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到坎普顿小丘广场62号的房子里了。芭芭拉是坐出租车来的，我想她是刚过16点的时候到的。她从16点15分起就一直在手术室看我接生，直到全部完成。我刚才说过这个吗？”

“这段时间里她都跟你在一起吗？”

“大部分时间是的，我想在我做第三起剖腹产手术时她出去了几分钟。”

“她也戴着口罩、穿着袍子吗？”

“当然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他又不可能是在晚上之前死的。”

“她经常做这种事情吗？看着你进行手术？”

“倒也并非罕见。她有这样的一种幻想……”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有些时候。”

他们都沉默了下来。达格利什想，还有一些事情，就算是抽身事外，保持讥讽，并对沉默、含蓄的行事表示轻蔑的兰帕特也没有办法开口说出来。这就是她获得刺激的方式。这就是她高潮的来源：戴着口罩，穿着袍子，观看他的手伸进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里，神圣的医生手术带来的情色风味。身边的护士像是参与固定仪式一样围着他转，灰色的眼睛在口罩上方与蓝色的眼睛相遇。手术结束后，又看着他脱下手套，伸出双臂，就像在祈求上帝赐福，护士就像侍僧一样将袍子从他的头顶脱去。这是力量、神秘与冷酷令人陶醉的交融，刀与血的仪式。他想，他们是在哪里做爱的呢？是在他的卧室，还是私人的客厅里？他们没在手术台上做爱真是让人吃惊。不过也许他们在那里做过了。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兰帕特低声嘟囔着说了一声抱歉，拿起了听筒。很明显是同事打过来的，对话非常专业，而且一边倒，兰帕特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听，但也没有试着去打断对方。达格利什望向窗外的花园，脑子里却飞快地进行着初步的评估。如果他们是19点40分离开的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要在20点30分就赶到黑天鹅餐厅需要将车开得很快。有时间顺便去谋杀一个人吗？有可能，只要他找到一个理由，把她留在车上。即便她知道或者猜出了他想要做什么，也没有任何理智健全的男人会带着情人去教堂完成一个这么血腥的任务。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借口，他需要和一个人短暂地会面，处理一些业务。车必须停在离教堂很近的地方，这一点本身就冒了很大风险，一辆红色的保时捷是非常抢眼的。然后呢？该敲教堂的门了，博洛尼开门让他进去，他重复一遍登门造访的借口。这些前期准备要多长时间呢？也许不到一分钟。然后就是把博洛尼打昏的一记重击，然后到盥洗室拿剃刀，他应该很确定他能找到，然后快速地脱下外套和衬衣，再回到小礼拜堂，手里拿着剃刀。先是小心地试着割几刀，然后是最后割断喉咙的一刀。他在当学生时一定上过法医学的课，在这之后说不定也修过。他比其他任何嫌疑人都要更清楚该怎样伪造出自杀的样子。

然后就是灾难的开始。哈利出现了，跌跌撞撞，可能已经喝得半醉半醒，但是还没有昏睡到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记不得的程度。这个时候已经没时间精心布置，也没有这个必要。杀人之后他快速地清洗，把剃刀放在离博洛尼的手很近的地方，迅速左右环视一周，在夜幕掩盖下离开，因为不能拿走钥匙所以没有锁门，最后不紧不慢地回到车上。当然，他还要寄希望于她的沉默。他得确信她会坚持使用他们串供好的故事，就说他们直接开车去了黑天鹅餐厅。但是这样的谎言很简单，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编造，也不用记住太复杂的时间细节。她完全可以说她之前说过的那一段话：“我们直接开车过去的。不，我不记得路线了，我没有留心。但是我们中途没有停车。”他只需要想出一个让她撒谎的好理由。“我得去见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个女人。”但是为什么不告诉警方这一点呢？这种工作性质的快速拜访没有什么不对的。停车的理由必须是无法撼动的。要么就是刚才那一种，要么就是他突然记起来的某件事。比如一个还没有回复的电话。但是时间太短了，他需要更长的时间。而且为什么不等着到了黑天鹅餐厅再打电话呢？当然了，有一个明显不过的策略，他也可以说他是在教堂打的电话，和博洛尼讲过话，他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这样的话，她就能在顾全两人利益的同时证实他的不在场证明了。如果最后她没有证实的话，他也能坚持自己所言非虚。“我打电话是要和博洛尼谈谈有关他妻子的事情。我最多只待了十分钟。我们的交谈非常友好。我除了博洛尼谁也没见到，离开的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

兰帕特放下听筒。他说：“抱歉我得接个电话。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总警司？到了黑天鹅餐厅之后？”

