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激烈地说道：“我不会假装一切都好的。再说了，你也很清楚我父亲和我已经，这么说吧，疏远了。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不喜欢他的政治主张，我不喜欢他对待我母亲的方式，我也不喜欢他对待我的态度。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你们的人肯定把我登记在了你们的某个名单上。我很在乎我的政治信仰和立场，但我不相信他在乎他的。和我聊起政治话题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就像是在聊最近都看过的一场戏剧、读过的一本书，就好像这只是一种动脑子的消遣，据他所言你可以就此话题开展一场文明的辩论。他说，这也是他哀叹宗教信仰缺失的一个原因，这意味着人们就此把政治提升到了宗教信仰的高度，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但是对我而言政治就是如此，是一种信仰。”

达格利什说：“既然你对他是这种看法，他对你馈赠的遗产一定造成了你在道德上的两难局面。”

“你这是在拐着弯地问我，我是不是为了钱而杀死了我的父亲吗？”

“不，博洛尼小姐。我是用一种不算圆滑的方式来探究你对于这种并非罕见的道德困境究竟感觉如何？”

“我感觉很好，真的很好。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两难困境。我获得的所有遗产都会用来进行一些积极的改变。钱也不是太多，才两万，不是吗？要改变这个世界区区两万英镑可不够。”

突然，她又回到了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们发现她哭了。她说：“我很抱歉，对不起。这太可笑了。只是因为受惊和疲惫。我昨晚没怎么睡好，今天又非常忙，有一些无法取消的行程。再说了，我为什么要取消呢？我现在也没法帮他做什么。”

这种场景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在调查谋杀案的过程中，总不可避免地看到别人的眼泪和别人的悲恸。他已经学会了不表现得太惊讶或者尴尬。当然了，应对方式也各自不同。如果有别人费心的话，一般会端上一杯甜丝丝的热茶，如果酒瓶子离得近就倒一杯雪莉酒，或者喝一点威士忌。他从来不擅长拍拍对方的肩膀安抚别人，而他也清楚在这里这个手势不会受到欢迎。他感觉到坐在旁边的凯特身子变得僵硬，好像本能地想要去女孩身边。然后她看了一眼加罗德，但是加罗德并没有动弹。他们安静地等待着。抽泣很快停止了，莎拉·博洛尼又抬起了头面对他们。她说：“我很抱歉，对不起。请不要在意。我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加罗德说：“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再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即便有的话，你们最好还是改天再来。博洛尼小姐现在很难过。”

达格利什说：“我能看出来。如果她想让我们离开，我们马上就走。”

她抬起头，对加罗德说：“你走吧，我没事的。你已经说了你要说的话。周二晚上你和我一起待在这里，一整个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关于我的父亲你没什么好说的。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他。所以为什么你还不走呢？”

达格利什被她话语中突然生出的这种恶意惊到了。加罗德肯定不乐意被这么简单、粗暴地打发走，但是他自控能力强，又非常精明，所以不会抗议。他用一种疏离而非憎恨的目光看了看她，然后说：“如果你需要我，随时打电话。”

达格利什等到他走到门口，才平静地说：“等一下。黛安娜·特拉弗斯和特蕾莎·诺兰，你对她们有什么了解？”

有一瞬间，加罗德一动不动，然后他慢慢转过身来说：“我只知道她们都死了。我偶尔也是会看《帕特诺斯特评论报》的。”

“最近评论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保罗男爵的文章，部分报道是基于寄到这家报社以及其他几家报社的一封下流的恶意诽谤信上的内容写出来的。就是这封信。”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信，递给加罗德。他读信的时候一片寂静。之后，他把信递给了莎拉·博洛尼，脸上毫无表情。他说：“你该不会是想说博洛尼是因为有人给他寄了一封不友善的信件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吧？那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敏感了？况且他还是个高级律师。如果他觉得可以提起诉讼，他是可以获得赔偿的。”

“我没有说这有可能是自杀的动机。我只是在想你和博洛尼小姐会不会知道有可能是谁寄来的这封信？”

莎拉把信递了回来，只是摇了摇头。但是达格利什看得出来，她不怎么待见这封信。她既不是一个好演员，也不怎么擅长撒谎。加罗德说：“我承认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特蕾莎·诺兰打掉的孩子是博洛尼本人的，但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对此采取什么行动。就算要行动，我也会选择比这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批判更为有效的方式。我只见过那个女孩一次，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的一次糟糕的晚宴上遇见的。厄休拉夫人身体尚在恢复当中，那是她第一次下楼吃晚饭。这个可怜的女孩看起来非常不开心。但是厄休拉夫人从小就知道什么样的人该在什么样的地方用餐，以及他们在餐桌上应有的位置。可怜的诺兰护士，她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用餐，并且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莎拉·博洛尼轻声地说：“但并不是有意的。”

