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警官坐在客厅的写字台旁，在信头印有“奎因”的窄长便笺上匆匆书写。

这天是周三早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三早晨，阳光从顶窗射进屋子，楼下八十七街的人行道隐隐约约传来悦耳的喧闹声。警官穿着睡衣和拖鞋。朱纳忙着收拾桌上的餐具。老人写道：

亲爱的儿子：昨天夜里给你打电话时，案子已经结了。我们用迈克尔斯的名字和笔迹作为诱饵，成功抓获了斯蒂芬·巴里。我真该为这一计划的心理战术可行性感到庆幸。巴里走投无路，并且像许多其他犯罪分子那样，以为能够故技重施又可全身而退。

我很不想说，却不得不告诉你的是，我感到非常疲倦，而且内心有时相当不喜欢这项抓人的工作。想起那个可怜、可爱的小姑娘弗朗西斯必须面对心上人是个凶手这一真相……哦，埃尔，这个世界没什么正义，也没有仁慈。当然，我多少也要对她的蒙羞负有责任……艾夫斯-波普听到这一消息后，刚给我打了电话，表现得很大度。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帮了他和弗朗西斯的忙。我们——

这时门铃响了，朱纳赶忙在厨房的毛巾上擦干手，跑去开门。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和蒂莫西·克罗宁走了进来——两人一脸兴奋，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奎因用记事本把信盖上，站起身。

“奎，老伙计！”桑普森喊道，伸出双手，“祝贺你！你看今早的报纸了吗？”

“太了不起了!”克罗宁咧着嘴笑道，举起一份报纸，醒目的头版标题上印着纽约高度评价抓获斯蒂芬·巴里的消息。警官的照片赫然在目，热情洋溢的报道的配图文字为“奎因又获桂冠”，整整排了两个专栏。

但警官似乎非常不以为然。他招呼客人坐下，给他们叫上咖啡，然后开始谈论某些市政部门未来的人员配备变化，仿佛对这件案子毫无兴趣。

“嗨，嗨！”桑普森不满地叫道，“你怎么回事？你应该挺起胸膛，奎。你好像拉了个哑弹，而不是大获全胜。”

“那倒不是，亨利，”警官叹了口气说道，“埃勒里不在身边，我好像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老天作证，我希望他在这儿，而不是在该死的缅因州森林！”

那两人笑了。朱纳端上咖啡，警官一时忙着吃他做的糕点，没作声。克罗宁吸着烟，说：“我来这里主要想拜访你，并且表达我的敬意，警官，但我对这件案子的某些细节感到好奇……除了在路上桑普森告诉我的之外，我对整个调查知之不多。”

“我也是一头雾水，奎，”地方检察官插话道，“我想你有故事要讲给我们听。我们洗耳恭听吧！”

奎因警官伤感地笑了笑。“如果要保全脸面，我会说得好像大多数工作是我做的一样。但事实上，在这一卑鄙勾当中，是我的儿子埃勒里发挥了聪明才智，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

警官吸了吸鼻烟，舒舒服服地靠在扶手椅上，桑普森和克罗宁神情放松。朱纳蜷在角落，竖着耳朵听。

“回顾菲尔德这个案子，”警官开始说道，“我有时不得不提到本杰明·摩根，他真的是所有人中最无辜的受害者[1]。我想请你记住，亨利，关于摩根，不管我说什么，都到此为止，不要说出去，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社交圈。我已经让蒂姆承诺保密了……”

