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俯身跪在这个年轻人跟前。他的牛仔裤已经被鲜血染成了深色。子弹射中了他的大腿，在裤子上留下了一个边缘异常整齐的圆洞。不过，我看不清裤子下面的伤口，不知道他到底流了多少血。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博比，”他赶紧说，“我叫博比·罗，先生。”

“好的，博比·罗。现在请你告诉我：你在我家的院子里做什么？”

“有人给了我五百块，让我把一个信封放在您家的门廊上。先生，我发誓，仅此而已。”

一个信封？那肯定是绑匪叫他送来的。“信封在哪儿？”

“我不知道。估计是刚才那个——”说到这儿，他骂骂咧咧地说了一个难听的词来指代我的姐夫——“开枪打中我的时候，把信封弄掉了。”

杰森听到了这句咒骂，立刻火冒三丈。他向前迈了一步，作势要再踹这个孩子一脚。“好了，别放在心上，”我告诫他，“先让我找找那个信封。”

我努力地找了几分钟，可是却一无所获。杰森仍然拿着那个耀眼的手电筒，这使得我的眼睛无法适应黑夜，很难看清周围昏暗的草地上到底有没有信封。

“好吧，先不管那个信封了。”我说，“你说有人给了你五百块。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他不是这儿的人。他的口音像俄罗斯那块儿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的，我也不太清楚。而且他还留着大胡子。”

外国口音。大胡子。这跟萨姆描述的毛毛脸坏蛋非常相似。

博比又抱着腿开始呻吟起来。

“你觉得咱们需要叫个救护车吗？”杰森问。

我正准备列出一堆不能叫救护车的理由，诸如急救人员会打电话通知警方，急诊室的医生遇到枪伤必须上报等。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博比就抢先插嘴拒绝了。

“不要，先生，求求您了，先生。如果被我的缓刑监督官知道了，他会把我塞回监狱的！我身上大概还有五年的刑期，我不想进去蹲号子。不用叫救护车，我会没事的。”

他把手按在伤口上，紧紧地闭上眼睛，忍住不发出声音。

“你觉得我们能帮他止血吗？”我问杰森，“我可不想让这个孩子死在我家院子里。”

“我没用空头弹，”杰森说，“我用的是实头弹。”

“所以呢？”

“所以子弹应该直接从他体内穿出去了。”在说这句话时，杰森带着一种从未中枪的人才有的活泼自在，仿佛子弹只要不留在体内，就不痛了似的。

我低头看着博比，他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

“杰森，能不能劳驾你跑一趟，去一下家里的洗衣房？洗衣机上有一些旧床单，应该都很干净。你帮我把床单撕成布条拿回来。如果艾莉森问起来，你什么都别说，只叫她陪着萨姆就行。”

杰森是个军事迷，一向喜欢服从命令，听了我的话，马上便依言一路小跑进屋了。

“好了。”我说。然后，不知是为了安慰那个孩子还是为了安慰我自己，我又说了一句，“你会没事的，博比。”

他点了点头，接着又闭上了眼睛。杰森把手电筒拿走了，只剩下门廊上的灯光照在我们身上。我的眼睛又渐渐地开始适应黑夜，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信封在哪儿。看来，我只能等日出后再找了。

“再给我讲一遍吧。”我说，“从头开始：有个留着大胡子、操着外国口音的男人让你把信封放在我家的门廊上。”

“没错。我刚从沃尔玛超市出来，他就走过来说，喂，小子，你想不想赚一千块钱？”

“一千块？我记得你刚才说是五百块。”

“他先给了五百块，让我把信封放在那儿，如果我能带一个喂鸟器回去，就可以得到剩下的五百块。他说——”他搂着自己的腿，牙齿磨得“咯咯”作响——“他说您家的门廊上有很多喂鸟器。”

怪不得先前丢了两个喂鸟器，肯定是被之前来送东西的人拿走了。他们每次都找个新人来送，博比·罗是第一次来。绑匪显然对我们家门廊上的装饰非常熟悉，带个喂鸟器回去就证明已经把东西送到了。

“所以，你要拿着喂鸟器去见那个人，去……哪儿？还是去沃尔玛吗？”

“对，他说他会在那儿等我。”

他会等你才怪。如果我是绑匪，难道我会在沃尔玛的停车场不惜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一直徘徊不去，就为了等一个二十岁的臭小子把喂鸟器给我，然后我好给他钱吗？

绝无可能。我会立马大踩油门儿离开停车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同伙正在监视着这栋房子，他自然能看到东西有没有被送到。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回去找他。”我说，“但是这只是在浪费时间。我觉得那个人早就走了。”

