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长时间过去了，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在这明暗不变的空间里没有日夜之分，头顶的那盏灯既是太阳又是月亮。他们坐在那里，像是变成了石头，要不是有此起彼伏的呼吸声，会让人觉得只有自己还活着。

埃勒里的脑子里翻腾得厉害。从生到死，他想了个遍；一会儿是对往事的回顾，一会儿是对未来的展望。一个又一个的谜团又开始回来啮咬他的心，并且让每个脑细胞都不得安宁，想停下来都不能。同时，他想到人的思维如此的混乱和不稳定，不禁哑然失笑：明明面对着更迫切的危机或更大的灾难，却固执地陷在相对不那么要紧的问题里难以自拔。凶手是谁对一个自身难保的人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不合逻辑，太孩子气了。眼下应该为自己的安危祈祷，而他却在为已故的人担忧。

没办法，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我谴责，干脆全身心地投入对谋杀案的思索之中。其他的一切先抛到一边，他闭上眼睛，任自己的思绪纵横驰骋。

等到他再睁开双眼时，似乎已经过去了一段如永恒一样长的时间，一切都没有变。双胞胎依偎在他们母亲的身边。泽维尔夫人靠在一个货箱上，头抵着水泥墙面，眼睛闭着。福尔摩斯医生和福里斯特小姐仍然肩并肩地挨坐着，没有移动。史密斯蜷伏在一个旧箱子上，低着头，裸露的胳膊垂在两条肥腿之间。惠里太太躺在煤堆上，用手臂遮着眼睛；博内斯坐在她旁边，交叉着腿，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视前方，活像个雕像。

埃勒里打个冷战，伸了伸胳膊。坐在他旁边的警官也动了动。

“怎么了？”老人小声说。

埃勒里摇摇头，费劲地站起来，走上通向门口的台阶。别人也都动起来，神情木然地望着他。

走到最顶上一个台阶，他坐了下来，拿掉一条塞门缝的布。一股浓烟立刻让他闭上了眼睛，连声咳嗽起来。他赶快再把布塞上，摇摇摆摆地又走下台阶。

他们都在听，听上面的大火在呼呼地燃烧——现在就在他们头顶燃烧。

卡罗夫人开始哭泣。双胞胎不安地挪动着，紧紧抓住她的手。

“上面的情况是不是——更糟了？”泽维尔夫人大声问。

他们都闻到了——是更糟了。

埃勒里挺了挺腰板。“注意了，”他粗着嗓子说，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他这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踏入了鬼门关。我也说不好人在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在最后的希望也已经破灭的最后关头。但我知道这样一点：我可不想就这么一言不发地死去，像个闷葫芦一样憋死。”他顿了顿，“你们知道，我们时间无多。”

“啊，住嘴吧，”史密斯咆哮道，“你的那套我们听够了。”

“我不这样看。至于你，我的老朋友，恰好是那种死到临头也不知道该动动脑子的人。好在你还记得你有足够的理由活着出去。”——史密斯眨眨眼，垂下目光——“事实上，”埃勒里咳嗽几声，继续说，“你现在选择的是参与到对话中来，那好啊，我急于想弄清的神秘事件和过于肥胖的阁下还是有关系的。”

“和我？”史密斯的声音变得含糊不清。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在作最后的坦白，而我有理由认为，你在去见你那位视觉器官多少有些毛病的上帝之前，心里还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坦白什么？”胖男人伸长脖子，不服气地问。

埃勒里小心谨慎地看看其他人。他们都坐直了，听着听着来了兴趣。“坦白说，你压根儿就是一个恶棍。”

史密斯作势要站起来，拳头都攥紧了。“怎么，你——”

埃勒里跨步来到他的面前，用手在男人肥胖的胸脯上一推。史密斯摔在他刚才蜷伏的那个木箱上。“你想怎么样？”埃勒里居高临下地对他说，“我们在这最后的时刻是不是还要像野兽一样打一架，我的史密斯老伙计？”