两人无言地点点头。警官继续说道：“大多数犯罪调查都以寻找动机为开始，这就不必解释了吧。许多时候，只要知道了犯罪背后的原因，就可以一个个地排除嫌疑犯。在本案中，长时间以来犯罪动机都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出现了某些迹象，例如本杰明·摩根的内情，但那些都并非确凿无疑。摩根长期被菲尔德敲诈勒索——先生们，虽然你们了解菲尔德的其他社交习惯，但未必知道他的某些活动。这似乎表明，敲诈勒索是可能的动机——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敲诈勒索。然而接下来，许多事情也能成为动机——例如报复，某个被菲尔德‘送进监狱’的罪犯实施的报复；或者是他的犯罪团伙里某个成员的报复。菲尔德树敌不少，当然也有不少朋友，但只是因为他手里捏着他们的把柄。很多人——无论男女——都有杀死这名律师的动机。那晚在罗马剧院，我们有太多急迫的事要考虑和解决，就没费心思去注意动机问题。只不过它始终隐藏在后，伺机出现。

“但请注意这一点：如果这是敲诈勒索——正如埃勒里和我最终判断的那样，因为这种可能性似乎最大——那么至少可以这么说：菲尔德肯定掌握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文件。我们知道摩根的文件是存在的。克罗宁坚持认为，他要找的文件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不时地保持警惕寻找文件——这是有形的证物，或许能弄清楚犯罪背后的基本情况。

“与此同时，在文件方面，埃勒里注意到，在菲尔德的遗物中有大量关于笔迹分析的书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据我们所知，菲尔德曾敲诈勒索过（例如在摩根案中），并且有多次作案的嫌疑；加上他对笔迹分析的兴趣强烈，像他这样的人，极可能会伪造笔迹。万一果真如此，而且解释得通的话，那么也许意味着菲尔德有伪造原始勒索文件的习惯。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当然啦，是卖出伪造物，保留原件以期进一步敲诈。他与黑社会之间的联系无疑使他熟知这一行的花招。后来，我们发现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就确定了敲诈是这次犯罪的动机。但是记住，这导致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任何一个嫌疑人都有可能是敲诈勒索的受害人，我们无从知晓那人是谁。”

警官皱起眉头，换了个更舒适的坐姿。

“但我处理这一解释的方式错了，这表明了习惯会怎样控制一个人。我总是从动机查起……但是，在调查中显眼的只有一件重要的、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一团乱糟糟的线索——或者确切地说，是没有线索。我指的是那顶丢失的帽子……

“遗憾的是，周一晚上在罗马剧院我们手忙脚乱地急于马上问询，却忽视了帽子丢失的全部意义。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不被此事迷惑——远非如此，那是我在检查尸体时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至于埃勒里，他一进剧院弯腰检查死者时就注意到了。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有上百个细节要处理——要问问题、要下命令、要理清矛盾和可疑的发现——因此，如我所说，我们因疏忽而错失了重大时机。假如我们当场就分析帽子失踪的意义——也许那晚就破案了。”

“好啦，那也没花太多时间，你就别嚷嚷了。”桑普森笑道，“今天是星期三，谋杀案发生在一周前的星期一。只不过九天而已——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警官耸耸肩。“区别可大了，”他说，“假如当时我们能够推断出来的话——好吧！当我们最终抽出时间详细分析帽子的问题时，首先要问自己的是：帽子为什么会被带走？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是成立的：其一，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证据；其二，帽子里藏有凶手要想的东西，为此他才铤而走险。结果表明，两个答案都正确。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证据，因为里面的防汗带的下面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是用不退色墨水写就的；帽子里藏有凶手极其想要的东西——讹诈文件。自然，他当时以为那是原件。

“这对我们帮助不大，却是个切入点。周一晚上我们下令关闭剧院离开时，尽管经过彻底搜查，还是没找到那顶丢失的帽子。不过我们也无从知晓那顶帽子究竟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离开了剧院，还是它仍在剧院，只不过没被我们发现。周四早上我们再次来到剧院时，彻底明确了蒙特·菲尔德那顶烦人的帽子的去向——就是说，结果是否定的。它不在剧院里。因为剧院自周一晚上就被封了，由此可以推断那顶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离了。

“而周一晚上每个人离开时，都只戴了一顶帽子。因此，根据第二次搜查，我们可得出结论：那天晚上有人手里拿着或头上戴着蒙特·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剧院，因此必然把他自己的帽子留在了剧院里。

