，它一定已经很漂亮了。”

它现在就很漂亮。我听到玛丽在我耳中低语。或者也许那是我自己在说话。我不知道，而且这根本不重要，一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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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基督教文化中被视为野兽之数，或撒旦之数。——译注

(2) 即约翰·H．华生的姓名首字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