“哦，我并没有说是有意为之。像你祖母那样的人仅仅是存在于世就已经非常唐突无礼了，甚至都谈不上是不是有意的。”

然后，他没有与莎拉·博洛尼有肢体互动，甚至都没看她一眼，就跟凯特和达格利什告了别，语气之正式就好像他们都是来参加晚宴的客人，在出去以后带上了门。莎拉试着控制住自己，然后又开始明显地抽泣。凯特站了起来，朝对面的门走了进去，达格利什觉得过了很久之后，她才端着一杯水走了回来。她坐到莎拉·博洛尼身边，无声地把水递给她。莎拉急切地喝了水，然后说道：“谢谢你。这实在是太傻了。我只是没办法相信他真的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想我总是觉得以后的某一天，不管怎样，我们两个人会解开所有的误会。我想我是觉得还有足够长的时间，要多久有多久。现在他们都离开了，妈妈、爸爸、雨果伯伯。哦，天哪，我好无助。”

还有一些事他本来想问的，但是现在不是问的时候。他们一直等到她重新恢复平静、再三确认她已经没事了方才离开。反复确认使他觉得自己很不真诚，颇为虚伪。他们在不在这里她都很好。

他们开车离开，凯特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总警司，厨房完全实现电气化了，碗橱里有一包未开封的四盒装布莱恩特&梅牌火柴。但是这证明不了什么。他们可能买了单盒火柴，事后就扔掉了。”

达格利什想：她去端水的时候是真的想要表示同情，也是真的关心。但是她的脑子里依然在想证据的事。事实如此，我的一些手下居然还觉得女人比男人更加多愁善感。他说：“要尝试追踪单独一盒火柴的下落可不轻松。最容易搞到的就是安全火柴，但也最难识别。”

“还有一件事，总警司。我看了看垃圾桶。我找到了装着玛莎百货蘑菇馅饼的纸盒子。他们确实是吃过蘑菇馅饼，但是盒子上标注的生产日期是周日。他不可能是周二买的。玛莎百货什么时候卖过过期食品了？我不确定你要不要回收一下那个纸盒。”

达格利什说：“我们没有权利拿走那间公寓里的任何物品，现在还太早了。可以说这条线索其实帮到了他们。如果他们事先计划作案，我想加罗德肯定会周二一早去买馅饼，并确保柜台的销售姑娘能够记住他。还有一件事，他们为整个晚上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这就意味着他们也许不知道案发的具体时间。”

“但是加罗德那么聪明，怎么会落入这个陷阱？”

“哦，他不可能只为20点这一个时间提供不在场证明，但是从18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这个过于宽泛的时间跨度也确实说明他想确保一切稳妥。”

这像其他不在场证明一样，很难找到漏洞。他们在进行这次拜访之前，一如既往地了解了一些相关情况。他们知道加罗德自己住在布鲁姆斯伯里一栋只有单人卧室的豪华公寓里，那座大楼巨大、低调，门口没有门房。就算他声明是在别处度过的这个晚上，也很难证明他说了谎。就如同他们至今为止询问过的所有案件关系人，莎拉·博洛尼和她的情人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警方也许不觉得这个不在场证明特别具有说服力，但是达格利什对加罗德的智商有极高的评价，觉得单凭一个装蘑菇馅饼的纸盒子上印出来的售卖日期就攻破这个证明似乎并不现实。

回到苏格兰场，达格利什才刚刚迈进办公室，马辛厄姆就进来了。他以自己控制激动情绪的能力为荣，说话的语气也小心翼翼，故意表现得若无其事。

“哈罗路的警局刚刚打来过电话，总警司。案情有了有趣的进展。一对情侣10分钟之前走进警局，一个21岁的男孩和他的女朋友。他们说周二晚上他们在纤道上，明显是在热恋中。快到19点的时候他们刚好经过圣马修教堂的十字转门，南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路虎车。”

“他们记下车牌号了吗？”

“没那么幸运，他们甚至都不是很确定车型。但是他们很确定那个时间点。女孩子19点30分之前必须到家，他们离开纤道之前刚看过表。那个男孩，梅尔文·约翰斯认为可能是辆A型路虎。哈罗路警局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可怜的孩子似乎吓坏了，他肯定不是一个追求出名的疯子。他们让那两个人一直在警局等着我过去。”他又补充道，“凡是知道教堂旁边那个停车场的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很有用。但是当地人更喜欢把车停在自己能看到的地方。而且这片区域又没有剧院和时髦的餐厅。我敢用钱打赌，只有一辆黑色路虎车有可能会停在教堂的外面。”

达格利什说：“现在这样说还为时过早，约翰。天刚刚黑下来，他们又着急赶路。他们甚至都不确定车型。”

“您在打击我，总警司。我最好还是过去一趟。要是最后发现只是丧事承办人的灵车那才叫撞大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