“除非他和其他观众被允许离开时趁机溜走，否则他不可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那时所有的出口都有人把守或上锁。左边内巷先有杰西·林奇和埃莉诺·利比挡着，接着是引座员约翰·崔斯看着，之后是我们的一名警察守着。除了整晚有人守着的正厅前排座位大门之外，右边没有出口，所以帽子无法从那里带走。

“沿着这条思路——因为菲尔德的帽子是一顶大礼帽，没有哪个人是不穿晚礼服而戴着大礼帽离开剧院的，这一点我们观察得非常仔细——所以拿走那顶失踪的帽子的人肯定穿着全套晚礼服。你们或许会说，预先策划这一谋杀案的人会不戴帽子就走进剧院，因此没必要处理帽子。但如果你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明白这是极不可能的。假如他不戴大礼帽就进去的话，肯定会惹人注意，尤其是进入剧院时。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推断，作案手段如此高超的人肯定会避免任何被指认的机会。此外，埃勒里推断凶手事先没有意识到菲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凶手不戴帽子就进来的可能性更不大。我们想，假如他戴着帽子，他会在第一幕休息时处理掉——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但埃勒里关于“罪犯事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这一点也站不住脚，因为在第一幕休息时他不会知道处理掉自己的帽子的必要性。无论如何，我认为合理的假设是，这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帽子留在剧院内，而且肯定是顶大礼帽。至此，你们能听明白吗？”

“似乎非常合逻辑，”桑普森承认，“虽然很复杂。”

“你不知道这事有多复杂呢，”警官严肃地说，“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另外一些可能性——例如，带走菲尔德的帽子的人不是凶手，而是帮凶。我们还是说下去吧。

“下一个我们自问的问题是：凶手留在剧院的高顶帽怎么了？他如何处理？他放在了哪里？……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难题。我们把那个地方上上下下搜了个遍。没错，我们在后台找到了几顶帽子，女保管员菲利普太太确认那些是演员的个人物品，但没有一顶是属于他们私人的。那么，凶手留在剧院的高顶帽能在哪儿呢？埃勒里以敏锐的头脑击中了真相。他自言自语道：‘凶手的帽子肯定在这儿。我们没发现异常的或其貌不扬的高顶帽，因此，我们搜索的高顶帽肯定不是其貌不扬的。’这是最根本的吧？简单到荒谬，然而我却没想到。

“其貌不扬的帽子是怎样的呢——普通的帽子待在普通的地方，以至于甚至没人质疑。在罗马剧院，所有的戏服都租自黎·布龙，因此答案很简单：就是租来演出用的高顶帽。这些高顶帽会在哪里呢？要么在男演员的化妆室，要么在后台全体演员的戏服保管室。当埃勒里推理到此时，他带菲利普太太到后台，检查了男演员化妆室和戏服保管室的每一顶帽子。那里的每一顶高顶帽——所有的都计算在内，没有遗漏——都是道具帽，里子上有黎·布龙的标志。而菲尔德的帽子，我们都证实过是“布朗兄弟”大礼帽，并不在道具高顶帽中，也不在后台的任何地方。

“既然周一晚上没人戴着一顶以上的帽子离开，既然菲尔德的帽子于同一天晚上毫无疑问地被带走，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剧院封闭期，凶手自己的高顶帽必定在罗马剧院，并且我们进行第二次搜索时，它仍然在那儿。而现在留在剧院的那些帽子都是道具。因此接下来的推论是：凶手是戴着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去的，所以他自己的帽子肯定是后台其中一顶道具帽子。所以，允许我重复一下，这些道具帽子是唯一实际存在的高顶帽。

