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死亡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你肯定也研究过尸检报告了。”

“我也注意到这份报告并不是出自泰晤士河谷内政部的病理学家之手。”

“我们喜欢用自己人。我向你保证，这个人非常称职。她或多或少死于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她吃了太多，喝了太多酒，一下子跃入冰冷的河水里，被芦苇缠住，挣扎了一会儿，然后就淹死了。尸体上没有可疑的痕迹。你肯定还记得尸检报告上写了，她在死之前刚刚发生过性关系。”他在说出这个词之前犹豫了一小会儿，这是达格利什唯一一次看到他表示出轻微的不安。就好像“做爱”这个词非常不恰当，他没有办法让自己说出这么一个更不雅的表达。

达格利什沉默着。愤怒让他发出抗议，但现在他觉得那种抗议幼稚得令人可笑，而且徒劳无益。他什么目的都没达成，反而还有可能使得刑侦队、政治保安处和军情五处之间即将爆发的专业竞争愈演愈烈，而它们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又很容易蔓延到政界的高层当中。下一次吉尔马丁可能就会说：“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也给亚当·达格利什通报情况吧。要是蛋糕没给他分一块儿，他马上就会恼火。”但最让他沮丧、让他自我厌恶至极的还是自己居然险些失去控制。他意识到冷静、疏离、不投入、不参与的名声对自己有多么重要。好吧，他现在投入进来了。也许他们是对的。如果你认识受害者，就不该接手这个案子。但是他怎么能说自己认识博洛尼呢？他们在一起待了多久？只有在火车上的那三个小时，在他办公室里短短的十分钟，以及前往圣詹姆斯公园的那段时间。但他知道自己对于任何其他的受害者都没有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共鸣。他想要把拳头挥到吉尔马丁下巴上，想要看着鲜血沿着那完美无瑕的衬衣和老派的领带流下来。好吧，要是放在15年前，他可能真的就这么干了，但现在他知道，这种冲动会使他付出丢掉饭碗的昂贵代价。可是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是渴望找回这种早已失去的、年轻人才有的简单冲动。

他说：“我很吃惊，你居然愿意为加罗德而大费周折。他在大学里就是左翼激进主义分子。根本不需要便衣特工，你就可以知道加罗德没有投票给保守党。他对自己的信仰也从来没有保密过。”

“不是他的信仰，而是他组织的活动。他的组织可不仅仅是一群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分子想要为自己的激进态度或是某种革命事业寻找一种道义上可以接受的宣泄渠道，最好还能让他们产生为之献身的错觉。哦是啊，值得为他这么做。”

吉尔马丁看了一眼达克斯伯里表示许可，他说：“这个团体规模还很小——他称之为‘基层组织’。目前一共有13个人，4人是女性。他从来不多招人，也不少招。在反对迷信这方面他这一招很妙，当然了，这也为这种共谋增添了一丝神秘。一个有魔力的数字，正配那个封闭的圈子。”

达格利什想，这个数字也很符合具体操作的逻辑。加罗德可以把手下分成三个四人组或者两个六人组去完成一些现场工作，然后自己依然可以独立于其外，成为总协调者和总指挥，扮演公认的领袖。达克斯伯里继续说：“他们都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这样就维持了凝聚力，也避免了不同阶层之间可能会造成的紧张情绪。毕竟，‘同志们’并不以其拥有的兄弟之爱闻名。这些人有共同语言，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那些术语，他们也都才智过人。可能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傻，但他们的智商确实很高。这可能是很危险的一伙人。碰巧的是，他们都没有加入劳工党。劳工党也不会吸收他们。其中的六个人，包括加罗德，都是工人革命运动的带薪成员，但是他们并不担任公职。我的猜想是工人革命运动不过是种表面掩饰，加罗德更愿意组织自己的活动。我想他天生就沉迷于阴谋。”

达格利什说：“那他倒是应该加入政治保安处。莎拉·博洛尼也是其中一员吗？”

“过去的两年是这样的，既是成员之一又是加罗德的情人，这让她在组织里享有独特的权力。某些方面而言，这些‘同志们’还都相当的老派。”