但是达格利什改变了提问的策略。他说：“您一度与保罗男爵非常亲密，尽管最后你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没有哪两个共同拥有一位女子的男人不会对对方产生兴趣。”他完全可以接着说“有时甚至为对方痴迷”。他继续说：“您是位医生。我在想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场面的，我指他在圣马修教堂小礼拜堂的遭遇。”这种刻意的奉承没有多加掩饰，兰帕特太过聪明，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办法抗拒，他习惯了别人征求他的意见，习惯了别人尊重他的意见。这也是他赖以维系生计的一个方面。他说：“我是个产科医生，不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我想这起案子背后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应该就是惯常的那一套。只是表现方式有点古怪。就称它是‘中年危机’吧。我不喜欢‘男性更年期’这个表述。况且这种说法也不准确。这完全就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状态。我想他回顾了他的一生，他过去取得的成功，他未来还可以有怎样的希望，然后发现自己并不怎么在意。他尝试涉足法律和政治领域，但都没有让他觉得满意。他有一个对其有欲望但是并不深爱着的妻子。一个不爱他的女儿。一份限制他、让他无法做出公开激烈抗议的工作。好吧，他是有一个情妇。但这只是简单的权宜之计。我没有见过那位女士，但是从芭芭拉告诉我的情况来看，更像是获得抚慰的一种方式，只能被当作办公室无伤大雅的八卦谈资，并非什么能够让他挣脱束缚的激烈感情。所以他需要一个抛开一切的理由。还有什么比宣称上帝本人亲自告诉他他走了歧路更妙的法子呢？我不觉得我会用这种方式摆脱困境。但是你可以说这理由比精神崩溃、酗酒或者身患癌症要好得多。”

达格利什没有答话，他又迅速地开口，那种紧张与真诚几乎要让人信以为真。

“我一直都遇见这种情况。那些当丈夫的。他们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表面上看，他们是来和我谈有关他们妻子的事的，但是他们才是出问题的那一方。他们没有办法赢。这就是成功的霸道之处。他们年轻时代基本都是在努力工作以使自己合格，他们年轻时代都是在进行成功的积累——娶正确的妻子，买正确的房子，给孩子们选正确的学校，自己参加正确的俱乐部。但是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一点儿钱，为了更舒适，要更大的房子，更快的车，交更多的税。他们甚至都不能从中获得强烈的快感。接下来还要再熬二十几年。而那些幻想还没有破灭、找到自己一席之地并且享受自己所做一切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害怕的是退休。一夜之间你就变成了无名人士、行尸走肉。你就没见过那些可怕的老年人吗？挣扎着要找到一个委员会，试图在皇家调查委员会谋取一个位置，任何工作都可以，只要还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重要。”

达格利什说：“是的，我见过这种人。”

“天哪，他们就差没下跪，做牛做马地乞求了。”

“我觉得这倒是不假，但并不适用于他。他还只是一个初级大臣。他的成功还在未来等着他。他还在奋斗阶段。”

“哦，是的，我知道。下届保守党首相，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吗？我不觉得。他心中没有那种激情，至少没有那种政治激情。连一点点的火花都没有。”

他说这话的时候得意扬扬，却也有一丝苦涩。他又说：“我还好，兄弟。我是幸运儿之一，没有受到命运的挟持。这份工作给了我所需要的。当我准备去撒个野时，我还有五月花号，那是一艘单桅帆船，50英尺长。它现在泊在奇切斯特。目前我不能抽太多时间和它在一起，但是退休以后，我会载上所有必需品，然后出发远行。你呢，总警司，没有你的五月花吗？”

“没有五月花。”

“但是你有你的诗歌，我差点儿忘了。”他讲这个词的时候仿佛受到了侮辱，就好像是在说“你有你的木工活、你的集邮、你的刺绣”。更糟糕的是，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很清楚他已经四年都没有写出一首诗了，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写诗了。达格利什说：“对于关系不怎么亲密的人来说，你对他了解得可还真不少。”

“他让我感兴趣。而且在牛津读书的时候他的哥哥和我是朋友。他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去坎普顿小丘广场用餐，我们三个人过去还一起出海。准确地说是在1978年一起去了法国的瑟堡。当你们一同经历了十级大风并幸存下来，你对这个人必然有相当的了解。事实上，还是保罗救了我。我翻下了船，他又把我捞了上来。”

“但是您刚才的判断不会有点太流于表面了吗，这不是种浅显的解释吗？”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最浅显的解释在多数时候都是正确的。如果你是个诊断医师，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达格利什又转向凯特：“你还有什么别的要问的吗，督察？”

兰帕特没来得及掩饰他在这一瞬间的皱眉，对于一个他以为只不过是达格利什附庸的女人，一个本来应该默不作声地做笔记，像温顺又安静的目击证人一样坐在角落，好好扮演她自己的角色的女人竟然有资格向他问讯而感到吃惊与不适。他转向她，半是微笑，半是用过于关切的眼神注视着她，但是眼中也充满了机警与谨慎。

凯特说：“在黑天鹅餐厅吃晚饭这件事……这是你们最喜欢的一家餐厅吗？您和博洛尼夫人经常去那里吃饭吗？”

“夏天的时候去的次数比较多，冬天就少一些。那里的氛围让人愉悦。那里离伦敦不远不近，希金斯换过厨子之后食物的口味也变好了。如果你想让人推荐一处安静的餐厅，是的，我就会推荐这一家。”那种讽刺不加掩饰，他的恨意全写在了脸上。这个看起来无关又无伤大雅的问题让他慌乱。凯特说：“8月7日的晚上，黛安娜·特拉弗斯溺水身亡的那个晚上，您当时也在场，你们两个都在，是吗？”