胖男人舔了舔嘴唇，然后猛地抬头，挑衅地叫道：“好吧，为什么不？反正再过一会儿大家都要变成烤肉。我是敲诈了她。”他满不在乎地把嘴一撇，“那也比你现在干的事强得多，你这该死的爱管闲事的家伙！”

卡罗夫人已经停止了哭泣。她坐得更直一些，平静地说：“他敲诈了我十六年。”

“玛丽——别——”福里斯特小姐乞求道。

她摆摆手：“现在已经没关系了，安。我——”

“他知道关于你儿子的秘密，对吧？”埃勒里问道。

她倒吸一口气：“你怎么知道的？”

“这也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他苦笑着说。

“他是他们出生时在场的医生之一——”

“你这肮脏的肥猪，”警官怒吼着，两眼冒火，“我真想把你那张肥脸敲烂——”

史密斯用不大的声音回了句嘴。

“他因玩忽职守，在名誉扫地的情况下丢了差事，”福里斯特小姐恨恨地说，“他尾随我们来到泽维尔医生这里，想方设法单独会见卡罗夫人——”

“是的，是的，”埃勒里叹息道，“剩下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他看了看斜上方的那扇门。他意识到，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刻不停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只要不想头顶那可怕的大火，一切就都好办。“我倒愿意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他说。

“故事？”福尔摩斯医生问。

“它说的是我所碰到过的最愚蠢的障眼法。”埃勒里坐在最低的一级台阶上，咳嗽几声，通红的眼睛炯炯有神，“在我的小故事开始前，有没有什么人，比如说史密斯，先要做个告白？”

有的只是沉默。他仔细观察他们的脸，一个挨一个，不急不忙。

“我明白了，要顽固到底。那么好吧，我也要把我这最后一点儿时间用在我的工作中。”他揉了揉自己的脖颈，抬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小灯泡，“我提到愚蠢的障眼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整件事情先是在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里被谋划出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阴谋，然后还是在这样一个头脑的指使下被实施的。在一般情况下，我的确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就被它愚弄了。可遗憾的是，我的确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意识到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什么站不住脚？”泽维尔夫人毫不客气地问道。

“你丈夫和你小叔子死时在他们手上留下的‘线索’，泽维尔夫人。”埃勒里轻声说，“后来我开始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它们过于缜密，过于细致入微，过于复杂，不可能出自马上要咽气的人的思维。正是这种巧妙的安排暴露了凶手的愚蠢。它们根本和事实及逻辑不符。实事求是地说，若不是我本人也偶然地出现在犯罪现场，那些‘线索’的意义永远也不会被参透。我这样说绝非妄自尊大，恰恰相反，因为我的头脑也像凶手一样是扭曲的，陷入反常的状态。还好，幸运的是，凶手再没有变得正常。”他停顿下来，叹了口气，“然后，就像我所说的，在我怀疑到‘线索’的可靠性之后，过了好一阵子，在这里，我又想了想——我把它们彻底否定了。在闪念之间，我看到了致命的败笔。耍小聪明的人是最愚蠢的人。”

他又一次停下来，舔舔干裂的嘴唇。警官瞪大眼睛看着他。

“你到底在说什么？”福尔摩斯医生哑着嗓子问。

“这个，医生，我们第一次出错，是因为我们盲目地假设那其中只不过是个陷害的问题，即马克·泽维尔陷害泽维尔夫人。在我们的假设中，泽维尔医生被杀时那个方块J的线索真的是泽维尔医生留下的。”

“你的意思是说，艾尔，”警官问道，“那天晚上在书房里律师并没有在他哥哥的手上发现半张方块J喽？”

“噢，他发现了半张方块J，没错，”埃勒里略带不耐烦地说，“而且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连马克也认为他哥哥约翰留下半张方块J作为指认凶手的线索。但这和我们所犯的错误一样，完全是想当然。”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通过我回想起来的一个事实。福尔摩斯医生在检查了他的同事的尸体后曾告诉我们，泽维尔医生是位糖尿病患者。尸僵的现象因此而出现得很早，事实上是几分钟，而不是几小时后。我们已知道泽维尔医生死于凌晨一点左右。马克·泽维尔发现尸体是在两点半。到那个时候，尸僵的过程早已完成。到我们早上发现他的尸体时，泽维尔医生的右手是握紧的，捏着黑桃6，左手摊开在桌上，平放，掌心向下，手指硬直、平伸。但是，如果尸僵在死后几分钟已经定型，那么，当马克·泽维尔在他哥哥死后一个半小时发现尸体时，那两只手更应该是同样的状态！”