“你们从特拉弗斯那里都掌握了什么情报？好吧，让我猜猜，是加罗德把她介绍到坎普顿小丘广场去。这一点都不难，现在可靠的家政工十分短缺。如果不是刚好猜中的话，可能是莎拉·博洛尼告诉了他们招聘广告的事。任何愿意做家务活，并且带着前任主人夸赞自己的介绍信的人——你们肯定也能确保她有这种介绍信——肯定都能拿下这份工作。可能这就是他那个‘基层组织’的功能，让这些当选的议员丢脸，败坏他们的名声。”

这次开口回答的是加尔马丁：“他们的功能之一。他们的目标大多是温和的社会党人。挖掘一些丑闻，比如不正当的风流韵事——如果是同性恋就更好了，交了不该交的朋友、忘记了本要予以赞助的南非之旅、染指党派活动经费的暗示等等。等到这个可怜的家伙再次参选的时候，他们就明智又谨慎地把这些新闻四处散播，让人们注意到这些不当的行为。让现任的政府官员名誉扫地恐怕是他们偶尔不得不做的职责，而不仅仅是为了从中取乐。我想加罗德选择保罗·博洛尼更多的是出于个人而非政治因素吧。莎拉可不仅仅是不喜欢她爸爸所在的党派。”

那么，给阿克罗伊德和全国性刊物的八卦专栏作者寄出那封诽谤信的就是加罗德了。不过，在这件事上，达格利什一直都认为他的嫌疑最大。仿佛是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吉尔马丁说：“我怀疑你是否能向法庭证明是他把那封信寄给媒体的。他们干得非常聪明。组织的一名成员会前往那种售卖新旧打字机的商店，在那里可以试用这些机器。你也知道那种场面，一排排锁在一起的打字机供消费者们砰砰地打字。认出其中某一个可能在场的顾客的概率几乎为零。我们不可能一直监视所有的组织成员。他们还不值得我们下那么大的功夫，而且我也不确定这种行为究竟触犯了刑法里面的哪一条律令。他们使用的都是准确的信息。如果不准确的话，对他们而言就毫无用处。顺便一问，你是怎么意识到特拉弗斯的问题的？”

“在她搬到自己公寓之前寄住的那户女房东那里了解到的。女人对这种大男子主义式的秘密社团都抱有一种极为轻蔑的态度，也非常擅长识破他们。”

吉尔马丁说：“所有同性人群都属于同一个秘密社团。我们原想让特拉弗斯自己住的。我们本应坚持如此，但我没想到她居然会吐露实情。”

“她什么都没说。她的女房东并不相信一个失业的女演员居然能够买下一套公寓，但是你的人在那里出现，搜寻她的房间，这件事才真正证实了她的怀疑。顺便一问，除了在你的激进主义分子名单上增添几个人名之外，你对加罗德的真实意图何在？”

吉尔马丁紧抿嘴唇：“他有可能和爱尔兰共和军有关联。”

“那到底有没有？”

有这么一瞬间，达格利什觉得他可能会拒绝作答。他瞥了达克斯伯里一眼，说：“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发现。你觉得加罗德就是你要找的凶手吗？”

“有可能是他。”

“好吧，那祝你追捕愉快。”突然之间，他似乎变得非常不自在，就好像不确定该怎么结束这场对话。然后他说：“和你的交谈非常有用，亚当。我会记下你提出的一些问题。你也会再留心一下办事的手续流程，对吗？IR49的事。那是张很简单的表格，但是也有它的作用。”

电梯载着他回到自己所在的楼层，达格利什觉得他好像和政治保安处的人待了好几天，而不是一个小时不到。他觉得自己被一种病态的无助感侵蚀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摆脱这些症状，他一向如此，但是这种感染仍然会存留于他的血脉中。他开始觉得自己必须要多多少少学会承受这种精神上的疾病了。

无论如何，这次会面虽然令人恼羞成怒，却也达到了目的，在他开展调查的主干道上清除了一系列盘根错节、毫无关联的杂草灌木。他现在知道了匿名信作者的身份和写信的动机，知道了黛安娜·特拉弗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想要做什么、是谁把她安插在那里，以及她溺死之后为什么有人来搜查她的房间。两个年轻女子死了，一个是自杀，一个是意外。关于她们为什么死、怎么死的，疑惑已经解开了；关于她们曾经有着怎样的生活也不再有疑问。但为什么他依然固执地坚信这两起死亡事件不仅与博洛尼被谋杀一案相关，甚至还处于这个谜团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