这时，杰森带着撕成布条的床单回来了。

“好，我们开始吧，”我说，“帮我把他的腿抬起来。”

博比发出一阵呻吟。

“闭嘴！”杰森说，“小子，绑架犯可不是什么善茬儿。你在跟他们厮混之前就该搞搞清楚！”

“绑架犯？”博比尖声说道，“你们都是绑架犯？”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就别管这么多了，管好你自己。”我对杰森感到非常恼火。像他这样口无遮拦，搞不好会危及爱玛的性命。

我严厉地盯着杰森说：“注意一下你在说什么，别随便说话。”

我们继续忙活，不久，伤口就被紧紧地扎住了，第二层床单上只有零星的血迹渗出来。我和杰森开车把他送了出去，然后他便开着自己的车走了。

我跟杰森分手后便回了家。艾莉森睡在萨姆的床上，他们蜷缩在一起。萨姆抱着爱玛熊，安心地躺在“妈妈熊”怀里。眼前的情景让我觉得，别管什么香烟不香烟、保罗不保罗的，艾莉森跟这桩绑架案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关联。

回到卧室，我直接倒在盖着床罩的床上，闭上了眼睛。我觉得如今体内的肾上腺素已经退去了，安眠药应该会起作用了。

可实际上，我的神经依然很兴奋。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毫无睡意，于是便起身到厨房煮了些咖啡，等着日出。我关掉了屋内屋外所有的灯，让自己的瞳孔渐渐放大，慢慢适应了黑暗。

喝了一杯半的咖啡后，我觉得外面的黑夜已经不那么黑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脏兮兮的灰色，黎明快要来了。我抓紧把剩下的半杯咖啡喝完，然后便来到了屋外。

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要找的东西。距离博比·罗流血的地方约二十英尺处，有一个细长的马尼拉纸制信封[1]，正是他拿了钱要送的那一个。之前的信封上都有黑体字，这一次的信封上什么都没有。而且，从外面摸上去，感觉里面很硬，好像是一张硬纸板。

我把它拿回厨房，打开灯，拆开了信封。果然有一张硬纸板，里面还夹着一张相片纸。我拿起硬纸板，相片纸滑落了下来。

那是一张爱玛的照片。她的头发都没了，只剩下一点儿金色的头发茬儿。她的脑袋因而显得又小又古怪，样子非常狼狈。她的肩膀耷拉着，表情很沮丧，右手举着一大张纸，小手就像洋娃娃的手一样。

纸上印着几个字：审前会议？加快进展，爸爸。我能不能活全看你了。

我靠着厨房的柜子滑落下去。爱玛的感受全都写在了脸上。只要看一眼她的表情，就能感受到恐惧、困惑和痛苦，这让我心碎不已。我把头埋在双臂间，流下了眼泪。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鼓足勇气又看了一眼照片，想找一找跟她的位置或绑匪有关的线索。

然而，什么都看不出来。她的背后只有一大片普通的米黄色板墙，那堵墙有可能就在隔壁，也有可能远在南半球的某个地方。

我又盯住了女儿那孤寂的小脸儿。从上幼儿园开始，她就识字了。毫无疑问，她肯定认出了那张纸上的字。

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她是如何理解一个死亡威胁的，我不得而知。但是，她看向镜头的目光和阴沉下垂的嘴角告诉我，她恐怕已经清楚地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都终将懂得，生命是一份幸运的礼物，而不是一个永恒的保证。生命的尽头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可是，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孩子而言，这份顿悟未免来得太早了。

我想伸出双臂，拥抱这张照片。我想痛骂绑匪的麻木不仁。我想对女儿说，爸爸一定会想办法保护她。我想把全世界的荆棘都砍掉，使它们不能伤害她。我只是想像全天下的父亲一样，能够解决问题，让孩子平安无事。

加快进展，爸爸。我可以做到，这当然没问题。可绑架爱玛的人为什么想让案子加快进展？一般情况下，专利案越快解决，对原告越有利。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专利案都会找上我们这个“办案神速”的法院。

但是，假如绑架案的幕后指使是罗兰德·希曼斯或者其他原告方的人员，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急着要加快进展？他们掌握了法官，就算按部就班地照流程来，也已经胜券在握了。还是说，因为怕夜长梦多，所以绑匪只是单纯地想快点儿了结此事？也许他们怕爱玛会逃跑，也许他们怕自己会被发现。

的确，出岔子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性会越来越大。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想加快进展的。这回，我跟他们第一次达成了共识。

我比他们还急着想结束这一切。

[1] 马尼拉纸制信封（Manila）：一种用很厚的浅棕色纸张做成的信封，因制纸的成分中有马尼拉麻（manila hemp）这种植物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