“换句话说——后台的其中一顶道具帽属于周一晚上那个身穿全套礼服、头戴菲尔德的丝制帽子离开剧院的人。

“假如此人是凶手——不可能是其他人——那么我们侦查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他要么只能是身穿晚礼服离开的一名男演员，要么是与剧院密切相关、穿着相似的人。这个人首先要有一顶必须留下的道具帽；其次，有随意进入戏服保管室和化妆室的途径；其三，有机会把他的道具帽留在戏服保管室和化妆室。

“现在我们来分析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凶手与剧院密切相关，却不是演员。”警官顿了顿，深吸了一下他珍爱的鼻烟，“后台的工作人员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当中没人穿晚礼服，而这是带走菲尔德的高顶帽所必需的。同样道理，收银员、引座员、看门人和其他小职员也可排除。宣传员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尔穿了全套礼服，没错，但我费心量过他的帽子尺寸，发现他的帽子是六又四分之三号——码数出奇的小。他不可能戴上菲尔德的帽子，菲尔德的帽子是七又八分之一号。我们在他之前离开剧院，这没错。但是，在我出来的路上，我明确指示托马斯·韦利要一视同仁地像搜查别人一样搜查潘泽尔。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在潘泽尔的办公室出于责任感检查了他的帽子，发现那是顶圆顶礼帽。韦利随后报告，潘泽尔是戴着这顶礼帽离开的，没拿其他帽子。现在——假如潘泽尔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么他可能会带着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去，尽管帽子太大，但他可以拿在手上。可是，他是戴着圆顶礼帽离开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不可能带走菲尔德的帽子，因为他一离开剧院，大门就锁上了，没有任何人——我值班的手下可以保证——没有任何人进入剧院，直到周四早上在我眼皮底下才打开门。理论上讲，如果能将菲尔德的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能这样做的人，比方说潘泽尔或剧院的任何员工，都有可能是凶手。但这最后的假设也被我们的官方建筑专家爱德蒙·克鲁的报告推翻了。他明确地说，在罗马剧院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秘密的藏匿处。

“排除了潘泽尔、尼尔森和职员，就只剩下演员的可能性了。我们最终是如何缩小侦查范围至巴里的，我先卖个关子。这个案件最有趣的部分其实是一系列令人惊讶、错综复杂的推理，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真相。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该说是埃勒里……”

“作为一名警探，你真是位害羞的人，”克罗宁咯咯笑道，“哎呀，这比侦探故事还精彩。本来我现在该干活儿了，但我的老板似乎跟我一样感兴趣——说下去吧，警官！”

奎因微笑着继续讲。

“将凶手身份追踪到演员这一事实，”他继续说道，“回答了一个可能曾出现在你们脑海中、从一开始就困扰我们的问题。起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选剧院作为秘密交易的会面地点。你停下来想想，在一般情况下，剧院有诸多不便。只要提一件事：为确保隐私，必须多买几张周围的戏票使座位空着。与其他方便得多的会面地点相比，选这种乱糟糟的地方简直愚蠢之至！剧院大部分时间是黑暗的，并且安静得令人不安。任何意外的声音或谈话都会被注意。观众也是不时的危险——有可能被人认出。不过，当你意识到巴里是个演员时，所有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从他的观点来看，剧院很理想——因为当受害人被人发现死于正厅前排座位时，谁会怀疑演员是凶手呢？当然，菲尔德默许了这一安排，丝毫没料到巴里脑子里在想什么，也没料到共谋了自己的死亡。你们想必记得，他一向与危险人物打交道，即使有点怀疑，也以为自己能对付。这或许使他有些过于自信了——当然，我们无从知晓。

