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吃。

我从小就喜欢翻看菜谱。当患了重感冒卧床的时候、当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当被小伙伴戏弄而哭鼻子的时候，翻看菜谱就是我排解压力的最好方式。

我经常将厨房柜架上的菜谱拿到自己房间，之后钻进毛毯和被单中翻看。每当翻开沾满油渍的旧本子后，我的胃里就莫名生出一股暖流，并在这股暖流的抚慰下安然入睡。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小镇上。我记事儿那年正好赶上经济危机，饿肚子是当时每个孩子的“家常便饭”。

在家里的相册中，有一张因为放置时间太过久远而无法取出的黑白全家福。照片上的我裹着比身体小一圈的衣服，浑身紧巴巴的，五分裤箍在腿上，膝盖露在外面。睡得乱蓬蓬的头发当时总是很痒，我一直怀疑是虱子在作祟。

我在学习上没什么天分，小时候几乎没有阅读能力。好在家里的菜谱多是图画，上面的内容我理解起来并不吃力。翻看菜谱的时候，我喜欢在脑海中展开各种想象，比如“这种食材的香味如何”“做好的菜又会是什么味道”等，十分有趣。

我和奶奶住在一起，家里的食谱几乎都是她的原创。

奶奶平时一直在厨房忙里忙外。她身材高挑，或许因为经常弓着身子做饭，所以肩胛骨有些外突。那双血管分明的手上，总是散发着洋葱、蒜末和迷迭香的味道。浅象牙色的头发后面盘了一个发髻，满是皱纹的脸上不施粉黛，来客人的时候才会搽上一点脂粉。

闲来无事时，奶奶会坐在门廊处。一杯红茶，一把摇椅，一幅美景。周围绿意盎然，空气沁人心脾。溜圆的福特车在柏油马路上穿梭往来，悠扬的爵士乐由邻家二楼随风飘至。伴着小号和大鼓的旋律，奶奶用手指轻轻敲打着节奏。每当发现我正透过门口的纱窗注视着她时，就会转过身问我：

“蒂莫西，你明天想吃什么呢？”

家人平时都用“蒂姆”来称呼我，只有奶奶除外。母亲曾解释说，这是因为奶奶出生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我的确听说英国的上流家庭不用小名来互相称呼，可话说回来，奶奶一家也不过是平头百姓，母亲的这种解释是否成立我还是画了一个问号。奶奶年轻时曾在大户人家当过厨房下人，那时偷学了厨师长不少手艺。十九岁时被爷爷一眼相中，之后跟着爷爷来到了美国这片新天地，开始经营自己的“科尔老街坊杂货店”。在店里，她的烹饪手艺有了用武之地。我家卖得最好的不是鞋带、薄荷糖，也不是“好时”巧克力[1]，而是摆放在店门口的推车里奶奶亲手做的各种副食。

店门口的推车每天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最受欢迎的是用我家蛋黄酱和酸甜的泡菜制成的“魔鬼蛋”，此外还有炸苹果、司康饼、约克郡布丁、冷餐肉、香炸小鱼。不仅附近的人常来光顾，就连开着崭新的私家车的游客也会驻足。周边的连锁店势力越来越大，但我家的“科尔老街坊杂货店”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奶奶整理的菜谱一共有十多本，从英国传统美食到美国南部的家常菜肴，再到其他自创的私家菜，种类繁多、应有尽有。

但突如其来的经济大萧条席卷了全球，人们的生活一落千丈，我家的生意也开始难以维系。

所有人都一贫如洗，甚至连昔日衣食无忧的实业家也开始每天翻看垃圾箱，期待能找到一些东西充饥。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破车中过夜，职介所的门前排起了长龙。我还几次看到那些失去工作的黑人雇工，向着北方的村落长途跋涉。

“关门大吉”后，父亲也挤进职介所门前的排队大军中。过了几个星期，他终于等到了一份汽车零件厂的工作。母亲在附近的牧场挤奶，九岁的姐姐辛西娅帮忙喂饲料，而当时才六岁的我也不得不出门送报。我每天都将花生酱三明治塞在口袋中，腋下夹着还泛着油墨香味的报纸，挨家挨户地走上几英里[2]，每月为家里换得五美元的收入。奶奶在家拉扯年纪尚小的妹妹凯蒂，同时还得想方设法用政府配给的肉馅、脱水食品，以及我家附近生长的蒲公英等野菜操办一家人的伙食。爷爷则经常外出，参加附近的老年人集会。