他干巴巴地回答道：“你明明已经知道了我们当时在场，所以问这个问题没什么必要。那天是博洛尼夫人27岁的生日宴会。她就是8月7日出生的。”

“是您在陪着她，而不是她的丈夫？”

“保罗·博洛尼男爵当时另有安排，是我为博洛尼夫人主持的生日宴会。他本来会在晚一点儿的时候到场，但是后来他打电话来说他赶不上了。既然你知道我们当时在场，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在悲剧发生之前就离开了。”

“还有另外一场悲剧呢，先生？特蕾莎·诺兰的死。那一场悲剧发生的时候您该不会刚好也在场吧？”小心啊，凯特，达格利什这样想着，但是他并没有出面干涉，也并不焦急。

“如果你是想问她在荷兰公园就着烹饪用雪莉酒吞下一整瓶止痛片的时候我有没有坐在她身边的话，我没有。如果我当时在场，很显然我会阻止她的。”

“她留下了纸条，明确说明了她自杀是因为承受不了堕胎的罪恶感。她曾是您这所疗养院里的一名护士。我在想她为什么没有在彭布洛克产妇疗养院做堕胎手术。”

“她没有提出来。就算她说了，我也不会做这个手术的。我一般不对自己的员工动手术。如果堕胎确实有医学上的必要，我会给她引荐另一位我认识的妇科医生。事实上，我没有发现她的死以及黛安娜·特拉弗斯的死和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的目的有什么关联。我们要一直在这些毫无关联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吗？”

达格利什说：“并不是毫无关联。保罗男爵收到了别人写的信，明里暗里都在暗示他与这两起死亡事件有关联。所以在他人生最后的几个礼拜里发生的一些事情肯定是有关联的。这封信也许只是政客经常要面对的那种常见的恶意攻击，但是最好还是排查所有的可能性。”

兰帕特的目光又从凯特身上移回到了达格利什那里。

“我知道了。如果我听起来不够配合，我很抱歉，但是我对特拉弗斯那个女孩真的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曾经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兼职做家政，然后就是生日宴会那天晚上她也在黑天鹅餐厅。特蕾莎·诺兰也是从坎普顿小丘广场来这儿的，她之前是厄休拉夫人的看护，她当时患有坐骨神经痛。我知道他们是从一家护理机构找到她的。厄休拉夫人不再需要夜间看护之后，就建议那个女孩申请这里的工作。她有助产士资格，也很让人满意，但她一定是在坎普顿小丘广场工作期间怀的孕。我没有问过父亲是谁，我想她也从来没有说过。”

达格利什说：“您有想到过孩子可能会是保罗·博洛尼男爵的吗？”

“是的，我想到过。我想很多人都这么想过。”

他没有再说话，达格利什也没有强迫他。他问道：“她发现自己怀孕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她找到我，说她现在没有办法抚养一个小孩，希望能终止妊娠。我向她推荐了一位心理医生，让他去处理具体的一些安排。”

“您觉得这个女孩当时的情况，我是说她的心理状态，会不会更有可能促使她去申请合法的流产手术呢？”

“我没有对她做检查，也没有和她讨论过。这不是一个我有资格去做出的医学决定。像我说过的那样，我把她介绍给了我的一个心理医生同事。我告诉她可以带薪休假，直到做出最后的决定。她做完手术之后回来才待了一个礼拜，接着发生了什么你们都知道了。”

突然，他站了起来，躁动不安地来回踱步。然后他转向达格利什。“我对保罗·博洛尼的这件事也想了很多。人是一种动物，他只有在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才能与自己、与这个世界和谐共处。不可否认，人是最聪明也最危险的一种动物，但是依然只是动物。在我看来，那些哲学家和诗人都把一切搞得太复杂了。没有那么复杂，我们的基本需求很直接——食物、容身之处、温暖、性交、特权，就是这么个顺序。最开心的人会追求这些事物并从中获得满足。博洛尼不是这样的。天知道他自认为有权追求什么无形又得不到的东西。永生？也许是吧。”

达格利什说：“那您相信他有可能是自杀的了？”

“我没有足够多的证据。但是这么说吧，如果最终定案为自杀，最起码我不会感到吃惊的。”

“那个流浪汉呢？有两个人死了。”

“那个判断起来更难一些。是他杀了保罗还是保罗杀了他？很明显这家人不会希望是后者。不管最终裁决如何，厄休拉夫人是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的。”

“但是您……”

“哦，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暴力到可以割断自己的喉咙，他也完全有能力割断别人的。现在，跟你说声抱歉，我要失陪了。”他瞥了一眼凯特，“跟你们说声抱歉。还有个病人在等我。20点到21点30分之间我会去苏格兰场完成我的陈述声明。”他站起来，又补充道，“也许到那个时候，我又能想到其他什么来帮助你们。但是别太乐观了。”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像是在发出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