“让我们再次回到埃勒里——我最喜欢的话题。”警官继续说，像平常那样干笑了几声，“除了这些关于帽子的推断——实际上，在这些推断出现之前——埃勒里在艾夫斯-波普家见面时就首先发现风吹草动的迹象了。很明显，幕间休息时，菲尔德在内巷跟弗朗西斯·艾夫斯-波普搭讪并不仅仅是出于调戏。在埃勒里看来，这两个相隔较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知道这种联系。她很肯定以前从未听说过或见过菲尔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假若斯蒂芬·巴里和菲尔德相识，而弗朗西斯却不知晓，那种可能的联系也许就是斯蒂芬·巴里。比如，如果菲尔德周一晚上在剧院与那个演员有个约定，并突然见到弗朗西斯，他很可能在半醉的状态下斗胆接近她，尤其是他和巴里之间的话题与她有较深的关系。至于为何认出她——成千上万看日报的人都熟悉她的脸——她是经常拍照的年轻社交界名媛。菲尔德以其全面的商业手段，理所当然熟悉她的相貌和外观……但回头再说这个三角关系吧——菲尔德、弗朗西斯、巴里——我稍后会详细说明。通过照片和其他新闻方式，大家都知道巴里已与弗朗西斯订婚，是她的未婚夫。你们一定意识到了在此案中，演员中除了巴里外，无人能满足这个问题：为什么菲尔德与弗朗西斯搭讪？

“还有另一个关于弗朗西斯的令人困惑的因素——在菲尔德衣服里发现了她的包——合理的解释是，当这个醉醺醺的律师向她靠近时，她一时紧张而掉在地上了。后来杰西·林奇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证词大意是他看见菲尔德捡起了弗朗西斯的包。可怜的姑娘——真为她难过。”警官叹了口气。

“回到帽子上——你们将注意到我们总是提到那顶该死的帽子。”奎因顿了顿，接着说道，“我还从未见过哪个案子中，某个单一的因素在调查中的每个方面都起作用……现在请注意这一点：在所有剧组成员当中，巴里是周一晚上唯一穿晚礼服、戴高顶帽离开罗马剧院的。周一晚上，埃勒里在大门口观察人们鱼贯而出时，就明显地意识到，除了巴里以外，其他剧组成员都是身着便装离开剧院的；事实上，后来他在潘泽尔的办公室时，就向桑普森和我提及此事，只是我们俩当时都没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巴里是剧组成员中唯一可能带走菲尔德的帽子的人。你们仔细想想就会明白，通过埃勒里对帽子的推论，现在我们就可以拨开迷雾，断定巴里是嫌疑犯。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亲自去看演出。当天晚上——周四，埃勒里做出了决定性的推论。你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想看看巴里在第二幕时是否有时间作案，以此来确定我们的结论。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剧组成员中，只有巴里才有时间。他从九点二十分起就离开舞台——他开了个场后，几乎立即离开了——直到九点五十分才返回舞台，并且待到这一幕结束。这毋庸置疑，是固定不变的演出时间表的一部分。其他演员要么自始至终都在舞台上，要么上、下舞台的间隔极短。这意味着周四晚上，也就是五天之前，我们就解开这个谜了——整个案子花了九天了结，但是解开凶手身份之谜与将他绳之以法是两码事。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

“凶手要到九点半左右才能进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LL32左和LL30左被撕开的边缘不一致。你们知道，菲尔德和巴里必须在不同的时间进来。菲尔德不太好与巴里一道进去，甚至不能迟到得太明显——对于巴里来说保密太重要了，菲尔德明白，或者他以为他明白遵守秘密规则的必要性。

“当我们周四晚上断定巴里是嫌疑犯时，我们决定巧妙地盘问剧组的其他成员和后台上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想查明是否有人真真切切地看见巴里离开或回来。凑巧的是，没人见到。大家或忙着演出、换装，或在后台工作。这个小调查我们是在那晚演出结束、巴里离开了剧院之后才做的。这一招还挺管用呢。

“我们向潘泽尔借了一份座位表。有了这张表，再加上周四晚上第二幕演出后，我们立即查看左侧过道，以及舞台化妆室的布局——就可以知道凶手是如何作案的了。”