某天下午，爷爷不顾奶奶的劝阻，在夏日的狂风暴雨中跑去参加州长的后援会。我们吃晚饭的时候，爷爷才回到家里。他满脸通红，神情激动地吼道：“我们州的经济可能最近就要复苏了。”但劳累了一天的我们当时只顾着吃饭，谁也没有理会爷爷。家里的沉默仿佛给爷爷泼了一盆冷水，他愤愤地打翻了餐桌上的胡椒瓶。奶奶抱怨道：“吃饭可比政治重要”，爷爷则破口大骂“你一个只会做饭的懂什么”。不过让我们没想到的是，爷爷说着说着突然神志恍惚、口齿含混，紧接着就从椅子上滑了下去。原来爷爷患了肺炎，开始持续高烧。我们的悉心照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不到三天他便去世了。

一九三三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此后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我们餐桌上的“荤腥儿”也越来越多。父亲决心重振家业，我们三个孩子重新制作了“科尔老街坊杂货店”的招牌。

重新开业那天，奶奶做了很多菜，摆满了店门口的推车，并在唱片机中放入了一张唱片。唱针落下，响起了古德曼悠扬的演奏，奶奶坐在摇椅上等待着顾客。古德曼是奶奶最喜欢的演奏家，在单簧管和大鼓的美妙乐声中，有很多老顾客又回到了我家的店铺，拿起了我家自制的副食。

不过，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混乱仍在继续。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失业者不计其数，情势也越发诡谲。

苏联诞生后，各地都冒出了不少共产主义者，极右的爱国主义者则与其剑拔弩张。双方激进的思想时常发生碰撞，互相谩骂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一九一八年一战结束，欧洲的一些小国独立，很多国家的疆域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没工作。这导致流民激增，民族问题在各地频发。尤其是战败后的德国，因割地赔款而负债累累，整个国家在耕地量骤减和失业者激增中风雨飘摇。

德国国民怨声载道，此时，一个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极右政党趁势不断壮大。这个名字长到拗口的政党，后来被世人简称为“纳粹党”。

留着“卫生胡”的小个子男人——阿道夫·希特勒那语气激昂的德语演说从广播中传向全世界时，很多人都顿生不祥之感。但实话实说，包括我的父母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

“希特勒不过是想夺回领土”“他正在无视条约扩充军备”“希特勒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吓吓人罢了”“英法两国会为我们出手摆平的”——民众的想法大抵如此。

尽管当时的情况已经不妙：意大利法西斯的头目墨索里尼正在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在远东地区，日本在亚洲进行扩张，日中战争没有停战的迹象。

但普通民众还是乐观地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人类不会重蹈覆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仅签署了和平条约，而且那些满目疮痍的惨景仅仅才过去了二十年。一九三八年，播放广播剧《星际战争》时曾引发了不小的恐慌，很多美国人误以为真有火星人来侵略地球。[3]然而大家对现实的担忧还不及这出广播剧造成的恐慌，很多人不相信全面战争会真的爆发。

在美国也有不少希特勒的拥趸。有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德国正在他的领导下复兴”，有人公然支持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听说希特勒在驱逐犹太人，我也支持希特勒。我们公司倒闭就是被这些犹太佬害的”。但这些争论也不过是偶尔掀起一些波澜罢了，只要有人耸一耸肩，表示“这和美国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一切就会烟消云散。

欧洲大国的元首正在各地紧张地召开会晤与谈判，努力使人们相信欧洲不会再次陷入战乱。

然而风云突变，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佩戴着“铁十字”军徽的纳粹军队跨过边境，入侵波兰。虽然英法两国立刻对德宣战，但德国凭借闪电战大败法国，建立了傀儡政权[4]。不久后，德意日三国结为“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全面拉开了帷幕。

大战爆发后，轴心国在军力方面一度占据上风，英国每天都遭受着德国的狂轰滥炸。欧洲大部分国家被卷入战火，转瞬间就沦陷在纳粹的铁蹄之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袭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

那天，我和朋友正在酒吧里打弹珠。广播中播音员的声音极为严肃，好像在宣读什么重要消息，但我们玩得正欢，谁都没有注意。我在吧台拿起可乐喝了一口，这时，坐在吧台内侧的老板突然关了收音机，整个酒吧顿时鸦雀无声。

老板站起来对我们说道：“美国参战了！”

转过年来，我已经十七岁。自一九四二年年初开始，政府便在组织招募志愿兵。

从镇政府到商店、酒吧的墙壁上，到处都能见到募兵海报，我家的店铺当然也不例外。海报中的山姆大叔白发苍髯，头戴星条旗高礼帽，右手食指指向前方。[5]