“那又怎样？”

“还不明白吗？”埃勒里叫道，“如果马克·泽维尔发现他哥哥的右手是攥紧的，而左手又是僵直平展的，那么他就不能把攥紧的右手扳开或把平展的左手攥紧，除非他把僵硬的手指扳断，或者留下强施蛮力的痕迹。如果他不得不动死者的手，那他也不得不把手弄回原样。现在的问题是，马克的确发现约翰的右手是攥着的，而左手是伸开的，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而我们现在还知道马克用黑桃6替换了方块J，马克是在哪只手上做的这个替换呢？”

“还用问，右手，当然是攥着的那只手。”警官说。

“完全正确。方块J是在泽维尔医生的右手。而马克要做的步骤与你本人演示的一样，爸，把死者手里的那张牌拿下来；也就是说，想办法把那些僵硬的手指分开，让牌掉下，然后他把黑桃6插回去，用力地、一点一点地插回到原来那张牌的位置。他没有在约翰的左手看到方块J，如果看到了，他还得把这只手如此这般地摆弄一番。而我刚才已经说过，要做到这一点，不留下生硬的痕迹是不可能的。在检查尸体时，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痕迹。”

他停下来，周围只有木头燃烧、断裂的声音，偶尔还有什么重物倒地的轰响。紧接着又是一声……可众人似乎都没听到。他们的注意力全被这里吸引住了。

“但是为什么——”福里斯特小姐欲言又止，她的身体在前后摇晃。

“还不明白吗？”埃勒里的语气像是在鼓励大家思索。

“泽维尔医生是惯用右手的。我此前早已证明过，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把一张牌撕成两半时，会用他的右手去使劲，用右手把牌揉皱——如果他要把它揉皱的话——起码扔掉其中的一半时会用右手去扔。不管哪一半留哪一半扔，这都没有区别，两半都一样。反正留下的那半张自然而然地应该在左手上。但在我的示范性的论证中，在马克发现泽维尔医生时，那半张牌一直在右手上。所以说，留在泽维尔医生右手上的半张牌根本就不是他撕开的。所以说，另外有人撕开那张方块J，再把它放在他的右手上。所以说，那半张方块J指认双胞胎为罪犯，也是一次陷害。事实必须澄清，双胞胎在泽维尔医生谋杀案中完全是无辜的。”

被说到的哥俩目瞪口呆，木然地望着埃勒里，连笑一笑或如释重负地吁口气这样的动作都不会做了。也许这有罪或无辜的宣告，较之头顶威胁到生命的灾难，只是小事一桩吧，他心里暗想。

“因为第一次陷害，”他加快语速继续说道，“在两点半以前已经被安排好，也就是在马克闯入犯罪现场以前，那么我有充分的把握断言：第一次用方块J陷害双胞胎的手段已经由凶手实施。除非我们做这种未必靠得住的假设：陷害者在凶手之后马克之前来到犯罪现场；换句话说，除凶手之外，有两个陷害者。”他摇摇头，“别弄得那么悬乎了。陷害双胞胎的人就是凶手。”

“以尸僵来证明是凶手而不是泽维尔医生留下方块J来指认双胞胎，”警官略带怀疑地说，尽管他本人对听到的事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多少有些武断，似乎不那么有说服力。”

“是吗？”埃勒里笑了，因为他已作出最大的努力使他们的注意力远离大火，“噢，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是事实而不是推论。我可以证实。但在此之前我打算依照逻辑提出另一个问题：杀害马克·泽维尔的凶手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凶手吗？尽管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同一人犯下这两桩罪，但我们还不能说必然如此。我可没有妄下臆断。我是为使自己满意来证明这件事。