桑普森一阵激动。“我一直在为此大伤脑筋，”他承认，“毕竟，菲尔德不是傻子。这个巴里肯定是个奇才，奎，他是怎么做的呢？”

“一旦揭开谜底，任何谜语都是简单的。”警官回答，“九点二十分后，巴里就有空了，他立刻回到化妆室，迅速给自己的脸做了彻底的伪装，披上一件披风，戴上高顶帽，这也是他戏服的一部分——你们都记得，他已穿上晚礼服——然后溜出化妆室，走进内巷。

“当然了，你们不太清楚剧院的布局。剧院后台的一侧有很多面对左边巷子的楼面层，这些是化妆室。巴里的化妆室在最底层，门对着内巷。楼梯的一段是铁阶梯，通向下面的人行道。

“他正是通过这扇门离开化妆室，在第二幕上演、侧门关闭之际，穿过黑暗的内巷。他偷偷摸摸地溜到街上，当时内巷的尽头无人把守——这个他是知道的——杰西·林奇和他的‘姑娘’还没到，对他而言是幸运的；接着他无所顾忌地穿过大门走进剧院，像是一个迟到的人。他在门口出示门票——LL30左，裹紧披风，当然乔装得很妙。他进入剧院后，故意扔掉票根。这对他来说是个明智之举，因为他想，如果在那儿发现了票根，只会让某位观众招致怀疑，而不是怀疑舞台上的人。此外，如果他的计划落空，以后会被仔细搜身，那么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张票根将会是铁证。归根结底，他以为他的做法不但可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而且还可以保护他。”

“但是，没有引座员的引导，他是如何找到位置的？如果有引座员，那他又会被人看见了。”克罗宁不以为然地说。

“他没打算避开引座员，”警官回答，“由于当时在演出，剧院很暗，他自然希望引座员还没来到，就坐在靠大门最近的最后一排。不过，即使引座员比他先到，带他到座位，由于他伪装得很好，加上剧院漆黑一片，他也不会被认出。因此，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别人对他的回忆也不过是在第二幕演出期间进来了个男子，连他身体的大体轮廓也难以描述出来。碰巧的是，没人上来跟他搭话，因为玛奇·奥康内尔正幸运地与心上人坐在一起。于是他能悄悄坐在菲尔德旁边而没被注意。

“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警官清了清发干的嗓子，继续说道，“并不是推导或调查的结果。我们可没本事发现这些事实。巴里昨晚的供词说出了这些细节……知道了罪犯是巴里，我们当然就能推导出整个过程——如果你了解罪犯，事情就很简单，并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这对破案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这听起来是不是为埃勒里或我找借口？哼哼！”老人勉强笑了笑。

“他坐在菲尔德旁边时，对行动的步骤已有周密的计划。别忘了，他要严格按时间表行事，不能浪费一分钟。此外，菲尔德也知道巴里必须回去，所以他也没拖延。巴里告诉我们，他原以为与菲尔德打交道需要大费周折，但事实上并没那么困难。菲尔德和气地接受了巴里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他喝得太多了，并希望赶快得到那一大笔钱。

“巴里首先问对方要文件。菲尔德狡猾地索要钱财才肯出示文件，巴里给他看了看钱包，鼓鼓囊囊的，里面显然装的是真钞。剧院非常暗，巴里并没有抽出钞票。实际上，这些是舞台上演出用的钱。巴里暗示性地拍了拍钞票，但他要先检查一下文件再付钱，菲尔德肯定料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巴里是个颇有成就的演员，舞台上的训练使他能从容不迫地应付困境……令巴里大吃一惊的是，菲尔德伸手到座位下面，拿出他的高顶帽。巴里招供道，当时菲尔德说：‘没有想到我会把文件藏在这里吧？事实上，我专门拿这顶帽子保存你的记录。看——这里有你的名字。’他一边说着令人吃惊的话，一边将帽带翻了过来！巴里借着他的袖珍电筒的光，看到皮制止汗带内侧有用墨水写的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