青年男子围在海报前，和伙伴时而小声交谈，时而推推搡搡，或用凝重的眼神注视着海报。对所有人而言，此时的气氛都是一样的。

该来的还是来了，美国再也不能隔岸观火了。

事到如今，仍然有人认为美国不同于欧洲，因为美国本土并未遭到攻击，不该为其他国家而身陷战事。但传到耳中的新闻无不与战争有关，孩子们的娱乐活动也变成了攻击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游戏”。另外因为原材料不足，商店的备货情况也发生了改变。种种迹象表明，外面的世界可能乱得一团糟。不过，对外面的情况我还没有紧迫的现实感。

但战事升级后，如果职业军人和志愿兵的数量不足，政府就要实行征兵制了。更要命的是，轴心国的军队，尤其是德军相当棘手。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现在他们拥有最先进的坦克和武器、优秀的士兵，他们围绕在元首希特勒身边，众志成城。纳粹旨在征服其他民族，建立一个由日耳曼民族统治的大帝国，因此甚至蔑视基督教，连《平安夜》里“圣婴”[6]的名字都被希特勒下令更改了。

有天晚上，趁家人熟睡之际，我溜出房间，来到客厅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自己主动选择收听新闻节目。

收音机里传来播音员低沉的声音，告知人们除三个中立国外，整个西欧和东欧都沦陷在轴心国的铁蹄之下。在播放了一段由萨克斯和单簧管演奏的乐曲片段后，收音机里传来了政府的征兵宣传——“国家需要你们，勇敢的年轻人！来为自由与正义而战吧！军队管吃管住，还有工资和奖金！”听到这里，我关了收音机，因为没穿袜子，脚趾冻得冰凉。

我也有一片爱国热忱。在意大利、北非以及东亚，有不少美国士兵正在英勇奋战，我也想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们参军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人认为自己将是挫败独裁者的救世主；有人是被正义感和名誉所驱使；更有一些人是因为崇尚暴力，觉得当兵可以为所欲为。我碰到了不少人，整天叫嚣着“打爆德国佬和日本佬的头”。

但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当志愿兵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钱。

虽然经济正在复苏，但完全恢复仍遥遥无期，说不定哪天还得挨饿。入伍的话，不仅收入有了保障，一旦战死还能给家人带来一笔抚恤金。而且与其日后被强制参军，还不如现在自己主动当志愿兵，这样奖金还能多出五十美元。

当兵热笼罩着整个小镇，尤其是当你听说——汽车生产线上的小毛孩都去当兵了，远近闻名的“豆芽菜学霸”也去当兵了……所有男人都唯恐落后。在酒吧、街头以及加油站碰到熟人后，大家都是三句话不离“当兵”这件事……

“你也去吧。不赶快当兵的话，你还没来得及打爆敌人的脑袋战争就会结束了。”

“我欣不欣赏这种勇敢的行为？呵，这可说不好。也许有的人就是急着送死吧。嗯？那谁谁也去当志愿兵了？啊……明明那么弱不禁风。”

但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背起行囊，挤进开往军事基地的大巴。有的人是在恋人和家人的目送下走向军营，也有的人只是独自默默出发。打开收音机后，所有的广播都离不开战争，里面传来的音乐也是激昂的进行曲——“这是你的战争，也是我的战争，这是所有美国人的战争，让我们一起夺取胜利”。

一九四二年晚春，我决心参军。

当我把同意书拿到家人面前，表示希望父母在上面签字时，遭到了预料中的反对。全家人都不认可我的决定，父亲面露不悦，声称对我在工作上的培养是打算日后让我继承家业；母亲担心我因此而送命；姐姐对我的决定嗤之以鼻，认为我只是想装酷；小我三岁的妹妹骂了一句“你疯了”后，便甩着辫子跑回了二楼的卧室。

我曾经对朋友吹嘘过：“战争的残酷性我当然知道！稍微动动脑子也能想象。不就是顶着枪林弹雨前进、中弹负伤或是看着战友死在自己面前嘛。但说实话，我觉得这才是真的男子汉！”因此面对家人的反对，我有些恼火地借助广播里听来的台词反驳道：“我们不能隔岸观火，因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战争！”

最后，我还是难以和家人达成统一意见。此事最终还是需要奶奶决定。自从爷爷因肺炎去世后，家庭会议上最后拍板的都是奶奶。

奶奶把我叫到房间，一言未发，只是烧了热水，沏了一杯红茶。之后，用她那双和我一样颜色的淡褐色瞳孔紧紧地盯着我。事到如今，我不能退缩了，所以抢先发话：