“在马克被谋杀前，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他在就要说出杀害他哥哥的凶手的名字之际失去知觉。福尔摩斯医生肯定地说受伤者在几小时之内完全有可能醒过来。在场的每个人都听到了这个诊断：谁在马克恢复知觉后将面临最大的危险呢？显然，是那个要被垂死的人揭去面具的人，即负有罪责的那个人：杀害泽维尔医生的凶手。结果就是我已经说过的，在这种极为特别的关键时刻，杀害约翰·泽维尔的凶手孤注一掷地潜入马克的卧室，以将其毒死的手段迫使其永远沉默。而且，你们要注意，不管马克是不是真的知道谁是凶手，这都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仅仅是存在着威胁这一点就足以令凶手下手。”

“没有异议。”警官说。

“实际上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让我们假设：有两个凶手，杀害马克的和杀害约翰的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第二个杀人者会选择那么不利的时机去实施犯罪吗？我指的是他知道马克是在有武器的职业警探的守卫下。不会的，只有那个不得已这么做的人才会去冒这个风险；要下手就得在这个时间，就得在那天夜里，就得在马克恢复知觉开口说话之前。所以我说，在论证上不能有逻辑或心理学意义上的弱点，我们对付的是一个罪犯。”

“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但是你怎么才能证明你的结论：是凶手而不是泽维尔医生留下方块杰克指控男孩们？”

“我马上就要说到这里。实际上，我并不是非得证明它不可。我们已经有凶手自己的坦白，在他杀了泽维尔医生陷害双胞胎之时。”

“坦白？”举座皆惊。

“行动胜过言语。我敢说，你们这些善良的人一旦知道马克·泽维尔死后，有人偷偷去撬存放着在泽维尔医生的书桌上发现的那副牌的保险柜后，一定会吃惊不小。”

“什么？”福尔摩斯医生惊讶地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没有声张，医生。但在泽维尔被杀后，确实有人在起居室偷偷捯弄保险柜的锁。柜子里有什么？在泽维尔医生被杀现场发现的那副牌。而那一摞纸牌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令某人认为有必要去撬锁呢？事实上，其中的方块杰克已经不在了。那么有谁知道这副牌中方块杰克已经不在了呢？只有两个人：马克·泽维尔和杀害约翰·泽维尔医生的凶手。马克·泽维尔已死，所以撬锁的人只能是凶手。

“那么凶手打开柜门的动机何在呢？他是要把那副牌偷走或是毁掉吗？都不是。”

“何以见得？”警官问。

“因为这所房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那柜子只有一把钥匙，里面只放有那副纸牌。最重要的是唯一的一把钥匙在你的掌握之中，爸。”埃勒里沉着脸笑了两声，“怎么证明凶手并不想偷取或毁掉纸牌呢？这与证据是互相说明的。假如凶手是想接触那副牌，他为什么不在你失去知觉时偷走钥匙？要知道你当时躺在马克·泽维尔卧室的地板上，想阻止他也不能。答案是他并不想要钥匙，也无意将手伸进柜门，既不想偷走也不想毁掉那副纸牌。”

“好吧，就算是这样——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要是不想打开柜门，为什么要撬锁呢？”

“非常切题的一问。唯一可能的回答是，他只是要唤起对那副牌的注意。就是他使用的玩具似的工具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那小小的捅火棍对撬锁来说根本不够用，但若是唤起别人的注意则绰绰有余了。”

“太令人惊奇了。”史密斯哑着嗓子说。

“那是当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耍小聪明的诡计，想唤起我们对头一副牌的注意，让我们去重新检查那副牌并发现其中少了方块J。谁会有这样的动机呢？双胞胎吗，他们因这副牌而被怀疑。他们若要去捯弄那个柜子，也应该以毁掉那副牌为目的。而我刚才已经证实，撬锁者的意图在于唤起人们的注意——而这个世界上最不想让人注意那副牌的恰恰是双胞胎才对。所以说撬锁的不是双胞胎。而且我也已经说过，撬锁的人是凶手。所以，我可以再说一遍，双胞胎，不管是两兄弟还是其中之一，都不是凶手。所以，可以下结论，双胞胎是被凶手陷害的……这才是我说明问题最初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